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汤因比曾表示，若能穿越，他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在许多西方学者眼里，宋朝不仅可以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媲美，其工商业发展更是成就非凡。只可惜，这辉煌的文明因北部游牧民族的铁骑踏入而沦陷。此后，这个国家虽然借着民族融合开疆拓土，但并未散去重农抑商的魔咒。
　　
　　检讨两千年来的中国历史，改朝换代并非只是换统治者而不换统治关系，它还有可能让刚刚成长起来的东西——甚至被称为“革命性成长”——被战乱与整肃所湮灭，资本主义与工商业文明永远处于“覆灭-萌芽”状态。如此悲剧轮回，不过是“春风吹又生，野火烧又尽”。被视为金科玉律与“中国劫”的“富不过三代”，更是此地文明不断被消解的隐喻。
　　
　　不要枉自慨叹人世凉薄，人们因自私而立公约，因有恒产而有恒心，本是有希望的事情。商业追求自由、开放、平等，追求精神自治、公平竞争，它分解政治权力，天生反对垄断。从某种意义上说，商业是现代性的起源。商业被许多前现代统治者所抑制，正是因为这种现代性所暗含的不确定性或颠覆性。而当帝国将臣民如庄稼般种进地里，在那里不是人民拥有土地，而是土地拥有人民。
　　
　　重农抑商的结果就是扼杀现代性。而皇帝以天下为私产，成立无限政府，怎容得了奴才拿着主子的东西偷偷换来换去，坏了秩序。当然，无限政府通常会背负无限责任。王朝兴，家天下；王朝灭，则家破人亡，覆巢无完卵。
　　
　　以前朝相比，清王朝的覆灭不算悲惨。20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那场革命常被解释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此措辞着实太过慷慨。就当时中国国情论，资产阶级不仅少得可怜，而且根本没有多少财富去支持这场革命。
　　
　　否则，当年的孙中山与袁世凯怎么都会忙着找列强“当衣服”借钱。据说，在与袁世凯议和的头天晚上，孙中山还在找日本人筹款北伐，只因为没借到，才有了“革命不彻底”。
　　
　　直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当陈独秀试图革中国资产阶级的命时，胡适很不以为然。虽然自洋务运动以后，中国有了些实业救国者，有了些民营资本家，但远没有像欧洲一样形成一个阶层。胡适说，你若真要如此革命，得先拿着显微镜去找资产阶级。谁能料想，后来历史的发展完全超出了胡适当年的想象。到了上世纪50年代开始“割资本主义尾巴”时，那个光学仪器还真的派上了用场。
　　
　　走出三十余年的封闭，改革开放使中国得以重新探路工商业文明，在原有政治组织（国家）之外，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独立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资本主义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人们争吵的不是制度上的“姓社姓资”，而是财富的“姓张姓李”。然而，另一方面，当“建设暴力”开始摧毁自己或者他人的房屋，当故乡因为污染成为回不去的地方，当有毒的雾霾使人们既看不清时代的方向又看不见附近的庙宇，种种危险同样让人警省。
　　
　　没有田园牧歌式的人性与资本，也没有田园牧歌式的社会与商业，这世界善与恶同在。绕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激烈批判，还是让我们回到温和而睿智的尼布尔。这位洞悉人性光明与幽暗的思想家指出，“与其他任何一种权力形式一样，财产既具有防御性，也具有进攻性”。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经济权力，社会都应有能力竖起屏障，守住底线，以抵抗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各自越界或合谋。简单说，我们需要保留一种权利，以反对我们所热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