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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铜质是铜镜鉴定的重要因素，鉴定所见宋代饶州镜质地精良，既有饶州镜自身的因素，也具有广泛的社会工艺背景，可让我们反思历来对宋镜质地、成分、锈蚀的认识。而宋镜成分存在多种合金配比，值得注意和考虑。
关键词：饶州镜;合金配比
我国最早的铜镜发现自齐家文化，之后一直延续使用至清代，中间未曾有缺失，可谓源远流长。铜镜在各时代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墓葬断代具有重要意义，在日常鉴定工作中也是极为常见的一大类。除形制、纹饰及铭文外，铜质是铜镜鉴定的重要因素。铜镜质地在各个时代差异明显，尤其是唐以前的铜镜与宋以后的铜镜。繁重的工作中，在目前技术手段缺失的情况下，要求从宏观视觉上迅速做出判断。故日常工作中判定宋代铜镜，铜质是极为重要且明显的一个因素。日常所见宋代铜镜锈蚀后质地色泽多为灰绿色粉锈、灰绿色土锈、黑灰色、银白色、黄褐色等，叩击声音多沉闷，材质多轻薄。
近年鉴定工作中曾遇到一面饶州镜，墓葬年代为宋代，同出的器物有青白釉瓷器、歙砚及太平通宝铜钱等。该镜品相甚佳，质地精良，与平时常见的宋镜铜质明显不同。其形制为六曲葵花式，小钮，钮右侧长方形铭框内铸有“饶州新桥许家青铜照子”两行十字铭文，葵花边较为平缓，直径约14.5厘米。铜质色泽略呈灰黑色，叩击声音清脆，与常见宋镜迥异。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有饶州镜自身的因素，更具广泛的社会工艺背景，可让我们反思历来对宋镜质地、成分、锈蚀的认识。
该镜并非科学发掘出土，墓葬信息缺失，同出器物没有年款，首先需要对具体时代进行推断。宋代铜镜的分期，根据镜形的变化一般分为三个大的阶段或者五期，只是具体的划分各家有所不同。《岩窟藏镜》分为三期：北宋初期，北宋时期，南宋时期。李恒贤在《试谈宋元明铜镜的鉴别》中将伴出墓志和铸有年款的铜镜作为标准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北宋熙宁前，第二阶段自元佑年间开始，第三阶段从南宋乾道年间开始[1]。第二阶段为改变唐镜形制的阶段，将八曲八棱改为六曲六棱形，将棱形改为委角，改大钮为小钮等。南宋乾道（1165—1173）创新阶段，主要出现了带柄镜、方形镜、心形镜等。李恒贤在文中还指出宋镜大致自北宋政和年间开始出现铭文，在此之前不见铭文，在此之后则极少无铭文的。在李恒贤后来的文章中又有所调整[2]：第一阶段是北宋政和（1111—1118）以前，主要是仿唐镜形制。第二阶段是政和之后，改唐旧制，立新制。其中一项改变为镜背出现表明铜镜产地和姓氏商号的长方形铭文框，这种新镜型一直延续至南宋末年。第三阶段的划分未变。据此指出饶州镜的年代应始自政和年间，当延续至南宋末年。
小钮，六曲，边棱弧度变平缓，带长方形名框，此次涉鉴的六出葵花形“饶州”铭镜正是北宋改唐旧制、立新制后的镜型，按照上述论述其年代也应在此范围。与该镜同出的器物有太平通宝铜钱币、青白瓷、歙砚、金首饰等器物，分属于两座不同的墓葬，但混杂在一起，不易区分。考诸器时代风格，均在北宋中晚期至南宋，正与上述饶州镜年代相当。
