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你最想见到谁？”我至今清晰记得，2015年初夏的那个午后。在花家地
　　一幢小楼的杂乱会议室里，李伦、王宁、小朱坐在我对面，他们在和我讨论一档访谈节目的可能性。
　　这是一个意外的邀请。彼时，我正为创业兴奋与忧心，与朋友苦苦支持了十年的小书店，得到了一笔风险投资，它给我们带来希望，以及更多的烦恼。我在小业主与作家之间摇摆，后者的日益模糊令我不安。我亦对自己的写作不无怀疑，我喜欢的一整套价值、修辞在这个移动互联时代似乎沉重、不合时宜。
　　这个时刻，他们出现了。尽管只匆匆见过，我对他们有本能的信任。李伦谦和，富有方向感;王宁细腻;总斜身半躺在椅子上的小朱，笑聲过分爽朗，总有惊人之语。
　　我没太认真对待这个提议。不过，倘若有些事能把我从办公室中解救出来，却不无诱惑。而且，我总渴望另一种人生，水手、银行家或是一个摇滚乐手，总之不是此刻的自己。采访是满足这种渴望的便捷方式，在他人的故事中，我体会另一种生活，享受暂时遗忘自我之乐。而在年轻时代的阅读中，法拉奇、华莱士更是传奇式的存在，他们将对话变成一个战场、一幕舞台剧。
　　在一张打印文件的背面，我胡乱写下了几个名字：哈贝马斯、周润发、黑木瞳、莫妮卡·贝鲁齐、王朔、陈冲、比尔·盖茨、帕慕克、陈嘉映......他们皆在我不同的人生阶段，留下鲜明印记。他们对这串名字颇感兴奋，小朱摇晃着脑袋，说这不是十三不靠吗？
　　节目就这样半心半意地开始。我将之当作生活的调剂，每当我被公司管理与《梁启超传》的写作窒息时，就去拍摄节目。打印纸背面的名单无法立刻实现，我们努力去接触时代精神。他们大多是各自领域的杰出人物——小说家、哲学家、成功的商人、武术名家、导演、演员（令人不安的是，娱乐界占据着过大的比例），不仅因为他们有丰富的故事可供讲述，也缘于他们可能带来的影响力，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我多少期待借助这种影响力，对知识分子日渐边缘的趋势作出某种报复。
　　我和他们穿过三里屯街头、在桂林吃米粉、在无人的电影院里吞云吐雾，还在九龙的武馆里练习咏春拳......最初目的开始退隐，我越来越被探访过程吸引，我喜欢和他们时而兴奋、时而不咸不淡的交谈，一些时候甚至陷入不无窘迫的沉默。沉默，与言说同样趣味盎然。
　　我也发现，试图遗忘自我时，自我反而变得清晰起来。不管多么自以为是，你都不能通过几个小时的相处，就声称理解另一个人。谈话有它的内在逻辑，它逼迫双方勾勒自己的轮廓、探视自己的内心。在陌生人面前，人们似乎更易袒露自己。
　　镜头令我不安，它充满入侵性，尤其在人群中，我尤为不适。我也害怕屏幕上的自己，远离后期制作，也从未看过一期节目，心中亦多少认定，这并非是我的作品。但我对影像产生了新的兴趣，那些无心之语，一点点尴尬，偶尔的神采飞扬，背后墙壁上的花纹，皆被记录下来，它提供了另一种文本。比起写作，它也是一种更即兴的表达，带来意外的喜悦与碰撞。
　　这个尝试，比原想的更富诱惑。我意识到，它逐渐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镜头也没那么讨厌了，它给交谈带来正式感，令彼此的表达更富逻辑与结构。也借助镜头，我的经验范围陡然增加，一些时候，甚至是梦幻式的。是的，哈贝马斯与贝鲁奇，尚未见到，但我的确与坂本龙一在纽约街头闲逛，在东京与黑木瞳喝了杯酒，与陈冲在旧金山海边公园的长椅上闲坐。
　　我同样不会想到，在薇娅的直播间卖货，置身于一群选秀少女之中，听罗振宇讲他的商业之道。当接触到这新的时代精神时，我发现没有看起来那么新，亦不像我想的那样浅。
　　相遇拓展了感受，又确认了身份。当面前所坐是西川、项飙、陈嘉映时，我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热情更为高涨，表达更为流畅，期待着谈话不会结束。吴孟达、蔡澜又让我感到另一种人生态度，智性与生活之滋味，缺一不可。
　　我亦遭遇到崭新的困扰，被卷入大众舆论的漩涡。对于一个习惯藏在文字背后的写作者，这实在是个令人焦灼的时刻，我觉得自己掉入了烂泥滩。偶尔，我也陷入自我怀疑，是不是不该进行这个尝试。
　　短暂的动摇后，一切反而坚定起来。它还带来一种意外的解放，我愈发意识到表现（Performance）的重要性。倘若观念得到恰当的表现（performance），它的影响更为深远。书写也是多向度的，文字只是其中，声音、画面、空间都如此之重要。
　　这些对话以四卷本的形式出现在眼前时，给我带来另一种慰藉。我的印刷崇拜再度被唤醒，似乎认定唯有印在纸上，才更可能穿越时间。比起节目，它更像是我的个人作品，我们的对话也以更全面的样貌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