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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之富饶使他们满足于现有的生活。”
这是一百多年前，一个名叫山川早水的日本人到成都后，在自己游记中描绘出了外国人眼中的川人气质。
另一个叫中野狐山的日本人，则谈到了四川近代和古代官场上的风气，“爱说空话、假话，竞争意识不强”。
加之民国时期富顺人李宗吾一本洋洋洒洒的《厚黑学》问世，让读不懂的人误认为“四川官场上的人尤其会动鬼脑筋”。
古代四川的官场文化果真是如此不堪吗？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四川人原本是全国各地移民的后裔。自秦灭蜀开始，一直到“湖广填四川”，移民在数量上早就超过“土著”，随着移民的进入，必然发生的是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这有点类似一个慢煮火锅的过程。
四川的官场文化在各种碰撞，或者说是融合的过程里，自然而然的产生出一种有别于中原官场文化的独特文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四川官员的性格就不能不出现异质并存、错综复杂的现象。
巴有将、蜀有相
历史有证：巴蔓子“献头”
春秋战国时期，巴国发生内乱，将军巴蔓子向楚国借兵平乱，并答应回报三座边远地带的城池。平乱后，楚国使臣来要城池，巴蔓子不忍割让，于是割颈自杀，头被楚国使臣带回交差，以向楚王致歉。
四川亦称巴蜀，东晋时期的蜀郡人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说蜀人是“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巴志》中则讲巴民“质直好义，天性劲勇”，简而言之就是蜀人好文，巴人好武。
巴蜀是一个看似落后的内陆腹地，但这里却人才辈出，“巴有将，蜀有相”是对古代四川地区的为官者特性的描述。
重庆师范大学教授鲜于煌认为，巴人少有圆滑避趋之术，他们认死理，即便掉脑袋也要去做，这是一种为真理而牺牲的精神。而《汉书·地理志》所载的“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柔弱偏狭”，应是蜀人的个性写照。在秦并巴蜀以前，由于蜀地自然条件十分优越，蜀人无须衣食犯愁，故民神思幽远，华而不实，崇尚神仙。
蜀在西南，按五行家的说法，属于坤位，而《易》称“坤为文”，因此多“斑采文章”，历史早就证明，蜀地从不缺文人、才子。古蜀之星宿分野在“舆鬼”，鬼的性情颇狡黠，故蜀人也很机灵。
四川地区的官员以笃学博学著称。据《华阳国志》统计，两汉蜀郡士人（知识分子）达60人，巴郡48人。蜀地士人多德行高尚、文学出众，多出任朝廷文臣，其中任为郎的士人占多数。而巴郡士人却多忠贞烈士，以文学著称者极少。
有人曾评价到，如果说巴是一本《水浒传》，蜀就是一本《三国演义》。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表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巴人和蜀人都能将迥不相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品味整合、融铸在一起，相反而又相成，形成巴蜀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的整体性，整合为有别于其它区域性文化的巴蜀文明统一性。
离经叛道，标新立异
历史有证：陈子昂摔琴
