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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名导侯孝贤的电影《童年往事》中，有这样一个片段：主人公阿孝去打台球却遭退伍军人痛斥，双方大打出手。退伍军人并非无缘无故找阿孝麻烦，因为当日是陈诚辞世之日，从大陆撤来的老兵哀恸万分，自然见不得毛孩子不分场合的贪玩。
陈诚去世不仅是1965年台湾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1949年后台湾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他身后可谓极尽哀荣。蒋介石手书挽匾、挽联，刊登于台湾各大媒体。挽匾为“党国精华”，挽联为“光复志节已至最后奋斗关头，那堪吊此国殇，果有数耶！革命事业尚在共同完成阶段，竟忍夺我元辅，岂无天乎？”公祭之目，蒋介石率军政高官致祭，而国民党副总裁一职亦从此取消。
【临危受命】
1949年1月4日，这一天是陈诚的51岁生日。按照某些地方的风俗，整数加一才是大寿，但一来中国人大多过阴历生日，二来浙江人似乎无“整数加一为大生日”的风俗。何况，他想必也没心情过生日。
此时的他临危受命，可眼前这个使命若千斤重担。
陈诚出身保定军校，曾在黄埔军校任职，还是蒋介石的同乡。1932年，他在蒋介石和宋美龄的主婚下，与谭延闿的女儿、蒋介石的干女儿谭祥结婚。有这几层关系，他自然是蒋的心腹，且精明干练，甚得器重，故有“小委员长”之称。
抗战胜利后，陈诚任参谋总长。但在内战中，他虽放豪言，可战事节节失利，他也因此成为众矢之的，党内其他派系趁机发难，蒋介石只好免去其参谋总长职务。1947年，东北战事紧急，陈诚临危受命，担任东北行辕主任，可仍损兵折将。此时陈诚胃病复发，在病榻上一边指挥作战，一边向蒋介石请罪。蒋迫于党内外压力，再度免其职务。陈诚辞职后想择地疗养，但一来时局动荡，二来他一向廉洁，在海外无恒产，在国内也无好去处，一时踯躅。蒋介石当然不会不闻不问，1948年10月，他安排陈诚携家眷前往台湾养病。
蒋介石的这一安排颇有深意，他不会随意安排自己最信任的部下。很快，这步棋就起了作用——1948年12月29日，蒋介石在下野前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面对节节败退的战局，国民党党内纷争更烈，蒋的地位岌岌可危。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也是蒋下野前的一次紧急人事布局。
不过陈诚起初并未领悟蒋的意图，对这项任命颇为困惑。加之台湾当时的军政官员并无纰漏，陈诚久历官场，出于情面，打算婉拒。蒋介石立刻回电，表示“如何不速就职，若再延滞，则夜长梦多，全盘计划，完全破败也”。在蒋看来，“有台湾在，即使大陆尽失，也可复兴”。留法出身的台湾省原主席魏道明则对陈诚表示：“如此重大人事调动，蒋总统既未征询我的意见，又不曾给你打一个招呼，这种事似乎并无先例。足见政局起了重大变化。”
1949年1月5日，陈诚正式就任台湾省主席。在台湾省府公职人员大会上，他这样说道：“政府是民众的政府，政府亦应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还表示：“今日台湾所最需要的，就是政府与人民共患难同生死的精神，使台湾成为一个复兴中华民族的堡垒，来担负复兴中华民族的使命。”不过，这慷慨激昂的语录并未引来蒋介石的认同。1月12日，他致电陈诚：“台湾法律地位与主权在对日和会未成以前，不过为我国一托管地之性质，何能明言作剿共最后之堡垒与民族复兴之根据地，岂不令中外稍有常识者之轻笑其太狂呓乎。”
【成功的土改】
临危受命的陈诚，在台湾采取了多项措施，如实行公教人员配给和住房的公平再分配，提出“浪费必贪污，节约当生产”的口号。面对台湾物价狂飙、粮食产量陡降的局面，他也实行了军事戒严，颁布《入境限制办法》，实施币制改革，抑制通胀。他所成立的“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简称“生管会”，颇有计划经济管理机构的味道，管公私企业事务，管物资分配，管贸易，管技术，几乎包罗万象。“生管会”被誉为台湾经济腾飞的奠基石，陈诚兼任生管会主任委员，尹仲容任副主任委员。（有人认为，陈诚对尹仲容的任用决定了1949年后的台湾经济走向。台湾光复后头20年的经济政策大都出自尹仲容之手，尹也因此被称为“台湾经济之父”。）其中，陈诚与尹仲容出力最多、惠及最广的举措是土改。
土改也许是国民党退守台湾前后最成功的政策。而且，它的整个过程几乎没有流血事件。
为什么要搞土改？陈诚在《台湾土地改革纪要》一书中有过陈述：“欲确保台湾，必须先求安定，而安定之道，莫先于解决民生问题。”
陈诚并不是到台湾后才关注土地改革，早在当年“围剿”时，他就曾关注中共在苏区的土地改革。1941年，他在担任湖北省主席时也曾试水，实行“二五减租”，即在粮食收获后，优先提取25%的粮食给佃农，剩下的75%由地主和佃农对半分，此举可谓日后台湾“三七五减租”的雏形。在他看来，土地问题是“中国大陆落入共产党手中的一个主要理由”。
