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延安西路1262号，原本是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生·新所”），6月以来，这里成为上海的网红新地标。
　　虽然位于上海市中心的核心地带，上生·新所的原址却很少有人接近。整个园区只设有一个不太起眼的入口，把它硬生生隔离成了城市孤岛。2014年，上生·新所搬迁至奉贤，把它原来所在的地块租赁给了万科，万科计划改造出一个新的创意产业园区。来自荷兰的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被邀请负责项目的规划设计。
　　在中国，OMA及它的创始人雷姆·库哈斯因设计了位于北京的央视总部大楼而被人熟知。这个被人们戏称为“大裤衩”的建筑一度给OMA带来了很大的名气，它在中国的业务也有了飞速拓展，甚至还特地在北京设立了一间办公室。不过，随着政治风向的变化，顶着“古怪造型建筑设计师”头衔的库哈斯在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 境。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海外建筑设计师在中国的业务都受到重创，因为中国政府开始回避夸张造型的地标项目，或是他们更倾向于找本国的建筑师来做设计。”2014年升为OMA合伙人并负责亚洲业务的首席建筑设计师Chris Van Duijn回忆起当时的情境说。OMA在亚洲的团队由几年前的80人缩减到目前的35人，主要的设计团队也全部从北京迁至香港。Van Duijn表示，过去几年他们一直在努力调整，试图在中国摸索出一套新的战略，现在似乎找到了点门道。

　　从目前公布的OMA在中国的项目列表中可以看出，他们基本放弃了大型地标建筑设计，更多投入到规划设计上，这样的项目通常周期更短，更灵活。“海外建筑公司在中国得学会接那些小而杂的项目，你可能只需要给出一张设计图纸，而不用参与实体建筑的设计。”Van Duijn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上生·新所的改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片地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90多年前，这里是上海公共租界的美国侨民的聚居地，催生出了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Columbia Country Club），如今哥伦比亚圈这个名字就是来源于此。目前这里依然保留着上海唯一一个英制尺寸的游泳池，也是上海最古老的户外游泳池。泳池旁是一幢巴洛克建筑，由美国建筑师艾利特·哈扎德（Elliott Hazzard）设计，内外保存完好。匈牙利建筑师拉斯洛·邬达克也被邀请在哥伦比亚圈内设计住宅，其中就包括孙中山长子孙科的别墅。
　　新中国成立后，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和孙科别墅被划归上生·新所，他们在原本大草坪的中央建起了一棟9层高的办公楼，将庭院一分为二，设计师是郭沫若的儿子郭博。
　　OMA的改造方案是，把现有的纪念性建筑和工业建筑结合起来，并加入了3座新建筑，扩展了空间的可能性。OMA在那栋由郭博设计的办公楼的一楼“塞入”了一个玻璃盒子，来达到打开视觉通道的目的，玻璃能从视觉上连接原本割裂的两个庭院。北面的庭院将承担更多的公共功能，包括餐厅、咖啡馆、游泳池和共享办公空间。南面的庭院则属于相对私密的办公空间。此外，在原先一个入口的基础上，在地块的4个方向上都设置了出入口，方便人们自由穿行。
　　上生·新所作为万科在城市核心区域第一个旧改项目，选择OMA来负责规划正是看中了其在古建筑保护方面的丰富经验。提及国际上优秀的城市旧改样本，上海万科设计总监蔡亮列举了米兰Prada基金会、莫斯科车库当代艺术博物馆、威尼斯德国商会大厦、德国埃森煤厂改建成的博物馆和游客中心，它们都是OMA的设计作品。
　　Van Duijn也提到，在与万科第一次会面时，对方就希望上生新所能参照米兰Prada基金会的改造模式。米兰Prada基金会的前身为一家1910年建造的制酒厂，位于意大利米兰市南部，改造后是一系列新旧建筑交融的综合体，包括了仓库、实验室、酿造仓，以及围绕在中庭旁的新建筑，主要用来举办风格多样的艺术展示。
　　但Van Duijn很快就指出这两个项目之间的显著差异，主要来自时间上的限制。OMA花了12年的时间完成米兰Prada基金会的改造。而留给上生新所做规划设计的时间只有12周。土地产权的不同造成了中国的开发商只能获得土地租赁权，而欧洲的开发者通常也是土地的所有者。万科从上生·新所那里获得了20年的土地租赁期，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收益是万科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所以改造刚开始，万科就迫不及待地在老建筑内举办各种活动。阿迪达斯在这里举办新品发布，孙科别墅成了上海时装周的一处展场，万科还组织探访上海老建筑的骑行互动，与上海电影节以及附近的高校联动举办论坛等等。

