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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女性地位提高以及女性问题日益增多，使得学术界对妇女口述史的研究不断加深。尤其近20年，国内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的研究成果颇丰。这一现状得益于少数民族妇女所处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氛围本身极具特色，使口述史研究各具特殊性，例如满族、苗族、蒙古族等。研究者利用口述访谈的方法对少数民族妇女的社会地位、婚姻状况和社会生活等主题进行研究，其需要注意的问题、资料的收集、整理等也有着各自不同的认识。虽然研究还存在一定程度地不足，但总体上有利于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的发展。
关键词：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访谈
中图分类号：K2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2-0182-02
用口述史的方法进行资料的收集，这在国内外都早已有之。在中国有《论语》，在国外则如《荷马史诗》等。现代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率先开展。它不仅因为个人史、社会史等微观史学的兴起而诞生，更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利用访谈进行资料收集的研究比以往更方便。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研究者就已经对重要政治事件和历史人物使用口述历史的方法进行资料搜集。20世纪80年代，中国口述史初具规模，开始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和风格的口述史学研究。新世纪以来，口述历史的发展呈现多样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发展趋势[1]，其中比较有成就的当属抗战口述史、知青口述史以及女性主义口述史等[2]。
对妇女口述史的研究，主要得益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女性地位的提高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女性问题日益增多。而对于女性问题的关注则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术思想传入后，促进了中国女性主义的觉醒 [3]。英国保尔·汤普逊认为：“口述史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或许就是它对家庭史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这使得历史学家对家庭史的研究得以深入到家庭内部中去。而妇女无疑是家庭當中各种关系的结点，对妇女的口述研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4]。尤其近20年来，国内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以李小江教授主编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为代表，还包括朱丹的《畲族妇女口述史研究》、宝贵敏的《额吉河——17位蒙古族妇女的口述历史》、卢小飞的《西藏的女儿——60年60人口述实录》、刘云，杨霞，张玉霞的《我们成长在那个年代——建國初期新疆各族妇女成长口述》、赵明湄的《80后摩梭女达布口述生活史》、定宜庄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杨恩洪的《藏族妇女口述史》、吕铁力的《生育人生》和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等专著。
一、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研究的特殊性
近年来，对妇女口述史的研究已然不少，在诸多的妇女口述史研究当中，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研究自有其特殊性和独特性。
定宜庄在《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这本书中认为，满族这个民族还在，但残存在这些老人记忆中的、这个民族在一个已逝时代的生活、文化和观念，都在随着这些老人的离去而迅速消失，而且将一去不返，永远无法再回忆、再复制。这便是这本小书取名为“最后的记忆”的原因[5]。对满族的口述研究，是一种新的角度和方向。这种角度和方向主要体现在满族的特殊性上。第一，近代以来满族的命运跌宕起伏，这是任何一个少数民族所没有经历过的。它从统治阶级的高贵身份到被迫从事各种不光彩的低下职业，再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恢复平等的社会地位，正是一个从“天翻地覆”到“死而复生”的过程。第二，由于满族曾经是统治阶级，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可供参考。对满族的口述研究，可以补充和印证这些官方文献[5]。第三，由于长期频繁地接触汉民族的文化与习俗，满族人“汉化”的现象十分突出，关于满族自身的文化记忆正在逐渐消散，这也使得满族口述的研究十分的重要与珍贵[5]。