台湾的土改也是一次土地重新分配，面对日据时期结束后，土地所有权混乱的情形，陈诚做了详细的准备工作，动用两千多名调查员调查了两百多万笔土地的大小、土质和所有权。当时，台湾土地制度混乱，土地分配严重不均，地主占据了半数以上的耕地，农民半数以上甚至80%的收成被地主掠夺。从1949年到1953年，台湾当局采取三个步骤推动土改。老一辈还能将这三步挂在嘴边：一是“三七五减租”，二是公地放领，三是实行“耕者有其田”。
所谓“三七五减租”，是将耕地租金降到土地主要作物全年收获量的37.5%为限。条例非常细致，比如为了防止纠纷，要求租约必须明确交付地租的日期与地点，如果承租人以实物为地租，出租人还要付运送费用，同时还有承租人不得再次转租等要求。当然，条例也保障地主利益，佃农需要按时纳租，欠缴两年地租地主可以解雇等。 所谓“公地放领”，是将从日本人手中收回的公有土地出售给农民，地价为耕地主要农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量的2.5倍，由承领农民分10年20期平均摊还，不必负担利息。为了确保大部分农民能够买到土地，而不是被少数富有家族垄断，当局限定每个购买土地的人必须能够维持一个六口的家庭。
至于“耕者有其田”，则是规定地主将持有土地超过3公顷的部分出售给政府，再按公地放领方式出售给佃农。佃农买地分十年支付，可在2.5倍年收入的价格下耕作所得到的田地，在超过十年的期限内用贷款归还土地款，并获得机械化与灌溉的协助。
在这个过程中，地主并不是要被打倒甚至屠戮的敌人，而是可以获得补偿，其中70%是实物土地债券，30%则是公营事业股票。
后世提起台湾土改的成功，大多指其阻力较小。在他们看来，大陆时期的国民政府，本身就与地主勾连，当然不可能革自己的命。但是到了台湾，国民党作为外来者，便再无利益纠葛，甚至有“主动掠夺”的意愿。对此观点，笔者的看法是阻力确实较小，但要说台湾当局肆无忌惮，倒也冤枉了它。
当时的台湾地主虽然占有大量土地，但社会影响力有限，在台湾当局的强势面前原本就没有多少抵抗力。但国民党为了立足台湾，采取了和平土改的方式。
利益遭到侵害的地主当然不满，因此，这些地方士绅和他们把控的省级参议院都对陈诚的政策表示反对。既然是和平土改，陈诚便没有动枪动炮，也没有发动群众，而是耐心说服。他表示台湾此时局势特殊，地主与佃农的关系十分敏感，地主若能退让，一来可以缓和矛盾，二来也有实现三民主义之“民生”的希望。当然，撂几句“狠话”也是必然的，陈诚曾公开表示：“三七五减租工作一定要确实施行，我相信困难是有的，调皮捣蛋不要脸的人也许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总不会有。”但狠话也仅此而已，并未变成事实。
他还以政治上的利益倾斜为甜头来安抚地主，实行地方自治，给予他们一定的自治权力和远高于日据时期的政治地位。“台湾地方自治研究会”就是此时成立，大家高谈阔论后，先后诞生了《台湾省县市行政区域调整方案》《台湾省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台湾省县市地方会议议员选举罢免规程》等文件。公营事业股票则是经济上的甜头，公营事业公司分别为水泥、矿业、造纸和农林，陈诚承诺四大公司将转为民营企业，以其股票换取土地，一句“农业利润只不过是数学级数，而工业利润却是几何级数”，使得许多地主在半信半疑中逐渐接受。
“三七五减租”制度推行半年后，台湾共订立30万用地租约。租约规定时间不得少于6年，6年期满再续租约，以保障佃权的相对稳定。农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粮食产量大大提升，地主与佃农的紧张关系也得以缓解。当时，台湾甚至还有“三七五新娘”一说，指佃农在三七五减租制度下收入提高，得以盖屋买牛娶媳妇，可见其影响之大。
随后的公地放领，此举本意是保障佃农，不料实施后竟然发生大量退耕事件，佃农主动请求将耕地退还地主。这并非佃农不爱土地，而是被地主蒙骗。陈诚对此心知肚明，发出公告，称“凡有威迫佃农退田者，一经查实，即科以重罪，毫不宽宥”，打消了佃农的疑虑，也震慑了地主。
有趣的是，陈诚面对议院各路委员的质疑，搬出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作为护身符，宣布要“完成总理遗愿”，在“理论高度”上占了先机。他也未一味打压地主，在他拟定的地权改革三原则中，“让农民取得土地”和“兼顾地主利益”并列，同时“移转地主之土地资金于企业”，意在一箭双雕，在土地改革的同时打下工业基础。
事后，陈诚谈及台湾土改的效果时这样写道：“一为社会动乱趋于安定，尤以农村之秩序为佳，盖因占人口大多数之农民获得耕地后，由恒产而生恒人。二为农民获得耕地后，生产兴趣与能力提高，农产品及副产品均大量增加，促进了经济发展。三为农民所得增加，生活改善，购买力随之提高，刺激工商业发展与社会经济之繁荣。四为土地改革后，冻结于土地方面之资金，逐渐转移于工商业，使工商经济获得突飞猛进之发展，改变社会之经济结构，大步进入工业化之领域。”
陈诚推动的土改，使他得来三个外号，一是“贼仔诚”，为痛恨他的地主所起，另两个则是“阿公”和“陈诚伯”，由获得土地的农民所起。陈诚去世后，许多农民自发前往殡仪馆为其送行，每年到陈诚墓前烧香拜祭者也大有人在。
当蒋介石退守台湾时，陈诚交给他的，已是一个较之前大大稳定的台湾。至于先前的地主，某些佼佼者已通过股票成为工商业巨头。辜振甫、林伯寿、林犹龙和陈启清均是通过土改，由大地主变成大资本家。同时，土地价格和股票价格在日后的双双上涨，也大大缩小了台湾的贫富差距，并延续至今。
