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上下数千年中华文明，重德释道由来久矣。
　　殷商时期，天子自称是“天”“上帝”在人间代表的最高统治者，却因奴隶的暴动，致使“天命改降于周”。这一历史大变革，使得获得执政权的周王朝最高统治者警醒，他们悟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的“天命观”，并清醒地认识到，“天”只辅佐那些有德之人。
　　也就是从此时起，“德”在周公那里被提到治国安邦的高度来认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遂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韬略，这应该算得上“以德治国”的最初萌芽。

德与法的较量

　　周朝天下后来被春秋战国所接管。天下大乱之际，各类人才辈出，开启了一场旷世大辩论。
　　可以说，春秋战国纵横五百余年，其意识形态基本上就是在“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的无尽纠缠与较量中，翻开新篇章的。
　　孔子最先提出“为政以德”，这与周王朝的执政理念一脉相承，所以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统治者们的主张。孔子所说的“德”，其实就是“仁”和“礼”。儒家的“药方”是“克己复礼”，也是孔子最初对颜回提出来的。仁，是孔子的核心价值;礼，是孔子的政治主张。
　　而对于孔子的这一套仁和礼，墨家、道家、法家……均群起而攻之，全都站到了对立面。
　　争鸣最初是从墨子批孔子开始的，这是春秋与战国之间的事。墨子反对仁爱，也反对礼乐。他主张兼爱，他以为这样一来，诸侯间就没有战争，大夫间就没有掠夺，庶民间就没有残害，天下也就太平无事了。在墨家眼里，儒家不过江湖骗子，礼乐则既虚伪又无聊。
　　墨家学派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并未能真正撼动儒家的根基。墨家之后，儒家的主要对手是道家。对孔子的“德治”主张，道家显然不苟同。庄子甚至极端地认为儒家和儒家伦理是大奸大伪。在他看来，一个好的天下，是不需要拯救也不需要爱的。
　　庄子的见解堪称“无政府主义”。这与老子的观点如出一辙。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轻贱万物，君主无视万民。正所谓，君无为，则民自治;君无情，则民自富;君无能，则民自由。道家认为，政府和领导最好不要作为。是无德才有德，不爱才有爱，越治越没治，越救越没救。老子也认为，禁忌越多，人民越穷;器械越多，国家越乱;技巧越好，怪事越甚;法令越明，盗贼越凶。这一切结果，都是因为统治者太有作为。

“使民知之”引发的刑典之争

　　儒家与各派争论升级的焦点事件，集中在一个发生在公元前513年的刑典之争上。这一年，晋国决定将刑法的条款镌刻在刑鼎上“使民知之”，而这一公之于众的做法遭到孔子强烈反对。他的理由是“维护礼治”，而礼治的核心是“尊尊”（即尊贵、尊崇），“民在鼎矣，何以尊贵？”
　　德治的手段是礼，法治的手段是刑。德治就是以德治国，法治就是以法治国。我们不禁纳闷，孔子为何要如此严厉地反对法治和刑治呢？孔子给出的理由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用政令来引导，刑罚来规范，人民不敢犯罪，但没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礼仪来规范，人民不但知羞耻，还能自律。
　　在孔子看来，“德”乃“治本”之“方”。他所要的结果，是“治标”又“治本”。
　　但在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眼里，孔子的这一理想设计根本不可能实现。其理由，“利之所至，趋之若鹜;害之所加，避之不及。”他认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压之下必有良民。
　　韩非子所说的法治，实际上也是巩固封建君主的统治。为此，他甚至提出不惜文化专制和思想专制。
　　韩非是荀子的学生。荀子是先秦儒家第三位大师，在他眼里，道，就是规律;数，就是法则;体，就是标准。天有恒定的规律，地有恒定的法则，君子有恒定的价值观，也有恒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君子的常体是什么呢？荀子又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荀子的学生韩非循着师父的名言，行走到了儒家的对立面，他在《韩非子》一书中，用了大量的方法和案例讲“防范”，比如人臣欺君窃国的“八奸”，比如人君丧权失位的“十过”。
　　儒家出道的韩非子并非要与儒家交恶，他观点深刻之处就在于，人是靠不住的，只有靠制度。在韩非看来，唯一能做的，是用制度来防范人们作恶。而最为管用的，就是“两面三刀”，两面即赏与罚，三刀就是势、术、法。这些加起来，就是韩非所谓的“法治”。

道与德的智慧

　　道家讲道，儒家讲德。德的最高境界，是中庸。孔子有云：“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就是不走极端;庸，就是不唱高调。故而，历代统治者都是兼用儒法，道家思想则一直为文人士大夫所青睐，因而不但有“外儒内法”，且有“儒道互补”。唐代以后，更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流”，只有墨家思想万劫不复。
　　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男耕女织，四世同堂，这是儒家所倡导的“小康”。小康是相对于大同而言的，如果说小康是“德的时代”，那么大同就是“道的时代”。
　　失道而后德，所以周公讲德;失德而后仁，所以孔子讲仁;失仁而后义，所以孟子讲义;失义而后礼，所以荀子讲礼。历史学者易中天曾戏言，大同之世为何“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因为物质匮乏，根本没东西可偷。
　　“德”字最早源于殷商，出自于甲骨文，见于卜辞。其字形是路口或路上的一只眼睛。意思有两层，其一“视线通直”，所以德通直;其二“看见了什么”，所以德通得。卜辞中还被借用来表示“失”。有得有失，有治有乱。文化密码，自古神奇。
　　德，首先是得失，天命的得到与失去。必须“有德”，首先得“有心”。所以西周的青铜器上的德，在眼睛下面加了“心”，意即“心中所见”，内心世界的得失与曲直。
　　古人果真了得。对这一本真，最初的周人悟得最为透彻。他们的独到之处，在于新政权诞生之际，即把它变成了治国理念和施政纲领。
　　道德与其说是一种品质，不如说是一种智慧。它是在“通过损人来利己”和“通过利人来利己”之间，做了明智的选择，是谓“聪明的自私”。
　　或许这也是两千多年来，历代统治者高举道德大旗以治国之关键。一以贯之，使得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并形成相当完备的行政伦理体系。
　　这些遗传下来的成果，都得益于两千年前诸子百家关于德治与法治的旷世大辩论，那场持续500年的头脑风暴，让中华文明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