目前，据已出土的宋代铜镜资料可知，宋镜铭文内容多为铸镜商标号，含地点、姓氏、商号、自夸用语。与汉唐铜镜铭文的主题截然不同，这种现象一般认为是宋代小商品经济竞争激烈的体现，这一类铭文镜的命名也多被冠以地名，如湖州镜、饶州镜等。从出土材料及文献材料可知，宋代铸镜地点有多处，如湖州、饶州、吉州、建康、成都等地，其中尤以湖州镜最为多见。而饶州也是当时一处铜镜铸造中心，常见饶州镜铭有“饶州叶家青铜照子镜”“饶州叶家久炼青铜照子”“饶州棚下叶三家炼青铜照子”“饶州新桥许家青铜照子”“饶州上巷周家青铜照子”“饶州上巷周家小一哥炼铜照子记”“饶州朝天门里周二家炼铜照子”“饶州萧家巷周小三家炼铜照子”“饶州朝天门里周五家炼铜照子”。目前可知饶州镜有叶家、周家、许家三大商号，周家镜店最多，应为同一家族。存世的饶州铜镜则叶家最多，周家次之，许家最少。许家一般多见“饶州新桥许家青铜照子”铭，不像周、叶两家有分支名号，如“饶州叶家”“饶州棚下叶三家”。
饶州制镜具备得天独厚的资源。首先，宋代江西拥有雄厚的铜矿资源。乾道元年（1165）提点坑冶铸钱司李大正言，“自昔坑冶铜课最盛之处，曰韶州岑水场，曰潭州永兴场，曰信州铅山场，号三大场”。铅山场在江西境内，唐时已有开采，北宋初停罢，绍圣三年（1196）恢复生产，只产胆铜[3]。江西盛产铜矿，有三大场的铅山场，宋太宗即位之初，因增铸钱币缺少铜，即着力兴发铜矿，“尽知饶、信、处等州山谷出铜，即调发诸县丁夫采之”。在不断的发展中，信州铅山县铜场还采用了招募制生产，招募百姓采伐铜矿，付给报酬，“出铜无算，常十余万人采凿”，可见其规模非同一般，效果显著。曾因铜产供大于求，致有司议减铜价[4]。宋代江西的主要矿场有饶州的兴利场、德兴场，信州的宝丰、铅山场、丁溪场，虔州的九龚场、云都场，南安军的城下场，大庾乌石场等[5]。
其次，宋代饶州的永平监为北宋四大钱监之一，铸钱额名列前茅，铸钱配料与工艺处于领先地位。“铸钱与铸镜原料相同，工艺流程相近，钱监往往会催化当地铸镜业的发生和发展，铸镜并随钱监兴毁而繁衰，这成为宋代铜镜业的一个特殊现象。可以说饶州铜镜尽占当地永平监之利。”[6][7]
饶州作为拥有雄厚铜矿资源的铸镜中心，饶州镜的数量却极少，与湖州镜无法比较。根据20世纪90年代李恒贤先生的初步统计，截至当时饶州镜的数量有40余枚，主要集中在江西地区。虽无法做出统计，但目前的馆藏饶州镜数量应远大于该数字，不过仍然无法在数量上与湖州镜相比。从质量上来看，本文所涉饶州镜为一种代表，其镜体厚重，铸工精良，表面色泽光洁。据《饶州镜及其科学分析》一文中所刊对饶州许家、叶家六出葵形镜基体和表面成分的检测，受测的两面铜镜在基体平均成分上与战国、汉、唐平均成分大体一致，镜面平均成分也与一般宋镜成分差别较大。从金相组织上看均属于回火态。
通常认为自宋代以来，铜镜合金比例与汉唐以来的铜镜合金比例不一样，是一种新型铸镜合金，含锡量明显减少，含铅量增多，锌的比例加大。所以，宋以后的铜镜一般很难出现汉唐铜镜那样的质地。李恒贤文章对18件馆藏饶州镜统计观察，除了质量精良的一类外，另一类就是常见的宋镜种类，制作粗糙，纹饰模糊，字口不清，聲音沙哑，锈迹斑斑。故饶州镜存在两种不同质量的铜镜，并非全是质量上乘之作。其实并非仅仅饶州镜有这种情况。宋代铜镜曾被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的合金配方：凡图文清晰、断口颜色银白、叩击声音清脆的古镜，属于高锡低铅型;反之属于低锡高铅型。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对于宋代铜镜做的相关检测数据已经表明，宋代铜镜金属配比更为复杂，存在四种模式：一是高锡低铅，二是高铅低锡，三是高铜和低锡低铅，四是铜锡铅锌四元合金。其中，第一种高锡低铅的成分与战国、汉、唐镜大体处于同一性能范围内，即铜66%～72%，锡20%～26%，铅4%～8%。“显然第一种是承袭战国汉唐而来，后三种则基本上不见于战国汉唐，而是宋代特有的。其中数量较大，在宋镜中较具代表性的应是第二种。”[8]宋代的这四种铜镜合金影响到了明代的铸镜工艺[9]。