【与蒋家父子渐生嫌隙】
正因对台湾的有效建设和在“金门之战”中的重要作用，蒋介石极为信任陈诚。
1950年3月，陈诚任“行政院长”。1950年6月，蒋介石宣布解散派系林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建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陈诚等为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负责改组国民党。
这项改造工作历时两年，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元老全部退出政坛，陈诚和蒋经国成为中坚。1952年10月，国民党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大会，票选中央委员，蒋经国得票第一，陈诚第二。后来公开发表时，是陈诚、蒋经国依序排列，陈诚等十人为中央常务委员。
1957年，陈诚被推上宦海生涯巅峰，当选为国民党副总裁。翌年，由于“行政院长”俞鸿钧遭弹劾而辞职，蒋介石再次请出陈诚组阁。这样，陈诚身兼“副总统”、副总裁和“行政院长”三要职，成为名副其实的“二号人物”。在这十余年时间里，蒋介石负责军事与党务，陈诚则负责经济和民政，蒋介石口中那句“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早成事实。
但即使如此亲近，一旦遇到传位大事，也有崩坏之虞。晚年蒋介石的最大心愿，除了“反攻大陆”，便是传位蒋经国。在这种情况下，陈诚的位置、态度，以及与蒋经国的关系，都变得非常敏感。 以蒋经国的资历以及党内派系的复杂，要成为蒋介石的接班人颇有难度。也正因此，蒋介石在极力栽培蒋经国的同时，还着手人事布局，连续逼走陈立夫，驱逐吴国桢。但相比前二者，人望更佳的陈诚才是最大的对手。尽管陈诚对蒋介石极为忠心，但对蒋经国总以长辈自居，在蒋家父子看来，这种态度便已是威胁。
当然，对陈诚的忠心，蒋介石起初仍抱信任态度。陈诚与蒋经国不合，蒋介石还曾于士林官邸召见二人，表示“你们都是我们革命的同志，更是我最亲近的两人。如今我们退守台湾，已经十年有余，河山尚未光复，同胞犹在倒悬，你们两人若还区分彼此，明争暗斗，那我们党国还有什么希望呢？”
但陈诚与蒋经国的关系并未因此改善，甚至在1958年的“行政院”改组时出现了更大的问题，以至于蒋介石对陈诚产生了猜忌。
当时，陈诚希望由自己兼任“行政院长”，由黄少谷出任副院长。因为两年后就是“总统”换届，蒋介石已连任两届，按规定不能连任，陈诚大有希望。因此，陈诚希望王世杰以长辈的身份告诫蒋经国不要太急，等自己干完一届，再向其交班。王世杰又将此事托付给了与蒋介石关系甚好的黄少谷。蒋介石知悉此事后，大骂黄少谷，并对陈诚大为不满。他在日记中写道：“辞修手段言行风度毫无改正，令人灰心。而黄少谷之自私，政客作风，其心不可问。”
1958年6月30日，蒋介石提名陈诚兼任“行政院长”。然而，陈诚与蒋介石在内阁人选上又发生了激烈冲突。首先在“教育部长”人选上，蒋介石主张由上一届“部长”张其昀继续担任，陈诚却坚决反对。陈诚认为“教育部长”必须德高望重，希望由曾任北大校长的梅贻琦出任。对于梅贻琦这种自由知识分子，蒋介石能容之却不愿用之，于是认为陈诚在政治上的缺点是“不察邪正”。
次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与经儿谈晓峰（张其昀）事。晚约晓峰来谈，其调职问题，余虽知其受北大派攻击而遭辞修之无情打击，亦明知此为胡适等反党分子对党的重大胜利。孰知行政院长改组未露消息以前，此事早为胡适所悉，并以此预对晓峰示威，望其早自预备下台，此实为余所万不料及者。可知，辞修不仅不分敌我，已失党性，而其不守机密至此，殊为可叹。”这段日记中提到“反党分子”胡适，又认为陈诚失了“党性”，语言似曾相识。对于胡适等人，蒋介石虽能容忍，但十分忌惮，陈诚竟然将“行政院”改组消息透露给这些人，自然不能被蒋介石原谅。
在“行政院副院长”的人选上，蒋介石与陈诚又有分歧。蒋介石属意王云五，陈诚却希望由黄少谷出任。几番争执后，蒋介石大为愤怒，在日记中写道：“十时，辞修来见，谈行政院人事。彼对王云五任副院长事并未有新行动，反来征求我意见。其意在黄少谷，但要我决定，而陈雪屏仍任秘书长。余认为，其对余不应如此诈伪不诚也，殊出我意外。三十年来苦心培植，不惜他人怨恨与牺牲一切情感而扶植至今。其结果如此，伤心极矣。此为余平生对人事干部所最失败、痛心之一次也。”这段记述非常微妙，一方面可见蒋介石的“爱之愈深恨之愈切”，以至于用了“最失败、痛心之一次”的说法；另一方面，那句“牺牲一切情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蒋经国，认为陈诚确实曾为蒋介石心目中的接班人选。
蒋介石在1948年出任总统后，至1960年将任满两届，按规定不能三连任。外界也有反对蒋介石违宪的声音，如自由知识分子的阵地——《自由中国》杂志就公开反对。胡适也表示反对，并请陈诚等政要转达意见。蒋介石大为不满，因为胡适等人与陈诚关系密切，而且蒋介石若不连任，陈诚显然是“受益者”。因此，蒋介石甚至认为陈诚与胡适等人串通一气。