陈子昂当年到长安后，和众举子一样四处行走，投献行卷，却收效甚微。
一天，陈子昂在长安故意当众以百万钱买下了一把胡琴。随即宣布，第二天在宣阳里用这把胡琴为大家公开演奏。
这一消息很快就传遍了长安城。次日，前来观看演奏者聚满了宣阳里。陈子昂将胡琴高高举起，对众说道：“这把胡琴值价不非，其音一定非同凡响。但演奏之事，那是乐工那些下等人的职业，我陈子昂满腹经伦，将来要为国家效力干大事情，怎么能干一般乐工的事呢？我的文章比起这把胡琴的价值要大的多。”言罢，将那把胡琴摔得粉碎。围观者全都被这一举动惊呆了。
陈子昂随即将自己准备好的文章当众散发，人们争抢着阅读。“一日之内，声华溢郡”。建安王武攸宜即辟陈子昂为书记。
离经叛道，是一部分四川官员身上的固有标签。巴蜀文化中有着巫祝文化，也有着原始的野性和独立意识。谭继和指出，三星堆、金沙文物形象的神秘、夸张与浪漫，形成了四川人身上独有的飘逸、淡定、自由、富于想象与创造的独特个性。
中国本土神明谱系中的两大最具智慧和浪漫主义想象的主神都源自于巴蜀。主宰文运、功名利禄的文曲星君是蜀中梓潼人；英武而“纵目”的二郎神杨戬是岷山人。这些都流露出四川对英雄性格和英雄崇拜的意识。
但文曲星君这位老乡显然对四川人并没有过多的眷顾，四川历史上共有状元25人，作为一个大省，这个数量并不算多。如安徽共有状元41人，山东的数字是39人，而江苏仅苏州一地在明清时期就達到了惊人的35个状元。
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的毛晓红教授则认为，巴蜀地区具有厚重的原始宗教的神秘氛围，同时也深受儒家文化的修身入仕思想的影响，从而造成了巴蜀士人离经叛道、胆大妄为、标新立异、无所顾忌、敢想敢为、敢说敢干的审美进取精神。
由于四川长期远离国家政治中心，封建礼教相对松驰，人们主观精神昂扬奋发，强调个性张扬，推崇人格独立。尤其是在古代四川文人官员身上，普遍存在一种重义轻财，好勇尚武的侠士风度，它与一些文人官员们宣泄怀才不遇的抑郁不平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那种慷慨激昂却又离经叛道的精神特质。
一生决不做官、只以占卜和教书为业的严君平，带来了中国古典文学审美巅峰的李白、苏轼，率先反传统的儒学内部异端、康有为变法的精神导师廖平，说破几千年文明史潜规则的厚黑教主李宗吾，毫无疑问都属于离经叛道这个群体。
由于“山高皇帝远”，巴蜀人的叛逆性格使他们不愿随波逐流，他们特立独行，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自汉代以来，巴蜀士人的奇特异行一直震惊着世人。
川人向有“嗜好语言”的传统，但是这种传统不同于中原地区。班固在《汉书》中评价蜀地时就用“好文讥刺”一词形容，通过充满幽默讥讽的文字来评判人事，这与中原官场上的衣冠楚楚、一本正经相比，确实另类。
闲散，天性使然？
历史有证：宋祁的游乐 宋祁生性喜欢游宴，当宋仁宗打算让他去成都当太守时，宰相曾试图阻止：“蜀风奢侈，恐非所宜。”果然，宋祁来到蜀中如鱼得水。他带头游宴，并用他的才智增设了许多项目，将游宴推到最高潮。
宋祁在蜀中倡导游宴，以其过于频繁且趋于奢侈，到了朝廷难以容忍的地步，包拯就对此专门向皇帝提出质疑。但宋祁被调离蜀中后，流风依然存在且影响极大，历届成都太守都仍主持并带头游宴。
川人历来“尚滋味”、喜宴饮，尤其在五代时四川饮食业空前繁荣，游乐宴饮之风盛行。北宋名相韩琦说：“蜀风尚侈，好邀乐。后人谨而从之则治，违之则人情不安。”意思是四川地区的风俗喜好游乐，以至于后来的官员觉得改了这个风俗会感到不安。
宋朝赵抃任成都地方官时，就整治了蜀地官员常常以酒食互相吃请馈赠的陋习，把过去郡衙旁边开的酒家全部关停。不过话说回来，四川人爱吃的特点看来是自古流传下来的。
