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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最想见到谁?”我至今清晰记得,2015年初夏的那个午后。在花家地
一幢小楼的杂乱会议室里,李伦、王宁、小朱坐在我对面,他们在和我讨论一档访谈节目的可能性。
这是一个意外的邀请。彼时,我正为创业兴奋与忧心,与朋友苦苦支持了十年的小书店,得到了一笔风险投资,它给我们带来希望,以及更多的烦恼。我在小业主与作家之间摇摆,后者的日益模糊令我不安。我亦对自己的写作不无怀疑,我喜欢的一整套价值、修辞在这个移动互联时代似乎沉重、不合时宜。
这个时刻,他们出现了。尽管只匆匆见过,我对他们有本能的信任。李伦谦和,富有方向感;王宁细腻;总斜身半躺在椅子上的小朱,笑聲过分爽朗,总有惊人之语。
我没太认真对待这个提议。不过,倘若有些事能把我从办公室中解救出来,却不无诱惑。而且,我总渴望另一种人生,水手、银行家或是一个摇滚乐手,总之不是此刻的自己。采访是满足这种渴望的便捷方式,在他人的故事中,我体会另一种生活,享受暂时遗忘自我之乐。而在年轻时代的阅读中,法拉奇、华莱士更是传奇式的存在,他们将对话变成一个战场、一幕舞台剧。
在一张打印文件的背面,我胡乱写下了几个名字:哈贝马斯、周润发、黑木瞳、莫妮卡·贝鲁齐、王朔、陈冲、比尔·盖茨、帕慕克、陈嘉映......他们皆在我不同的人生阶段,留下鲜明印记。他们对这串名字颇感兴奋,小朱摇晃着脑袋,说这不是十三不靠吗?
节目就这样半心半意地开始。我将之当作生活的调剂,每当我被公司管理与《梁启超传》的写作窒息时,就去拍摄节目。打印纸背面的名单无法立刻实现,我们努力去接触时代精神。他们大多是各自领域的杰出人物——小说家、哲学家、成功的商人、武术名家、导演、演员(令人不安的是,娱乐界占据着过大的比例),不仅因为他们有丰富的故事可供讲述,也缘于他们可能带来的影响力,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我多少期待借助这种影响力,对知识分子日渐边缘的趋势作出某种报复。
我和他们穿过三里屯街头、在桂林吃米粉、在无人的电影院里吞云吐雾,还在九龙的武馆里练习咏春拳......最初目的开始退隐,我越来越被探访过程吸引,我喜欢和他们时而兴奋、时而不咸不淡的交谈,一些时候甚至陷入不无窘迫的沉默。沉默,与言说同样趣味盎然。
我也发现,试图遗忘自我时,自我反而变得清晰起来。不管多么自以为是,你都不能通过几个小时的相处,就声称理解另一个人。谈话有它的内在逻辑,它逼迫双方勾勒自己的轮廓、探视自己的内心。在陌生人面前,人们似乎更易袒露自己。
镜头令我不安,它充满入侵性,尤其在人群中,我尤为不适。我也害怕屏幕上的自己,远离后期制作,也从未看过一期节目,心中亦多少认定,这并非是我的作品。但我对影像产生了新的兴趣,那些无心之语,一点点尴尬,偶尔的神采飞扬,背后墙壁上的花纹,皆被记录下来,它提供了另一种文本。比起写作,它也是一种更即兴的表达,带来意外的喜悦与碰撞。
这个尝试,比原想的更富诱惑。我意识到,它逐渐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镜头也没那么讨厌了,它给交谈带来正式感,令彼此的表达更富逻辑与结构。也借助镜头,我的经验范围陡然增加,一些时候,甚至是梦幻式的。是的,哈贝马斯与贝鲁奇,尚未见到,但我的确与坂本龙一在纽约街头闲逛,在东京与黑木瞳喝了杯酒,与陈冲在旧金山海边公园的长椅上闲坐。
我同样不会想到,在薇娅的直播间卖货,置身于一群选秀少女之中,听罗振宇讲他的商业之道。当接触到这新的时代精神时,我发现没有看起来那么新,亦不像我想的那样浅。
相遇拓展了感受,又确认了身份。当面前所坐是西川、项飙、陈嘉映时,我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热情更为高涨,表达更为流畅,期待着谈话不会结束。吴孟达、蔡澜又让我感到另一种人生态度,智性与生活之滋味,缺一不可。
我亦遭遇到崭新的困扰,被卷入大众舆论的漩涡。对于一个习惯藏在文字背后的写作者,这实在是个令人焦灼的时刻,我觉得自己掉入了烂泥滩。偶尔,我也陷入自我怀疑,是不是不该进行这个尝试。
短暂的动摇后,一切反而坚定起来。它还带来一种意外的解放,我愈发意识到表现(Performance)的重要性。倘若观念得到恰当的表现(performance),它的影响更为深远。书写也是多向度的,文字只是其中,声音、画面、空间都如此之重要。
这些对话以四卷本的形式出现在眼前时,给我带来另一种慰藉。我的印刷崇拜再度被唤醒,似乎认定唯有印在纸上,才更可能穿越时间。比起节目,它更像是我的个人作品,我们的对话也以更全面的样貌展现出来。
