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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住在河边。河养着村子，养着我们。
我们，包括我、大毛、兵仔……我们喝着同一条河的水，吃着同样的土地出产的五谷，过着同样习俗的端午、中秋和农历年，说着同样的方言……
如果有梦，我们每夜的枕头边，是不是做着同样的梦？梦境里，我们的欢呼啸叫像蛙鸣，于是有月或无月的晚上，一河沿的此起彼伏的蛙鸣。
这就是我们的童年和少年。这就是我们的故乡。
在我们乡下，名字叫“毛”的都是男孩。我至今没搞懂为什么男孩的名字里喜欢带“毛”，难道是希望他们长得像多毛的畜生一样强壮？乡人的哲学里，是越贱的东西越牢固长久。所以我奶奶常常念叨：家有三宝，丑妻瘦田破棉袄。丑妻不招是非，瘦田不招地主起强占的歹心，破棉袄丢了也没人要，故总能失而复归。
贱贱的大毛，是我们三人里最机灵调皮的，他的机灵令同村大人实在惊讶，好像把他祖上几代短缺的机灵给一次补齐了。大毛的爷爷，是个不入门的道士，给人“扎灵”是可以的，就是说会给死人糊漂亮的纸房子，但是不会摇铃念经，故而只能接些清明和七月半里的扎纸房子的技术活，至于登堂入室摇铃念经大吃大喝临走还可以揣了带了这样的美差，他爷爷就无望了。我一直以为，道士在亡人的灵前念念有词，可能是在背诵关于祝祷或送别之意的某篇文章，但他爷爷背不出。在清明和七月半之外的那些寻常日子里，他爷爷就兼职做乞丐，一河两岸，一旦哪里响起鞭炮声，他爷爷便捏着大碗去讨饭，有鱼有肉，所以他爷爷的伙食比那些会念经的道士并不差。大毛家的贫穷，也许自他爷爷那辈就已开始了吧，我猜。大毛的奶奶是个哑巴，经常“啊啊啊”地在门口叫，脸上没有笑，她好像不会笑似的，但她却会码骨牌，一上牌桌，眼睛溜溜地转，偶尔还作弊。
那时，我们都小，不会用阶层差别之类的眼光来看大毛。我和兵仔都喜欢跟大毛玩。大毛爬树快，他一闯了祸，他爸抡起扁担要打他，他就噌噌爬上树，比猫都快。那时她奶奶围着色泽模糊的深色围裙站在稻草屋檐下望着他“啊啊啊”地叫，他妈妈就站在树底下望着他笑。
站在树杈上，猴子一样跳跃来去的大毛，简直比大侠还要大侠。大毛有这样高超的本领，对于我们这个三人党，自然意义重大。我们摸清了河堤上下四五里的果树位置和大致果熟时间，老实说，我们比果树主人更焦急。做主人的，可以放宽心，果树长在土上跑不掉，果子迟早是他们家的。可我们不一样啊，我们馋得厉害，朝思暮想，只得暗地里去偷。
每次偷果子，都是大毛上树，我和兵仔在树下接应。大毛很义气，从不在树上吃，他是一上树就摘，把汗衫扎紧口子当口袋装，反倒我们树下的人一口一口地咽口水。偷桃和偷梨都是苦差，那时乡间的桃都是毛桃，光着上身的大毛常常弄得一身桃毛，身上抓出一片片疹子来。他一下桃树，我们抱桃而逃，一进入安全地带，大毛便一头扎进水里，在水里泡上好一会儿。我和兵仔就蹲在人家的洗衣石上洗桃，洗好在岸上等他一起分享美味。
常在河边走，难免湿脚。我们村庄沿河而居，家家果树基本都傍着河。有时果树主人突然回来，大毛一时情急，便从树上直接跳进河里，“嘭”一声，一个猛子扎到河对岸。
梨树叶子上经常生有“痒辣子”，人若碰到，皮肤又疼又痒，极难受。梨树主人通常自制梨套来套梨，套过把那工具收进屋。我们偷梨，没有工具，只能赤膊上阵。自然是大毛上树，他常常在树上辣得啊呀啊呀叫。听人说，被痒辣子刺着了，用奶水抹抹就会好，可是我们三人的妈妈早不产奶了。有一年，村里有了新妇，夏天，那婴儿才三四月，睡在木摇床里，蛹似的，新妇坐在摇床边摇着孩子。这一回，我打头阵，我走到新妇面前，问新妇小孩是男是女，不時夸婴儿好看，我的铺垫工作太长了，大毛急得在墙边龇牙咧嘴。“奶！奶！奶！”他在小声叫。我便明知故问新妇：小宝宝吃奶吗……我也想要一点奶儿。当我终于双手捧着新妇挤的一撮奶水回到墙根时，大毛早已跳下河。
我这样无能，可是只消一夜，第二天的各类行动里，大毛依然会放我进入，我们很有些均田地共金银的豪气。
在梨熟的季节，我们盼望隔几天来一场台风，这样，梨就会被刮进水里。在乡下，掉进水里的梨，任何人都可以去捞去摸的，主人绝不责怪。我们便常常盼着这样的好天气到来。刮落入水的梨，基本都沉在水底，下水摸梨，大毛和兵仔两人都有这本领，我只需站在岸上看好战利品。这是最幸福的时光，凭劳动吃果实，光明正大，心不慌张。
我和大毛这样好，却很少去他家里玩。除了他哑巴奶奶面相凶恶之外，还因为他家里总是黑乎乎的。我喜欢到兵仔家里玩，兵仔有个姐姐，喜欢给我梳各样的辫子。兵仔的妈妈和我妈妈昔时又是同村姑娘，她们以姐妹相称，常在一起码骨牌。
我往兵仔家跑得勤，似乎大毛也并无醋意。
那时，河上没有桥，两岸来往，或者绕路到河梢头，或者就靠渡船了。摆渡这事有些烦人，虽然能挣几个渡钱，但随叫随到长期坚持下去，一般人家委实做不到。尤其是冬春的乡闲时间，有人走亲戚吃醉了酒，半夜喊“过河”，摆渡人从热被窝里起床接送渡客，真是艰难。若想装聋作哑不开门，人家就会一直喊下去，直到一河两岸左邻右舍都对摆渡人起了恨心。