《宋史·王覿传》称成都附近“蜀地膏腴，亩千金”，而盆地四周群山环抱，交通困难，人们多数时间只能在盆地内进行商业贸易，很难大规模扩展到盆地之外，因此只需将一部分财富投入再生产即可，剩下的大部分财富便被用来消费了。
丁宝祯是个聪明，并颇有手腕的官员，在入川赴任以前，即先期对四川的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他在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上报朝廷关于“沥陈川省败坏情形”的奏本中称：“凡遇蜀中人士及他省官绅之自蜀中来者，均谓川省吏贪民玩，势成岌岌；初以为言之过甚；自入川后；即沿途悉心体察，始知该省现在情形，真有江河日下之势，人言非虚语也！”
曾有一个浙江商人，每天都在自己店铺前看见一些四川人神态悠闲地漫步。他对四川人工作生活的慢节奏大为不解。一天，他忍不住问一个路人：你们四川人的节奏为什么这么慢呢？反过来是这个四川人觉得奇怪了，他不假思索地回道：快又怎么样？慢又怎么样？我们都会到达同一个地方。
四川人说的同一个地方，指的是死亡，人的最后归属。
有人说四川是中国的缩影，“小富即安”更成为他们批评四川文化的一个着力点。但四川人，尤其四川官员一旦刚烈起来，不会输于任何群体。
从历史上四川的发展例证来看，四川在顶尖精英输出、首创“交子”、官制改革等方面均曾走在全国前头，创造了全国第一的纪录，但这些纪录一是持久性不强，二是整体性滞后。谭继和认为这是巴蜀文化长期积累形成的消极因素，需要整体性思想和大局观念来加以整合和消除。
抱团，但非一根筋
历史有证：蜀汉的党争
蜀汉自建国以来就一直陷入党争，并因党争而亡。诸葛亮代表荆州集团一直在压制益州集团，包括国家时刻处于战争状态，这样就可以把军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
益州集团对此非常不满，李严对诸葛亮的军事行动就不予支持。刘备自己也是外地人，很注意和益州豪强势力结好，重用法正、李严等人，与吴懿结亲来示好。但造成荆州集团对此不满，诸葛亮死后，继任者也不是益州人（蜀国四相没有益州人）。
魏国攻入蜀国腹地后，益州土著（马藐，谯周）接连投降，拼死抵抗的是姜维、诸葛瞻等外来户。
由于古代中国政治中心在中原或江南，蜀中属于偏安之地，官员“出产”比例较北方和江浙要少，因此蜀地官员常常有浓厚的危机感，笃于乡谊，喜欢抱团，讲袍哥文化。
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以张松、法正、谯周等为代表的蜀地官员，先是和刘焉父子，继而和刘备、诸葛亮以北方寓客和荆州人士为主的官僚集团，不断进行既合作、又摩擦的周旋，蜀地官员和荆州官员间的明争暗斗，贯穿了蜀汉历史的始终。
唐代韦皋、崔宁治蜀，都采取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措施，将以蜀人为主的幕僚集团用轮流做本地地方官的方法团结起来，轻易不放到外地或朝中，形成了庞大而牢固的本地官僚同盟；北宋以苏轼、吕陶等为首的“蜀党”，是所谓朔、蜀、洛三党之一，尽管在三党中声势最弱，但凝聚力却相对更强；明、清两代，蜀中官员尚乡谊也是出名的。这种抱团未必都是好事，却是蜀地官员的特色之一，三国的重义文化和袍哥文化在里面的用力尤其深。
专栏作家陶短房称，重视本地利益，而相对不执著于某种理念也是蜀中官员的一大特点。
谯周和范长生都是蜀中名臣，在当地德高望重，以博学和爱民著称，但他们却因“操守”被史家讥评，谯周先劝刘璋投降刘备，又劝刘禅投降曹魏，范长生身为晋臣，却和“非我族类”的巴氐李氏合作。
