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生命，而哲学这一追问宇宙人生根本问题的智慧之学则是这一精神生命的核心。新时代的中国哲学研究以及哲学智慧之继承发扬应有明确的问题意识，要回归到中国哲学固有的问题，确定特定的哲学思想所欲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进而思考这些思想所蕴含的智慧如何为现代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和方案。同时，应处理好历史性与时代性之关系，需要梳理出重要思想观念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和基本走向，把握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逻辑，明晰思想观念的发展与时代变迁之互动，进而探讨这些思想观念在新的时代应如何发展、应以怎样的形态存在。
　　2017年11月，张岱年先生主编、方立天先生副主编，程宜山、刘笑敢、陈来共同撰写的《中华的智慧》一书由中华书局再版，该书由各位名家研精覃思而成，语言简洁而不晦涩，兼具专业性与大众性。
　　此书的写作由罗素的《西方的智慧》而引发，张岱年先生在序言中讲道：
　　西方哲学追求智慧，所以西方哲学所取得的成果可谓之“西方的智慧”。中国古代哲人志在“闻道”，“道”即真理，亦最高的智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代哲学家所提出的创造性见解，亦可谓之“中华的智慧”。
　　该书选取了从孔子、老子到颜元、戴震共三十余位最具创见的哲人及《易传》这部经典，以人物或经典为纲，凝练出每一位哲人或经典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和命题进行具体阐述。例如，讲孔子包括“己欲立而立人”“为仁由己”“过犹不及”“多学而识与一以贯之”四个方面，讲老子分述“道为万物之宗”“道法自然”“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以及“柔弱胜刚强”，讲张载以“虚空为气”“凡象皆气”“神天德，化天道”“一故神，两故化”“合内外，大其心”“民胞物与”为题，讲戴震则有“一阴一阳、生生而条理”“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心能辨理”及“理存于欲”。而且，作者对每一位哲人思想的阐述并没有简单地依照所选命题进行条块分割式的解说，而是十分重视各个命题、思想观念之间的联系，从而使每一哲人的思想呈现出整体性。如关于王夫之思想的讨论由“体用胥有”开始，继而探讨其在理气、道器关系方面的含义，再提出“诚”为“体用胥有”学说的归宿。如此条理清晰的解说使读者能够更好地把握每一位哲人的主要思想及其思想的逻辑。
　　而当我们从整体上串联起一系列代表性命题，就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哲学固有的重要问题及核心的观念，并可见历代哲人关于特定问题的各种看法以及关于特定观念的不同阐释。如关于天人关系，有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董仲舒的“天地人相为手足”，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预”，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程颢的“天人一理”。关于体用关系，有法藏的“用即体，体即用”，程颐的“体用一源”，朱熹的“体用对待而不相离”，王夫之的“体用胥有”。关于知行关系，有朱熹的“知先行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王夫之的“知以行为功”。关于自然无为的观念，有老子的“道法自然”，扬雄的“吾于天见无为之为”，王充的“天道自然无为”，王弼的“名教与自然”，向秀和郭象的“万物必以自然为正”“顺其自然即是无为”，程颐的“道则自然生万物”。关于阴阳学说，有《易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程颐的“阴阳无始”，朱熹的“阴阳交变”，王夫之的“阴阳具于太虚絪缊之中”，戴震的“一阴一阳，生生而条理”。而且，作者在对命题的具体阐述中均会回溯其思想来源，澄清其对前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并探讨其对后来者的影响。如此，就清晰地描画出了中国古代重要思想观念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
　　作者对不同哲学家的思想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比较，异中求同，同中求异，突出思想的连续性和突破性，对思想之间的同异及思想各自的特性有着非常精准的概括。如关于孟荀的人性论，作者提出二者在形式上针锋相对源于他们对“性”的定义不同，实际上是异中有同。关于张载的“视天下无一物非我”与程颢的“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作者认为二者相通，但前者的基础是气一元论，而后者是基于心理体验。关于张载和程颐的气论，作者指出在张载的气一元论中，气只有形态的转变而没有消灭，而程颐认为气有产生、有消尽。关于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的关系，作者提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反对程朱的知先行后说，又发展了程朱的真知必行说，在格物致知中，王阳明重视“致知”，即发挥自己的良知，而朱熹重视“格物”，即“即物穷理”。关于颜元的事物之学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区别，作者认为程朱重理，强调明理，陆王重心，强调明心，颜元重事和形，强调习行，朱陆别义利为二，尚义轻利，颜元强调义利统一，兼重义利。凡此种种，足以帮助读者在复杂的思想关系中理清头绪，令人有茅塞顿开之感。
　　当然，作者的目的不仅在于呈现出中國古代哲人所求之“道”的内容，而且对其价值有着多角度的评价，其中被肯定的内容即是中国古代哲学智慧的集中体现。一方面，作者指出了一些思想对中国哲学发展、对中华文化特征形成的作用。例如，老子的“道”彻底推倒了上帝的宝座，开创了无神论的传统，“道”的学说包含了“宇宙论”和“本体论”问题，是对中国哲学的突出贡献；《易传》发展了孔子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刚健自强”的精神；王弼的本体即在现象之中的观点上承秦汉之风，下启宋明之学，为形成中国特色的本体论传统做出贡献；周敦颐的“寻孔颜乐处”为仁学增添了人格美和精神境界的内容，对宋明理学的人生追求产生深远影响。这一分析过程亦呈现出作者对中华智慧整体特征的认识，其结论由具体分析中抽象出来，有着扎实的文献依据，因而与其他直接探讨中华智慧特征的论著截然不同。同时，作者指出了一些思想所具有的超越时代的意义，如肯定孔子所提出的“仁”的道德观念有着相当普遍的意义，老子希望社会的治理者约束强制的手段，实现自然而然的理想秩序，这一思想有长远的启示意义。此类内容是我们在寻求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过程中应该特别重视的。
　　此外，近些年来新出土的简帛资料更新了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思想尤其是先秦思想的认知，此次新版问世，作者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对照，对原有观点进行了补充。如通过多版本《老子》的比较研究，作者提出《老子》一书在流传中有语言趋同、思想聚焦两种情况，这样的演变是依据文本原有特点进行的改善，此外，道家思想并非简单否定儒家伦理，而是在儒家伦理之上增加了自然而然的价值取向。
　　中华之智慧经历了几千年的传承和发展，就像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在千回百转中呈现出各异的风景，却又有着大体一致的方向并贯穿着锲而不舍的精神。老子云：“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古代哲人不仅在学问上追寻此道，亦在生活中践行此道。该书以文字的形式向我们展现了中国古代哲人所闻之“道”以及“闻道”的历程，其中必有令人顿觉与古人心意相通的思想和令人向往的高远境界，吾辈亦当“勤而行之”，方为真正的文化传承。
　　（作者系华北电力大学国学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