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对于区域经济发展、FDI流入、企业家精神形成的不同阶段，FDI对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是否会表现出一定的非线性特征，学术界并没有取得一致性结论。本文实证结果表明，随着地区FDI流入量的不断变化，FDI与东中西三个不同地区企业家精神形成之间均呈现具有明显门限特征的非线性关系。在东部地区，FDI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始终存在着对边际效应递减特征的促进作用；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FDI对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具有短期抑制和长期培育效应，但总体来看西部地区FDI的培育效应不显著。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企业家精神；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非线性特征；边际效应递减特征；短期抑制效应；长期培育效应
〔中图分类号〕F1132；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2-0044-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JL02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0JJD790005）；吉林大学985工程项目
〔作者简介〕李政，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佟鑫，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12。一、引言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日趋活跃，外国直接投资（FDI）已成为发展中国家获取外部资源的主要渠道。改革开放以来，外国直接投资不断进入中国，加快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步伐。日内瓦—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发布的投资趋势年报显示，中国2011年FDI流入量增长了近8%，达到1240亿美元，世界排名第二。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结果都表明FDI对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积极影响，但也有学者认为FDI在东道国发挥正向溢出效应的同时，也对东道国国内的投资活动与企业进入产生挤出效应，FDI的负溢出效应将会对东道国的创新创业活动发挥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进而对东道国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产生消极影响。一些研究结果还表明FDI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现有的一些研究揭示了只有当东道国拥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完善的基础设施、稳定的经济环境与恰当的外资依存度，并达到一定的技术水平与市场规模，同时经济发展超过特定水平后，FDI才能充分发挥正向外溢效应。正是由于这种门限效应的存在，FDI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会因为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且随着东道国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与创业环境的改善，以及FDI流入规模的变化，FDI与企业家精神形成之间会呈现出非线性关系。
究竟FDI对中国不同地区企业家精神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怎样？这种影响又表现出怎样的地区性特征？探讨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更好地引进和利用FDI促进区域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与创新创业活动的开展，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的推动力，进而从根本上提高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率。
二、文献评述
1.FDI对东道国企业家精神形成具有抑制影响
Markusen、Venables（1999）认为通过产品市场竞争，跨国公司可能会替代国内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FDI的进入会改变劳动力市场原有的供求均衡，提高东道国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程度。〔1〕根据Jovanovic（1994）的职业选择模型，更多理性的个人选择成为雇员而非企业家，这也将打压东道国企业家的创业精神。〔2〕此外，Caves（1996）认为跨国公司对进入壁垒并不敏感，甚至与进入壁垒会呈现正相关关系，间接地对当地企业家精神产生打压效应。〔3〕
2.FDI对东道国企业家精神形成具有积极影响
一些研究表明FDI对国内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区域层面、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三方面。
从区域层面来看，张小蒂、李晓钟（2008）认为企业家作用的“示范”、“扩散”会产生“企业家呼唤企业家”的结果。部分地区创业氛围浓厚，会形成某种正反馈和自增强的地区创业氛围。〔4〕Mirza（2000），Cantwell、Piscitello（2002），Grg、Strobl（2005）等学者就认为FDI通过溢出和关联效应可以改善当地区位优势，通过促进国内企业家的创业活动影响东道国经济。〔5〕Rodriguez-Clare（1996），Markusen、Venables（1999）提出的理论模型表明国外和国内企业之间可能存在的互补效应。具体说，它假设国外企业的示范、网络和溢出效应可以实际上刺激当地的创业水平，如果所必需的刺激条件真正被创造出来，这就与世界投资报告Promoting Linkages（UNO，2001）中所记录的一些国家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6〕
从行业层面来看，Markusen、Venables（1999）认为跨国公司通过与本土供应商建立联系，对本土企业的发展可以发挥积极的影响。他们认为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培育国内中间产品生产企业的发展改变东道国不完全竞争行业的结构，进而这将对国内最终产品生产企业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7〕从企业层面来看，Ayyagari、Kosová（2010）分析了1994-2000年期间，外国直接投资对捷克国内企业的进入和企业规模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FDI会刺激同一行业内国内企业的进入，这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存在积极的水平溢出。〔8〕
3.FDI对东道国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同时具有促进与抑制两方面影响
Aitken、Harrison（1999）认为FDI消极的竞争效应是暂时的，积极的FDI外溢效应在长期是起主导作用的。〔9〕De Backer、Sleuwaegen（2003）通过分析比利时制造业企业的进入与退出，得出进口竞争和FDI抑制了企业进入并且刺激国内企业退出的结论。〔10〕Barbosa、Eiriz（2007）使用葡萄牙1986-2000年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外国企业对东道国企业进入的影响是否取决于先前进入的外国企业数量和规模。实证结果对外国企业会支持东道国创业活动的结论提出了质疑，第一项外国投资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是积极的，但是额外增加的投资边际影响是负面的。〔11〕Kosová（2010）通过分离消极的挤出与积极的技术外溢，分析了挤出效应是否是动态的，即随着时间的推移，伴随着外国企业的成长与不断进入国内企业是否会减少产量；通过使用1994-2001年捷克企业层面的数据，他发现了技术外溢与挤出效应同时存在的证据。〔12〕李威、黄顺武、喻鑫（2009）研究表明：FDI对中国企业家精神具有短期打压和长期培育两种不同效应，并且长期培育效应大于短期打压效应。〔13〕肖妍和程培堽（2010）通过扩展职业选择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FDI流入对国内企业家形成的影响及其机制，实证结果表明，FDI流入对国内企业家的形成产生了抑制作用，但另一方面FDI亦产生管理知识和技能外溢效应，从而对国内潜在企业家起着培育作用。