杨恩洪的《藏族妇女口述史》认为，藏族妇女在中国历史社会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而学术界对于藏族妇女的研究却十分之少。这一方面自然是由于传统的历史原因。另一方面，对于妇女，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妇女研究也非常之少，妇女史的研究在中国尚是一个待发展与丰富的学科。藏族妇女的特殊性就在于藏族处在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封闭的文化氛围中，较好地保留了传统习俗与文化。其次，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西藏的妇女地位也得到了很大提高，在社会当中的地位日益突显。同时经历了传统与现代双重社会的藏族妇女，她们的社会地位与社会生活的变化非常具有代表性[6]。
张晓在《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一书中，选择西江苗族为对象进行研究的原因在于三方面：第一，苗族是我国少数民族当中比较大的族群，黔东南是中国苗族最大的聚居区，西江是最大的苗寨之一，所以著者选择的对象十分具有代表性。第二，西江地区苗族的原生文化和外来的汉文化不断的碰撞与交融，造成了西江苗族文化的多元体系[7]。第三，著者张晓本身便深受苗族文化影响。对于这一地区的社会文化较为熟悉，可以更深入地解读这一地区妇女的心态与社会生活状况[7]。
朱丹的《畲族妇女口述史研究》认为，畲族妇女的口述史研究的特殊性在于：一是畲族是没有文字的民族，所有文化的传承以实物和口述为主。二是畲族在今天的文化大潮下，很多本民族的东西都在逐渐消失，必需予以抢救。三是畲族是我国东部唯一一个原住少数民族，研究畲族历史对于了解东南社会的发展脉络十分有利。四是关于畲族的研究近代以来著述颇丰，形成了大量的相关资料[8]。这对于畲族口述史的研究十分有利。
在《额吉河——17位蒙古族妇女的口述历史》这本书中，宝贵敏提出蒙古族作为我国的少数民族之一，曾在我国历史上占据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整个民族都带有浓重的历史情节与沧桑感。而且，蒙古族作为中国少数民族当中为数不多的生活在草原上的民族，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域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在最后进行访谈的过程中，访谈了几位蒙古族男性，他们在回忆自己的母亲和亲人的时候，说话的方式、表情、含义，都与妇女自身的叙述大为不同。可视为妇女口述史的一个新的角度与方向[9]。 二、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访谈的主题
由于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与习俗，具有其特殊性和独特性，所以学者们可以从不同方面对少数民族妇女进行研究。总的来说，主要关注的是少数民族妇女的婚姻状况、社会生活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定宜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的访谈主题主要有三点：第一是满族的集体记忆是否在经历了长时间与汉民族的接触以及接受汉文化的熏陶之后依然存在。第二是满族妇女的生活、婚姻、生育状况以及与其他族的人尤其是汉族人相互之间的交流情况。第三是辛亥革命以后妇女的家庭变迁和个人经历[5]。《藏族妇女口述史》的访谈所遵循的主题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藏族妇女在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当中，藏族妇女历史地位的变化。主要是在现代社会当中，藏族妇女所从事的各种具有现代特征的职业，以及她们政治地位的提高。其二，对藏族传统社会当中独特婚姻形态的关注。这一方面虽然相较于前者来说有所不足，但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藏族的多妻多夫，尤其是一妻多夫的情况。在访谈的主题与主体的选择上，吕铁力选择了中国境内从北到南的几个少数民族为代表，有鄂伦春族、瑶族、壮族、毛南族四个民族，主要围绕生育反映了少数民族女性生活的各个方面。譬如她们在家庭当中的地位，她们所从事的劳动与职业等。基本上反映的是少数民族妇女生活的苦难情况[10]。《西江苗族婦女口述史研究》主要通过对苗族妇女的男女关系以及妇女在文化方面的贡献等方面的访谈，对西江苗族妇女的人生命运和文化创造，以及文化对妇女的塑造和制约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7]。对于这种关系的研究，同样是放在20世纪背景下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的冲突与交流当中[7]。
三、少數民族妇女口述史访谈需要注意的问题
对少数民族妇女进行口述访谈时，需要注意的问题不少。在选取访谈对象方面，注意到访谈对象的广泛性、多样性，使得访谈对象具有代表性的意义[5]。杨恩洪在《藏族妇女口述史》中提出，受条件及经费的局限，调查的范围只能限于中国境内的藏区，不能完全囊括藏族妇女。对于藏族妇女其他社会方面的贡献则没有进行访谈。其次，在受访对象上，主要还是以年老的相对有文化的藏族贵族妇女居多，覆盖面不够宽广。最后，由于进行访谈的是在文化方面有自身特色的藏族妇女，故而在这之前，需要对藏族的语言、文化、社会等方面做一些了解，否则调查无法深入理解所访谈的对象。在访谈技巧方面，张晓则认为一方面需要访谈者保持研究者心态的同时深入体验被访谈人的生活，一方面访谈者需要与被访谈者建立一种良好的信任关系，注意访谈技巧，尊重其意愿并对其负责[7]。李小江认为，访谈需要从个人的、零碎的口述材料当中发现整体特征的、典型的和具有规律性的东西[11]。在具体的研究类型上也有不同的要求。在做有关“事件”的口述史的时候，必须在阅读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女性意识和民族意识的自觉性。
参考文献：
[1]王宇英.当代中国口述史：为何与何为 [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
[2]李向平，魏扬波.口述史研究方法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丁苏红.女学者——女性研究及其口述文本 [D].济南：山东大学，2008.