我们那一段河面，摆渡的是大毛爸爸。田地就在家门口，有时有人过河，敞开嗓子喊一声，大毛爸爸就会从泥田里爬上来，跑到河边划船。
后来，大毛大了，会水了，会划船了，偶尔也能替一下他爸。替着替着，有了甜头。不上学的日子，只要有人过河，大毛不待人喊，就上了船。大毛上船，我和兵仔就上船，那时过渡一毛钱一趟，一下午运气好能收到好几毛钱，大毛就领着我们在河对岸的小店里买零食，葵花籽或花生米居多，这两样东西一小包能有几十粒。船泊在对岸，我们坐在对岸的河堤上吃着珍贵的零食，隔着河水看我们的村庄，像在珍馐满目的天堂俯瞰人间。我们恍惚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划船，吃零食，划船……时光不老，村庄不变，河水终年地淌，可是河还在我们脚底，一寸不减。
变化是从我家的萱草开始的。初夏，我家院子前的萱草开花了，两朵，喇叭似的黄花，父亲说此花可以吃，晒干更可留着慢慢吃。我便摘了萱草花，放在水边的瓦台上晒，我自己就端把椅子坐在瓦台边。没坐多久，大毛和兵仔就来了，他们没见过，问我花名。他们知道花名后还不走，忽然，兵仔提出想要一朵萱草花，我不想给，兵仔抢一朵就跑了。可是，大毛还没走，让我也给他一朵。我想，总共才两朵，再给我自己都没了，就低头不给。忽然，大毛在我面前念道：给我不给他，养个儿子没嘴巴；给他不给我，养个儿子没屁股。 我又惊又羞，伸手去轰他，他敏捷一让，抢了另一朵就跑。大毛和兵仔，一人捏一朵萱草花，笑嘻嘻跑远了。我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心里似有惊雷轰响：原来我是女孩子，和他们不一样，我长大了会生小孩的。想到生小孩，我就想到大毛和兵仔是男孩，他们不是我的同类。
渐渐地，我和大毛、兵仔就玩得少了。
上初中，我和大毛同班，兵仔在另一个班。每天上学，大毛和兵仔一路言笑着，路过我家门口。他们路过时，总喜欢往我家看一眼，但也不喊我同道。放学时，兵仔就早早跑到我的教室门口等大毛。我眼见着他们越来越成为男人的样子，嗓音变粗，动辄甜腻腻地逗着女同学……
我们学校在江堤脚下，经常清晨和黄昏时，学校东边院墙那一块萦绕着一条长长的白气，远看像横着扯起的轻纱幕帐，梦幻神秘。我们小孩子听风就是雨，以为那是鬼魂在出没，用一片雾气罩着让我们看不到，因为那院墙外半里的地方就有一片坟茔。
这一带雾气在春秋时节里最为浓厚，我们课上课下叽叽喳喳的，渐渐就传到了老师那里。老师说：我们学校这一片地，地底下可能有一条地下河，院墙边冒白气的地方，可能距地下河最近，所以那里潮气最重。我们听了，惊讶得不得了。
我们都住在河边，日间河上渡来渡去，却不知这世间还有一条河，在幽暗的土壤深处。地下河，应该是跟不远处的长江保持着同样的流向吧，自西向东，只是终朝不见阳光。
我们坐在课堂上，风吹书页，一时默然。我想入非非，心生怜悯：那该是一条被我们村庄和学校压得抬不起腰身的河流吧。大毛到底是男孩子，没有我这样的小心思，他自此对地下河有了无尽的兴趣。水文勘察的人到我们学校里，大毛就跟屁虫似的跟着，看他们在操场上打洞，钻井似的往地下钻，从地层深处探出来一捧捧干净如洗的黄沙——他们探到了地下河的河床。
“真的有地下河！我们学校连带这个村子，是漂在地下河之上的！”大毛得出他的结论。他把他的结论，告诉给班里一帮男孩子，放学后还搭着兵仔的肩膀继续吹嘘他的发现。
我们听着大毛的理论，心里害怕：假如有一天，我们漂走了怎么办？没漂走的，会不会在某个夜晚，忽然崩塌，深深坠入地下河？
大毛成了我班的地理学家。他胆大，带着思索的低头状，经常跑到院墙那一块，在那里逡巡。他想听到地下河的流水声，是像汛期时的地表河那样哗哗地淌？还是像厨房的水桶漏水那样叮叮地滴？有时他甚至爬上院墙墙头，半空里来回地走，寻找划船时的那种微微的眩晕感。真让人担心：假如忽然坠到地底下了怎么办？我们可不敢去捞。
我那时对地下河兴趣不大，惊讶了几日，害怕了几日，便沉迷于读席慕蓉了。《无怨的青春》《七里香》……席慕蓉的一本本诗集占去了我整个青春时光。养长头发，穿连衣裙，吟风伤月地写小诗……我越来越雌化，便也离越来越雄化的大毛、兵仔更远了。
初一、初二年级都有地理课，地理老师上课时喜欢提问大毛，大约因为大毛总能顺利回答问题令老师倍生成就感。世界真大啊！除了我们学校的地下河，除了我们村的长宁河，除了不远处的长江，还有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还有南极洲……将来，我的地理通的大毛伙伴，会否驾一只小船，载上我和兵仔，顺长江到东海，到太平洋，然后在南极洲，我们坐下来，掏出一包花生米来且吃且聊？
就像从前。我望着侃侃而谈的大毛，胡乱想。
但是，这样的幻想，一进入初三，就消散了。我们面临中考，或者考上，将来“跳农门”；或者刷下，就地卧倒，在我们这个江北半岛形沙洲上种地，南极洲太远就不去了。