〔14〕王念（2011）对比了FDI对中欧国家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并得出结论：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FDI对国内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均表现为在短期FDI打压国内企业家精神，在长期FDI对国内企业家精神具有培育效应。对于中国来说，由于FDI在长期可以从根本上优化企业结构，因此FDI的长期培育效应大于短期打压效应。〔15〕 根据对上述现有研究的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到，不同研究的结论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并且研究结论无论是FDI会促进东道国企业家精神的形成还是FDI对东道国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具有挤出效应，说明的都是它们之间的线性关系，很少有学者关注其非线性关系。但是，FDI对东道国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可能会具有门限特性，随着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变化，FDI与企业家精神形成之间会呈现非线性关系，当区域人均GDP超过FDI发挥积极作用的门限时，FDI对东道国企业家精神形成的促进作用可能会出现明显的跃升和充分的显现。同时当一国吸引的FDI规模没有达到特定的门限值时，FDI还有可能会对东道国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产生抑制作用。本文将验证FDI对我国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是否存在这种门限特征，如果存在的话，存在几个门限，在不同的门限区间，FDI与东道国企业家精神形成之间将呈现何种不同的关系，在样本期间内，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发生了结构性突变，从而为捕捉两者之间更为准确的关系提供新的思路。
三、实证分析
1.模型设定
Hansen（1999）提出的面板门限（PTR）模型认为结构变化内生于经济系统当中，并通过内生的方式，在模型中引入一个关于门限变量的示性函数以考虑截面异质性。当门限变量qit超越门限值γi时，模型发生结构性突变，模型按照门限值将不同的截面个体分割为不同的区制，每一个区间用不同的回归方程表达，并分别估计得出各区制中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捕捉变量间更为准确的关系。〔16〕门限回归可以看作分组检验的扩展，分组检验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是如何有效地确立分组标准，它往往更多依赖于研究者的主观偏好，因此会产生偏差。而面板门限回归则无需设定门限标准，Chan（1993）指出回归中的γi越接近门槛水平，回归模型的残差平方和就应该越小，因此面板门限回归采用格点搜寻法来寻找使残差平方和最小的门限值，有效地克服了分组检验主观判断的缺点。在得到了参数的估计值之后，还需要进行两方面的检验：一是检验门限效应是否显著；二是检验门限值的估计值是否等于其真实值。
物质资本投资率SK、人力资本投资率SH作为基础性变量会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一个地区拥有较高的物质资本投资率，将会对该地区教育培训等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帮助，也有助于吸引更高质量的FDI。地区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提高将有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即提高其对新思想新观念的吸收能力。这两方面都将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但如果一个地区拥有较高的物质资本投资率，也说明该地区过度依靠投资带动经济增长，有可能对创新创业活动产生负面影响，并且由于我国大规模的投资行为多是政府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还有可能会挤出民间企业家的投资，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产生负面影响。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作为制度性变量发挥作用的结果是FDI发挥外溢效应的制度环境，政府干预FDI进出及其活动的程度将对FDI功能的发挥产生直接影响，同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对企业家活动的干预也会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因此在实证研究中需要控制上述变量。
为了分析物质资本投资率SK、人力资本投资率SH、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G、地区人均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F对企业家精神E的非线性影响特征，可以构建如下的面板门限模型：
Eit=β1SKit+β2SHit+β3Git+β4FitI（qit≤γ）+β5FitI（qit>γ）+εit
其中，I（·）是示性函数，当括号中的条件成立时，I（·）取值为1，否则为0。根据门限变量qit小于或大于门限值γ，观察值被分割为不同的区制。
如果考虑到存在两个门限的情况，则上述模型可以扩展为：
Eit=β1SKit+β2SHit+β3Git+β4FitI（qit≤γ1）+β5FitI（γ1γ2）+εit
在本文的研究中，门限变量qit分别被设定为y-人均实际GDP和F地区人均实际FDI。其中，门限变量设定为人均实际GDP用于研究FDI对我国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是否会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具有门限特征。张宇（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地区的外资依存度对于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影响呈现非单调性的双门限特征，即只有当一个地区的外资依存度维持在一个适度的区间范围时，FDI才有可能产生较强的技术外溢效应，而外资流入的不足或过度都会影响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17〕因此本文将门限变量设定为FDI，用于研究随着FDI流入量的不断变化，FDI与不同地区企业家精神形成之间将呈现何种非线性关系。
2.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对于模型的被解释变量E，本文借鉴刘亮（2008）度量企业家精神的指标体系及其测算结果。〔18〕模型中的解释变量SK用地区资本形成总额比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SH用各地区每万人中在校大学生人数来衡量；G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支额比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FDI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比地区年底人口总数来衡量；门限变量Y用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实际GDP来衡量。本文地区年底人口数量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其他数据均来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及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各地区每万人中在校大学生人数2005-2010年数据用2005-2010年各地区每万人中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替代。考虑到相关省市数据的可得性问题，本文去掉了西藏与重庆两个地区。
为了检验门限效应是否存在以及确定对应的门限值，本文分别假定模型中不存在门限效应、存在单个门限效应以及双门限效应，并分别进行OLS估计，然后其对应的残差项构建带有约束的F检验。其中F1检验统计量对应的原假设是模型不存在门限效应，备择假设是模型存在单个门限效应。F2检验统计量对应的原假设是模型存在单个门限效应，备择假设是模型存在双门限效应。F1检验和F2检验是面板门限模型设定检验的关键。 表1显示了以y-人均实际GDP作为门限变量时，检验统计量F1和F2的样本值对应的P值。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到，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存在着明显的门限效应，并且这种门限效应可以在模型中用双门限效应来刻画。