此次涉鉴的铜镜尚未能进行科学检测，但与经过检测的许家镜应存在比较一致的表面特征，与文中所言高锡低铅型镜极为相似，应是宋代两种铜镜合金配方中使用精良的铜镜配方铸造出的。饶州镜的分布范围虽然不广，但是其精致的铸造工艺是其声名在外的重要原因。当然目前饶州镜的检测数量尚少，随着发掘工作的展开，我们期盼更多、更全面的研究数据。
虽然成分类似，但每个时期的铜镜在宏观视觉上仍与汉唐有别，这其中的原因除了生产外，可能与使用、埋藏等多种原因有关，仍有待研究。■
参考文献
[1]李恒贤.试谈宋元明铜镜的鉴别[J].南方文物，1981（2）.
[2]何堂坤，李恒贤.江西省博物馆所藏饶州镜及其科学分析[J].文物，1993（10）.
[3]薛亚玲.中国历史上铜、锡矿业分布的变迁[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4）.
[4]王菱菱.宋代矿冶经营方式的变革和演进[J].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1）.
[5][7]王宁.宋元赣镜天下行：江西宋元时期铜镜[J].南方文物，2010（4）.
[6]王宁.宋代钱监也铸镜[J].中国钱币，2009（3）.
[8]何堂坤.宋镜合金成分分析[J].四川文物，1990（3）.
[9]何堂坤.明代铜镜科学考察[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1994（1）.
关键词：饶州镜;合金配比
我国最早的铜镜发现自齐家文化，之后一直延续使用至清代，中间未曾有缺失，可谓源远流长。铜镜在各时代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墓葬断代具有重要意义，在日常鉴定工作中也是极为常见的一大类。除形制、纹饰及铭文外，铜质是铜镜鉴定的重要因素。铜镜质地在各个时代差异明显，尤其是唐以前的铜镜与宋以后的铜镜。繁重的工作中，在目前技术手段缺失的情况下，要求从宏观视觉上迅速做出判断。故日常工作中判定宋代铜镜，铜质是极为重要且明显的一个因素。日常所见宋代铜镜锈蚀后质地色泽多为灰绿色粉锈、灰绿色土锈、黑灰色、银白色、黄褐色等，叩击声音多沉闷，材质多轻薄。
近年鉴定工作中曾遇到一面饶州镜，墓葬年代为宋代，同出的器物有青白釉瓷器、歙砚及太平通宝铜钱等。该镜品相甚佳，质地精良，与平时常见的宋镜铜质明显不同。其形制为六曲葵花式，小钮，钮右侧长方形铭框内铸有“饶州新桥许家青铜照子”两行十字铭文，葵花边较为平缓，直径约14.5厘米。铜质色泽略呈灰黑色，叩击声音清脆，与常见宋镜迥异。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有饶州镜自身的因素，更具广泛的社会工艺背景，可让我们反思历来对宋镜质地、成分、锈蚀的认识。