初三那年春三四月，我放学回家，吃午饭时听见我妈和邻居们说笑。乡村太寂寞了，一点点的风吹草动，都可以发酵成为一出大戏。他们说的笑话是，大毛的妈妈在水边淘米时，打瞌睡，一头栽水里了。这个笑话在我们村里每次一重播，都会“啪啦”一声带出一地的笑声。大毛妈妈当然爬上岸了，总还不至于到了水里还在打瞌睡。乡人们以一个正常人的眼光看大毛妈妈，看大毛一家，那真是错漏百出的人间一角。
大毛妈妈弱智，但没有攻击性，一年到头见人就笑。先前大毛家的饭食卫生都是他奶奶操弄，我们上初中时，他奶奶忽然就病故了，后来就不知他们家谁做饭了。
世界那么大，可是大毛放学只能回家，然后等命运未卜的午饭或晚饭。还有一桩，他爸爸兼着摆渡的营生丢了。要想富，先修路——到處都在修路，或是正谋划着修路，陆路交通正一寸寸深入，代替古老的水路交通，到我们村，便是在这条百余岁的人工长河上筑堤筑坝，就像苏轼在西湖上筑苏堤一样。我们是密集筑堤，隔那么几百米就有一堤坝，于是，我们的悠长悠长的长宁河便被切成了一块一块的方塘，水里养鱼，堤上通行，两岸来往越发便捷密切。
有了密集的堤坝，大毛爷爷的乞讨自然也更加便捷。有一回，我站在树荫下钓鱼，我那时偶尔还返祖似的喜欢挑战和试验一下男孩们做的事情——钓鱼时却听见大毛和他爷爷在吵。他爷爷一听见炮响便闻风而动，拿着大碗就要走，大毛拖住他爷爷，不让爷爷去乞讨。我知道，大毛已经不是从前的大毛了，从前是只要有鱼肉鸡鸭他就可以不问来路地从爷爷碗头搛走欢喜吃下。如今，大毛和我一样长大了，除了衣食所求，我们的身体里已经生长出一些叫作“尊严、荣耀、梦想”之类的物质。换我是大毛，我也不许自己的家人出门乞讨。
“老头子，你这回再出门讨就别回来了！”我听见大毛在骂他爷爷了，但是，声音里分明汪着嘶哑的哭声。
他爷爷握着碗，一路小跑，往堤坝这边来。我提了钓干，低头回家，心里也有说不出的沉重。
初三，不仅面临中考，而且初三的学习科目中也少了几样，其中包括地理。没有地理课的初三，对于大毛来说，形同荒漠。在没有地理的课堂上，老师们说得吐沫横飞，我们写得飞沙走石，一抬头看见窗边坐着的大毛，忽然觉得他显得那么多余。
我瞥一眼大毛，知道自己和大毛将来要走的肯定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大毛那时除了地理好之外，其他课程都糟糕，而我的成绩已在班级远远甩掉女生，直逼男生中的尖子生。 中考，我考进了一所中专，只待一毕业就捧铁饭碗。兵仔和大毛都没考上高中，但各有去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当兵不再像七十年代那样成为潮流，新的潮流是经商，手持大哥大，脖戴金项链，腰缠万贯，所以叫兵仔的小青年跟着他从商的姐夫一道闯市场去了。大毛呢，无亲戚可靠，年轻人总归要出门，他后来去了哪里我也没问过。
中专录取通知书下来时，我家里来了一些亲戚来贺，提了脸盆、水瓶、笔记本之类作礼品，鞭炮也响了一时，大毛的爷爷倒是没来乞讨，也或者他出门乞讨了没赶上来我家。我和大毛、兵仔，我们三人，到底谁最先离开已经切碎了的长宁河，离开我们的村庄，我们都不知晓。我们，小心翼翼地，各走各路，都不想惊扰了对方。
中专学校里，我又学到了地理。年轻的地理老师，意气风发，讲到河流、土壤、植被、大气循环，我忽然觉得，即使是一粒尘埃、一颗水滴、一立方看不见的空气，他们在天地之间，也都有自己的坐标，或者运行的轨迹。翻着书页时，偶尔会想到大毛，那个因为发现地下河的存在而神采飞扬的少年，此刻的他，会像一粒尘埃一样，在风里还是在世人的脚下？
多好的地理课！多好的少年！
过年回家，在切碎的长宁河边，光秃秃的榆树下，碰到过兵仔，也碰到过大毛，但没同时碰到过兵仔和大毛。兵仔一副小商人打扮，穿戴体面，话语间见多识广的样子。大毛黑瘦，跟我只笑笑，我猜他在工地打工，抽烟时伸出的手指干裂，指甲缝里似有还没洗尽的石灰泥。
又一年的一个正月初几里，听见兵仔家那边鞭炮响，我妈说：兵仔订婚了！我们那里，订婚时男方跟女方一道买衣服、金银首饰、自行车之类，买回来了就会放鞭炮，给左邻右舍送喜糖，然后将所买物品再送到女方家里。也有好奇的婆婆媳妇们，会循声去参观所买物品。我说：兵仔订婚真早！我妈说：家里条件好，可不就被人家姑娘早早看上！这年头，谁家姑娘眼睛不雪亮！
我妈说过叹了一声气，我知道那意思。假如我不是考上中专，说不定跟兵仔订婚的人就是我。可惜我妈只有我一个女儿，若是有两个，一个错过了，也许会让另一个替上，那么殷实的人家错过多可惜。
我工作后有一回周末回家，吃饭时又听见我妈捧着饭碗在河堤上与几个伯母闲呱。
“喜欢对河的！”伯母说。
一群妇女说着，说完跟一阵笑声。
兵仔结婚了，可是大毛女朋友还没有。别人家里，儿的婚事都是娘操心奔走，可是大毛妈只是整日傻笑，根本就无人来做媒。大毛喜欢家住河对岸的一个姑娘，那姑娘常在河边洗衣洗菜，夏天会在河边洗脚，裤脚往上一捋，两条小腿白得发光，大毛就坐在自家屋檐下隔着河看姑娘洗。
听说大毛后来发动他父亲去姑娘家提亲，他父亲没敢，没有胆量。他父亲以自己的娶亲经历推测，他们家百分百高攀不上。大毛不死心，便托了他家一个有些声望的亲戚去帮他提亲，亲戚鼓动他说：大毛你人聪明，买几样礼品，你自己上门去提最管用。大毛便依计去行。