后来，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进行修改，规定“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取得了无限期连任的权力。
不过，尽管生了嫌隙，陈诚仍然是蒋介石不可缺少的臂膀。尽管陈诚请辞“行政院长”，蒋介石仍不允许，直至1963年改组“行政院”，才批准陈诚以健康原因辞职。而且，继任者是素无派别的技术官员严家淦，无疑也为传位蒋经国铺平了道路。
【陈氏家风】
陈诚的性格中有执拗一面，比如他年少时家境窘迫，父亲一度希望他打理家中小生意，让弟弟正修考中学。但陈诚力图改变命运，自作主张，先在家温习一年，然后瞒着父母，以出外做小买卖为名，步行百余公里，投考学校，被省立第十一师范学院录取。
成功者往往有这种执拗的一面，那些似乎从天而降的运气，其实都非无缘无故，而是他们性格里就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气质。
在省立师范和杭州省立体专毕业后，陈诚进入了保定军校。再后来，便是从军追随蒋介石。他的第二任夫人谭祥便是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为其介绍并主婚。
在国民党高官中，陈诚以廉洁著称，对贪腐的态度是“零容忍”，其妻谭祥亦是著名的贤内助。赴台之后，尽管陈诚的政治生涯跌宕起伏，但夫妻二人始终荣辱与共。
谭祥是原国民党主席谭延闿的女儿，谭延闿与蒋介石关系密切，还是蒋介石与宋美龄的介绍人。谭延闿去世前，曾托付蒋介石为女儿谭祥择夫。谭祥是宋美龄的留美同学，品貌端庄，蒋介石为她介绍了时任十八军军长的陈诚。陈诚与谭祥于1932年结婚后，一直感情甚笃。谭祥为人持重，虽是名副其实的官二代加高官太太，但勤于持家，从不过问政治；举家赴台后，陈诚政务繁忙，谭祥仍是其坚强后盾。
陈诚与谭祥育有四子二女，家风甚严。
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期间，三子陈履碚、四子陈履洁正读小学，每日走路上学，从不让司机接送。陈履洁常常最早到教室打扫卫生，他小学快毕业时，陈诚给他买了一辆旧自行车，他每日放学后都会将车子擦得干干净净，绝不花钱假手车店。陈履碚在工专读书时，坚持记账，哪怕是几毛钱的邮票都记得清清楚楚。
若孩子生病，不能到校上课，陈诚夫妇总是写好请假条，语气恭敬，派人专程送给老师。
长子陈履安在六个子女中最为知名，他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毕业后，再进纽约大学深造，获数学博士学位。后来从政，官至“监察院长”。他在美国读书时的学费全靠自己打工挣来，有时甚至会暂停学业，打工一学期，凑够学费再读。陈诚病危时，家人急电召唤子女回台，蒋介石也命给陈诚子女每人提供一张机票。陈履安时为纽约大学助教，收入微薄，结果连妻子的机票钱都拿不出来，好在妻子求助娘家，才购得机票一起回台。 陈氏家族至今仍是台湾望族，热心公益，家族募捐成为常态，不追求物质的朴素家风持续至今。
1961年访美归来后，陈诚的身体情况便大为下降。1963年3月，他又带病出访南越和菲律宾。当年夏天病情恶化，医生要他停止一切活动，专事休养。于是，陈诚先后在阳明山和日月潭休养了三个月。但到了9月中旬，台风引发北部暴雨，发生特大水灾。陈诚顾不上休假未满便赶回台北，几日几夜冒雨指挥抗洪救灾，导致肝病加重。到了年底，陈诚实在无法支撑政务，请辞“行政院长”。
1964年6月，石门水库竣工。这个与土地改革并称为“两大奇迹”的工程堪称陈诚从政生涯的杰作，他抱病参加了竣工典礼。夫人谭祥为他请来全台最著名的医生陈耀翰，还有巴大维和张宪林两位教授，三人共同会诊，初步诊断为肝硬化合并肝癌。之后，陈诚赴荣总作肝功能检查，证实所患确系肝癌。
1965年初，陈诚病情日渐恶化，尽管蒋介石指示全力救治，仍无力回天。据说陈诚卧床期间，谭祥每天一早必然出现在其床前，若是晚到一阵，陈诚就会询问。而当谭祥出现在床边时，陈诚都会说一句“我等你很久了”。
当医生表示无力回天之际，谭祥再也不肯离开陈诚半步，不睡不吃，在病榻旁边放置躺椅，日夜守护。辞世之前的陈诚也心有所感，口述遗嘱，由长子陈履安记录——
一、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的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
二、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患此难。
三、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据说，这个未提到“反攻大陆”的遗嘱起初并未得到当局认同，有人认为国民党二把手怎可如此“政治不正确”，提出修改其遗嘱。但谭祥坚决不允，即使当局派人劝她“大局为重”，她仍以丈夫尊严为先，表示遗嘱“要发就照发，不发亦可，但不能修改”。后来，在蒋介石授意下，遗嘱才得以不修改发表。
3月5日，陈诚病逝，终年68岁。谭祥在挽联上写道：“伤心成独活，哪堪白首不同归。”
