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孔雀东南飞》的意义在于通过焦仲卿、刘兰芝的婚姻悲剧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同时热烈地歌颂了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宁死不屈地反抗封建恶势力的斗争精神，并最后表达了广大人民争取婚姻自由的必胜信念。但是我们对于刘兰芝为何被遣的原因却莫衷一是，而这一点又关系着对焦刘二人的爱情悲剧有新的认识和理解。本文试着在这点上来阐述自己的看法，以求教各位方家。
　　首先，刘兰芝是一个有主见、有个性的知识女性，这可能是她的婚姻悲剧的重要原因或者是重要的诱发因素。
　　《礼记》中规定：“子甚宜其妻……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母不悦，出。”这是古代女子被遣送回家的“法律”依据。
　　刘兰芝聪明美丽、勤劳能干、纯洁大方，她对丈夫的爱是真挚而深沉的。“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学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可见她也是一个知书达礼的人。但她并不因为“自小出野里”、“兼愧贵家子”而安于现状。面对“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的窘况，她的“心中常悲苦”。夫妻不能长相厮守，连见面都难！可这些还不是让她心灰意冷的最终理由。可是这些不快不满不悦意，加深了与希望儿子加官进爵的焦母的矛盾。兰芝“三日断五匹”却还需要忍受“大人故嫌迟”的无理压迫和百般刁难，于是就有了“君家妇难为”的感慨；就有了“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的当机决断！
　　一句话，婆媳在争夺儿子和丈夫的“战斗”中加深了对对方的成见。尽管刘兰芝在这场争夺中完全处于守势。在封建社会，这种争斗也常常是以婆婆的胜利而告终，只有“十年的媳妇熬成婆”，有了足够的资本，才可能在这场争斗中胜出，这点刘兰芝应该是清楚的，但她对爱情的渴望和对幸福的向往却让她走上了一条反抗的不归路！刘兰芝不能讨焦母欢心，是她被遣的根本原因。封建社会对媳妇的起居饮食、言谈举止都作了非常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一个媳妇首先要忍辱负重，百般顺从。每天要早于公婆起床，准备好早餐，侍奉床前。早晚要向公婆、舅姑道安。态度上要毕恭毕敬，语言要轻声细语，走路要踮脚。在公婆面前不能有打嗝、打喷嚏、打呵欠、吐痰等不恭作为。更不能斜视和有不满情绪的表露。从天不亮起床到夜半三更入寝，只能围着锅台转，或坐在纺车旁，或到田间耕作，没有自由活动时间。虽然整日劳碌服侍家人，但没有一点自主的权利和经济上的储蓄。不准藏私货，不许私自向他人借贷，也不许将自己的财物送给别人。就连媳妇在娘家得到的赐赠，也要交给婆婆，婆婆允许媳妇留着，才能收藏备用。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就没有基本生存的能力，就没有独立的人格。正因为如此，婆婆有权决定媳妇的弃留。如果婆婆看着媳妇不顺眼，或认为媳妇不孝不淑，即使夫妻感情很好，儿子也要遵从母亲的意愿而休弃妻子。这种无情拆散鸳鸯的事例可谓数不胜数。《孔雀东南飞》就是这些悲剧中的一出。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刘兰芝的有个性、有主见的性格使然。
　　其次，就是焦仲卿，他是一个深受封建礼教影响的士子，又是个政府小吏，性格比较软弱。他“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完全是因为母亲的压力，而并非是出自焦仲卿本人的意愿。这一点从他替妻子求情时直言“儿已薄禄相”可以看出，但他宁可违背心有不悦的妻子，却不敢忤逆母亲！当面对母亲的严词呵斥“何乃太区区”时，他只有长跪哀告，尽管有“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的抗言相争，却是那样的软弱无力！于是就只有“默无声”地接受母亲为他安排的一切！和爱妻离别时的情意绵绵，难舍难分，万千嘱咐，都只能看成他对未来无所适从的茫然和无助！所以正是他的软弱间接地助长了他母亲的嚣张气焰，悲剧也就朝着预定的方向一步步迈进。
　　最后一点可能是焦仲卿与刘兰芝没有子嗣。两人结婚数年，有无子息后代全靠推断。从全诗来看，两人从分别到殉情都无半字一词涉及到这个方面。如果有子息的话，是不符合常理常情的。因为这不会削弱诗歌的悲剧度，相反能更深刻地揭示封建礼教与封建家长制的罪恶！因为那样的话，牺牲的不仅仅是焦、刘二人，还有他们的子女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深深根植于焦母的心中，这也许是她对刘兰芝心怀不满并展开恶毒攻击直至把她遣送回家的根源。
　　综合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有个性、有主见的刘兰芝对婚后孤寂生活是有不满的，而正是这种不满，刺激了一心只想让儿子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焦母的神经，成了焦母驱逐她的理由，成了她“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的罪证！当然，无论是她对“守节情不移”醉心仕途的丈夫心有怨言，还是他俩没有子息后代的事实，抑或是焦仲卿的软弱抗争，都只是印证了封建礼教与封建家长制在这出悲剧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