大毛的礼品被姑娘父母“哐啷”扔出好幾丈远，还连带着一顿羞辱和责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一窝人不是讨饭就是孬子……房子都要倒的人家还想娶媳妇，哼……
大毛站在姑娘家门口听凭辱骂，姑娘躲在闺房里不出来。大毛忽然一路狂奔回家，连礼品也不要了。这之后，我们河边的老老少少便很少见到大毛了，大毛整日睡在家里，也不出门干活。村里流传：大毛得了相思病！听说大毛的头发好长，也不剃，真成了毛人了。
兵仔的老婆生了宝宝，偶尔会跟着她婆婆一道抱着宝宝来我家串门。“吓死了，”兵仔老婆说，“我们走路都不敢走他家门口，他现在见到女人就抱！”我妈听了，向我珍重告诫道：“阿晴你放假回来，可千万别往下河去！”大毛住我家的河下游方向。自此，长宁河在我心里又被切了一刀，断了，河下游的大毛家，成了阴森恐怖的远方。每周末回家，我站在河边，目光穿过榆荫，穿过柳荫，遥看大毛家低矮的小屋，心里恐惧又惋惜：大毛成了人人惧怕的动物了！
四奶奶家屋后水边有棵棠梨树，春天戴重孝似的披一顶的白花，夏天会结出褐色的又小又苦的果子。幼时，我和大毛、兵仔都摘过那果子，放在四奶奶家茅房边的稻草灰里焐，焐软了就可以入口了，也不那么苦了。想想那时，我们神农尝百草一般，把乡间各种草木花果藤蔓的苦和甜都一一尝过，生活充满期待、渴望、冒险、惊喜……
大毛，对不起！
我在心里跟大毛说。原谅我像其他人一样，害怕你，远离你，默默地心疼你。
不记得过了几年，大毛的状况越发糟糕，听说他违背伦理，强奸了一个亲戚。他不是得相思病了。他是疯了。透透地疯了。
然后我结婚成家，回娘家的时候越发少了。某年春天回家，带着孩子在河堤玩，母亲说：往下河边走没事了。
我一愣，没明白意思。伯母拎着一篮菜经过，诧异道：大毛死了，你还不晓得？
我心下轰然：大毛怎么死了？
伯母就笑。
淹死的。母亲说。
怎么可能？大毛水性那么好，一个猛子可以扎到河对岸。
伯母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他家里人说是淹死的。死的当天，就拖走火化了，年轻人死了不在家过夜的。
我妈的消息不及我伯母灵通和全面，我妈寻常时日多在码骨牌，所以只是知道大毛死了，下河边太平无事了。我伯母接下来形象描述道：大毛的尸体被人抬着，经过河中间的堤坝，然后放进等候在河对岸的玻璃棺里。他爸爸趴在玻璃棺上哭，一个男人的哭声好大，一河两岸都听得真切。那时河对岸已经有乡镇企业家集资修了水泥路，车行方便，而我们这边还是潮阴阴的泥巴路。
我妈便问我伯母：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伯母低声道：听说吃了什么东西……天知道呢。家里人也给他搞怕了，怕他还……又跟他老子打。
我望着长宁河，河里夕阳颤动，河边榆树悬挂串串榆钱，在风里悠扬摆动——故乡多美啊！只是，故乡再没有了一个名叫“大毛”的人了。
兵仔的事业越做越好，成了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企业家，一度把自己的产品卖到东南亚。我呢，鬼使神差地，成了一个不出名的作家。二十多年过去，大家都混得有些头脸了，同学群、老乡群纷纷拉起来，我和兵仔接上了头，然后成为微信朋友圈好友，彼此关注对方动态，相互点个赞。有一回在京城，我在那里进修，兵仔在那里参加一国企某个项目的招标，同在京城，便约上一见。
见面后，我们都彬彬有礼，起坐间都表现得优雅得体。兵仔问我创作，也问我创作的收入情况，大约在商人习惯性思维里，收入多寡基本就能标注这种职业的高低贵贱。我说得有些脸红。兵仔马上跟上礼貌的安慰。然后，我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说起大毛。
原来，我们都那么深深地记得，我们的大毛伙伴。
“假如大毛不生在那个家庭，他肯定不会疯的。他比我还聪明。”兵仔悠悠地说。
我点头：“原生家庭，有时就是筑造一个人命运的模具。对于一些人，背负着原生家庭的枷锁，注定一世为囚，举步维艰。”
相比大毛，兵仔要幸运得多，当年他姐夫从商，他父亲在村上管理着村办小企业，资金、经验和机遇令他少吃很多苦。我也是幸运的，父母正常，家庭气氛融洽，兄弟姐妹也不多，令我能够安心学业。
“听说大毛是淹死的。”我说。
“哦？晚上淹死的？”兵仔问。没想到兵仔多年在外闯荡，对故乡的事竟多不知情。
“应该是白天吧。”我说。
“哦。如果他现在还在，头脑正常的话，我一定会让他到我企业里来帮个忙。”兵仔遗憾地说。
“大毛最擅长的是地理，也许可以帮你把业务拓展到南极洲……当年，大毛天天在学校院墙上来回走，我只是担心他会坠进学校地底下的暗河里淹死；而他一旦坠下去了，我会害怕，会不敢捞他。”我越说声音越低。
然后，我和兵仔都沉默了。良久沉默。
窗外，那么多霓虹照耀，人人脚步带光，我们身处繁华。可是，我们有一段往事，像地下河一样埋得很深的往事。
我的听觉似乎越来越灵敏，在日日走过的阳光下，在青草拥覆的公园里，一低头仿佛就能听见地层深处有河流满怀幽咽，低低流淌。