陈诚有生不逢时的一面。他前半生戎马生涯，打过不少胜仗，也吃过不少败仗，在东北的惨败更难以自辩。而在台湾的那些年里，尽管内忧外患，且晚年一度与蒋介石产生嫌隙，但其政治家的气度与眼界，却令人意外惊叹。只可惜无论空间还是时间，给予他的似乎都太少了些……
陈诚去世不仅是1965年台湾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1949年后台湾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他身后可谓极尽哀荣。蒋介石手书挽匾、挽联，刊登于台湾各大媒体。挽匾为“党国精华”，挽联为“光复志节已至最后奋斗关头，那堪吊此国殇，果有数耶！革命事业尚在共同完成阶段，竟忍夺我元辅，岂无天乎？”公祭之目，蒋介石率军政高官致祭，而国民党副总裁一职亦从此取消。
【临危受命】
1949年1月4日，这一天是陈诚的51岁生日。按照某些地方的风俗，整数加一才是大寿，但一来中国人大多过阴历生日，二来浙江人似乎无“整数加一为大生日”的风俗。何况，他想必也没心情过生日。
此时的他临危受命，可眼前这个使命若千斤重担。
陈诚出身保定军校，曾在黄埔军校任职，还是蒋介石的同乡。1932年，他在蒋介石和宋美龄的主婚下，与谭延闿的女儿、蒋介石的干女儿谭祥结婚。有这几层关系，他自然是蒋的心腹，且精明干练，甚得器重，故有“小委员长”之称。
抗战胜利后，陈诚任参谋总长。但在内战中，他虽放豪言，可战事节节失利，他也因此成为众矢之的，党内其他派系趁机发难，蒋介石只好免去其参谋总长职务。1947年，东北战事紧急，陈诚临危受命，担任东北行辕主任，可仍损兵折将。此时陈诚胃病复发，在病榻上一边指挥作战，一边向蒋介石请罪。蒋迫于党内外压力，再度免其职务。陈诚辞职后想择地疗养，但一来时局动荡，二来他一向廉洁，在海外无恒产，在国内也无好去处，一时踯躅。蒋介石当然不会不闻不问，1948年10月，他安排陈诚携家眷前往台湾养病。
蒋介石的这一安排颇有深意，他不会随意安排自己最信任的部下。很快，这步棋就起了作用——1948年12月29日，蒋介石在下野前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面对节节败退的战局，国民党党内纷争更烈，蒋的地位岌岌可危。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也是蒋下野前的一次紧急人事布局。
不过陈诚起初并未领悟蒋的意图，对这项任命颇为困惑。加之台湾当时的军政官员并无纰漏，陈诚久历官场，出于情面，打算婉拒。蒋介石立刻回电，表示“如何不速就职，若再延滞，则夜长梦多，全盘计划，完全破败也”。在蒋看来，“有台湾在，即使大陆尽失，也可复兴”。留法出身的台湾省原主席魏道明则对陈诚表示：“如此重大人事调动，蒋总统既未征询我的意见，又不曾给你打一个招呼，这种事似乎并无先例。足见政局起了重大变化。”
1949年1月5日，陈诚正式就任台湾省主席。在台湾省府公职人员大会上，他这样说道：“政府是民众的政府，政府亦应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还表示：“今日台湾所最需要的，就是政府与人民共患难同生死的精神，使台湾成为一个复兴中华民族的堡垒，来担负复兴中华民族的使命。”不过，这慷慨激昂的语录并未引来蒋介石的认同。1月12日，他致电陈诚：“台湾法律地位与主权在对日和会未成以前，不过为我国一托管地之性质，何能明言作剿共最后之堡垒与民族复兴之根据地，岂不令中外稍有常识者之轻笑其太狂呓乎。”
【成功的土改】
临危受命的陈诚，在台湾采取了多项措施，如实行公教人员配给和住房的公平再分配，提出“浪费必贪污，节约当生产”的口号。面对台湾物价狂飙、粮食产量陡降的局面，他也实行了军事戒严，颁布《入境限制办法》，实施币制改革，抑制通胀。他所成立的“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简称“生管会”，颇有计划经济管理机构的味道，管公私企业事务，管物资分配，管贸易，管技术，几乎包罗万象。“生管会”被誉为台湾经济腾飞的奠基石，陈诚兼任生管会主任委员，尹仲容任副主任委员。（有人认为，陈诚对尹仲容的任用决定了1949年后的台湾经济走向。台湾光复后头20年的经济政策大都出自尹仲容之手，尹也因此被称为“台湾经济之父”。）其中，陈诚与尹仲容出力最多、惠及最广的举措是土改。
土改也许是国民党退守台湾前后最成功的政策。而且，它的整个过程几乎没有流血事件。
为什么要搞土改？陈诚在《台湾土地改革纪要》一书中有过陈述：“欲确保台湾，必须先求安定，而安定之道，莫先于解决民生问题。”
陈诚并不是到台湾后才关注土地改革，早在当年“围剿”时，他就曾关注中共在苏区的土地改革。1941年，他在担任湖北省主席时也曾试水，实行“二五减租”，即在粮食收获后，优先提取25%的粮食给佃农，剩下的75%由地主和佃农对半分，此举可谓日后台湾“三七五减租”的雏形。在他看来，土地问题是“中国大陆落入共产党手中的一个主要理由”。
台湾的土改也是一次土地重新分配，面对日据时期结束后，土地所有权混乱的情形，陈诚做了详细的准备工作，动用两千多名调查员调查了两百多万笔土地的大小、土质和所有权。当时，台湾土地制度混乱，土地分配严重不均，地主占据了半数以上的耕地，农民半数以上甚至80%的收成被地主掠夺。从1949年到1953年，台湾当局采取三个步骤推动土改。老一辈还能将这三步挂在嘴边：一是“三七五减租”，二是公地放领，三是实行“耕者有其田”。
