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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七大”正式代表，原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中共江西省顾问委员会筹备组组长傅雨田同志，逝世已4周年。我从30岁给他当秘书起到他病逝，经常和他接触长达37年，时常为他那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与崇高的理想、品德、风范感动和激励！
薄老称赞他“很坚定忠诚”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傅雨田同志便被诬陷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成员之一，遭到残酷迫害并被“监护”长达十年之久。但他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历史最终是公正的。在被“监护”期间，坚持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认真抄写毛主席著作，还强忍着严重的疝气等疾病的痛苦，参加劳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一案平了反，傅雨田同志才得以恢复工作，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79年3月初，我跟他回广西办理“迁家”和“平反”后的有关事宜时，他要将补发的“文革”10年扣发的2万余元工资的一半交党费。我见他家在“文革”中已被“抄”光，急需用补发的工资购置生活必需品，就对他进行劝说，最后他还是用6000元交了党费。这是当年雨田同志每月5元党费按10年计算共600元的10倍。在当时“十年动乱”刚结束，社会上出现所谓“信仰危机”的情况下，雨田同志的这一做法一传出去，立即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人们无不为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所感动！
1933年6月，时任共青团北平（今北京）市委儿童局干事和互济会交通员的傅雨田同志，因叛徒告密被反动当局拘捕。在两个多月的残酷审讯中，任凭敌人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他始终严守党的机密，拒不招供，致被敌人带上加重的双镣，关进“北平军人反省院”草岚子监狱。在狱中党支部（书记为薄一波）的领导下，他与难友们一起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事隔60多年后的2002年秋，90余岁高龄的薄一波同志，在给重病的傅雨田同志的信中，还特别称赞他当年在狱中的表现是：年龄虽然很小，但表现很好，很机智勇敢，很坚定忠诚。
傅雨田同志对党的无限忠诚，还表现在他牢记党的宗旨，时刻想着群众，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冷暖。例如：在上下班或出差的路上，遇有急病或受伤的群众，他总要工作人员先开车送人到医院然后再去赶路。他多次用自己的钱资助生病住院的群众和农村灾民。1979年春，他曾几次在晚饭后一个人到离住处不远的南昌下正街电厂宿舍走访，了解职工的生产生活情况。1981年11月，全国钨业科技工作会议在大余西华山钨矿召开期间，一位女职工要赶去福建与一军人结婚而买不到车票心急火燎时，雨田同志便让她坐自己的小车直接到南昌转车去福建。雨田同志还积极响应党的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推进领导干部新老交替的号召，晚年多次向党中央写信，主动要求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活着就要为党工作”
“是党的干部，活着就要为党工作，工作就要像个样子，说与做不能两张皮。”傅雨田同志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总是身体力行。几十年来，他一以贯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不久，年仅16岁的雨田同志，就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在沈阳大街上跟一名共产党员书写“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海陆空军出境！”等大标语。1938至1939年，雨田同志先后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一纵队大队（营）教导员、总队（团）政委，多次率部队与敌人殊死搏斗，先后被敌人的手榴弹炸伤手、腿等多处，血流不止仍不下火线，小腿骨里终生留有敌人的弹片。解放战争期间，雨田同志先后任辽吉省第一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辽北省委秘书长等职，因工作紧张、生活艰苦，得了非常严重的肺结核，他依然坚守工作岗位，直至大口大口地吐血不止才去治疗。在东北剿匪时，他亲抵匪穴与匪首谈判，土匪们枪口对准他的胸膛，他也毫不退让和妥协。
“文化大革命”前，傅雨田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时，经常深入厂矿、林区和学校调查研究。在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累计下乡三年之多，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壮乡武鸣华侨农场水田插秧时，几条蚂蝗趴在他腿上吸血扯不下来，他也毫不在乎。当他逝世的消息传到广西后，不少人悲痛地说：“傅老为我们这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永远记住他！”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雨田同志到江西任职。他痛惜因“文革”失去的时间，怀着追回岁月的心情，不顾年逾花甲，加倍努力地工作。