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算是人文学者里面最早关注垃圾问题的人。从国内领域来看，也许是最早关注者之一吧。90年代初，我就从物理学的视角，即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视角研究这个问题。当时国际上逢“生物圈2号”失败。在“生物圈2号”建造的时候，我就预言它会失败，失败的原因就是垃圾处理不了。垃圾问题在我看来是一个工业文明的内在问题。进入工业文明之后，从现实物质的层面上来看，人和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人自身成了造物主，人类开始造物，大自然中充满了人类社会以前没有的东西，这些东西成为自然的主角并无法回归自然。
　　让我们回到50年前的东北农村，那里的有些东西来源于自然，也可以回归自然。现在我们用的材料来源于化工厂，这是一个没法破解的问题。以往我们有一种感觉是：垃圾是可以处理的，有一种可以处理的假想，实际上垃圾是处理不了的，只有垃圾转移，没有垃圾处理，所谓的垃圾处理就是把垃圾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从一种形态转换成另一种形态。有人把它烧毁，垃圾由固态转换成气态，这种垃圾转移从我们能看见的地方转移到看不见的地方，从有话语权人能看到的地方转移到没有话语权人能看到的地方。
　　垃圾问题在近些年迅速的爆发了，2009年被命名为“垃圾年”。这一年非常重要，因为这一年围绕着垃圾焚烧，现场选址，以及原有垃圾厂的爆满产生的问题等，在全国范围内处处可见，特别是在北京、南京、广东等地，从那年开始，垃圾开始上了报纸头条。
　　以往我认为垃圾是一个枝梢末节的问题，是一个小节的问题，或是一个技术问题，只要我们加强改造，加强管理，没有人认为它是一个大的问题。最早我开始研究垃圾问题的时候，我认为应该把垃圾问题上升与能源、粮食同等的层面上，这是一个战略问题。当时我这样提出是有理由的。
　　我用一个特别简单的比喻来说明，比如说我们的垃圾回收，垃圾回收的效率提高一倍的话，就意味着我们的国土面积增加了一倍。垃圾问题总是要产生的，无论垃圾怎样分类，怎么样回收，最后总是要有一些需要填埋的，填埋就需要占用土地，如果垃圾回收能够增加一倍，填埋减少1倍的话，这意味着我们的国土面积增加了1倍。
　　在全球战略视域中，垃圾问题必须在全球化的视野里加以考虑：把垃圾置于全球化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全球化的运行机制和运行方式中来定位。运行前提是这样的：上游优先获取下游的能源和资源，同时把垃圾送到下游去，全世界范围内，欧美是上游，中国、拉美、非洲是下游;在中国范围内中国沿海是上游，西部是下游;在北京范围内，城市中心区是上游，周边郊县以及河北地区是下游。垃圾处理的实质就是从上游挪到下游去。为什么垃圾问题会突然爆发呢？就是下游垃圾堆放场所越来越难找。以前三环以外的北京就是郊区了，所以可以把垃圾送到三环以外。现在的城市区域已经扩到五环外，当年扔到三环、四环以外的垃圾，现在就变成不是你看不到的东西了。这在以前，看不见的，就不会成为问题。但是随着城区的扩大，垃圾就在你的周围。垃圾问题从“黄小山”的社区先爆发（黄小山坚决反对垃圾焚烧到自己出钱分类垃圾并处理），因为“黄小山”所居住的社区都是有话语权的人，因为是有话语权的人，所以他们的声音就被听到。显然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是局部可以改造的问题。如果到了具体对策问题，仅仅着眼于城镇垃圾问题的处理对策实际上是很难的，如果做对策就是找到你的下游，找到比你更穷的地方，这就是最好的解决对策，这不是一个解决的方案，这是一个逃避的方案，所以垃圾问题不能具体某一城镇去解决，也不大容易单纯从一个国家去解决，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这是一个战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