所谓“三七五减租”，是将耕地租金降到土地主要作物全年收获量的37.5%为限。条例非常细致，比如为了防止纠纷，要求租约必须明确交付地租的日期与地点，如果承租人以实物为地租，出租人还要付运送费用，同时还有承租人不得再次转租等要求。当然，条例也保障地主利益，佃农需要按时纳租，欠缴两年地租地主可以解雇等。 所谓“公地放领”，是将从日本人手中收回的公有土地出售给农民，地价为耕地主要农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量的2.5倍，由承领农民分10年20期平均摊还，不必负担利息。为了确保大部分农民能够买到土地，而不是被少数富有家族垄断，当局限定每个购买土地的人必须能够维持一个六口的家庭。
至于“耕者有其田”，则是规定地主将持有土地超过3公顷的部分出售给政府，再按公地放领方式出售给佃农。佃农买地分十年支付，可在2.5倍年收入的价格下耕作所得到的田地，在超过十年的期限内用贷款归还土地款，并获得机械化与灌溉的协助。
在这个过程中，地主并不是要被打倒甚至屠戮的敌人，而是可以获得补偿，其中70%是实物土地债券，30%则是公营事业股票。
后世提起台湾土改的成功，大多指其阻力较小。在他们看来，大陆时期的国民政府，本身就与地主勾连，当然不可能革自己的命。但是到了台湾，国民党作为外来者，便再无利益纠葛，甚至有“主动掠夺”的意愿。对此观点，笔者的看法是阻力确实较小，但要说台湾当局肆无忌惮，倒也冤枉了它。
当时的台湾地主虽然占有大量土地，但社会影响力有限，在台湾当局的强势面前原本就没有多少抵抗力。但国民党为了立足台湾，采取了和平土改的方式。
利益遭到侵害的地主当然不满，因此，这些地方士绅和他们把控的省级参议院都对陈诚的政策表示反对。既然是和平土改，陈诚便没有动枪动炮，也没有发动群众，而是耐心说服。他表示台湾此时局势特殊，地主与佃农的关系十分敏感，地主若能退让，一来可以缓和矛盾，二来也有实现三民主义之“民生”的希望。当然，撂几句“狠话”也是必然的，陈诚曾公开表示：“三七五减租工作一定要确实施行，我相信困难是有的，调皮捣蛋不要脸的人也许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总不会有。”但狠话也仅此而已，并未变成事实。
他还以政治上的利益倾斜为甜头来安抚地主，实行地方自治，给予他们一定的自治权力和远高于日据时期的政治地位。“台湾地方自治研究会”就是此时成立，大家高谈阔论后，先后诞生了《台湾省县市行政区域调整方案》《台湾省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台湾省县市地方会议议员选举罢免规程》等文件。公营事业股票则是经济上的甜头，公营事业公司分别为水泥、矿业、造纸和农林，陈诚承诺四大公司将转为民营企业，以其股票换取土地，一句“农业利润只不过是数学级数，而工业利润却是几何级数”，使得许多地主在半信半疑中逐渐接受。
“三七五减租”制度推行半年后，台湾共订立30万用地租约。租约规定时间不得少于6年，6年期满再续租约，以保障佃权的相对稳定。农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粮食产量大大提升，地主与佃农的紧张关系也得以缓解。当时，台湾甚至还有“三七五新娘”一说，指佃农在三七五减租制度下收入提高，得以盖屋买牛娶媳妇，可见其影响之大。
随后的公地放领，此举本意是保障佃农，不料实施后竟然发生大量退耕事件，佃农主动请求将耕地退还地主。这并非佃农不爱土地，而是被地主蒙骗。陈诚对此心知肚明，发出公告，称“凡有威迫佃农退田者，一经查实，即科以重罪，毫不宽宥”，打消了佃农的疑虑，也震慑了地主。
有趣的是，陈诚面对议院各路委员的质疑，搬出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作为护身符，宣布要“完成总理遗愿”，在“理论高度”上占了先机。他也未一味打压地主，在他拟定的地权改革三原则中，“让农民取得土地”和“兼顾地主利益”并列，同时“移转地主之土地资金于企业”，意在一箭双雕，在土地改革的同时打下工业基础。
事后，陈诚谈及台湾土改的效果时这样写道：“一为社会动乱趋于安定，尤以农村之秩序为佳，盖因占人口大多数之农民获得耕地后，由恒产而生恒人。二为农民获得耕地后，生产兴趣与能力提高，农产品及副产品均大量增加，促进了经济发展。三为农民所得增加，生活改善，购买力随之提高，刺激工商业发展与社会经济之繁荣。四为土地改革后，冻结于土地方面之资金，逐渐转移于工商业，使工商经济获得突飞猛进之发展，改变社会之经济结构，大步进入工业化之领域。”
陈诚推动的土改，使他得来三个外号，一是“贼仔诚”，为痛恨他的地主所起，另两个则是“阿公”和“陈诚伯”，由获得土地的农民所起。陈诚去世后，许多农民自发前往殡仪馆为其送行，每年到陈诚墓前烧香拜祭者也大有人在。
当蒋介石退守台湾时，陈诚交给他的，已是一个较之前大大稳定的台湾。至于先前的地主，某些佼佼者已通过股票成为工商业巨头。辜振甫、林伯寿、林犹龙和陈启清均是通过土改，由大地主变成大资本家。同时，土地价格和股票价格在日后的双双上涨，也大大缩小了台湾的贫富差距，并延续至今。
【与蒋家父子渐生嫌隙】
正因对台湾的有效建设和在“金门之战”中的重要作用，蒋介石极为信任陈诚。