五代十国时，前后蜀许多名臣曾先后出仕两朝、三朝甚至四朝五朝，李昊因先为前蜀后主王衍修降表投降后唐，后为后蜀后主孟昶修降表投降北宋，被蜀人在门上题写“世修降表李家”的文字嘲讽；北宋的蜀党虽然抱团，但在政务方面却以柔和不偏执为人所熟知。
这些历史上有争议的名宦共同的思维模式，是以维护地方和乡亲利益为第一出发点，而相对不太在乎其它“大道理”，如谯周几次投降的理由，都是避免蜀中蒙受刀兵之祸，范长生和李氏合作，是为了保护青城山附近的饥民，苏轼在政治上的灵活务实，也和洛党二程在政治理念上的僵硬、刻板形成强大反差。
四川历史上少巨贪
历史有证：蔡京入蜀被拒
北宋范祖禹在《论李之纯蔡京札子》中曾讨论李之纯、蔡京谁入蜀更合适的问题，范祖禹认为蔡京不能被派任知成都府，原因有两个：一是蔡京“附会奸臣”，“虽有才能而年少轻锐，非端厚之士”，品德上有缺点；二是因为任职成都的文人回京后多成为执政，升迁为朝廷的重要大臣，执掌重权，如果蔡京知成都后，将会有此升任，后果不堪设想。
范祖禹的札子上呈后不久，蔡京改江淮发运使，李之纯再任成都。
也许后世的很多四川人都该感谢范祖禹，正是因为他的折子，让四川免于遭受蔡京这个后世公认的奸臣、巨贪执政。
绵阳师范学院副教授伍联群认为，如果排除范祖禹和蔡京在政治上的争斗因素，可见宋朝廷对选派的入蜀官员，在才与德二者之间，更倾向于后者。
从汉代开始，蜀人就被认为其性“轻易淫泆，柔弱褊阸”。晋代张载则说“蜀人恃险好乱”，“世浊则逆，道清斯顺”。此后，“蜀人乐祸贪乱”，“蜀土习乱”，“蜀人性善柔，自古称兵背叛”也被大肆夸大，似乎蜀人特别喜欢犯上作乱，不易顺服。但历史早已证明，四川官场上从未出过杨国忠、蔡京、秦桧或者贾似道、严嵩、和珅那样的大奸大恶之徒和巨贪。
古代朝廷对四川官员的选拔，向来重德甚于重才。而在北宋时期，为了削弱蜀中地方势力，统治者对蜀人的任职也有明确限定。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特颁诏令：“西蜀、岭表、荆湖、江浙之人，不得为本道知州、通判、转运使及诸事任。”既是朝廷对蜀人不能在本地为官作出明确规定。后来随着赵宋统治的巩固，选任官员的地区回避有所放宽，但朝廷对巴蜀地域的任官仍然有特殊规定。
从宋神宗熙宁年间针对巴蜀地域官员选任连续发出的诏令，可窥知其对蜀人仍存疑忌。
即使任用蜀人担任本地官员，也是有特别的规定：“蜀人官蜀，不得通判州事”。宋初朝廷不仅对巴蜀地域的高级地方官员选任比较慎重，就是对一些比较低级的地方官吏的选任也很谨慎。
有宋一朝，出任蜀地州府之官员，临行之时，皇帝都要亲自诏对，加以劝戒，授之便宜从事。任满之时，皇帝也要面询巴蜀事宜，亲加慰勉，加以擢用。
正是因为巴蜀地域的稳定关系着天下的安定和中原朝廷统治的稳固，统治者才如此看重巴蜀一地官员的任免。
宋朝哲学家袁燮说：“有才而无识者，不足以为蜀帅。有勇而无谋者，亦不足以为蜀帅。”这正是宋代对入蜀官员个人能力的特殊要求。入蜀官员的选定，都必须同时具备这两个要求。如果只具备较强的才干但缺乏忠厚的品性，照样不会被选任蜀地官员。而这些德才兼备者入蜀，对四川地区的官风和民风都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改变。故四川历史上出现的本地籍贪官和奸臣不能说没有，但都较少。
事实上，历史上各个朝代治蜀，都有当时的特点，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以贯之的治蜀方针、策略和措施。但历代治蜀却有大致相通的一面，即是历代四川的最高行政长官在治蜀时，除厉行中央方针、政策外，主要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智慧和聪明才智，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四川的历史与现实，制定相应措施，励精图治，而把着力点大体放在吏治、法治、发展经济文化等几个主要方面。
