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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生活书店以《世界名著译丛》名义出版《资本论》第一卷上、中、下三册的合译本，译者署名“玉枢 右铭”。“玉枢”就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教育家侯外庐翻译《资本论》所用的笔名。
侯外庐早年曾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并在留学期间翻译德文版《资本论》，回国后继续从事翻译，成为我国最早的《资本论》译者之一。这部令侯外庐倾8年心血译成的《资本论》，不仅使中国人可以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鸿著，而且为侯外庐从事史学研究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侯外庐翻译《资本论》，得益于李大钊的指导。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中，李大钊是他们的“精神领袖”、“理论导师”，“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处历史地位的真实写照。
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十分重视对马克思原著的翻译和理解，着力进行“学理”上的探究。1922年2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就是请李大钊讲《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李大钊说，“马克思的学说很深奥”，实在“不敢说对他有什么研究”。“大家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都很想研究，但真正能够研究他的很少。不但真正能够研究他的很少，甚至于关于他的著述，仅仅只看过一遍的，这样的人也不能找出”。他表示：假以时日，“倘若各位能于读书之余去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使中国将来能够产出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这实在是我最大的希望”。他告诉听众，“马克思的大著作是《资本论》”，须把它“有系统的研究起来”。
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的侯外庐，经同乡高君宇（北京大学学生，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中共二大中央执行委员）介绍，与李大钊相识，开始对理论产生浓厚的兴趣。
李大钊几次向侯外庐提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抱憾中国还没有一部较为完整的译本，李大钊曾反复说过：“拼上半生功夫研究《资本论》，也不一定能得其要领。”1924年，当侯外庐听从他的教诲，决意翻译《资本论》，从理论上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义时，他给予了明确而坚定的支持。为了帮助侯外庐进一步开阔理论视野，补充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李大钊介绍侯外庐结识了时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的陈翰笙（早年留学美国、德国，1921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任教期间，经李大钊介绍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已是中共党员）。李大钊还将自己的西文书籍借给侯外庐，其中就有布哈林的《唯物史观》的英译本。
侯外庐与李大钊的最后一次会面，正值三一八惨案后，李大钊遭北洋政府通缉，已避难于俄国使馆的兵营（具体地点应是中俄庚款委员会办公室）。两人见面的地点约在东交民巷道升洋行。侯外庐回忆，李大钊是登梯子越过一堵矮墙过来的。侯外庐向李大钊表示，“很想先在理论上追求真理”。李大钊说，“先从理论下手也好”。同时强调，应从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入手，赞同侯外庐的翻译马克思德文原著的打算。正是这次会面，用侯外庐晚年在回忆录中的话说：“决定了我一生的方向和道路。”
在当时动乱的中国，根本不可能获得通过翻译掌握西学的基本条件和必要环境。因此，侯外庐果断地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留学法国。1927年夏，侯外庐赴法留学，进入巴黎大学文学院，开始学习德文，试译《资本论》。1928年，正式动笔翻译经恩格斯审定的《资本论》德文第四版。同年，经成仿吾介绍，侯外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侯外庐珍惜在巴黎的每一寸光阴，使自己的学术追求变成了“有责任的信仰”。也正是由于此，三年的留学生活中，他甚至没有得空美美感受西方文明古都的多姿多彩的风貌。大体马克思写《资本论》时遇到的困境，侯外庐在翻译实践中也切身体验到了。几十年以后，他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那段难忘的时光：在法国，我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除了上图书馆，除了为党做一些必要的工作，几乎足不出户。