那里有光吗？如果有，是不是匍匐的姿势？
责任编辑车前草
我们，包括我、大毛、兵仔……我们喝着同一条河的水，吃着同样的土地出产的五谷，过着同样习俗的端午、中秋和农历年，说着同样的方言……
如果有梦，我们每夜的枕头边，是不是做着同样的梦？梦境里，我们的欢呼啸叫像蛙鸣，于是有月或无月的晚上，一河沿的此起彼伏的蛙鸣。
这就是我们的童年和少年。这就是我们的故乡。
在我们乡下，名字叫“毛”的都是男孩。我至今没搞懂为什么男孩的名字里喜欢带“毛”，难道是希望他们长得像多毛的畜生一样强壮？乡人的哲学里，是越贱的东西越牢固长久。所以我奶奶常常念叨：家有三宝，丑妻瘦田破棉袄。丑妻不招是非，瘦田不招地主起强占的歹心，破棉袄丢了也没人要，故总能失而复归。
贱贱的大毛，是我们三人里最机灵调皮的，他的机灵令同村大人实在惊讶，好像把他祖上几代短缺的机灵给一次补齐了。大毛的爷爷，是个不入门的道士，给人“扎灵”是可以的，就是说会给死人糊漂亮的纸房子，但是不会摇铃念经，故而只能接些清明和七月半里的扎纸房子的技术活，至于登堂入室摇铃念经大吃大喝临走还可以揣了带了这样的美差，他爷爷就无望了。我一直以为，道士在亡人的灵前念念有词，可能是在背诵关于祝祷或送别之意的某篇文章，但他爷爷背不出。在清明和七月半之外的那些寻常日子里，他爷爷就兼职做乞丐，一河两岸，一旦哪里响起鞭炮声，他爷爷便捏着大碗去讨饭，有鱼有肉，所以他爷爷的伙食比那些会念经的道士并不差。大毛家的贫穷，也许自他爷爷那辈就已开始了吧，我猜。大毛的奶奶是个哑巴，经常“啊啊啊”地在门口叫，脸上没有笑，她好像不会笑似的，但她却会码骨牌，一上牌桌，眼睛溜溜地转，偶尔还作弊。
那时，我们都小，不会用阶层差别之类的眼光来看大毛。我和兵仔都喜欢跟大毛玩。大毛爬树快，他一闯了祸，他爸抡起扁担要打他，他就噌噌爬上树，比猫都快。那时她奶奶围着色泽模糊的深色围裙站在稻草屋檐下望着他“啊啊啊”地叫，他妈妈就站在树底下望着他笑。
站在树杈上，猴子一样跳跃来去的大毛，简直比大侠还要大侠。大毛有这样高超的本领，对于我们这个三人党，自然意义重大。我们摸清了河堤上下四五里的果树位置和大致果熟时间，老实说，我们比果树主人更焦急。做主人的，可以放宽心，果树长在土上跑不掉，果子迟早是他们家的。可我们不一样啊，我们馋得厉害，朝思暮想，只得暗地里去偷。
每次偷果子，都是大毛上树，我和兵仔在树下接应。大毛很义气，从不在树上吃，他是一上树就摘，把汗衫扎紧口子当口袋装，反倒我们树下的人一口一口地咽口水。偷桃和偷梨都是苦差，那时乡间的桃都是毛桃，光着上身的大毛常常弄得一身桃毛，身上抓出一片片疹子来。他一下桃树，我们抱桃而逃，一进入安全地带，大毛便一头扎进水里，在水里泡上好一会儿。我和兵仔就蹲在人家的洗衣石上洗桃，洗好在岸上等他一起分享美味。
常在河边走，难免湿脚。我们村庄沿河而居，家家果树基本都傍着河。有时果树主人突然回来，大毛一时情急，便从树上直接跳进河里，“嘭”一声，一个猛子扎到河对岸。
梨树叶子上经常生有“痒辣子”，人若碰到，皮肤又疼又痒，极难受。梨树主人通常自制梨套来套梨，套过把那工具收进屋。我们偷梨，没有工具，只能赤膊上阵。自然是大毛上树，他常常在树上辣得啊呀啊呀叫。听人说，被痒辣子刺着了，用奶水抹抹就会好，可是我们三人的妈妈早不产奶了。有一年，村里有了新妇，夏天，那婴儿才三四月，睡在木摇床里，蛹似的，新妇坐在摇床边摇着孩子。这一回，我打头阵，我走到新妇面前，问新妇小孩是男是女，不時夸婴儿好看，我的铺垫工作太长了，大毛急得在墙边龇牙咧嘴。“奶！奶！奶！”他在小声叫。我便明知故问新妇：小宝宝吃奶吗……我也想要一点奶儿。当我终于双手捧着新妇挤的一撮奶水回到墙根时，大毛早已跳下河。
我这样无能，可是只消一夜，第二天的各类行动里，大毛依然会放我进入，我们很有些均田地共金银的豪气。
在梨熟的季节，我们盼望隔几天来一场台风，这样，梨就会被刮进水里。在乡下，掉进水里的梨，任何人都可以去捞去摸的，主人绝不责怪。我们便常常盼着这样的好天气到来。刮落入水的梨，基本都沉在水底，下水摸梨，大毛和兵仔两人都有这本领，我只需站在岸上看好战利品。这是最幸福的时光，凭劳动吃果实，光明正大，心不慌张。
我和大毛这样好，却很少去他家里玩。除了他哑巴奶奶面相凶恶之外，还因为他家里总是黑乎乎的。我喜欢到兵仔家里玩，兵仔有个姐姐，喜欢给我梳各样的辫子。兵仔的妈妈和我妈妈昔时又是同村姑娘，她们以姐妹相称，常在一起码骨牌。
我往兵仔家跑得勤，似乎大毛也并无醋意。
那时，河上没有桥，两岸来往，或者绕路到河梢头，或者就靠渡船了。摆渡这事有些烦人，虽然能挣几个渡钱，但随叫随到长期坚持下去，一般人家委实做不到。尤其是冬春的乡闲时间，有人走亲戚吃醉了酒，半夜喊“过河”，摆渡人从热被窝里起床接送渡客，真是艰难。若想装聋作哑不开门，人家就会一直喊下去，直到一河两岸左邻右舍都对摆渡人起了恨心。
我们那一段河面，摆渡的是大毛爸爸。田地就在家门口，有时有人过河，敞开嗓子喊一声，大毛爸爸就会从泥田里爬上来，跑到河边划船。