这是一百多年前，一个名叫山川早水的日本人到成都后，在自己游记中描绘出了外国人眼中的川人气质。
另一个叫中野狐山的日本人，则谈到了四川近代和古代官场上的风气，“爱说空话、假话，竞争意识不强”。
加之民国时期富顺人李宗吾一本洋洋洒洒的《厚黑学》问世，让读不懂的人误认为“四川官场上的人尤其会动鬼脑筋”。
古代四川的官场文化果真是如此不堪吗？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四川人原本是全国各地移民的后裔。自秦灭蜀开始，一直到“湖广填四川”，移民在数量上早就超过“土著”，随着移民的进入，必然发生的是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这有点类似一个慢煮火锅的过程。
四川的官场文化在各种碰撞，或者说是融合的过程里，自然而然的产生出一种有别于中原官场文化的独特文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四川官员的性格就不能不出现异质并存、错综复杂的现象。
巴有将、蜀有相
历史有证：巴蔓子“献头”
春秋战国时期，巴国发生内乱，将军巴蔓子向楚国借兵平乱，并答应回报三座边远地带的城池。平乱后，楚国使臣来要城池，巴蔓子不忍割让，于是割颈自杀，头被楚国使臣带回交差，以向楚王致歉。
四川亦称巴蜀，东晋时期的蜀郡人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说蜀人是“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巴志》中则讲巴民“质直好义，天性劲勇”，简而言之就是蜀人好文，巴人好武。
巴蜀是一个看似落后的内陆腹地，但这里却人才辈出，“巴有将，蜀有相”是对古代四川地区的为官者特性的描述。
重庆师范大学教授鲜于煌认为，巴人少有圆滑避趋之术，他们认死理，即便掉脑袋也要去做，这是一种为真理而牺牲的精神。而《汉书·地理志》所载的“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柔弱偏狭”，应是蜀人的个性写照。在秦并巴蜀以前，由于蜀地自然条件十分优越，蜀人无须衣食犯愁，故民神思幽远，华而不实，崇尚神仙。
蜀在西南，按五行家的说法，属于坤位，而《易》称“坤为文”，因此多“斑采文章”，历史早就证明，蜀地从不缺文人、才子。古蜀之星宿分野在“舆鬼”，鬼的性情颇狡黠，故蜀人也很机灵。
四川地区的官员以笃学博学著称。据《华阳国志》统计，两汉蜀郡士人（知识分子）达60人，巴郡48人。蜀地士人多德行高尚、文学出众，多出任朝廷文臣，其中任为郎的士人占多数。而巴郡士人却多忠贞烈士，以文学著称者极少。
有人曾评价到，如果说巴是一本《水浒传》，蜀就是一本《三国演义》。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表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巴人和蜀人都能将迥不相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品味整合、融铸在一起，相反而又相成，形成巴蜀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的整体性，整合为有别于其它区域性文化的巴蜀文明统一性。
离经叛道，标新立异
历史有证：陈子昂摔琴
陈子昂当年到长安后，和众举子一样四处行走，投献行卷，却收效甚微。
一天，陈子昂在长安故意当众以百万钱买下了一把胡琴。随即宣布，第二天在宣阳里用这把胡琴为大家公开演奏。