[4][英]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 [M]. 覃方明，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
[5]定宜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 [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6]杨恩洪.藏族妇女口述史 [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7]张晓.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 [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8]朱丹.畲族妇女口述史研究 [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0.
[9]宝贵敏.额吉河——17位蒙古族妇女的口述历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
[10]吕铁力.生育人生 [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11]李小江.让女人自己说话·民族叙事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关键词：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访谈
中图分类号：K2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2-0182-02
用口述史的方法进行资料的收集，这在国内外都早已有之。在中国有《论语》，在国外则如《荷马史诗》等。现代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率先开展。它不仅因为个人史、社会史等微观史学的兴起而诞生，更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利用访谈进行资料收集的研究比以往更方便。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研究者就已经对重要政治事件和历史人物使用口述历史的方法进行资料搜集。20世纪80年代，中国口述史初具规模，开始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和风格的口述史学研究。新世纪以来，口述历史的发展呈现多样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发展趋势[1]，其中比较有成就的当属抗战口述史、知青口述史以及女性主义口述史等[2]。
对妇女口述史的研究，主要得益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女性地位的提高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女性问题日益增多。而对于女性问题的关注则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术思想传入后，促进了中国女性主义的觉醒 [3]。英国保尔·汤普逊认为：“口述史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或许就是它对家庭史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这使得历史学家对家庭史的研究得以深入到家庭内部中去。而妇女无疑是家庭當中各种关系的结点，对妇女的口述研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4]。尤其近20年来，国内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以李小江教授主编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为代表，还包括朱丹的《畲族妇女口述史研究》、宝贵敏的《额吉河——17位蒙古族妇女的口述历史》、卢小飞的《西藏的女儿——60年60人口述实录》、刘云，杨霞，张玉霞的《我们成长在那个年代——建國初期新疆各族妇女成长口述》、赵明湄的《80后摩梭女达布口述生活史》、定宜庄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杨恩洪的《藏族妇女口述史》、吕铁力的《生育人生》和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等专著。
一、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研究的特殊性
近年来，对妇女口述史的研究已然不少，在诸多的妇女口述史研究当中，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研究自有其特殊性和独特性。
定宜庄在《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这本书中认为，满族这个民族还在，但残存在这些老人记忆中的、这个民族在一个已逝时代的生活、文化和观念，都在随着这些老人的离去而迅速消失，而且将一去不返，永远无法再回忆、再复制。这便是这本小书取名为“最后的记忆”的原因[5]。对满族的口述研究，是一种新的角度和方向。这种角度和方向主要体现在满族的特殊性上。第一，近代以来满族的命运跌宕起伏，这是任何一个少数民族所没有经历过的。它从统治阶级的高贵身份到被迫从事各种不光彩的低下职业，再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恢复平等的社会地位，正是一个从“天翻地覆”到“死而复生”的过程。第二，由于满族曾经是统治阶级，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可供参考。对满族的口述研究，可以补充和印证这些官方文献[5]。第三，由于长期频繁地接触汉民族的文化与习俗，满族人“汉化”的现象十分突出，关于满族自身的文化记忆正在逐渐消散，这也使得满族口述的研究十分的重要与珍贵[5]。
杨恩洪的《藏族妇女口述史》认为，藏族妇女在中国历史社会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而学术界对于藏族妇女的研究却十分之少。这一方面自然是由于传统的历史原因。另一方面，对于妇女，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妇女研究也非常之少，妇女史的研究在中国尚是一个待发展与丰富的学科。藏族妇女的特殊性就在于藏族处在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封闭的文化氛围中，较好地保留了传统习俗与文化。其次，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西藏的妇女地位也得到了很大提高，在社会当中的地位日益突显。同时经历了传统与现代双重社会的藏族妇女，她们的社会地位与社会生活的变化非常具有代表性[6]。