后来，大毛大了，会水了，会划船了，偶尔也能替一下他爸。替着替着，有了甜头。不上学的日子，只要有人过河，大毛不待人喊，就上了船。大毛上船，我和兵仔就上船，那时过渡一毛钱一趟，一下午运气好能收到好几毛钱，大毛就领着我们在河对岸的小店里买零食，葵花籽或花生米居多，这两样东西一小包能有几十粒。船泊在对岸，我们坐在对岸的河堤上吃着珍贵的零食，隔着河水看我们的村庄，像在珍馐满目的天堂俯瞰人间。我们恍惚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划船，吃零食，划船……时光不老，村庄不变，河水终年地淌，可是河还在我们脚底，一寸不减。
变化是从我家的萱草开始的。初夏，我家院子前的萱草开花了，两朵，喇叭似的黄花，父亲说此花可以吃，晒干更可留着慢慢吃。我便摘了萱草花，放在水边的瓦台上晒，我自己就端把椅子坐在瓦台边。没坐多久，大毛和兵仔就来了，他们没见过，问我花名。他们知道花名后还不走，忽然，兵仔提出想要一朵萱草花，我不想给，兵仔抢一朵就跑了。可是，大毛还没走，让我也给他一朵。我想，总共才两朵，再给我自己都没了，就低头不给。忽然，大毛在我面前念道：给我不给他，养个儿子没嘴巴；给他不给我，养个儿子没屁股。 我又惊又羞，伸手去轰他，他敏捷一让，抢了另一朵就跑。大毛和兵仔，一人捏一朵萱草花，笑嘻嘻跑远了。我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心里似有惊雷轰响：原来我是女孩子，和他们不一样，我长大了会生小孩的。想到生小孩，我就想到大毛和兵仔是男孩，他们不是我的同类。
渐渐地，我和大毛、兵仔就玩得少了。
上初中，我和大毛同班，兵仔在另一个班。每天上学，大毛和兵仔一路言笑着，路过我家门口。他们路过时，总喜欢往我家看一眼，但也不喊我同道。放学时，兵仔就早早跑到我的教室门口等大毛。我眼见着他们越来越成为男人的样子，嗓音变粗，动辄甜腻腻地逗着女同学……
我们学校在江堤脚下，经常清晨和黄昏时，学校东边院墙那一块萦绕着一条长长的白气，远看像横着扯起的轻纱幕帐，梦幻神秘。我们小孩子听风就是雨，以为那是鬼魂在出没，用一片雾气罩着让我们看不到，因为那院墙外半里的地方就有一片坟茔。
这一带雾气在春秋时节里最为浓厚，我们课上课下叽叽喳喳的，渐渐就传到了老师那里。老师说：我们学校这一片地，地底下可能有一条地下河，院墙边冒白气的地方，可能距地下河最近，所以那里潮气最重。我们听了，惊讶得不得了。
我们都住在河边，日间河上渡来渡去，却不知这世间还有一条河，在幽暗的土壤深处。地下河，应该是跟不远处的长江保持着同样的流向吧，自西向东，只是终朝不见阳光。
我们坐在课堂上，风吹书页，一时默然。我想入非非，心生怜悯：那该是一条被我们村庄和学校压得抬不起腰身的河流吧。大毛到底是男孩子，没有我这样的小心思，他自此对地下河有了无尽的兴趣。水文勘察的人到我们学校里，大毛就跟屁虫似的跟着，看他们在操场上打洞，钻井似的往地下钻，从地层深处探出来一捧捧干净如洗的黄沙——他们探到了地下河的河床。
“真的有地下河！我们学校连带这个村子，是漂在地下河之上的！”大毛得出他的结论。他把他的结论，告诉给班里一帮男孩子，放学后还搭着兵仔的肩膀继续吹嘘他的发现。
我们听着大毛的理论，心里害怕：假如有一天，我们漂走了怎么办？没漂走的，会不会在某个夜晚，忽然崩塌，深深坠入地下河？
大毛成了我班的地理学家。他胆大，带着思索的低头状，经常跑到院墙那一块，在那里逡巡。他想听到地下河的流水声，是像汛期时的地表河那样哗哗地淌？还是像厨房的水桶漏水那样叮叮地滴？有时他甚至爬上院墙墙头，半空里来回地走，寻找划船时的那种微微的眩晕感。真让人担心：假如忽然坠到地底下了怎么办？我们可不敢去捞。
我那时对地下河兴趣不大，惊讶了几日，害怕了几日，便沉迷于读席慕蓉了。《无怨的青春》《七里香》……席慕蓉的一本本诗集占去了我整个青春时光。养长头发，穿连衣裙，吟风伤月地写小诗……我越来越雌化，便也离越来越雄化的大毛、兵仔更远了。
初一、初二年级都有地理课，地理老师上课时喜欢提问大毛，大约因为大毛总能顺利回答问题令老师倍生成就感。世界真大啊！除了我们学校的地下河，除了我们村的长宁河，除了不远处的长江，还有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还有南极洲……将来，我的地理通的大毛伙伴，会否驾一只小船，载上我和兵仔，顺长江到东海，到太平洋，然后在南极洲，我们坐下来，掏出一包花生米来且吃且聊？
就像从前。我望着侃侃而谈的大毛，胡乱想。
但是，这样的幻想，一进入初三，就消散了。我们面临中考，或者考上，将来“跳农门”；或者刷下，就地卧倒，在我们这个江北半岛形沙洲上种地，南极洲太远就不去了。
初三那年春三四月，我放学回家，吃午饭时听见我妈和邻居们说笑。乡村太寂寞了，一点点的风吹草动，都可以发酵成为一出大戏。他们说的笑话是，大毛的妈妈在水边淘米时，打瞌睡，一头栽水里了。这个笑话在我们村里每次一重播，都会“啪啦”一声带出一地的笑声。大毛妈妈当然爬上岸了，总还不至于到了水里还在打瞌睡。乡人们以一个正常人的眼光看大毛妈妈，看大毛一家，那真是错漏百出的人间一角。