这一消息很快就传遍了长安城。次日，前来观看演奏者聚满了宣阳里。陈子昂将胡琴高高举起，对众说道：“这把胡琴值价不非，其音一定非同凡响。但演奏之事，那是乐工那些下等人的职业，我陈子昂满腹经伦，将来要为国家效力干大事情，怎么能干一般乐工的事呢？我的文章比起这把胡琴的价值要大的多。”言罢，将那把胡琴摔得粉碎。围观者全都被这一举动惊呆了。
陈子昂随即将自己准备好的文章当众散发，人们争抢着阅读。“一日之内，声华溢郡”。建安王武攸宜即辟陈子昂为书记。
离经叛道，是一部分四川官员身上的固有标签。巴蜀文化中有着巫祝文化，也有着原始的野性和独立意识。谭继和指出，三星堆、金沙文物形象的神秘、夸张与浪漫，形成了四川人身上独有的飘逸、淡定、自由、富于想象与创造的独特个性。
中国本土神明谱系中的两大最具智慧和浪漫主义想象的主神都源自于巴蜀。主宰文运、功名利禄的文曲星君是蜀中梓潼人；英武而“纵目”的二郎神杨戬是岷山人。这些都流露出四川对英雄性格和英雄崇拜的意识。
但文曲星君这位老乡显然对四川人并没有过多的眷顾，四川历史上共有状元25人，作为一个大省，这个数量并不算多。如安徽共有状元41人，山东的数字是39人，而江苏仅苏州一地在明清时期就達到了惊人的35个状元。
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的毛晓红教授则认为，巴蜀地区具有厚重的原始宗教的神秘氛围，同时也深受儒家文化的修身入仕思想的影响，从而造成了巴蜀士人离经叛道、胆大妄为、标新立异、无所顾忌、敢想敢为、敢说敢干的审美进取精神。
由于四川长期远离国家政治中心，封建礼教相对松驰，人们主观精神昂扬奋发，强调个性张扬，推崇人格独立。尤其是在古代四川文人官员身上，普遍存在一种重义轻财，好勇尚武的侠士风度，它与一些文人官员们宣泄怀才不遇的抑郁不平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那种慷慨激昂却又离经叛道的精神特质。
一生决不做官、只以占卜和教书为业的严君平，带来了中国古典文学审美巅峰的李白、苏轼，率先反传统的儒学内部异端、康有为变法的精神导师廖平，说破几千年文明史潜规则的厚黑教主李宗吾，毫无疑问都属于离经叛道这个群体。
由于“山高皇帝远”，巴蜀人的叛逆性格使他们不愿随波逐流，他们特立独行，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自汉代以来，巴蜀士人的奇特异行一直震惊着世人。
川人向有“嗜好语言”的传统，但是这种传统不同于中原地区。班固在《汉书》中评价蜀地时就用“好文讥刺”一词形容，通过充满幽默讥讽的文字来评判人事，这与中原官场上的衣冠楚楚、一本正经相比，确实另类。
闲散，天性使然？
历史有证：宋祁的游乐 宋祁生性喜欢游宴，当宋仁宗打算让他去成都当太守时，宰相曾试图阻止：“蜀风奢侈，恐非所宜。”果然，宋祁来到蜀中如鱼得水。他带头游宴，并用他的才智增设了许多项目，将游宴推到最高潮。
宋祁在蜀中倡导游宴，以其过于频繁且趋于奢侈，到了朝廷难以容忍的地步，包拯就对此专门向皇帝提出质疑。但宋祁被调离蜀中后，流风依然存在且影响极大，历届成都太守都仍主持并带头游宴。
川人历来“尚滋味”、喜宴饮，尤其在五代时四川饮食业空前繁荣，游乐宴饮之风盛行。北宋名相韩琦说：“蜀风尚侈，好邀乐。后人谨而从之则治，违之则人情不安。”意思是四川地区的风俗喜好游乐，以至于后来的官员觉得改了这个风俗会感到不安。
宋朝赵抃任成都地方官时，就整治了蜀地官员常常以酒食互相吃请馈赠的陋习，把过去郡衙旁边开的酒家全部关停。不过话说回来，四川人爱吃的特点看来是自古流传下来的。
《宋史·王覿传》称成都附近“蜀地膏腴，亩千金”，而盆地四周群山环抱，交通困难，人们多数时间只能在盆地内进行商业贸易，很难大规模扩展到盆地之外，因此只需将一部分财富投入再生产即可，剩下的大部分财富便被用来消费了。