从表2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FDI与地区企业家精神形成之间会因为地区人均GDP水平的不同而呈现出具有明显门限特征的非线性关系。在被门限值所分割的各子样本区间内，FDI对地区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会发挥不同的作用。具体来看，在全国方程当中，两个门限值分别是218073元和271942元，实证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来看，如果地区人均GDP低于218073元，FDI将会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地区人均GDP高于218073元，FDI将会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并且随着区域人均GDP的不断增长，FDI的系数也在不断上升，如果地区人均GDP高于271942元，FDI对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将出现明显跃升。实证结果同时表明，从全国范围来看，物质资本投资率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存在并不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人力资本投资率和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这两个变量都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为了分析FDI与不同地区企业家精神形成之间将呈现何种非线性关系以及区域性特征，本文将FDI作为门限变量并且将样本地区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分析。门限效应检验结果以及模型估计结果分别见表3和表4。
（1）东部地区情况
从表4可以看出，随着FDI流入量的不断增加，FDI对东部地区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门限特征。在被门限值所分割的两个子样本区间内，FDI与地区企业家精神形成之间均呈现正相关关系，但随着FDI流入量的不断增长，FDI对企业家精神形成的促进作用在不断减小。具体来说，东部方程的门限值是地区人均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9441美元，当地区FDI流入量超过这一门限值后，FDI对企业家精神形成的促进作用将会出现明显的减弱。因此在东部，FDI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存在着边际效应递减的促进作用。
之所以在东部地区FDI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一是因为东部地区的市场化改革相对彻底，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较大作用，因此有助于FDI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效应与溢出效应对地区企业家的竞争意识与创新创业精神产生较大的培育作用；二是因为东部地区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比较高，人们的观念相对开放，能够较好地接受外来先进的思想观念，因此能够有效地吸收FDI带来的竞争精神与市场意识等先进思想，这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形成是有很大益处的；三是因为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大部分省份已跨过FDI发挥积极作用的门限（人均GDP218073元），因此具备了吸收FDI外溢效应的良好基础。至于促进作用会出现递减现象，可能的原因是我国东部地区由于对外开放相对较早，市场化改革进程相对较快，地区企业家精神水平相对较高，因此FDI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发挥促进作用的空间相对较小，所以会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的情况。
估计结果同时表明，在东部物质资本投资率对企业家精神形成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人力资本投资率和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这两个变量都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2）中部地区情况
中部地区随着FDI流入量的不断增加，FDI对地区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同样具有门限特征。具体来说，中部方程的门限值分别为地区人均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753美元和953美元。如果地区人均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低于753美元，FDI对企业家精神形成具有抑制作用；地区人均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超过753美元之后，FDI对企业家精神形成具有促进作用，但当地区人均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超过953美元之后，FDI对企业家精神形成的促进作用会减弱。
实证结果说明，在中部地区，FDI的流入对地区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具有短期抑制和长期培育效应。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FDI流入的初期，外资企业凭借其垄断竞争优势与超国民待遇在市场竞争中对本土企业形成较大冲击。由于FDI一般进入第二、第三产业，而这两个产业在中部地区的发展水平本身相对较低，因此受到更严重的冲击，形成FDI对当地企业的挤出效应，减少企业家利润，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具有打压作用。并且在FDI流入初期，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未超过FDI发挥积极作用的门限，因此并不具备高效消化吸收FDI溢出效应的基础条件。同时由于中部地区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相对较低，人们的思想观念相对保守，接受新观念的能力不强，因此会对FDI发挥培育作用产生不利影响。但是，随着FDI流入的不断增加，在长期，FDI的正溢出效应会逐渐显现，FDI的外溢效应将促进市场机制的形成完善，且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FDI会挤出低效率的企业并促进高效率的企业不断涌现，地区企业家精神将被逐渐激发出来。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观念的不断开放，对FDI外溢效应的吸收也会不断增强，这也将有助于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但是在经济发展进程不断加快、企业竞争力不断提高、地区企业家精神快速形成的情况下，FDI发挥促进作用的空间也在逐渐变小，边际效应会逐渐减弱。
实证结果同时表明，在中部物质资本投资率、人力资本投资率和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都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3）西部地区情况
实证结果显示我国西部地区FDI对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同样存在门限效应。西部方程的门限值分别为地区人均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36美元和389美元。在地区人均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低于136美元区间时，FDI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具有十分显著的抑制作用；当地区人均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位于136-389美元区间时，FDI对企业家精神形成同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是抑制程度会有所下降；当地区人均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超过389美元之后，FDI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具有并不显著的促进作用。 西部地区情况和中部地区情况相似，同样是在短期FDI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具有打压作用，在长期FDI会促进地区企业家精神的形成。这主要是由于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产业结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开放程度等方面都比较接近。但是由于西部在上述几方面相对更加落后，并未跨过FDI发挥积极作用的门限，因此FDI对企业家精神形成所带来的更多是负面冲击，促进作用并不显著，或者说西部地区还未达到FDI显著发挥外溢效应的阶段。只有当西部在上述几方面发展得更好时，才有可能更好地接受FDI的外溢效应，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形成。