　　万科为园区设想了多种功能，即以办公为主，兼具生活方式、展陈和公共空间的混合，出行、教育、休闲、娱乐、工作、自然、艺术生活，无所不包。Van Duijn提到，有一栋楼，万科最初想做餐饮，后来改成书店，后来又想做办公，最后又回到了餐饮，功能不明确也给设计带来麻 烦。 　　不过，Van Duijn也很享受在中国这种动态的工作节奏。“欧洲的项目通常都要花12到17年的时间建成，而且大多数的时间并不是花在建筑设计和质量上，而是在风险管理和流程上。上海的项目虽然有些混乱，但另一方面也是充满活力的。我喜欢在中国做项目过程中的这种积极的能量，而不是每时每刻都要小心翼翼生怕犯了什么戒律。”
　　以意大利为例，国内拥有众多老建筑，对于任何涉及老建筑的改造项目，政府官员都会深入参与，每一块砖瓦是否需要保留都会和设计师详细讨论。这是因为，意大利的相关法规规定，100年以上的历史建筑物，未经有关主管机关批准不得拆毁与改建，装修内部也须经文物部门派人检查、鉴定和批准。意大利政府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文化遗产部，下有出土文物、艺术品、古建筑、古图书等18个保护局，古建筑在维修翻新过程中，任何设施的颜色和材质都不能有丝毫改动，一些地区还要求“整体性保护”，也就是说，在保护古建筑的基础上，还要保护生活在那里的居民原有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而在上海，政府仅指出3座历史建筑不准碰，周边的工业建筑都允许被推倒，但OMA并不打算这么做。
　　根据OMA的调查，目前地球表面包括城市和自然风光在内有12%的部分都存在如何保留的问题。保留的标准也在近几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除了历史悠久的纪念性地标建筑需要保留，自然风貌也需要保留，甚至人类登月的足迹也需要保 留。
　　“古建筑保护不应当只包括那些政府承认的纪念性建筑，我们同样应该尊重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演变。”Van Duijn说。他认为，在上生新所，尽管每座建筑单独来看，其设计性并不算顶级，不论是哈扎德还是邬达克都只能算是二流的设计师，但代表了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建筑风格聚集在这里，作为一个整体有着非凡的价值。据他介绍，在OMA的坚持下，包括上生·新所时期所建的工业建筑，也基本都被完整保留下来。
　　从最后的效果来看，这也成了万科对OMA设计方案最满意的部分。“OMA在现有的建筑中注重引入新建筑，并对原有建筑引入变化，改善空间关系的同时创造了更多新的商业、文化空间及创意办公环境，让新旧事物在这里碰撞交织，彼此间相互丰富充实。”蔡亮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由于并不直接介入实体建筑，等于放弃了对整个建筑群设计规划最终实现的掌控权，这对于OMA这样的建筑设计公司来说也是个不小的转变。不过，Van Duijn认为可以利用这个项目来试探中国对保护建筑的态度，自己则可以灵活抽身，应该是个明智的决定。在Van Duijn看来，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所拥有的新增土地开发资源只会变得越来越少，因而在现有建筑的基础上，注重质量和创意设计的转型会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他们在这段转型期，提供前期的设计方案（这更像是提供设计咨询），而非紧盯项目直至完成，则可能解决了国外建筑事务所长期以来在中国水土不适的问题。此外，OMA也认识到随着整个中国城市化的推进，那些新一线城市的开发将带来更大的机会。
　　今年5月，OMA为成都独角兽岛设计的规划方案在全球竞赛中胜出。独角兽岛是由成都政府发起、专门为新兴经济企业开发的创新项目。截至2017年，全球有36%的独角兽公司分布在中国，而在4年前，中国独角兽公司的数量还是零。不过，这些新兴独角兽公司大都分布在中国的近海城市，成都作为一个内陆城市，必须得拿出一个不一样的方案来吸引独角兽公司的入驻。
　　成都政府希望把独角兽岛开发成一个创意孵化器，其中既包括已经具有成为独角兽的资质的大公司，也有体量还小的初创公司。OMA参考了硅谷的经验，对于技术创新公司来说，最重要的是保证人员自由流动，激发非正式的相遇。OMA为成都独角兽岛提出了“联结编织”的概念，把建筑作为基础设施，作为衔接岛内不同设施的通道。但硅谷也有问题，硅谷完全是自发形成的，规划的缺失导致一些问题开始暴露，那些技术巨头们不得不自己参与规划，这是成都独角兽岛需要避免的。
　　独角兽岛被分为三环。位于核心区域的是生活实验室（Living Lab），它包含了众多微小创业公司，通常企业在初创阶段需要最大程度的知识分享，把这些公司放在独角兽岛的核心有助于它们的成长。同时这一区域也向游客开放，人们可以近距离看到这些新经济体是如何运作的，这是出于吸引外部人才加入的考虑。生活实验室的外环是组织区域，其形态如同一个村落，囊括了各种类型的办公空间和功能设施，甚至还有一部分住宅，这部分是最能体现“编织”概念的区域，提供大量非正式相遇的机会。岛的边缘区域则由各独角兽公司的总部构成，它们拥有一定的独立性，沿着河岸分布在最外环的区域。

　　OMA还受到武汉政府的邀请，制定沿江开发规划。武汉的沿江防洪堤在抵御城市频繁的洪涝灾害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也割裂了城市与长江间的关系。新的沿江开发将覆盖沿江两岸长达25公里的地区，武汉政府并不希望只是对防洪堤做些装饰性的修改。具体方案还在设计，不过已经可看到，OMA将在沿江两岸设置包括改良的桥梁、跨江缆车、沙丘景观等在内超过30个不同大小和类型的“都市阳台”，来加强城市与长江的互动。
　　“如果说央视总部大楼代表了中国城市发展中追求高度与速度的时代，那么现在他们已经认识到问题了，这些后来的新一线城市，它们从过去一线城市的开发中所犯过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这些地方政府愿意听从建议，不扼杀创意，他们在城市开发中所展现的具有规模和格局的思维方式，在全球都是独一无二的。”Van Duijn说。
　　所有这些项目都能看出OMA正在中国推行与“大裤衩”时代完全不同的战略。它参与的大型建筑设计数量有了明显的减少，在少數依旧由OMA主持的总部大楼项目设计也更强调建筑内部的创意功能和实用性，而外观上偏向拘谨朴素。参与城市改造和规划、建筑设计的前期咨询正在成为他们在中国的新生意，或许，也会成为国外建筑设计事务所在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与其花大量的时间打磨一个设计方案，我们通常会向客户提供多个计划让他们挑。在中国你就得这么办，现在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了。”Van Duijn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