大毛妈妈弱智，但没有攻击性，一年到头见人就笑。先前大毛家的饭食卫生都是他奶奶操弄，我们上初中时，他奶奶忽然就病故了，后来就不知他们家谁做饭了。
世界那么大，可是大毛放学只能回家，然后等命运未卜的午饭或晚饭。还有一桩，他爸爸兼着摆渡的营生丢了。要想富，先修路——到處都在修路，或是正谋划着修路，陆路交通正一寸寸深入，代替古老的水路交通，到我们村，便是在这条百余岁的人工长河上筑堤筑坝，就像苏轼在西湖上筑苏堤一样。我们是密集筑堤，隔那么几百米就有一堤坝，于是，我们的悠长悠长的长宁河便被切成了一块一块的方塘，水里养鱼，堤上通行，两岸来往越发便捷密切。
有了密集的堤坝，大毛爷爷的乞讨自然也更加便捷。有一回，我站在树荫下钓鱼，我那时偶尔还返祖似的喜欢挑战和试验一下男孩们做的事情——钓鱼时却听见大毛和他爷爷在吵。他爷爷一听见炮响便闻风而动，拿着大碗就要走，大毛拖住他爷爷，不让爷爷去乞讨。我知道，大毛已经不是从前的大毛了，从前是只要有鱼肉鸡鸭他就可以不问来路地从爷爷碗头搛走欢喜吃下。如今，大毛和我一样长大了，除了衣食所求，我们的身体里已经生长出一些叫作“尊严、荣耀、梦想”之类的物质。换我是大毛，我也不许自己的家人出门乞讨。
“老头子，你这回再出门讨就别回来了！”我听见大毛在骂他爷爷了，但是，声音里分明汪着嘶哑的哭声。
他爷爷握着碗，一路小跑，往堤坝这边来。我提了钓干，低头回家，心里也有说不出的沉重。
初三，不仅面临中考，而且初三的学习科目中也少了几样，其中包括地理。没有地理课的初三，对于大毛来说，形同荒漠。在没有地理的课堂上，老师们说得吐沫横飞，我们写得飞沙走石，一抬头看见窗边坐着的大毛，忽然觉得他显得那么多余。
我瞥一眼大毛，知道自己和大毛将来要走的肯定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大毛那时除了地理好之外，其他课程都糟糕，而我的成绩已在班级远远甩掉女生，直逼男生中的尖子生。 中考，我考进了一所中专，只待一毕业就捧铁饭碗。兵仔和大毛都没考上高中，但各有去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当兵不再像七十年代那样成为潮流，新的潮流是经商，手持大哥大，脖戴金项链，腰缠万贯，所以叫兵仔的小青年跟着他从商的姐夫一道闯市场去了。大毛呢，无亲戚可靠，年轻人总归要出门，他后来去了哪里我也没问过。
中专录取通知书下来时，我家里来了一些亲戚来贺，提了脸盆、水瓶、笔记本之类作礼品，鞭炮也响了一时，大毛的爷爷倒是没来乞讨，也或者他出门乞讨了没赶上来我家。我和大毛、兵仔，我们三人，到底谁最先离开已经切碎了的长宁河，离开我们的村庄，我们都不知晓。我们，小心翼翼地，各走各路，都不想惊扰了对方。
中专学校里，我又学到了地理。年轻的地理老师，意气风发，讲到河流、土壤、植被、大气循环，我忽然觉得，即使是一粒尘埃、一颗水滴、一立方看不见的空气，他们在天地之间，也都有自己的坐标，或者运行的轨迹。翻着书页时，偶尔会想到大毛，那个因为发现地下河的存在而神采飞扬的少年，此刻的他，会像一粒尘埃一样，在风里还是在世人的脚下？
多好的地理课！多好的少年！
过年回家，在切碎的长宁河边，光秃秃的榆树下，碰到过兵仔，也碰到过大毛，但没同时碰到过兵仔和大毛。兵仔一副小商人打扮，穿戴体面，话语间见多识广的样子。大毛黑瘦，跟我只笑笑，我猜他在工地打工，抽烟时伸出的手指干裂，指甲缝里似有还没洗尽的石灰泥。
又一年的一个正月初几里，听见兵仔家那边鞭炮响，我妈说：兵仔订婚了！我们那里，订婚时男方跟女方一道买衣服、金银首饰、自行车之类，买回来了就会放鞭炮，给左邻右舍送喜糖，然后将所买物品再送到女方家里。也有好奇的婆婆媳妇们，会循声去参观所买物品。我说：兵仔订婚真早！我妈说：家里条件好，可不就被人家姑娘早早看上！这年头，谁家姑娘眼睛不雪亮！
我妈说过叹了一声气，我知道那意思。假如我不是考上中专，说不定跟兵仔订婚的人就是我。可惜我妈只有我一个女儿，若是有两个，一个错过了，也许会让另一个替上，那么殷实的人家错过多可惜。
我工作后有一回周末回家，吃饭时又听见我妈捧着饭碗在河堤上与几个伯母闲呱。
“喜欢对河的！”伯母说。
一群妇女说着，说完跟一阵笑声。
兵仔结婚了，可是大毛女朋友还没有。别人家里，儿的婚事都是娘操心奔走，可是大毛妈只是整日傻笑，根本就无人来做媒。大毛喜欢家住河对岸的一个姑娘，那姑娘常在河边洗衣洗菜，夏天会在河边洗脚，裤脚往上一捋，两条小腿白得发光，大毛就坐在自家屋檐下隔着河看姑娘洗。
听说大毛后来发动他父亲去姑娘家提亲，他父亲没敢，没有胆量。他父亲以自己的娶亲经历推测，他们家百分百高攀不上。大毛不死心，便托了他家一个有些声望的亲戚去帮他提亲，亲戚鼓动他说：大毛你人聪明，买几样礼品，你自己上门去提最管用。大毛便依计去行。
大毛的礼品被姑娘父母“哐啷”扔出好幾丈远，还连带着一顿羞辱和责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一窝人不是讨饭就是孬子……房子都要倒的人家还想娶媳妇，哼……