实证结果同时表明，在西部物质资本投资率、人力资本投资率和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同样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会使FDI对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表现出门限特性，只有当区域人均GDP达到FDI发挥积极作用的门限（人均GDP218073元）以后，FDI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才能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本文研究发现随着地区FDI流入量的不断变化，FDI与东中西三个地区企业家精神形成之间均呈现具有明显门限特征的非线性关系。在东部地区，FDI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发挥着边际效应递减的促进作用；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FDI对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均具有短期抑制和长期培育效应，但总体来看西部地区FDI的培育效应不显著。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各地区应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引资进程并积极完善投资环境。由于FDI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会发挥正向溢出效应，因此我们要继续坚持积极引进外资的方针政策。但是，FDI发挥作用和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产业结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吸收能力等因素是相关的。只有当该地区跨过FDI发挥积极作用的门限，具有了吸收FDI外溢效应的有利条件之后，FDI对企业家精神形成的促进作用才能显现，否则FDI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具有抑制作用。因此不同地区在引进FDI时应特别注意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2.各地区要加强政府的监督引导，不断提高FDI的引进质量和效果。政府要制定合理的导向政策，对FDI的产业投向进行合理引导，鼓励FDI更多地投向技术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以及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提升我国关键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样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效应、关联效应可以更大地激发企业家从事创新创业活动的热情，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培育。
〔参考文献〕
〔1〕〔7〕Markusen，J.R.，Venables，A.J.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s a catalyst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9，43，pp.335-356.
〔2〕Jovanovic，B.Firm Formation with Heterogenous Management and Labor Skills.Small Business Economics，1994，6，pp.185–191.
〔3〕Caves，R.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nd Economic Analysis.Second Edition NewYork： U S 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4〕张小蒂，李晓钟.转型时期中国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特殊性及成长特征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8，（5）.
〔5〕Mirza，H.The globalization of business and East Asian developingcountry multinationals.In Hood，N.，Young，S（Eds.）.The globalization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ctiv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London： Macmillan，2000；Cantwell，J.，Piscitello，L.The location of technological activities of MNCs in European regions： The role of spillovers and local competenci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2002，8（1），pp.69-96；Grg，H.，Strobl，E.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Beyond productivity spillovers.In Moran，T.H.，Graham，E.M.，Blomstrm，M（Eds.）.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romote development？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5.
〔6〕Rodriguez-Clare，A. Multinationals，Linkages，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6，86（4），pp.852-873；Markusen，J.R.，Venables，A.J.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s a catalyst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9，43，pp.335-356. 〔8〕Ayyagari，M.，Kosová，R.Does FDI Facilitate Domestic Entry？ Evidence from the Czech Republic.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0，18（1），pp.14-29.
〔9〕Aitken，B.J.，Harrison，A.E.Do Domestic Firms Benefit from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Evidence from Venezuel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9，89（3），pp.605-618.
〔10〕Backer，K.D.，Sleuwaegen，L.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rowd Out Domestic Entrepreneurship？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2003，22，pp.67–84.
〔11〕Barbosa，N.，Eiriz，V.The role of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Entrepreneurship.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2007，5（3），pp.319-339.
〔12〕Kosová，R.Do foreign firms crowd out domestic firms？ Evidence from the CzechRepublic.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10，92（4），pp.861-881.
〔13〕李威，黄顺武，喻鑫.FDI对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基于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9，（5）.
〔14〕肖妍，程培堽.FDI和国内企业家形成：基于职业选择模型〔J〕.中国商贸，2010，（12）.
〔15〕王念.FDI对中欧企业家精神影响的对比——基于职业选择模型〔J〕.知识经济，2011，（9）.
〔16〕Hansen， B.Threshold effects in non- dynamic panels： Estimation，testing and inference.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9，93（2），pp.345- 368.