1950年3月，陈诚任“行政院长”。1950年6月，蒋介石宣布解散派系林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建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陈诚等为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负责改组国民党。
这项改造工作历时两年，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元老全部退出政坛，陈诚和蒋经国成为中坚。1952年10月，国民党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大会，票选中央委员，蒋经国得票第一，陈诚第二。后来公开发表时，是陈诚、蒋经国依序排列，陈诚等十人为中央常务委员。
1957年，陈诚被推上宦海生涯巅峰，当选为国民党副总裁。翌年，由于“行政院长”俞鸿钧遭弹劾而辞职，蒋介石再次请出陈诚组阁。这样，陈诚身兼“副总统”、副总裁和“行政院长”三要职，成为名副其实的“二号人物”。在这十余年时间里，蒋介石负责军事与党务，陈诚则负责经济和民政，蒋介石口中那句“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早成事实。
但即使如此亲近，一旦遇到传位大事，也有崩坏之虞。晚年蒋介石的最大心愿，除了“反攻大陆”，便是传位蒋经国。在这种情况下，陈诚的位置、态度，以及与蒋经国的关系，都变得非常敏感。 以蒋经国的资历以及党内派系的复杂，要成为蒋介石的接班人颇有难度。也正因此，蒋介石在极力栽培蒋经国的同时，还着手人事布局，连续逼走陈立夫，驱逐吴国桢。但相比前二者，人望更佳的陈诚才是最大的对手。尽管陈诚对蒋介石极为忠心，但对蒋经国总以长辈自居，在蒋家父子看来，这种态度便已是威胁。
当然，对陈诚的忠心，蒋介石起初仍抱信任态度。陈诚与蒋经国不合，蒋介石还曾于士林官邸召见二人，表示“你们都是我们革命的同志，更是我最亲近的两人。如今我们退守台湾，已经十年有余，河山尚未光复，同胞犹在倒悬，你们两人若还区分彼此，明争暗斗，那我们党国还有什么希望呢？”
但陈诚与蒋经国的关系并未因此改善，甚至在1958年的“行政院”改组时出现了更大的问题，以至于蒋介石对陈诚产生了猜忌。
当时，陈诚希望由自己兼任“行政院长”，由黄少谷出任副院长。因为两年后就是“总统”换届，蒋介石已连任两届，按规定不能连任，陈诚大有希望。因此，陈诚希望王世杰以长辈的身份告诫蒋经国不要太急，等自己干完一届，再向其交班。王世杰又将此事托付给了与蒋介石关系甚好的黄少谷。蒋介石知悉此事后，大骂黄少谷，并对陈诚大为不满。他在日记中写道：“辞修手段言行风度毫无改正，令人灰心。而黄少谷之自私，政客作风，其心不可问。”
1958年6月30日，蒋介石提名陈诚兼任“行政院长”。然而，陈诚与蒋介石在内阁人选上又发生了激烈冲突。首先在“教育部长”人选上，蒋介石主张由上一届“部长”张其昀继续担任，陈诚却坚决反对。陈诚认为“教育部长”必须德高望重，希望由曾任北大校长的梅贻琦出任。对于梅贻琦这种自由知识分子，蒋介石能容之却不愿用之，于是认为陈诚在政治上的缺点是“不察邪正”。
次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与经儿谈晓峰（张其昀）事。晚约晓峰来谈，其调职问题，余虽知其受北大派攻击而遭辞修之无情打击，亦明知此为胡适等反党分子对党的重大胜利。孰知行政院长改组未露消息以前，此事早为胡适所悉，并以此预对晓峰示威，望其早自预备下台，此实为余所万不料及者。可知，辞修不仅不分敌我，已失党性，而其不守机密至此，殊为可叹。”这段日记中提到“反党分子”胡适，又认为陈诚失了“党性”，语言似曾相识。对于胡适等人，蒋介石虽能容忍，但十分忌惮，陈诚竟然将“行政院”改组消息透露给这些人，自然不能被蒋介石原谅。
在“行政院副院长”的人选上，蒋介石与陈诚又有分歧。蒋介石属意王云五，陈诚却希望由黄少谷出任。几番争执后，蒋介石大为愤怒，在日记中写道：“十时，辞修来见，谈行政院人事。彼对王云五任副院长事并未有新行动，反来征求我意见。其意在黄少谷，但要我决定，而陈雪屏仍任秘书长。余认为，其对余不应如此诈伪不诚也，殊出我意外。三十年来苦心培植，不惜他人怨恨与牺牲一切情感而扶植至今。其结果如此，伤心极矣。此为余平生对人事干部所最失败、痛心之一次也。”这段记述非常微妙，一方面可见蒋介石的“爱之愈深恨之愈切”，以至于用了“最失败、痛心之一次”的说法；另一方面，那句“牺牲一切情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蒋经国，认为陈诚确实曾为蒋介石心目中的接班人选。
蒋介石在1948年出任总统后，至1960年将任满两届，按规定不能三连任。外界也有反对蒋介石违宪的声音，如自由知识分子的阵地——《自由中国》杂志就公开反对。胡适也表示反对，并请陈诚等政要转达意见。蒋介石大为不满，因为胡适等人与陈诚关系密切，而且蒋介石若不连任，陈诚显然是“受益者”。因此，蒋介石甚至认为陈诚与胡适等人串通一气。
后来，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进行修改，规定“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取得了无限期连任的权力。