大毛站在姑娘家门口听凭辱骂，姑娘躲在闺房里不出来。大毛忽然一路狂奔回家，连礼品也不要了。这之后，我们河边的老老少少便很少见到大毛了，大毛整日睡在家里，也不出门干活。村里流传：大毛得了相思病！听说大毛的头发好长，也不剃，真成了毛人了。
兵仔的老婆生了宝宝，偶尔会跟着她婆婆一道抱着宝宝来我家串门。“吓死了，”兵仔老婆说，“我们走路都不敢走他家门口，他现在见到女人就抱！”我妈听了，向我珍重告诫道：“阿晴你放假回来，可千万别往下河去！”大毛住我家的河下游方向。自此，长宁河在我心里又被切了一刀，断了，河下游的大毛家，成了阴森恐怖的远方。每周末回家，我站在河边，目光穿过榆荫，穿过柳荫，遥看大毛家低矮的小屋，心里恐惧又惋惜：大毛成了人人惧怕的动物了！
四奶奶家屋后水边有棵棠梨树，春天戴重孝似的披一顶的白花，夏天会结出褐色的又小又苦的果子。幼时，我和大毛、兵仔都摘过那果子，放在四奶奶家茅房边的稻草灰里焐，焐软了就可以入口了，也不那么苦了。想想那时，我们神农尝百草一般，把乡间各种草木花果藤蔓的苦和甜都一一尝过，生活充满期待、渴望、冒险、惊喜……
大毛，对不起！
我在心里跟大毛说。原谅我像其他人一样，害怕你，远离你，默默地心疼你。
不记得过了几年，大毛的状况越发糟糕，听说他违背伦理，强奸了一个亲戚。他不是得相思病了。他是疯了。透透地疯了。
然后我结婚成家，回娘家的时候越发少了。某年春天回家，带着孩子在河堤玩，母亲说：往下河边走没事了。
我一愣，没明白意思。伯母拎着一篮菜经过，诧异道：大毛死了，你还不晓得？
我心下轰然：大毛怎么死了？
伯母就笑。
淹死的。母亲说。
怎么可能？大毛水性那么好，一个猛子可以扎到河对岸。
伯母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他家里人说是淹死的。死的当天，就拖走火化了，年轻人死了不在家过夜的。
我妈的消息不及我伯母灵通和全面，我妈寻常时日多在码骨牌，所以只是知道大毛死了，下河边太平无事了。我伯母接下来形象描述道：大毛的尸体被人抬着，经过河中间的堤坝，然后放进等候在河对岸的玻璃棺里。他爸爸趴在玻璃棺上哭，一个男人的哭声好大，一河两岸都听得真切。那时河对岸已经有乡镇企业家集资修了水泥路，车行方便，而我们这边还是潮阴阴的泥巴路。
我妈便问我伯母：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伯母低声道：听说吃了什么东西……天知道呢。家里人也给他搞怕了，怕他还……又跟他老子打。
我望着长宁河，河里夕阳颤动，河边榆树悬挂串串榆钱，在风里悠扬摆动——故乡多美啊！只是，故乡再没有了一个名叫“大毛”的人了。
兵仔的事业越做越好，成了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企业家，一度把自己的产品卖到东南亚。我呢，鬼使神差地，成了一个不出名的作家。二十多年过去，大家都混得有些头脸了，同学群、老乡群纷纷拉起来，我和兵仔接上了头，然后成为微信朋友圈好友，彼此关注对方动态，相互点个赞。有一回在京城，我在那里进修，兵仔在那里参加一国企某个项目的招标，同在京城，便约上一见。
见面后，我们都彬彬有礼，起坐间都表现得优雅得体。兵仔问我创作，也问我创作的收入情况，大约在商人习惯性思维里，收入多寡基本就能标注这种职业的高低贵贱。我说得有些脸红。兵仔马上跟上礼貌的安慰。然后，我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说起大毛。
原来，我们都那么深深地记得，我们的大毛伙伴。
“假如大毛不生在那个家庭，他肯定不会疯的。他比我还聪明。”兵仔悠悠地说。
我点头：“原生家庭，有时就是筑造一个人命运的模具。对于一些人，背负着原生家庭的枷锁，注定一世为囚，举步维艰。”
相比大毛，兵仔要幸运得多，当年他姐夫从商，他父亲在村上管理着村办小企业，资金、经验和机遇令他少吃很多苦。我也是幸运的，父母正常，家庭气氛融洽，兄弟姐妹也不多，令我能够安心学业。
“听说大毛是淹死的。”我说。
“哦？晚上淹死的？”兵仔问。没想到兵仔多年在外闯荡，对故乡的事竟多不知情。
“应该是白天吧。”我说。
“哦。如果他现在还在，头脑正常的话，我一定会让他到我企业里来帮个忙。”兵仔遗憾地说。
“大毛最擅长的是地理，也许可以帮你把业务拓展到南极洲……当年，大毛天天在学校院墙上来回走，我只是担心他会坠进学校地底下的暗河里淹死；而他一旦坠下去了，我会害怕，会不敢捞他。”我越说声音越低。
然后，我和兵仔都沉默了。良久沉默。
窗外，那么多霓虹照耀，人人脚步带光，我们身处繁华。可是，我们有一段往事，像地下河一样埋得很深的往事。
我的听觉似乎越来越灵敏，在日日走过的阳光下，在青草拥覆的公园里，一低头仿佛就能听见地层深处有河流满怀幽咽，低低流淌。
那里有光吗？如果有，是不是匍匐的姿势？
责任编辑车前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