该镜并非科学发掘出土，墓葬信息缺失，同出器物没有年款，首先需要对具体时代进行推断。宋代铜镜的分期，根据镜形的变化一般分为三个大的阶段或者五期，只是具体的划分各家有所不同。《岩窟藏镜》分为三期：北宋初期，北宋时期，南宋时期。李恒贤在《试谈宋元明铜镜的鉴别》中将伴出墓志和铸有年款的铜镜作为标准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北宋熙宁前，第二阶段自元佑年间开始，第三阶段从南宋乾道年间开始[1]。第二阶段为改变唐镜形制的阶段，将八曲八棱改为六曲六棱形，将棱形改为委角，改大钮为小钮等。南宋乾道（1165—1173）创新阶段，主要出现了带柄镜、方形镜、心形镜等。李恒贤在文中还指出宋镜大致自北宋政和年间开始出现铭文，在此之前不见铭文，在此之后则极少无铭文的。在李恒贤后来的文章中又有所调整[2]：第一阶段是北宋政和（1111—1118）以前，主要是仿唐镜形制。第二阶段是政和之后，改唐旧制，立新制。其中一项改变为镜背出现表明铜镜产地和姓氏商号的长方形铭文框，这种新镜型一直延续至南宋末年。第三阶段的划分未变。据此指出饶州镜的年代应始自政和年间，当延续至南宋末年。
小钮，六曲，边棱弧度变平缓，带长方形名框，此次涉鉴的六出葵花形“饶州”铭镜正是北宋改唐旧制、立新制后的镜型，按照上述论述其年代也应在此范围。与该镜同出的器物有太平通宝铜钱币、青白瓷、歙砚、金首饰等器物，分属于两座不同的墓葬，但混杂在一起，不易区分。考诸器时代风格，均在北宋中晚期至南宋，正与上述饶州镜年代相当。
目前，据已出土的宋代铜镜资料可知，宋镜铭文内容多为铸镜商标号，含地点、姓氏、商号、自夸用语。与汉唐铜镜铭文的主题截然不同，这种现象一般认为是宋代小商品经济竞争激烈的体现，这一类铭文镜的命名也多被冠以地名，如湖州镜、饶州镜等。从出土材料及文献材料可知，宋代铸镜地点有多处，如湖州、饶州、吉州、建康、成都等地，其中尤以湖州镜最为多见。而饶州也是当时一处铜镜铸造中心，常见饶州镜铭有“饶州叶家青铜照子镜”“饶州叶家久炼青铜照子”“饶州棚下叶三家炼青铜照子”“饶州新桥许家青铜照子”“饶州上巷周家青铜照子”“饶州上巷周家小一哥炼铜照子记”“饶州朝天门里周二家炼铜照子”“饶州萧家巷周小三家炼铜照子”“饶州朝天门里周五家炼铜照子”。目前可知饶州镜有叶家、周家、许家三大商号，周家镜店最多，应为同一家族。存世的饶州铜镜则叶家最多，周家次之，许家最少。许家一般多见“饶州新桥许家青铜照子”铭，不像周、叶两家有分支名号，如“饶州叶家”“饶州棚下叶三家”。
饶州制镜具备得天独厚的资源。首先，宋代江西拥有雄厚的铜矿资源。乾道元年（1165）提点坑冶铸钱司李大正言，“自昔坑冶铜课最盛之处，曰韶州岑水场，曰潭州永兴场，曰信州铅山场，号三大场”。铅山场在江西境内，唐时已有开采，北宋初停罢，绍圣三年（1196）恢复生产，只产胆铜[3]。江西盛产铜矿，有三大场的铅山场，宋太宗即位之初，因增铸钱币缺少铜，即着力兴发铜矿，“尽知饶、信、处等州山谷出铜，即调发诸县丁夫采之”。在不断的发展中，信州铅山县铜场还采用了招募制生产，招募百姓采伐铜矿，付给报酬，“出铜无算，常十余万人采凿”，可见其规模非同一般，效果显著。曾因铜产供大于求，致有司议减铜价[4]。宋代江西的主要矿场有饶州的兴利场、德兴场，信州的宝丰、铅山场、丁溪场，虔州的九龚场、云都场，南安军的城下场，大庾乌石场等[5]。
其次，宋代饶州的永平监为北宋四大钱监之一，铸钱额名列前茅，铸钱配料与工艺处于领先地位。“铸钱与铸镜原料相同，工艺流程相近，钱监往往会催化当地铸镜业的发生和发展，铸镜并随钱监兴毁而繁衰，这成为宋代铜镜业的一个特殊现象。可以说饶州铜镜尽占当地永平监之利。”[6][7]