巴黎是西方文化荟萃之地。我在巴黎附近生活了三年，一次不曾参观卢浮宫、凡尔赛之类的名胜，一次没有进过剧场去欣赏法兰西的戏剧和音乐。我只有远望埃菲尔铁塔，而从未得闲去登临其巅。我把在法国享受到祖国享受不到的自由，全部献给了学习和翻译《资本论》的工作。付出如此代价，换来的成果是，两年试译，译完第一卷二十章。不过，侯外庐的思想和精神确实是充实的，60多年后，他仍然可以清楚地列出他在巴黎大学所修的课程，尤其是围绕《资本论》的翻译在课外获得的完整的西学知识。“德文、法文之外，还涉及西方古典哲学、哲学史、政治经济学、经济史、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的诗、数学、机械学等等”。另外，“我精读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补读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康德、亚当·斯密、萨伊、西斯蒙蒂、李嘉图等人的著作”。
1930年留法归国，时任哈尔滨政法大学教授的侯外庐
在翻译《资本论》的过程中，李大钊的两位同乡—河北乐亭人王思华和李乐光给侯外庐以特殊的帮助。
1930年由法归国后，经陈翰笙介绍，侯外庐结识了同为留法学生的王思华.王思华是李大钊的同乡，当时执教于中法大学，和侯外庐一样，也有一段受李大钊启蒙的经历。由于有着共同的信仰和对《资本论》比较接近的研究基础和理解水平，侯外庐、王思华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结成志同道合的朋友，并相约合作，从头翻译《资本论》。为了让《资本论》第一卷尽快与读者见面，他们将这本著作分为上、中、下三册进行翻译。当时，王思华还是单身汉，住在南河沿大街欧美同学会。1932年的整个暑假，侯外庐每天一早起来，就到王思华的宿舍去“上班”。王思华将欧美同学会的一间公共客厅开辟出来供侯外庐使用。这个暑假，他们的工作效率很高，翻译速度相当快。同年8月，上册已经具备出版条件。9月，生活书店以“北京国际学社”名义出版了他们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的上册。又经过3年多的努力，1936年6月，《资本论》第一卷上、中、下三册的合译本终于以“世界名著译丛”名义出版。这一次他们用了笔名，侯外庐署名“玉枢”，王思华署名“右铭”。 李乐光（字白余，李大钊的族侄）是当时中共北平党组织的负责人，与王思华私交甚佳，暗中帮助侯外庐找回了当年不便带回国内、留在德国柏林由成仿吾悉心保存的《资本论》第一卷（20章）译稿。同时，他又承担了译著的出版任务。
为了完成这个译本，侯外庐前后奋斗苦译了8年之久。他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动情地写道：“翻译《资本论》，对我来说实在是艰难。我以德文1928年第四版为依据，找来英文、法文、日文译本为参考，一个词一个词地推敲着前进。若没有神圣的动力，一个从德文字母学起的人，简直是无法坚持下来的。”
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翻译后，侯外庐同时准备第二、三卷的翻译工作。他原打算与王思华合译，但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能实现。于是，侯外庐开始自己翻译。在友人的建议下，他先把《资本论》第三卷中的地租部分翻译出来，但在这期间，他也没有放下第二卷的翻译。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侯外庐完成了《资本论》第二卷大部分和第三卷地租部分的翻译。他把二、三卷的译稿以及他的很多相关的书籍都集中起来放在箱子里，托人将其带到延安。遗憾的是，这箱书稿都毁于战火。只有《资本论》第二卷的十五章译稿因没有放在箱子里，才得以保留下来。
赴法留学之始，侯外庐全力翻译《资本论》（德文版），在两年多的时间中，他译完第一卷前20章。1930年春回国，继续从事翻译工作。此时，他着重就过去翻译中存在的疑点进行深入研究。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货币与商品流通）的注释第八十三，马克思引用了《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所录的一位中国官员的奏折。德文版《资本论》所示这位官员的译名为Wan-Mao-in 。侯外庐的清史知识不够，初译时对这个官员一无所知，在法国时就想查实这位官员的姓名和职务，苦于手头没有资料。回国后，查阅陈豹隐的译本（陈豹隐翻译出版过《资本论》前三章，1932年时，在北平大学法学院与侯外庐同事），陈豹隐将“Wan-Mao-In”音译为“王蒙尹”。
侯外庐为了彻底弄清事实的真相，和王思华请教了研究财政史的崔敬白先生，崔先生愿意和他们一起查材料，最后才确定，马克思提到的Wan-Mao-in ，是名列《清史稿》列传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王茂荫和Wan-Mao-in 音同，是否就能断定无误呢？侯外庐还是放心不下，直到买到一部《王侍郎奏议》，研究了王茂荫的经济主张、货币改革主张，这才断定“Wan-Mao-in”即“王茂荫”无疑。在研究王茂荫货币改革主张的同时，通过查核王茂荫生平经历，得到过一个意外的收获。王茂荫曾在清政府血腥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出谋献策，充当过帮凶。
