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回望一生,您对命运抱何态度?
　　杨宪益:我无所谓,我不信命运这些东西。不过大家都说,算命的还算得有点道理:我幼年丧父,我儿子后来也去世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家里惟一的男丁,所以在香港他们把我的一个自传叫《白虎星照命》。
　　人物周刊:在您的自传里,算命先生出现了不止一次。你骑着阿拉伯马在埃及沙漠夜游的时候,有一个会算命的向导凭你在他掌心里做的记号道出了你的未来。他说:“在大西洋有一位美丽的金发少女正在为你憔悴,你们尚未相遇,但不久将会见面。”这和您后来的经历很相似。
　　杨宪益:对,这事就发生在我认识我爱人之前一两年。很奇妙,但我还是不相信命。
　　
　　人物周刊:乃迭这个名字很美,这个中文名字是怎么来的?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杨宪益:那是我翻译的,就是简单的音译。她名字叫Gladys,把它翻成中文,就变成乃迭了,没什么特别含义。我从小是冷冷清清一个人,家里只有我一个男孩。乃迭,就是希望家里人多一点,热闹、兴旺一点。
　　人物周刊:说说《红楼梦》吧,跟《离骚》可不可翻的问题一样,《红楼梦》翻成另外一种语言,可能难度也很大吧?里面那些多谐音的伏笔、暗示、隐喻……
　　杨宪益:也有可以解决的,在英语里找到相对应的,能翻译的就翻译,解决不了的就加一个注解。当然,能解决得了的只是少数。毛主席当时的意思是《离骚》应该翻不了,我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翻。
　　人物周刊:您妹妹说:“我哥哥最高兴的事,就是别人说没有戴乃迭他翻不了那么好。”是这样吗?乃迭对于您的翻译事业帮助非常大是吗?
　　杨宪益:我说这个是因为她的英文应该是比我好,毕竟她是英国人,小时候在中学也是一个好学生,从小就读许多莎士比亚。我刚刚开始中翻英的时候,那时她的中文还不行。我就先翻译初稿,她给我改改,加加工。我们两个人在翻译上的合作都是这个样子,后来一直都是这个模式。以后她的中文也可以了,有时候她自己一个人翻译。我就看一看有没有错误。
　　人物周刊:戴乃迭的性格是怎样的?你们俩一辈子都很默契?
　　杨宪益:我们两个人从没有因为什么问题红过脸。不过,我儿子去世以后我们俩都很悲伤。她的身体、心情就一下子恶化了。人物周刊: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解放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都有一些相似的经历,比如蹲监狱、扫厕所、游街……您的朋友梁宗岱、钱钟书、杨绛等都有过类似经历。
　　杨宪益:我算运气比较好的。我被关了4年,可是我那4年还比较舒服,跟我蹲一间牢房的有三十几个人,都跟我关系很好,管我们的人也算客气,平时没有打骂。幸亏我被关起来了,在外面可能受冲击更大,有人被打了,有人死了,我很多同事都是这样——我如果不是坐牢,也许就死了。
　　人物周刊:所以您入狱前精神压力比较大,那段时间好像有点分裂的先兆反应,比如幻听和幻觉,到了监狱里倒没有了。
　　杨宪益:没有进监狱以前状态是不大好的,(对“文革”的事情)比较有情绪。比如说,过去我很佩服周恩来,见过几面,一直很欣赏他。可是我在被关以前,有人请我去吃饭,看一个什么节目,我带着乃迭和孩子一起去的,我们坐的地方正好在周恩来后面。当时他想要跟我打招呼,结果呢,我硬把头转过去了,不理他,跟他也没有招呼,假装不认识他。后来想想,挺后悔的,周恩来其实一直对我们很好的。
　　人物周刊:我其实特别想了解,戴乃迭作为一个外国人,亲身经历了中国解放以后的那么多事情,她对这个国家、这块土地、这个执政党的态度。
　　杨宪益:乃迭对共产党基本上是拥护的,我也是。以前毛主席还邀请我见面、喝酒,有三四次,乃迭都赞成。实际上,作为一个外国人,乃迭,还有她的父母亲,对中国都是很好的。
　　人物周刊:您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状态?每天都做些什么?
　　杨宪益:现在生活没有什么事情,早上起来看看电视。看完电视,有的时候,朋友来了,我们说两句话。从前的朋友多半都是和我岁数差不多大。后来我认识了年纪比我轻一些的,黄永玉我们也认识,关系还好,他给我画过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也不收藏,我的东西丢得很厉害。这幅对联“自古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是王世襄写给我的,他是我大妹妹杨敏如的同学。
　　(沉默片刻)我的朋友现在也少了,都走了。朋友像我这个年龄的,不是死了,就是病得比我还厉害,很少见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