丁宝祯是个聪明，并颇有手腕的官员，在入川赴任以前，即先期对四川的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他在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上报朝廷关于“沥陈川省败坏情形”的奏本中称：“凡遇蜀中人士及他省官绅之自蜀中来者，均谓川省吏贪民玩，势成岌岌；初以为言之过甚；自入川后；即沿途悉心体察，始知该省现在情形，真有江河日下之势，人言非虚语也！”
曾有一个浙江商人，每天都在自己店铺前看见一些四川人神态悠闲地漫步。他对四川人工作生活的慢节奏大为不解。一天，他忍不住问一个路人：你们四川人的节奏为什么这么慢呢？反过来是这个四川人觉得奇怪了，他不假思索地回道：快又怎么样？慢又怎么样？我们都会到达同一个地方。
四川人说的同一个地方，指的是死亡，人的最后归属。
有人说四川是中国的缩影，“小富即安”更成为他们批评四川文化的一个着力点。但四川人，尤其四川官员一旦刚烈起来，不会输于任何群体。
从历史上四川的发展例证来看，四川在顶尖精英输出、首创“交子”、官制改革等方面均曾走在全国前头，创造了全国第一的纪录，但这些纪录一是持久性不强，二是整体性滞后。谭继和认为这是巴蜀文化长期积累形成的消极因素，需要整体性思想和大局观念来加以整合和消除。
抱团，但非一根筋
历史有证：蜀汉的党争
蜀汉自建国以来就一直陷入党争，并因党争而亡。诸葛亮代表荆州集团一直在压制益州集团，包括国家时刻处于战争状态，这样就可以把军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
益州集团对此非常不满，李严对诸葛亮的军事行动就不予支持。刘备自己也是外地人，很注意和益州豪强势力结好，重用法正、李严等人，与吴懿结亲来示好。但造成荆州集团对此不满，诸葛亮死后，继任者也不是益州人（蜀国四相没有益州人）。
魏国攻入蜀国腹地后，益州土著（马藐，谯周）接连投降，拼死抵抗的是姜维、诸葛瞻等外来户。
由于古代中国政治中心在中原或江南，蜀中属于偏安之地，官员“出产”比例较北方和江浙要少，因此蜀地官员常常有浓厚的危机感，笃于乡谊，喜欢抱团，讲袍哥文化。
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以张松、法正、谯周等为代表的蜀地官员，先是和刘焉父子，继而和刘备、诸葛亮以北方寓客和荆州人士为主的官僚集团，不断进行既合作、又摩擦的周旋，蜀地官员和荆州官员间的明争暗斗，贯穿了蜀汉历史的始终。
唐代韦皋、崔宁治蜀，都采取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措施，将以蜀人为主的幕僚集团用轮流做本地地方官的方法团结起来，轻易不放到外地或朝中，形成了庞大而牢固的本地官僚同盟；北宋以苏轼、吕陶等为首的“蜀党”，是所谓朔、蜀、洛三党之一，尽管在三党中声势最弱，但凝聚力却相对更强；明、清两代，蜀中官员尚乡谊也是出名的。这种抱团未必都是好事，却是蜀地官员的特色之一，三国的重义文化和袍哥文化在里面的用力尤其深。
专栏作家陶短房称，重视本地利益，而相对不执著于某种理念也是蜀中官员的一大特点。
谯周和范长生都是蜀中名臣，在当地德高望重，以博学和爱民著称，但他们却因“操守”被史家讥评，谯周先劝刘璋投降刘备，又劝刘禅投降曹魏，范长生身为晋臣，却和“非我族类”的巴氐李氏合作。
五代十国时，前后蜀许多名臣曾先后出仕两朝、三朝甚至四朝五朝，李昊因先为前蜀后主王衍修降表投降后唐，后为后蜀后主孟昶修降表投降北宋，被蜀人在门上题写“世修降表李家”的文字嘲讽；北宋的蜀党虽然抱团，但在政务方面却以柔和不偏执为人所熟知。