不过，尽管生了嫌隙，陈诚仍然是蒋介石不可缺少的臂膀。尽管陈诚请辞“行政院长”，蒋介石仍不允许，直至1963年改组“行政院”，才批准陈诚以健康原因辞职。而且，继任者是素无派别的技术官员严家淦，无疑也为传位蒋经国铺平了道路。
【陈氏家风】
陈诚的性格中有执拗一面，比如他年少时家境窘迫，父亲一度希望他打理家中小生意，让弟弟正修考中学。但陈诚力图改变命运，自作主张，先在家温习一年，然后瞒着父母，以出外做小买卖为名，步行百余公里，投考学校，被省立第十一师范学院录取。
成功者往往有这种执拗的一面，那些似乎从天而降的运气，其实都非无缘无故，而是他们性格里就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气质。
在省立师范和杭州省立体专毕业后，陈诚进入了保定军校。再后来，便是从军追随蒋介石。他的第二任夫人谭祥便是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为其介绍并主婚。
在国民党高官中，陈诚以廉洁著称，对贪腐的态度是“零容忍”，其妻谭祥亦是著名的贤内助。赴台之后，尽管陈诚的政治生涯跌宕起伏，但夫妻二人始终荣辱与共。
谭祥是原国民党主席谭延闿的女儿，谭延闿与蒋介石关系密切，还是蒋介石与宋美龄的介绍人。谭延闿去世前，曾托付蒋介石为女儿谭祥择夫。谭祥是宋美龄的留美同学，品貌端庄，蒋介石为她介绍了时任十八军军长的陈诚。陈诚与谭祥于1932年结婚后，一直感情甚笃。谭祥为人持重，虽是名副其实的官二代加高官太太，但勤于持家，从不过问政治；举家赴台后，陈诚政务繁忙，谭祥仍是其坚强后盾。
陈诚与谭祥育有四子二女，家风甚严。
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期间，三子陈履碚、四子陈履洁正读小学，每日走路上学，从不让司机接送。陈履洁常常最早到教室打扫卫生，他小学快毕业时，陈诚给他买了一辆旧自行车，他每日放学后都会将车子擦得干干净净，绝不花钱假手车店。陈履碚在工专读书时，坚持记账，哪怕是几毛钱的邮票都记得清清楚楚。
若孩子生病，不能到校上课，陈诚夫妇总是写好请假条，语气恭敬，派人专程送给老师。
长子陈履安在六个子女中最为知名，他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毕业后，再进纽约大学深造，获数学博士学位。后来从政，官至“监察院长”。他在美国读书时的学费全靠自己打工挣来，有时甚至会暂停学业，打工一学期，凑够学费再读。陈诚病危时，家人急电召唤子女回台，蒋介石也命给陈诚子女每人提供一张机票。陈履安时为纽约大学助教，收入微薄，结果连妻子的机票钱都拿不出来，好在妻子求助娘家，才购得机票一起回台。 陈氏家族至今仍是台湾望族，热心公益，家族募捐成为常态，不追求物质的朴素家风持续至今。
1961年访美归来后，陈诚的身体情况便大为下降。1963年3月，他又带病出访南越和菲律宾。当年夏天病情恶化，医生要他停止一切活动，专事休养。于是，陈诚先后在阳明山和日月潭休养了三个月。但到了9月中旬，台风引发北部暴雨，发生特大水灾。陈诚顾不上休假未满便赶回台北，几日几夜冒雨指挥抗洪救灾，导致肝病加重。到了年底，陈诚实在无法支撑政务，请辞“行政院长”。
1964年6月，石门水库竣工。这个与土地改革并称为“两大奇迹”的工程堪称陈诚从政生涯的杰作，他抱病参加了竣工典礼。夫人谭祥为他请来全台最著名的医生陈耀翰，还有巴大维和张宪林两位教授，三人共同会诊，初步诊断为肝硬化合并肝癌。之后，陈诚赴荣总作肝功能检查，证实所患确系肝癌。
1965年初，陈诚病情日渐恶化，尽管蒋介石指示全力救治，仍无力回天。据说陈诚卧床期间，谭祥每天一早必然出现在其床前，若是晚到一阵，陈诚就会询问。而当谭祥出现在床边时，陈诚都会说一句“我等你很久了”。
当医生表示无力回天之际，谭祥再也不肯离开陈诚半步，不睡不吃，在病榻旁边放置躺椅，日夜守护。辞世之前的陈诚也心有所感，口述遗嘱，由长子陈履安记录——
一、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的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
二、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患此难。
三、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据说，这个未提到“反攻大陆”的遗嘱起初并未得到当局认同，有人认为国民党二把手怎可如此“政治不正确”，提出修改其遗嘱。但谭祥坚决不允，即使当局派人劝她“大局为重”，她仍以丈夫尊严为先，表示遗嘱“要发就照发，不发亦可，但不能修改”。后来，在蒋介石授意下，遗嘱才得以不修改发表。
3月5日，陈诚病逝，终年68岁。谭祥在挽联上写道：“伤心成独活，哪堪白首不同归。”
陈诚有生不逢时的一面。他前半生戎马生涯，打过不少胜仗，也吃过不少败仗，在东北的惨败更难以自辩。而在台湾的那些年里，尽管内忧外患，且晚年一度与蒋介石产生嫌隙，但其政治家的气度与眼界，却令人意外惊叹。只可惜无论空间还是时间，给予他的似乎都太少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