〔17〕张宇.FDI 技术外溢的地区差异与吸收能力的门限特征-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限回归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1）.
〔18〕刘亮.企业家精神的度量及其度量方法的改进〔J〕.世界经济情况，2008，（4）.
（责任编辑：张琦）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企业家精神；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非线性特征；边际效应递减特征；短期抑制效应；长期培育效应
〔中图分类号〕F1132；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2-0044-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JL02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0JJD790005）；吉林大学985工程项目
〔作者简介〕李政，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佟鑫，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12。一、引言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日趋活跃，外国直接投资（FDI）已成为发展中国家获取外部资源的主要渠道。改革开放以来，外国直接投资不断进入中国，加快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步伐。日内瓦—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发布的投资趋势年报显示，中国2011年FDI流入量增长了近8%，达到1240亿美元，世界排名第二。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结果都表明FDI对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积极影响，但也有学者认为FDI在东道国发挥正向溢出效应的同时，也对东道国国内的投资活动与企业进入产生挤出效应，FDI的负溢出效应将会对东道国的创新创业活动发挥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进而对东道国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产生消极影响。一些研究结果还表明FDI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现有的一些研究揭示了只有当东道国拥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完善的基础设施、稳定的经济环境与恰当的外资依存度，并达到一定的技术水平与市场规模，同时经济发展超过特定水平后，FDI才能充分发挥正向外溢效应。正是由于这种门限效应的存在，FDI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会因为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且随着东道国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与创业环境的改善，以及FDI流入规模的变化，FDI与企业家精神形成之间会呈现出非线性关系。
究竟FDI对中国不同地区企业家精神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怎样？这种影响又表现出怎样的地区性特征？探讨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更好地引进和利用FDI促进区域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与创新创业活动的开展，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的推动力，进而从根本上提高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率。
二、文献评述
1.FDI对东道国企业家精神形成具有抑制影响
Markusen、Venables（1999）认为通过产品市场竞争，跨国公司可能会替代国内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FDI的进入会改变劳动力市场原有的供求均衡，提高东道国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程度。〔1〕根据Jovanovic（1994）的职业选择模型，更多理性的个人选择成为雇员而非企业家，这也将打压东道国企业家的创业精神。〔2〕此外，Caves（1996）认为跨国公司对进入壁垒并不敏感，甚至与进入壁垒会呈现正相关关系，间接地对当地企业家精神产生打压效应。〔3〕
2.FDI对东道国企业家精神形成具有积极影响
一些研究表明FDI对国内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区域层面、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三方面。
从区域层面来看，张小蒂、李晓钟（2008）认为企业家作用的“示范”、“扩散”会产生“企业家呼唤企业家”的结果。部分地区创业氛围浓厚，会形成某种正反馈和自增强的地区创业氛围。〔4〕Mirza（2000），Cantwell、Piscitello（2002），Grg、Strobl（2005）等学者就认为FDI通过溢出和关联效应可以改善当地区位优势，通过促进国内企业家的创业活动影响东道国经济。〔5〕Rodriguez-Clare（1996），Markusen、Venables（1999）提出的理论模型表明国外和国内企业之间可能存在的互补效应。具体说，它假设国外企业的示范、网络和溢出效应可以实际上刺激当地的创业水平，如果所必需的刺激条件真正被创造出来，这就与世界投资报告Promoting Linkages（UNO，2001）中所记录的一些国家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6〕
从行业层面来看，Markusen、Venables（1999）认为跨国公司通过与本土供应商建立联系，对本土企业的发展可以发挥积极的影响。他们认为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培育国内中间产品生产企业的发展改变东道国不完全竞争行业的结构，进而这将对国内最终产品生产企业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7〕从企业层面来看，Ayyagari、Kosová（2010）分析了1994-2000年期间，外国直接投资对捷克国内企业的进入和企业规模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FDI会刺激同一行业内国内企业的进入，这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存在积极的水平溢出。〔8〕
3.FDI对东道国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同时具有促进与抑制两方面影响
Aitken、Harrison（1999）认为FDI消极的竞争效应是暂时的，积极的FDI外溢效应在长期是起主导作用的。〔9〕De Backer、Sleuwaegen（2003）通过分析比利时制造业企业的进入与退出，得出进口竞争和FDI抑制了企业进入并且刺激国内企业退出的结论。〔10〕Barbosa、Eiriz（2007）使用葡萄牙1986-2000年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外国企业对东道国企业进入的影响是否取决于先前进入的外国企业数量和规模。实证结果对外国企业会支持东道国创业活动的结论提出了质疑，第一项外国投资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是积极的，但是额外增加的投资边际影响是负面的。〔11〕Kosová（2010）通过分离消极的挤出与积极的技术外溢，分析了挤出效应是否是动态的，即随着时间的推移，伴随着外国企业的成长与不断进入国内企业是否会减少产量；通过使用1994-2001年捷克企业层面的数据，他发现了技术外溢与挤出效应同时存在的证据。〔12〕李威、黄顺武、喻鑫（2009）研究表明：FDI对中国企业家精神具有短期打压和长期培育两种不同效应，并且长期培育效应大于短期打压效应。〔13〕肖妍和程培堽（2010）通过扩展职业选择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FDI流入对国内企业家形成的影响及其机制，实证结果表明，FDI流入对国内企业家的形成产生了抑制作用，但另一方面FDI亦产生管理知识和技能外溢效应，从而对国内潜在企业家起着培育作用。〔14〕王念（2011）对比了FDI对中欧国家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并得出结论：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FDI对国内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均表现为在短期FDI打压国内企业家精神，在长期FDI对国内企业家精神具有培育效应。对于中国来说，由于FDI在长期可以从根本上优化企业结构，因此FDI的长期培育效应大于短期打压效应。