张晓在《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一书中，选择西江苗族为对象进行研究的原因在于三方面：第一，苗族是我国少数民族当中比较大的族群，黔东南是中国苗族最大的聚居区，西江是最大的苗寨之一，所以著者选择的对象十分具有代表性。第二，西江地区苗族的原生文化和外来的汉文化不断的碰撞与交融，造成了西江苗族文化的多元体系[7]。第三，著者张晓本身便深受苗族文化影响。对于这一地区的社会文化较为熟悉，可以更深入地解读这一地区妇女的心态与社会生活状况[7]。
朱丹的《畲族妇女口述史研究》认为，畲族妇女的口述史研究的特殊性在于：一是畲族是没有文字的民族，所有文化的传承以实物和口述为主。二是畲族在今天的文化大潮下，很多本民族的东西都在逐渐消失，必需予以抢救。三是畲族是我国东部唯一一个原住少数民族，研究畲族历史对于了解东南社会的发展脉络十分有利。四是关于畲族的研究近代以来著述颇丰，形成了大量的相关资料[8]。这对于畲族口述史的研究十分有利。
在《额吉河——17位蒙古族妇女的口述历史》这本书中，宝贵敏提出蒙古族作为我国的少数民族之一，曾在我国历史上占据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整个民族都带有浓重的历史情节与沧桑感。而且，蒙古族作为中国少数民族当中为数不多的生活在草原上的民族，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域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在最后进行访谈的过程中，访谈了几位蒙古族男性，他们在回忆自己的母亲和亲人的时候，说话的方式、表情、含义，都与妇女自身的叙述大为不同。可视为妇女口述史的一个新的角度与方向[9]。 二、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访谈的主题
由于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与习俗，具有其特殊性和独特性，所以学者们可以从不同方面对少数民族妇女进行研究。总的来说，主要关注的是少数民族妇女的婚姻状况、社会生活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定宜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的访谈主题主要有三点：第一是满族的集体记忆是否在经历了长时间与汉民族的接触以及接受汉文化的熏陶之后依然存在。第二是满族妇女的生活、婚姻、生育状况以及与其他族的人尤其是汉族人相互之间的交流情况。第三是辛亥革命以后妇女的家庭变迁和个人经历[5]。《藏族妇女口述史》的访谈所遵循的主题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藏族妇女在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当中，藏族妇女历史地位的变化。主要是在现代社会当中，藏族妇女所从事的各种具有现代特征的职业，以及她们政治地位的提高。其二，对藏族传统社会当中独特婚姻形态的关注。这一方面虽然相较于前者来说有所不足，但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藏族的多妻多夫，尤其是一妻多夫的情况。在访谈的主题与主体的选择上，吕铁力选择了中国境内从北到南的几个少数民族为代表，有鄂伦春族、瑶族、壮族、毛南族四个民族，主要围绕生育反映了少数民族女性生活的各个方面。譬如她们在家庭当中的地位，她们所从事的劳动与职业等。基本上反映的是少数民族妇女生活的苦难情况[10]。《西江苗族婦女口述史研究》主要通过对苗族妇女的男女关系以及妇女在文化方面的贡献等方面的访谈，对西江苗族妇女的人生命运和文化创造，以及文化对妇女的塑造和制约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7]。对于这种关系的研究，同样是放在20世纪背景下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的冲突与交流当中[7]。
三、少數民族妇女口述史访谈需要注意的问题
对少数民族妇女进行口述访谈时，需要注意的问题不少。在选取访谈对象方面，注意到访谈对象的广泛性、多样性，使得访谈对象具有代表性的意义[5]。杨恩洪在《藏族妇女口述史》中提出，受条件及经费的局限，调查的范围只能限于中国境内的藏区，不能完全囊括藏族妇女。对于藏族妇女其他社会方面的贡献则没有进行访谈。其次，在受访对象上，主要还是以年老的相对有文化的藏族贵族妇女居多，覆盖面不够宽广。最后，由于进行访谈的是在文化方面有自身特色的藏族妇女，故而在这之前，需要对藏族的语言、文化、社会等方面做一些了解，否则调查无法深入理解所访谈的对象。在访谈技巧方面，张晓则认为一方面需要访谈者保持研究者心态的同时深入体验被访谈人的生活，一方面访谈者需要与被访谈者建立一种良好的信任关系，注意访谈技巧，尊重其意愿并对其负责[7]。李小江认为，访谈需要从个人的、零碎的口述材料当中发现整体特征的、典型的和具有规律性的东西[11]。在具体的研究类型上也有不同的要求。在做有关“事件”的口述史的时候，必须在阅读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女性意识和民族意识的自觉性。
参考文献：
[1]王宇英.当代中国口述史：为何与何为 [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
[2]李向平，魏扬波.口述史研究方法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丁苏红.女学者——女性研究及其口述文本 [D].济南：山东大学，2008.
[4][英]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 [M]. 覃方明，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
[5]定宜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 [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6]杨恩洪.藏族妇女口述史 [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7]张晓.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 [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8]朱丹.畲族妇女口述史研究 [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0.
[9]宝贵敏.额吉河——17位蒙古族妇女的口述历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
[10]吕铁力.生育人生 [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11]李小江.让女人自己说话·民族叙事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