他以大量的时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发现新情况，研究新问题，为在江西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主持全省工交战线工作，认真贯彻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结构调整、扩大企业自主权、建立科学的规章制度、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加强工交战线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符合实际的意见，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对于当时煤电运紧张和消费品短缺等薄弱环节以及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他抓住不放，亲自协调，主持制定工作措施。他不顾年迈，下到几百米深的矿井搞调研，满脸满身煤灰、泥水，出来后与矿工们同池清洗，职工们十分感动。在江西光学仪器厂等军工企业军转民的过程中，他果断决策，争取中央和各方面的支持，为江西一大批工业骨干企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担任过省人事安排小组组长和省整党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的职务，为江西大力推进干部队伍建设和党的建设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心血。特别是他不拘一格选人用人的视野和公道正派的作风，深得广大干部群众的钦佩和赞誉。晚年，他担任了《当代中国的江西》的主编、编审小组组长以及《当代江西简史》的主编，为共和国的史学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十分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关心人才培养和文化建设，是江西第一所民办高校赣江大学的创立者，并亲自担任首任董事会董事长。他呕心沥血，忘我工作，终于于1995年3月在紧张的工作中突发脑溢血而被送进医院。
“写封感谢信，把这些票原封送回去”
傅雨田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严于律己，许多干部、职工和群众评价他是“清正廉明勤俭朴素的楷模”。
1966年7月的一天中午，我随雨田同志在广西武鸣查看农田，在村边大榕树下乘凉时，他忽然指着榕树垂到地面的大气根对我说：“你看，这只手不是伸得太长了吗？”说罢风趣地笑了。我也会意地笑了。因为我知道，他这样说，是与刚才关于党的干部要廉洁，不要“懒、馋、占、贪、变”的话题有关；和当时传诵的陈毅同志的名诗《七古·手莫伸》也有联系。雨田同志这种即景脱口的话，看似“随便”但却意味深长，至今40年过去了，我仍记忆犹新。
1979年，江西曾生产过庐山牌手表，因市场紧俏，有关部门给他这位主管工交工作的省委书记送来几张优购票。我向他汇报后，他说：“我不要，你们也别要；写封感谢信，把这些票原封送回去。”有一次到一个煤矿检查工作，午餐时，他一看摆了白酒，便生气地对矿领导说：“不是说了吗，不上酒，四菜一汤，还要付款，怎么又上了酒呢？！”撤了酒他才开始进餐。对自己子女、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雨田同志要求十分严格，从不为他们谋取特殊照顾和待遇。他的一个在外地工作的女儿来探亲，想到景德镇看看，顺便买点瓷器餐具，有人给写了封介绍信，他知道后则严厉批评，并把介绍信撕碎扔到地上。节日发给领导同志的电影票或戏票，他没空去看也不准子女去看，子女要看也得另外买票，更不准坐他的车子去看。他平时衣食住行很俭朴。有次江西美术出版社开展《小猕猴》夏令营活动时，一位社长去他家请他去讲话，当时他衣着俭朴正在宿舍大门口扫地，这位社长一时竟以为他是环卫工人，便问他：“傅书记是住在这里吗？”
善于学习的模范
傅雨田同志“善于学习，继往开来，与时俱进”。
他从不放过任何学习机会，善于利用各种学习方法，学习各种有益的知识和技能，诸如高科技、世界语、书法、棋类、球类、钢琴、演唱等。当然，他更注重的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民党的监狱中，他就积极参加“狱中党校”学习，秘密传抄学习马列原著。在“文革”前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曾结合实际亲自节选毛主席著作汇编成册，以利于自学和帮助工作团人员及群众学习。“文革”后，他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倡导解放思想，打破禁区。在江西全省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决策上，雨田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观点正确，方法得当。他还亲自创作《歌唱专业户》的歌词，由作曲家孙效祖谱曲后，刊登在《江西日报》上。改革开放不久，新旧体制交替，秩序有些乱，他便用“就像人们刚上火车，乱哄哄的，等大家坐好了，火车开动了，秩序就逐渐安定了”的事例作解说，通俗易懂，人们口服心服。
1980年，傅雨田同志倡议并经江西省委同意，由他领导创办了“江西省经济学走读大学”，学制两年，主要学习《资本论》一、二、三卷，培育了一大批经济理论人才和经济管理人才。他还亲自领导创办了供领导决策参考的内部刊物《经济动态》和指导江西经济工作的理论刊物《赣江经济》。作为江西省经济学会的会长，他倡导并亲自主持了许多年的双月（开始为双周）经济理论讨论会，结合江西改革开放的实际，研讨了许多重大课题。1989年，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多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商品经济的理论思考，撰写成《学习札记》，由江西省委内部刊物发表并转发全省各级领导班子主要成员。在重病住院8年中，他忍受着脑溢血、股骨头摔断和严重褥疮等巨大痛苦，仍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坚持学习。因右半身瘫痪，他便用左手翻书翻文件和写字，感人至深！
……