〔15〕 根据对上述现有研究的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到，不同研究的结论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并且研究结论无论是FDI会促进东道国企业家精神的形成还是FDI对东道国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具有挤出效应，说明的都是它们之间的线性关系，很少有学者关注其非线性关系。但是，FDI对东道国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可能会具有门限特性，随着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变化，FDI与企业家精神形成之间会呈现非线性关系，当区域人均GDP超过FDI发挥积极作用的门限时，FDI对东道国企业家精神形成的促进作用可能会出现明显的跃升和充分的显现。同时当一国吸引的FDI规模没有达到特定的门限值时，FDI还有可能会对东道国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产生抑制作用。本文将验证FDI对我国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是否存在这种门限特征，如果存在的话，存在几个门限，在不同的门限区间，FDI与东道国企业家精神形成之间将呈现何种不同的关系，在样本期间内，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发生了结构性突变，从而为捕捉两者之间更为准确的关系提供新的思路。
三、实证分析
1.模型设定
Hansen（1999）提出的面板门限（PTR）模型认为结构变化内生于经济系统当中，并通过内生的方式，在模型中引入一个关于门限变量的示性函数以考虑截面异质性。当门限变量qit超越门限值γi时，模型发生结构性突变，模型按照门限值将不同的截面个体分割为不同的区制，每一个区间用不同的回归方程表达，并分别估计得出各区制中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捕捉变量间更为准确的关系。〔16〕门限回归可以看作分组检验的扩展，分组检验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是如何有效地确立分组标准，它往往更多依赖于研究者的主观偏好，因此会产生偏差。而面板门限回归则无需设定门限标准，Chan（1993）指出回归中的γi越接近门槛水平，回归模型的残差平方和就应该越小，因此面板门限回归采用格点搜寻法来寻找使残差平方和最小的门限值，有效地克服了分组检验主观判断的缺点。在得到了参数的估计值之后，还需要进行两方面的检验：一是检验门限效应是否显著；二是检验门限值的估计值是否等于其真实值。
物质资本投资率SK、人力资本投资率SH作为基础性变量会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一个地区拥有较高的物质资本投资率，将会对该地区教育培训等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帮助，也有助于吸引更高质量的FDI。地区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提高将有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即提高其对新思想新观念的吸收能力。这两方面都将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但如果一个地区拥有较高的物质资本投资率，也说明该地区过度依靠投资带动经济增长，有可能对创新创业活动产生负面影响，并且由于我国大规模的投资行为多是政府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还有可能会挤出民间企业家的投资，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产生负面影响。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作为制度性变量发挥作用的结果是FDI发挥外溢效应的制度环境，政府干预FDI进出及其活动的程度将对FDI功能的发挥产生直接影响，同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对企业家活动的干预也会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因此在实证研究中需要控制上述变量。
为了分析物质资本投资率SK、人力资本投资率SH、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G、地区人均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F对企业家精神E的非线性影响特征，可以构建如下的面板门限模型：
Eit=β1SKit+β2SHit+β3Git+β4FitI（qit≤γ）+β5FitI（qit>γ）+εit
其中，I（·）是示性函数，当括号中的条件成立时，I（·）取值为1，否则为0。根据门限变量qit小于或大于门限值γ，观察值被分割为不同的区制。
如果考虑到存在两个门限的情况，则上述模型可以扩展为：
Eit=β1SKit+β2SHit+β3Git+β4FitI（qit≤γ1）+β5FitI（γ1
在本文的研究中，门限变量qit分别被设定为y-人均实际GDP和F地区人均实际FDI。其中，门限变量设定为人均实际GDP用于研究FDI对我国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是否会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具有门限特征。张宇（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地区的外资依存度对于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影响呈现非单调性的双门限特征，即只有当一个地区的外资依存度维持在一个适度的区间范围时，FDI才有可能产生较强的技术外溢效应，而外资流入的不足或过度都会影响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17〕因此本文将门限变量设定为FDI，用于研究随着FDI流入量的不断变化，FDI与不同地区企业家精神形成之间将呈现何种非线性关系。
2.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对于模型的被解释变量E，本文借鉴刘亮（2008）度量企业家精神的指标体系及其测算结果。〔18〕模型中的解释变量SK用地区资本形成总额比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SH用各地区每万人中在校大学生人数来衡量；G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支额比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FDI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比地区年底人口总数来衡量；门限变量Y用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实际GDP来衡量。本文地区年底人口数量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其他数据均来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及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各地区每万人中在校大学生人数2005-2010年数据用2005-2010年各地区每万人中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替代。考虑到相关省市数据的可得性问题，本文去掉了西藏与重庆两个地区。
为了检验门限效应是否存在以及确定对应的门限值，本文分别假定模型中不存在门限效应、存在单个门限效应以及双门限效应，并分别进行OLS估计，然后其对应的残差项构建带有约束的F检验。其中F1检验统计量对应的原假设是模型不存在门限效应，备择假设是模型存在单个门限效应。F2检验统计量对应的原假设是模型存在单个门限效应，备择假设是模型存在双门限效应。F1检验和F2检验是面板门限模型设定检验的关键。 表1显示了以y-人均实际GDP作为门限变量时，检验统计量F1和F2的样本值对应的P值。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到，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存在着明显的门限效应，并且这种门限效应可以在模型中用双门限效应来刻画。