一幢小楼的杂乱会议室里,李伦、王宁、小朱坐在我对面,他们在和我讨论一档访谈节目的可能性。
这是一个意外的邀请。彼时,我正为创业兴奋与忧心,与朋友苦苦支持了十年的小书店,得到了一笔风险投资,它给我们带来希望,以及更多的烦恼。我在小业主与作家之间摇摆,后者的日益模糊令我不安。我亦对自己的写作不无怀疑,我喜欢的一整套价值、修辞在这个移动互联时代似乎沉重、不合时宜。
这个时刻,他们出现了。尽管只匆匆见过,我对他们有本能的信任。李伦谦和,富有方向感;王宁细腻;总斜身半躺在椅子上的小朱,笑聲过分爽朗,总有惊人之语。
我没太认真对待这个提议。不过,倘若有些事能把我从办公室中解救出来,却不无诱惑。而且,我总渴望另一种人生,水手、银行家或是一个摇滚乐手,总之不是此刻的自己。采访是满足这种渴望的便捷方式,在他人的故事中,我体会另一种生活,享受暂时遗忘自我之乐。而在年轻时代的阅读中,法拉奇、华莱士更是传奇式的存在,他们将对话变成一个战场、一幕舞台剧。
在一张打印文件的背面,我胡乱写下了几个名字:哈贝马斯、周润发、黑木瞳、莫妮卡·贝鲁齐、王朔、陈冲、比尔·盖茨、帕慕克、陈嘉映......他们皆在我不同的人生阶段,留下鲜明印记。他们对这串名字颇感兴奋,小朱摇晃着脑袋,说这不是十三不靠吗?
节目就这样半心半意地开始。我将之当作生活的调剂,每当我被公司管理与《梁启超传》的写作窒息时,就去拍摄节目。打印纸背面的名单无法立刻实现,我们努力去接触时代精神。他们大多是各自领域的杰出人物——小说家、哲学家、成功的商人、武术名家、导演、演员(令人不安的是,娱乐界占据着过大的比例),不仅因为他们有丰富的故事可供讲述,也缘于他们可能带来的影响力,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我多少期待借助这种影响力,对知识分子日渐边缘的趋势作出某种报复。
我和他们穿过三里屯街头、在桂林吃米粉、在无人的电影院里吞云吐雾,还在九龙的武馆里练习咏春拳......最初目的开始退隐,我越来越被探访过程吸引,我喜欢和他们时而兴奋、时而不咸不淡的交谈,一些时候甚至陷入不无窘迫的沉默。沉默,与言说同样趣味盎然。
我也发现,试图遗忘自我时,自我反而变得清晰起来。不管多么自以为是,你都不能通过几个小时的相处,就声称理解另一个人。谈话有它的内在逻辑,它逼迫双方勾勒自己的轮廓、探视自己的内心。在陌生人面前,人们似乎更易袒露自己。
镜头令我不安,它充满入侵性,尤其在人群中,我尤为不适。我也害怕屏幕上的自己,远离后期制作,也从未看过一期节目,心中亦多少认定,这并非是我的作品。但我对影像产生了新的兴趣,那些无心之语,一点点尴尬,偶尔的神采飞扬,背后墙壁上的花纹,皆被记录下来,它提供了另一种文本。比起写作,它也是一种更即兴的表达,带来意外的喜悦与碰撞。
这个尝试,比原想的更富诱惑。我意识到,它逐渐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镜头也没那么讨厌了,它给交谈带来正式感,令彼此的表达更富逻辑与结构。也借助镜头,我的经验范围陡然增加,一些时候,甚至是梦幻式的。是的,哈贝马斯与贝鲁奇,尚未见到,但我的确与坂本龙一在纽约街头闲逛,在东京与黑木瞳喝了杯酒,与陈冲在旧金山海边公园的长椅上闲坐。
我同样不会想到,在薇娅的直播间卖货,置身于一群选秀少女之中,听罗振宇讲他的商业之道。当接触到这新的时代精神时,我发现没有看起来那么新,亦不像我想的那样浅。
相遇拓展了感受,又确认了身份。当面前所坐是西川、项飙、陈嘉映时,我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热情更为高涨,表达更为流畅,期待着谈话不会结束。吴孟达、蔡澜又让我感到另一种人生态度,智性与生活之滋味,缺一不可。
我亦遭遇到崭新的困扰,被卷入大众舆论的漩涡。对于一个习惯藏在文字背后的写作者,这实在是个令人焦灼的时刻,我觉得自己掉入了烂泥滩。偶尔,我也陷入自我怀疑,是不是不该进行这个尝试。
短暂的动摇后,一切反而坚定起来。它还带来一种意外的解放,我愈发意识到表现(Performance)的重要性。倘若观念得到恰当的表现(performance),它的影响更为深远。书写也是多向度的,文字只是其中,声音、画面、空间都如此之重要。
这些对话以四卷本的形式出现在眼前时,给我带来另一种慰藉。我的印刷崇拜再度被唤醒,似乎认定唯有印在纸上,才更可能穿越时间。比起节目,它更像是我的个人作品,我们的对话也以更全面的样貌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