说到这一考证和研究，还必须提到郭沫若，他清楚地了解侯外庐的《资本论》翻译和对王茂荫的考证，并且格外关注此事。在回忆与郭沫若1938年在重庆会面的情景时，侯外庐说，当时，“郭老向我披露，他在日本时，确有翻译《资本论》的心愿，只是由于没有地方出版才作罢的。所以，他一向注意国内《资本论》译况。郭老说，他1932年在日本，从《世界日报》上知道我和王慎明（即王思华）出版了第一卷上册译本。当时，我在该报发表过一篇杂谈翻译过程的文章，其中一段，谈及对《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一条注释中所提的清代官僚王茂荫名字的考证过程。连这样一个细节，郭老都记得一清二楚。他告诉我，读了我的文章之后，他还曾托人向王茂荫在安徽的家族做调查，进一步核对我的考证。我对他研究问题的严谨、周密，不禁佩服之至”。
1948年11月3日，乘“华中”号客轮由香港赴东北解放区时侯外庐（右）与郭沫若、许广平合影
对《资本论》的翻译使侯外庐的学术研究得以贯通中西，形成自己鲜明的理性特色。概括起来，有这样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深刻理解；二是确立了中国社会史研究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起点；三是对中西文明的差异性有了深入认知。
通过十年翻译《资本论》，侯外庐的学术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在回忆录中总结道：“《资本论》是凝结马克思四十年心血的一部煌煌科学巨著。我从这部巨著中所得到的，不仅在于其理论，而且在于其超群出众，前无古人的研究方式。《资本论》的理论和《资本论》本身所体现的方法论，是应予同等重视的。我个人在逐字逐句的推敲中苦下了功夫，才得领悟此中意义。翻译较之一般的阅读，其益处即在于它更严格地要求我们去理解，去重述理论的全部由来，更深入地要求我们去领会理论的阐述过程，乃至理论本身的逻辑构成。在我年轻的时候，想做学问，身为中国人而要摆脱中国传统思想方式和研究方式的束缚，是非常难的，况且我这个蒙馆读经出身的知识分子。我常自庆幸，十年译读《资本论》，是对于我的思维能力、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的宝贵训练。这方面的收获，决难以任何代价换取。”
有了《资本论》全面的“思想训练”，直接促使侯外庐在史学研究中显露出非同一般的学术品格和学术个性。在侯外庐独特的学术思维框架中，他关注着对一般规律的研究，但更注重对特殊性的探讨，他的学术兴趣始终紧紧围绕着探究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的特殊性，从中发掘出问题，进而在研究中实现研究范式的创造性转换。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学术未沾染上任何教条主义气息。相反，他努力与教条主义划清界限，即使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他也没有任何退缩。例如，他始终坚持着他对生产方式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的特殊理解：“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劳动者（力）二者的特殊结合方式。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话来表述，就是‘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的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马克思接着就据此概括作为特定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点”。而当有人指责他的观点与斯大林的说法相悖，违背马克思主义时，他则明确表态：“斯大林的说法我不懂。”在20世纪40年代，这样做需要自信的理论勇气。事实上，这种对特殊性的深刻认知，伴随了他一生的史学研究实践。
侯外庐早年曾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并在留学期间翻译德文版《资本论》，回国后继续从事翻译，成为我国最早的《资本论》译者之一。这部令侯外庐倾8年心血译成的《资本论》，不仅使中国人可以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鸿著，而且为侯外庐从事史学研究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理论导师”指导下的翻译
侯外庐翻译《资本论》，得益于李大钊的指导。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中，李大钊是他们的“精神领袖”、“理论导师”，“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处历史地位的真实写照。
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十分重视对马克思原著的翻译和理解，着力进行“学理”上的探究。1922年2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就是请李大钊讲《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李大钊说，“马克思的学说很深奥”，实在“不敢说对他有什么研究”。“大家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都很想研究，但真正能够研究他的很少。不但真正能够研究他的很少，甚至于关于他的著述，仅仅只看过一遍的，这样的人也不能找出”。他表示：假以时日，“倘若各位能于读书之余去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使中国将来能够产出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这实在是我最大的希望”。他告诉听众，“马克思的大著作是《资本论》”，须把它“有系统的研究起来”。