从表2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FDI与地区企业家精神形成之间会因为地区人均GDP水平的不同而呈现出具有明显门限特征的非线性关系。在被门限值所分割的各子样本区间内，FDI对地区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会发挥不同的作用。具体来看，在全国方程当中，两个门限值分别是218073元和271942元，实证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来看，如果地区人均GDP低于218073元，FDI将会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地区人均GDP高于218073元，FDI将会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并且随着区域人均GDP的不断增长，FDI的系数也在不断上升，如果地区人均GDP高于271942元，FDI对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将出现明显跃升。实证结果同时表明，从全国范围来看，物质资本投资率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存在并不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人力资本投资率和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这两个变量都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为了分析FDI与不同地区企业家精神形成之间将呈现何种非线性关系以及区域性特征，本文将FDI作为门限变量并且将样本地区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分析。门限效应检验结果以及模型估计结果分别见表3和表4。
（1）东部地区情况
从表4可以看出，随着FDI流入量的不断增加，FDI对东部地区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门限特征。在被门限值所分割的两个子样本区间内，FDI与地区企业家精神形成之间均呈现正相关关系，但随着FDI流入量的不断增长，FDI对企业家精神形成的促进作用在不断减小。具体来说，东部方程的门限值是地区人均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9441美元，当地区FDI流入量超过这一门限值后，FDI对企业家精神形成的促进作用将会出现明显的减弱。因此在东部，FDI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存在着边际效应递减的促进作用。
之所以在东部地区FDI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一是因为东部地区的市场化改革相对彻底，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较大作用，因此有助于FDI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效应与溢出效应对地区企业家的竞争意识与创新创业精神产生较大的培育作用；二是因为东部地区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比较高，人们的观念相对开放，能够较好地接受外来先进的思想观念，因此能够有效地吸收FDI带来的竞争精神与市场意识等先进思想，这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形成是有很大益处的；三是因为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大部分省份已跨过FDI发挥积极作用的门限（人均GDP218073元），因此具备了吸收FDI外溢效应的良好基础。至于促进作用会出现递减现象，可能的原因是我国东部地区由于对外开放相对较早，市场化改革进程相对较快，地区企业家精神水平相对较高，因此FDI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发挥促进作用的空间相对较小，所以会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的情况。
估计结果同时表明，在东部物质资本投资率对企业家精神形成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人力资本投资率和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这两个变量都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2）中部地区情况
中部地区随着FDI流入量的不断增加，FDI对地区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同样具有门限特征。具体来说，中部方程的门限值分别为地区人均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753美元和953美元。如果地区人均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低于753美元，FDI对企业家精神形成具有抑制作用；地区人均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超过753美元之后，FDI对企业家精神形成具有促进作用，但当地区人均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超过953美元之后，FDI对企业家精神形成的促进作用会减弱。
实证结果说明，在中部地区，FDI的流入对地区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具有短期抑制和长期培育效应。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FDI流入的初期，外资企业凭借其垄断竞争优势与超国民待遇在市场竞争中对本土企业形成较大冲击。由于FDI一般进入第二、第三产业，而这两个产业在中部地区的发展水平本身相对较低，因此受到更严重的冲击，形成FDI对当地企业的挤出效应，减少企业家利润，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具有打压作用。并且在FDI流入初期，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未超过FDI发挥积极作用的门限，因此并不具备高效消化吸收FDI溢出效应的基础条件。同时由于中部地区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相对较低，人们的思想观念相对保守，接受新观念的能力不强，因此会对FDI发挥培育作用产生不利影响。但是，随着FDI流入的不断增加，在长期，FDI的正溢出效应会逐渐显现，FDI的外溢效应将促进市场机制的形成完善，且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FDI会挤出低效率的企业并促进高效率的企业不断涌现，地区企业家精神将被逐渐激发出来。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观念的不断开放，对FDI外溢效应的吸收也会不断增强，这也将有助于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但是在经济发展进程不断加快、企业竞争力不断提高、地区企业家精神快速形成的情况下，FDI发挥促进作用的空间也在逐渐变小，边际效应会逐渐减弱。
实证结果同时表明，在中部物质资本投资率、人力资本投资率和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都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3）西部地区情况
实证结果显示我国西部地区FDI对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同样存在门限效应。西部方程的门限值分别为地区人均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36美元和389美元。在地区人均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低于136美元区间时，FDI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具有十分显著的抑制作用；当地区人均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位于136-389美元区间时，FDI对企业家精神形成同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是抑制程度会有所下降；当地区人均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超过389美元之后，FDI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具有并不显著的促进作用。 西部地区情况和中部地区情况相似，同样是在短期FDI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具有打压作用，在长期FDI会促进地区企业家精神的形成。这主要是由于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产业结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开放程度等方面都比较接近。但是由于西部在上述几方面相对更加落后，并未跨过FDI发挥积极作用的门限，因此FDI对企业家精神形成所带来的更多是负面冲击，促进作用并不显著，或者说西部地区还未达到FDI显著发挥外溢效应的阶段。只有当西部在上述几方面发展得更好时，才有可能更好地接受FDI的外溢效应，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形成。
