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广场、玩耍的小孩、散步的大人。
　　九月的晚风本来是清凉的，但是在这里，却充满了一种难以名状的躁动。说话间，节奏感十足的音乐骤然响起，引得周围人群侧目相看。一众大妈、大叔排好方阵，红男绿女，男左女右，随音乐变幻如游龙转凤，舞步踩出流水行云——太整齐，太霸道。
　　曾有文人写手描写广场舞生活：有人的地方，就有广场，风生风灭，乃青春永驻之所。
　　沉浸在欢快音乐里的广场舞者，沉浸在对集体主义生活的怀旧中——分贝越大，沉浸越深。
　　他们最爱跳的一支曲子是这样唱的：我在仰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地飞翔/昨天遗忘啊/风干了忧伤/我要和你重逢在那苍茫的路上……
　　跳舞，从来是为了谈情，集体舞如此，广场秀莫能外。
　　舞蹈具有多重的意味：身体的，欲望的；个人的，社会的；政治的，典仪的。以上种种，所有表现，皆为言情。
　　在 《山楂树之恋》 这样的电影中，还能找到“个体”表达情感的痕迹。电影拍摄时，张艺谋特意找来当年的舞者，让他们为年轻演员讲解“十年动乱期间，普通人的气质、情感和精神面貌”。


　　“忠字舞”應运而生，也迅速为历史淹没。之后，更具有个人主义倾向的交际舞、迪斯科渐次风行……
　　本期专刊以摄影作品为主，并与舞蹈有关。作品跨度从1960年代至今，出自几位杰出摄影师的手笔，它们汇聚了摄影者的趣味，时代的变迁 ；展示着舞者的扭动，旁观者的神色。请看，本专刊封面那位时代感十足的舞者，正是青年电影演员盖克，一个年代的“女神”沉浸在时代的铅华之内。
　　著名摄影师潘科曾有这样的总结：我们关注起舞的人，关注舞蹈的时空，更可追问为何而舞……而摄影终究是一种视觉艺术，不在乎微言大义，只想让我们的观想透视每一个姿态，每一个表情：一举手，一投足，一点虚实明暗，一粒汗水尘土，来唤起感官与记忆。
　　图片上记录的都是普通人在或外部或内部的力量支配下融入自己日常生活的切实体验。摄影者也并非专门拍摄舞蹈题材，在这里，他们将芸芸众生大幅度的扭动集中起来，使分散在个体、空间、时间的形态能够在欣赏照片时产生叠加，这给了我们穿透和联系的眼睛，牵挂起这些曾经被镜头观看的时刻。
　　这是个时光的舞台，从各种各样的广场舞，追述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忠字舞。”
　　这些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不同场合舞蹈着的人们，用优美抑或笨拙的肢体动作，刻画着年代的痕迹。
　　【第一话】国庆夜游 红旗招展集体舞长征路上 载歌载舞献决心
　　激情燃烧的岁月，舞蹈是怡情悦性的花，也是锋芒外露的枪，更是无法复制的社会缩影和时代记录。
　　解放之后，革命风潮席卷中国大地，靡靡之音的交际舞逐渐销声匿迹，以胜利为主题的舞蹈成为时代的主流舞步。
　　一时间，红绸子随着欢庆腰鼓飞向大江南北。以陕北秧歌为原型的红色秧歌开始以革命秧歌、胜利秧歌、拥军秧歌的形式不断演变。与此同时，在早期边疆舞和苏联舞蹈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集体舞开始在城市流行。工厂、学校、机关单位前的广场和空地上，跳集体舞填补了各个阶层民众的业余生活。每逢庆典之时，万众狂欢的集体舞点燃了城市的广场和街头。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方之不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田间地头、工厂矿山、城镇市集，只要有人的地方，无处不是舞台。
　　 1940s-1970s 时代舞步
　　边疆舞 （1940年代）
　　边疆舞运动由著名舞蹈家戴爱莲于上世纪40年代在重庆、上海等城市掀起。在战乱时期，以少数民族舞蹈为原型的边疆舞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并以燎原之势迅速传遍全国，尤其是在广大青年和学生中广泛流传。其中以《青春舞曲》等为代表。
　　秧歌 （1950年代）
　　秧歌源于插秧耕地的劳动生活，原本与祭祀农神，祈求丰收有关。上世纪30年代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用革命文化对秧歌进行改造，形成了拥军秧歌等革命舞蹈形式。改造后的秧歌被视为“集体化了的新的农民艺术”，随着新中国的解放传入遍大江南北。
　　集体舞 （1950年代）
　　1950年代的集体舞是广场舞的雏形。每逢节日盛典，男女老少会以集体舞的形式庆祝狂欢。作为一种都市的大众型舞蹈，集体舞自娱与互娱兼顾，带有强烈的集体主义色彩。集体舞律动单一，舞步简单，在跑跳步的基础上配合敬礼、击掌、挽臂等动作，队形多以圆圈和方阵为主。集体舞的发展在“文革”期间曾被割裂，于改革开放之后再度复兴。


　　忠字舞 （1960年代）
　　忠字舞是“文革”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舞蹈形式。它流行于1966年至1969年之间，以表达忠诚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