傅雨田同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典型的人民公仆。因敬重他高尚的品格和道德风范，他逝世时，有的人坐着轮椅去吊唁，有的拄着拐杖颤抖着去向他的遗体告别。正是：披肝沥胆人民情，鞠躬尽瘁公仆志。人心是秤口是碑，潮去无语留珠玑。
薄老称赞他“很坚定忠诚”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傅雨田同志便被诬陷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成员之一，遭到残酷迫害并被“监护”长达十年之久。但他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历史最终是公正的。在被“监护”期间，坚持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认真抄写毛主席著作，还强忍着严重的疝气等疾病的痛苦，参加劳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一案平了反，傅雨田同志才得以恢复工作，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79年3月初，我跟他回广西办理“迁家”和“平反”后的有关事宜时，他要将补发的“文革”10年扣发的2万余元工资的一半交党费。我见他家在“文革”中已被“抄”光，急需用补发的工资购置生活必需品，就对他进行劝说，最后他还是用6000元交了党费。这是当年雨田同志每月5元党费按10年计算共600元的10倍。在当时“十年动乱”刚结束，社会上出现所谓“信仰危机”的情况下，雨田同志的这一做法一传出去，立即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人们无不为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所感动！
1933年6月，时任共青团北平（今北京）市委儿童局干事和互济会交通员的傅雨田同志，因叛徒告密被反动当局拘捕。在两个多月的残酷审讯中，任凭敌人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他始终严守党的机密，拒不招供，致被敌人带上加重的双镣，关进“北平军人反省院”草岚子监狱。在狱中党支部（书记为薄一波）的领导下，他与难友们一起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事隔60多年后的2002年秋，90余岁高龄的薄一波同志，在给重病的傅雨田同志的信中，还特别称赞他当年在狱中的表现是：年龄虽然很小，但表现很好，很机智勇敢，很坚定忠诚。
傅雨田同志对党的无限忠诚，还表现在他牢记党的宗旨，时刻想着群众，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冷暖。例如：在上下班或出差的路上，遇有急病或受伤的群众，他总要工作人员先开车送人到医院然后再去赶路。他多次用自己的钱资助生病住院的群众和农村灾民。1979年春，他曾几次在晚饭后一个人到离住处不远的南昌下正街电厂宿舍走访，了解职工的生产生活情况。1981年11月，全国钨业科技工作会议在大余西华山钨矿召开期间，一位女职工要赶去福建与一军人结婚而买不到车票心急火燎时，雨田同志便让她坐自己的小车直接到南昌转车去福建。雨田同志还积极响应党的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推进领导干部新老交替的号召，晚年多次向党中央写信，主动要求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活着就要为党工作”
“是党的干部，活着就要为党工作，工作就要像个样子，说与做不能两张皮。”傅雨田同志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总是身体力行。几十年来，他一以贯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不久，年仅16岁的雨田同志，就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在沈阳大街上跟一名共产党员书写“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海陆空军出境！”等大标语。1938至1939年，雨田同志先后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一纵队大队（营）教导员、总队（团）政委，多次率部队与敌人殊死搏斗，先后被敌人的手榴弹炸伤手、腿等多处，血流不止仍不下火线，小腿骨里终生留有敌人的弹片。解放战争期间，雨田同志先后任辽吉省第一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辽北省委秘书长等职，因工作紧张、生活艰苦，得了非常严重的肺结核，他依然坚守工作岗位，直至大口大口地吐血不止才去治疗。在东北剿匪时，他亲抵匪穴与匪首谈判，土匪们枪口对准他的胸膛，他也毫不退让和妥协。
“文化大革命”前，傅雨田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时，经常深入厂矿、林区和学校调查研究。在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累计下乡三年之多，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壮乡武鸣华侨农场水田插秧时，几条蚂蝗趴在他腿上吸血扯不下来，他也毫不在乎。当他逝世的消息传到广西后，不少人悲痛地说：“傅老为我们这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永远记住他！”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雨田同志到江西任职。他痛惜因“文革”失去的时间，怀着追回岁月的心情，不顾年逾花甲，加倍努力地工作。