实证结果同时表明，在西部物质资本投资率、人力资本投资率和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同样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会使FDI对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表现出门限特性，只有当区域人均GDP达到FDI发挥积极作用的门限（人均GDP218073元）以后，FDI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才能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本文研究发现随着地区FDI流入量的不断变化，FDI与东中西三个地区企业家精神形成之间均呈现具有明显门限特征的非线性关系。在东部地区，FDI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发挥着边际效应递减的促进作用；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FDI对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均具有短期抑制和长期培育效应，但总体来看西部地区FDI的培育效应不显著。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各地区应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引资进程并积极完善投资环境。由于FDI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会发挥正向溢出效应，因此我们要继续坚持积极引进外资的方针政策。但是，FDI发挥作用和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产业结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吸收能力等因素是相关的。只有当该地区跨过FDI发挥积极作用的门限，具有了吸收FDI外溢效应的有利条件之后，FDI对企业家精神形成的促进作用才能显现，否则FDI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具有抑制作用。因此不同地区在引进FDI时应特别注意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2.各地区要加强政府的监督引导，不断提高FDI的引进质量和效果。政府要制定合理的导向政策，对FDI的产业投向进行合理引导，鼓励FDI更多地投向技术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以及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提升我国关键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样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效应、关联效应可以更大地激发企业家从事创新创业活动的热情，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培育。
〔参考文献〕
〔1〕〔7〕Markusen，J.R.，Venables，A.J.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s a catalyst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9，43，pp.335-356.
〔2〕Jovanovic，B.Firm Formation with Heterogenous Management and Labor Skills.Small Business Economics，1994，6，pp.185–191.
〔3〕Caves，R.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nd Economic Analysis.Second Edition NewYork： U S 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4〕张小蒂，李晓钟.转型时期中国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特殊性及成长特征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8，（5）.
〔5〕Mirza，H.The globalization of business and East Asian developingcountry multinationals.In Hood，N.，Young，S（Eds.）.The globalization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ctiv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London： Macmillan，2000；Cantwell，J.，Piscitello，L.The location of technological activities of MNCs in European regions： The role of spillovers and local competenci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2002，8（1），pp.69-96；Grg，H.，Strobl，E.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Beyond productivity spillovers.In Moran，T.H.，Graham，E.M.，Blomstrm，M（Eds.）.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romote development？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5.
〔6〕Rodriguez-Clare，A. Multinationals，Linkages，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6，86（4），pp.852-873；Markusen，J.R.，Venables，A.J.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s a catalyst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9，43，pp.335-356. 〔8〕Ayyagari，M.，Kosová，R.Does FDI Facilitate Domestic Entry？ Evidence from the Czech Republic.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0，18（1），pp.14-29.
〔9〕Aitken，B.J.，Harrison，A.E.Do Domestic Firms Benefit from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Evidence from Venezuel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9，89（3），pp.605-618.
〔10〕Backer，K.D.，Sleuwaegen，L.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rowd Out Domestic Entrepreneurship？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2003，22，pp.67–84.
〔11〕Barbosa，N.，Eiriz，V.The role of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Entrepreneurship.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2007，5（3），pp.319-339.
〔12〕Kosová，R.Do foreign firms crowd out domestic firms？ Evidence from the CzechRepublic.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10，92（4），pp.861-881.
〔13〕李威，黄顺武，喻鑫.FDI对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基于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9，（5）.
〔14〕肖妍，程培堽.FDI和国内企业家形成：基于职业选择模型〔J〕.中国商贸，2010，（12）.
〔15〕王念.FDI对中欧企业家精神影响的对比——基于职业选择模型〔J〕.知识经济，2011，（9）.
〔16〕Hansen， B.Threshold effects in non- dynamic panels： Estimation，testing and inference.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9，93（2），pp.345- 368.
〔17〕张宇.FDI 技术外溢的地区差异与吸收能力的门限特征-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限回归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1）.
〔18〕刘亮.企业家精神的度量及其度量方法的改进〔J〕.世界经济情况，2008，（4）.
（责任编辑：张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