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李终于累死了。这位云南红河县垤玛乡的司法所所长,在发烧三天后,才去乡卫生院打点滴。待叫来医生时,李龙伟心脏已停止了跳动。诊断结论是: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除了乡司法所所长,他还兼任乡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法律援助站站长等职,每日超负荷地工作。13年来,老李共化解各类矛盾纠纷五百余件,这个一个人的司法所和调解委员会几乎年年被评为“全省人民调解工作优秀集体”。他逝世后,人们清理其遗物,全部存款只有36.76元的工资余额。(《华商报》2009年4月24日)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在庄严地工作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另一些人却尸位素餐,级别待遇一样都不能少。据媒体报道,河南郸城的县委办公室,除配有7名副主任外,还有6名主任科员、3名副主任科员;加上县政府办公室1名主任、9名副主任……从“一把手”可一直排到“二十一把手”,结果是“有人没事干,有事没人干”,许多单位领导干部严重超编。
　　老李的累死和郸城县党政办“二十一把手”的尸位素餐,是否为当代官场上的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呢?如今的领导干部,还能像当年的老一辈革命家那样能上能下吗?
　　1927年时陈毅元帅在党内地位不低了,但八一南昌起义后,周恩来却派他去一个团当政委,说:“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答道,“什么小不小!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1934年罗荣桓调任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他的两个过去的部下,一个任军团长,一个任军团政委,都成了他的领导,但罗毫不计较,坚决服从组织决定,还做为之鸣不平的干部的思想工作:“我们参加革命,为的是打倒反动派,不是为了当官……不要论资排辈,要服从组织决定。不应该计较地位高低……”而1957年,由于战争创伤留下脑震荡后遗症,时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的甘祖昌将军,谢绝了组织让他到上海、青岛等地疗养的安排,提出回江西莲花县农村老家参加劳动,开始了他从将军到农民的后半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交代家人:“领了工资,先交党费,留下生活费,其余的全部买农药、化肥支援农业……”还有屡屡推辞当司令的粟裕大将、情愿当副职的徐海东大将、识大体顾大局不计较地位的王树声大将、从工作考虑主动要求降职去发展炮兵的朱瑞将军、不当军长当师长的徐彦刚烈士、甘愿让贤辞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张鼎丞同志……读着那些动人的事迹,谁不为老一辈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而感佩之至呢?风清气正,上行下效,那个年代的基层干部中,焦裕禄式的好干部绝非个别。
　　但如今,还是那个郸城,一次县里某直属单位开会,由于领导太多,主席台实在摆不下,结果没坐上主席台的某领导竟当场拂袖而去……如此语境下,再要求这些人发扬“能上能下”的优良传统,岂非对牛弹琴、缘木求鱼?
　　还有,郑州原纪委书记王治业,居然以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者的身份贪污行贿近400万!事发后,当地政府还装聋作哑,直至新华社河南分社写了内参,中央领导作了批示,才有所动作。湖南隆回县公安局政委王峥嵘,本身就是做政治、党务工作的,却在败坏党的形象方面身手不凡。他居然利用手中的权力,让女儿冒名顶替一个农家女孩上了大学。而他当年干这种“狸猫换太子”的勾当时,还是一个“全省人民满意的公仆”哩!(《中国青年报》2009年5月5日)……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表明,一些基层政府和党组织的教育机制、监督机制、惩处机制已全面沦陷,以至于基层官员党纪松弛、作风败坏、贪腐横行,可谓建国以来所未有。长此以往,怎能不动摇执政党在人民中间的威信?
　　时代变了,倘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念和严明无私的党纪法纪也随之而变,悲剧迟早会出现。而当今时代,要想从严治理各级党政机构和官员,既要狠抓党的作风,也要在制度设计上下功夫。严重的问题是监管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说什么叫“与时俱进”,这就是最大的与时俱进吧。
　　
　　(作者系西安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