这些历史上有争议的名宦共同的思维模式，是以维护地方和乡亲利益为第一出发点，而相对不太在乎其它“大道理”，如谯周几次投降的理由，都是避免蜀中蒙受刀兵之祸，范长生和李氏合作，是为了保护青城山附近的饥民，苏轼在政治上的灵活务实，也和洛党二程在政治理念上的僵硬、刻板形成强大反差。
四川历史上少巨贪
历史有证：蔡京入蜀被拒
北宋范祖禹在《论李之纯蔡京札子》中曾讨论李之纯、蔡京谁入蜀更合适的问题，范祖禹认为蔡京不能被派任知成都府，原因有两个：一是蔡京“附会奸臣”，“虽有才能而年少轻锐，非端厚之士”，品德上有缺点；二是因为任职成都的文人回京后多成为执政，升迁为朝廷的重要大臣，执掌重权，如果蔡京知成都后，将会有此升任，后果不堪设想。
范祖禹的札子上呈后不久，蔡京改江淮发运使，李之纯再任成都。
也许后世的很多四川人都该感谢范祖禹，正是因为他的折子，让四川免于遭受蔡京这个后世公认的奸臣、巨贪执政。
绵阳师范学院副教授伍联群认为，如果排除范祖禹和蔡京在政治上的争斗因素，可见宋朝廷对选派的入蜀官员，在才与德二者之间，更倾向于后者。
从汉代开始，蜀人就被认为其性“轻易淫泆，柔弱褊阸”。晋代张载则说“蜀人恃险好乱”，“世浊则逆，道清斯顺”。此后，“蜀人乐祸贪乱”，“蜀土习乱”，“蜀人性善柔，自古称兵背叛”也被大肆夸大，似乎蜀人特别喜欢犯上作乱，不易顺服。但历史早已证明，四川官场上从未出过杨国忠、蔡京、秦桧或者贾似道、严嵩、和珅那样的大奸大恶之徒和巨贪。
古代朝廷对四川官员的选拔，向来重德甚于重才。而在北宋时期，为了削弱蜀中地方势力，统治者对蜀人的任职也有明确限定。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特颁诏令：“西蜀、岭表、荆湖、江浙之人，不得为本道知州、通判、转运使及诸事任。”既是朝廷对蜀人不能在本地为官作出明确规定。后来随着赵宋统治的巩固，选任官员的地区回避有所放宽，但朝廷对巴蜀地域的任官仍然有特殊规定。
从宋神宗熙宁年间针对巴蜀地域官员选任连续发出的诏令，可窥知其对蜀人仍存疑忌。
即使任用蜀人担任本地官员，也是有特别的规定：“蜀人官蜀，不得通判州事”。宋初朝廷不仅对巴蜀地域的高级地方官员选任比较慎重，就是对一些比较低级的地方官吏的选任也很谨慎。
有宋一朝，出任蜀地州府之官员，临行之时，皇帝都要亲自诏对，加以劝戒，授之便宜从事。任满之时，皇帝也要面询巴蜀事宜，亲加慰勉，加以擢用。
正是因为巴蜀地域的稳定关系着天下的安定和中原朝廷统治的稳固，统治者才如此看重巴蜀一地官员的任免。
宋朝哲学家袁燮说：“有才而无识者，不足以为蜀帅。有勇而无谋者，亦不足以为蜀帅。”这正是宋代对入蜀官员个人能力的特殊要求。入蜀官员的选定，都必须同时具备这两个要求。如果只具备较强的才干但缺乏忠厚的品性，照样不会被选任蜀地官员。而这些德才兼备者入蜀，对四川地区的官风和民风都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改变。故四川历史上出现的本地籍贪官和奸臣不能说没有，但都较少。
事实上，历史上各个朝代治蜀，都有当时的特点，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以贯之的治蜀方针、策略和措施。但历代治蜀却有大致相通的一面，即是历代四川的最高行政长官在治蜀时，除厉行中央方针、政策外，主要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智慧和聪明才智，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四川的历史与现实，制定相应措施，励精图治，而把着力点大体放在吏治、法治、发展经济文化等几个主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