他以大量的时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发现新情况，研究新问题，为在江西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主持全省工交战线工作，认真贯彻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结构调整、扩大企业自主权、建立科学的规章制度、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加强工交战线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符合实际的意见，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对于当时煤电运紧张和消费品短缺等薄弱环节以及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他抓住不放，亲自协调，主持制定工作措施。他不顾年迈，下到几百米深的矿井搞调研，满脸满身煤灰、泥水，出来后与矿工们同池清洗，职工们十分感动。在江西光学仪器厂等军工企业军转民的过程中，他果断决策，争取中央和各方面的支持，为江西一大批工业骨干企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担任过省人事安排小组组长和省整党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的职务，为江西大力推进干部队伍建设和党的建设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心血。特别是他不拘一格选人用人的视野和公道正派的作风，深得广大干部群众的钦佩和赞誉。晚年，他担任了《当代中国的江西》的主编、编审小组组长以及《当代江西简史》的主编，为共和国的史学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十分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关心人才培养和文化建设，是江西第一所民办高校赣江大学的创立者，并亲自担任首任董事会董事长。他呕心沥血，忘我工作，终于于1995年3月在紧张的工作中突发脑溢血而被送进医院。
“写封感谢信，把这些票原封送回去”
傅雨田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严于律己，许多干部、职工和群众评价他是“清正廉明勤俭朴素的楷模”。
1966年7月的一天中午，我随雨田同志在广西武鸣查看农田，在村边大榕树下乘凉时，他忽然指着榕树垂到地面的大气根对我说：“你看，这只手不是伸得太长了吗？”说罢风趣地笑了。我也会意地笑了。因为我知道，他这样说，是与刚才关于党的干部要廉洁，不要“懒、馋、占、贪、变”的话题有关；和当时传诵的陈毅同志的名诗《七古·手莫伸》也有联系。雨田同志这种即景脱口的话，看似“随便”但却意味深长，至今40年过去了，我仍记忆犹新。
1979年，江西曾生产过庐山牌手表，因市场紧俏，有关部门给他这位主管工交工作的省委书记送来几张优购票。我向他汇报后，他说：“我不要，你们也别要；写封感谢信，把这些票原封送回去。”有一次到一个煤矿检查工作，午餐时，他一看摆了白酒，便生气地对矿领导说：“不是说了吗，不上酒，四菜一汤，还要付款，怎么又上了酒呢？！”撤了酒他才开始进餐。对自己子女、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雨田同志要求十分严格，从不为他们谋取特殊照顾和待遇。他的一个在外地工作的女儿来探亲，想到景德镇看看，顺便买点瓷器餐具，有人给写了封介绍信，他知道后则严厉批评，并把介绍信撕碎扔到地上。节日发给领导同志的电影票或戏票，他没空去看也不准子女去看，子女要看也得另外买票，更不准坐他的车子去看。他平时衣食住行很俭朴。有次江西美术出版社开展《小猕猴》夏令营活动时，一位社长去他家请他去讲话，当时他衣着俭朴正在宿舍大门口扫地，这位社长一时竟以为他是环卫工人，便问他：“傅书记是住在这里吗？”
善于学习的模范
傅雨田同志“善于学习，继往开来，与时俱进”。
他从不放过任何学习机会，善于利用各种学习方法，学习各种有益的知识和技能，诸如高科技、世界语、书法、棋类、球类、钢琴、演唱等。当然，他更注重的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民党的监狱中，他就积极参加“狱中党校”学习，秘密传抄学习马列原著。在“文革”前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曾结合实际亲自节选毛主席著作汇编成册，以利于自学和帮助工作团人员及群众学习。“文革”后，他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倡导解放思想，打破禁区。在江西全省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决策上，雨田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观点正确，方法得当。他还亲自创作《歌唱专业户》的歌词，由作曲家孙效祖谱曲后，刊登在《江西日报》上。改革开放不久，新旧体制交替，秩序有些乱，他便用“就像人们刚上火车，乱哄哄的，等大家坐好了，火车开动了，秩序就逐渐安定了”的事例作解说，通俗易懂，人们口服心服。
1980年，傅雨田同志倡议并经江西省委同意，由他领导创办了“江西省经济学走读大学”，学制两年，主要学习《资本论》一、二、三卷，培育了一大批经济理论人才和经济管理人才。他还亲自领导创办了供领导决策参考的内部刊物《经济动态》和指导江西经济工作的理论刊物《赣江经济》。作为江西省经济学会的会长，他倡导并亲自主持了许多年的双月（开始为双周）经济理论讨论会，结合江西改革开放的实际，研讨了许多重大课题。1989年，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多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商品经济的理论思考，撰写成《学习札记》，由江西省委内部刊物发表并转发全省各级领导班子主要成员。在重病住院8年中，他忍受着脑溢血、股骨头摔断和严重褥疮等巨大痛苦，仍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坚持学习。因右半身瘫痪，他便用左手翻书翻文件和写字，感人至深！
……
傅雨田同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典型的人民公仆。因敬重他高尚的品格和道德风范，他逝世时，有的人坐着轮椅去吊唁，有的拄着拐杖颤抖着去向他的遗体告别。正是：披肝沥胆人民情，鞠躬尽瘁公仆志。人心是秤口是碑，潮去无语留珠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