饶州作为拥有雄厚铜矿资源的铸镜中心，饶州镜的数量却极少，与湖州镜无法比较。根据20世纪90年代李恒贤先生的初步统计，截至当时饶州镜的数量有40余枚，主要集中在江西地区。虽无法做出统计，但目前的馆藏饶州镜数量应远大于该数字，不过仍然无法在数量上与湖州镜相比。从质量上来看，本文所涉饶州镜为一种代表，其镜体厚重，铸工精良，表面色泽光洁。据《饶州镜及其科学分析》一文中所刊对饶州许家、叶家六出葵形镜基体和表面成分的检测，受测的两面铜镜在基体平均成分上与战国、汉、唐平均成分大体一致，镜面平均成分也与一般宋镜成分差别较大。从金相组织上看均属于回火态。
通常认为自宋代以来，铜镜合金比例与汉唐以来的铜镜合金比例不一样，是一种新型铸镜合金，含锡量明显减少，含铅量增多，锌的比例加大。所以，宋以后的铜镜一般很难出现汉唐铜镜那样的质地。李恒贤文章对18件馆藏饶州镜统计观察，除了质量精良的一类外，另一类就是常见的宋镜种类，制作粗糙，纹饰模糊，字口不清，聲音沙哑，锈迹斑斑。故饶州镜存在两种不同质量的铜镜，并非全是质量上乘之作。其实并非仅仅饶州镜有这种情况。宋代铜镜曾被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的合金配方：凡图文清晰、断口颜色银白、叩击声音清脆的古镜，属于高锡低铅型;反之属于低锡高铅型。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对于宋代铜镜做的相关检测数据已经表明，宋代铜镜金属配比更为复杂，存在四种模式：一是高锡低铅，二是高铅低锡，三是高铜和低锡低铅，四是铜锡铅锌四元合金。其中，第一种高锡低铅的成分与战国、汉、唐镜大体处于同一性能范围内，即铜66%～72%，锡20%～26%，铅4%～8%。“显然第一种是承袭战国汉唐而来，后三种则基本上不见于战国汉唐，而是宋代特有的。其中数量较大，在宋镜中较具代表性的应是第二种。”[8]宋代的这四种铜镜合金影响到了明代的铸镜工艺[9]。
此次涉鉴的铜镜尚未能进行科学检测，但与经过检测的许家镜应存在比较一致的表面特征，与文中所言高锡低铅型镜极为相似，应是宋代两种铜镜合金配方中使用精良的铜镜配方铸造出的。饶州镜的分布范围虽然不广，但是其精致的铸造工艺是其声名在外的重要原因。当然目前饶州镜的检测数量尚少，随着发掘工作的展开，我们期盼更多、更全面的研究数据。
虽然成分类似，但每个时期的铜镜在宏观视觉上仍与汉唐有别，这其中的原因除了生产外，可能与使用、埋藏等多种原因有关，仍有待研究。■
参考文献
[1]李恒贤.试谈宋元明铜镜的鉴别[J].南方文物，1981（2）.
[2]何堂坤，李恒贤.江西省博物馆所藏饶州镜及其科学分析[J].文物，1993（10）.
[3]薛亚玲.中国历史上铜、锡矿业分布的变迁[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4）.
[4]王菱菱.宋代矿冶经营方式的变革和演进[J].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1）.
[5][7]王宁.宋元赣镜天下行：江西宋元时期铜镜[J].南方文物，2010（4）.
[6]王宁.宋代钱监也铸镜[J].中国钱币，2009（3）.
[8]何堂坤.宋镜合金成分分析[J].四川文物，1990（3）.
[9]何堂坤.明代铜镜科学考察[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19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