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语文课程的功能很多人做出过评定，本文拟就语文课程的功能展开讨论，尝试让人们重新树立语文教育信心，以期提高语文教育实效。
　　一.语言霸权与汉语言边缘化危机
　　海德格尔曾说：“语言是人这种存在者最近的邻居，我们无处不与语言相遭遇。”语言和个体的人是密切结合的，同时也标示着个体人的民族性，在语言中我们可以发现自我，也可以发现更大范畴层面的群体性概念，如“种族”、“国家”，我们所操持的语言，将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彼此区别开来。在我们关注全球化、信息化的同时，我们不难切实感受到文化霸权和语言霸权正在冲击着我们的汉语言，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语言文化正威胁着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不仅经济贫穷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的语言面临着灭绝的威胁，即使我们现在拥有十多亿使用者的汉语也同样感到危机的迫近。
　　将语文教育与母语文化安全相提并论，似乎危言耸听，我们不妨看看香港。鸦片战争结束后，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香港的语言教育受到了英语文化的强大冲击，在殖民时期始终坚持重英轻中的语文政策。时至今日，形成了“两文三语”（中文、英文两种书面语和粤语、英语和普通话）并存的尴尬局面。
　　语文课程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加强母语文化影响力的一种积极培养干预手段，以汉语言为载体，增强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提高学生的识字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和综合实践能力，强化汉语言在基础教育中的主导地位，让学生在阅读和使用时逐渐增加对汉语言的认同感和亲近感，恢复当代学生对民族语言文化在人际和国际交往中的自信心和自觉性。可以说，在基础教育阶段语文课程不仅仅是一门课程，更为主要的是一种文化主权的宣示，是对语言霸权的一种积极抵御。
　　二.学科本位与人文社会本位
　　1959年，英国著名小说家、科学家查尔斯·珀西·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两种文化》的长篇演讲。斯诺认为：“整个西方社会的精神生活已经日益分裂成两个极端——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为一个极端，而科学家为另一个极端，其中以物理学家最具代表性。这两种人互相缺乏了解，形成了一个鸿沟——有时候（尤其在年轻人之间）还相互抱有敌意和厌恶情绪，但是最多的是缺乏相互了解。”同时他也向世界提出了一个命题：“走出这一难关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新考虑我们的教育。”这就是著名的“斯诺命题”。斯诺向我们揭示出不同学科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这些学科文化又对本学科学者的教育价值、教学方向、生活方式等文化思维和行为方式产生影响，塑造了学者们的文化品行，进而造成了人文学科与科学学科之间的沟通障碍甚至是冲突。
　　语文是实现人文教育最有效的途径之一。湖北周金声教授在其《关于语文高等教育的思考》中说：“从课程来说，语文是一个以文本为基本要件，以探寻语言表达艺术规律为核心，以学习人文知识为主要内容，以人文精神陶冶为旨归的教学过程。”简明扼要地界定了语文课程的定位和性质，明确指出了语文课程的人文教育功能。这些定位都与时下的基础教育阶段语文新课程改革对语文课程的性质所做界定既保持了衔接又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语文课程的人文特性。语文课程性质的核心应该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也就是说实施语文课程教育不仅仅具备全面提高当代学生语文素养的功能，而且也能够发挥对学生情感态度的熏陶感染的作用，发挥其提高学生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审美能力的作用。正如朱自清在其《论语文教育》一文中说：“国文不仅是一种语文训练，而且是一种文化训练。”
　　对文学教育在消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对立的作用，1962年弗·阿·利维斯针对斯诺的言论在剑桥大学也发表了一场精彩的演讲，阐明了这一点。他主张在大学建立一个意识中心来跨越文化鸿沟，而这个中心应该设在富有生命力的英文学院，因为英文学院最有助于人脑的基本活动（包括智力活动和情感活动）。英文学院最基本的学科是文学和文学批评，它以其他任何学科都无法具备的方法同时训练智力和情感，培养人的敏感性、对事物反应的准确性以及智力的灵敏性和完整性。这种智力不仅仅能分析事物，而且能综合事物。这无疑更让我们确信，语文教育在弥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分歧中的重要作用，加强语文教育，推动语文课程改革不仅能够保持学科的专业化，同时也能够实现人文精神的普及化，在实用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建立一种沟通和平衡。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语文的教育功能，从国家民族角度来说，它是抵御外来文化霸权，维护民族文化生态良性发展的重要力量；从个人社会发展来看，它是弥合由于文理分科教育导致“半个思维人”，避免文理冲突，提高人才创新能力的有效手段。关注语文教育，不仅仅是国家民族的事，也是我们民族每个成员的事；提高语文教育水平，不仅仅需要语文教育工作者不断创新工作方法，更需要每个社会成员重视语文教育的积极功能。只有正确认识了作为母语教育主要载体的语文课程的教育功能，才能更好地推动各方面的力量重视语文教育，使我们的母语教育迎来更好的明天。
　　张古明，吉林省通化师院分院海龙分校文科教研室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