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的侯外庐，经同乡高君宇（北京大学学生，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中共二大中央执行委员）介绍，与李大钊相识，开始对理论产生浓厚的兴趣。
李大钊几次向侯外庐提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抱憾中国还没有一部较为完整的译本，李大钊曾反复说过：“拼上半生功夫研究《资本论》，也不一定能得其要领。”1924年，当侯外庐听从他的教诲，决意翻译《资本论》，从理论上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义时，他给予了明确而坚定的支持。为了帮助侯外庐进一步开阔理论视野，补充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李大钊介绍侯外庐结识了时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的陈翰笙（早年留学美国、德国，1921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任教期间，经李大钊介绍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已是中共党员）。李大钊还将自己的西文书籍借给侯外庐，其中就有布哈林的《唯物史观》的英译本。
侯外庐与李大钊的最后一次会面，正值三一八惨案后，李大钊遭北洋政府通缉，已避难于俄国使馆的兵营（具体地点应是中俄庚款委员会办公室）。两人见面的地点约在东交民巷道升洋行。侯外庐回忆，李大钊是登梯子越过一堵矮墙过来的。侯外庐向李大钊表示，“很想先在理论上追求真理”。李大钊说，“先从理论下手也好”。同时强调，应从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入手，赞同侯外庐的翻译马克思德文原著的打算。正是这次会面，用侯外庐晚年在回忆录中的话说：“决定了我一生的方向和道路。”
在当时动乱的中国，根本不可能获得通过翻译掌握西学的基本条件和必要环境。因此，侯外庐果断地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留学法国。1927年夏，侯外庐赴法留学，进入巴黎大学文学院，开始学习德文，试译《资本论》。1928年，正式动笔翻译经恩格斯审定的《资本论》德文第四版。同年，经成仿吾介绍，侯外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侯外庐珍惜在巴黎的每一寸光阴，使自己的学术追求变成了“有责任的信仰”。也正是由于此，三年的留学生活中，他甚至没有得空美美感受西方文明古都的多姿多彩的风貌。大体马克思写《资本论》时遇到的困境，侯外庐在翻译实践中也切身体验到了。几十年以后，他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那段难忘的时光：在法国，我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除了上图书馆，除了为党做一些必要的工作，几乎足不出户。巴黎是西方文化荟萃之地。我在巴黎附近生活了三年，一次不曾参观卢浮宫、凡尔赛之类的名胜，一次没有进过剧场去欣赏法兰西的戏剧和音乐。我只有远望埃菲尔铁塔，而从未得闲去登临其巅。我把在法国享受到祖国享受不到的自由，全部献给了学习和翻译《资本论》的工作。付出如此代价，换来的成果是，两年试译，译完第一卷二十章。不过，侯外庐的思想和精神确实是充实的，60多年后，他仍然可以清楚地列出他在巴黎大学所修的课程，尤其是围绕《资本论》的翻译在课外获得的完整的西学知识。“德文、法文之外，还涉及西方古典哲学、哲学史、政治经济学、经济史、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的诗、数学、机械学等等”。另外，“我精读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补读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康德、亚当·斯密、萨伊、西斯蒙蒂、李嘉图等人的著作”。
在翻译《资本论》的过程中，李大钊的两位同乡—河北乐亭人王思华和李乐光给侯外庐以特殊的帮助。
1930年由法归国后，经陈翰笙介绍，侯外庐结识了同为留法学生的王思华.王思华是李大钊的同乡，当时执教于中法大学，和侯外庐一样，也有一段受李大钊启蒙的经历。由于有着共同的信仰和对《资本论》比较接近的研究基础和理解水平，侯外庐、王思华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结成志同道合的朋友，并相约合作，从头翻译《资本论》。为了让《资本论》第一卷尽快与读者见面，他们将这本著作分为上、中、下三册进行翻译。当时，王思华还是单身汉，住在南河沿大街欧美同学会。1932年的整个暑假，侯外庐每天一早起来，就到王思华的宿舍去“上班”。王思华将欧美同学会的一间公共客厅开辟出来供侯外庐使用。这个暑假，他们的工作效率很高，翻译速度相当快。同年8月，上册已经具备出版条件。9月，生活书店以“北京国际学社”名义出版了他们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的上册。又经过3年多的努力，1936年6月，《资本论》第一卷上、中、下三册的合译本终于以“世界名著译丛”名义出版。这一次他们用了笔名，侯外庐署名“玉枢”，王思华署名“右铭”。 李乐光（字白余，李大钊的族侄）是当时中共北平党组织的负责人，与王思华私交甚佳，暗中帮助侯外庐找回了当年不便带回国内、留在德国柏林由成仿吾悉心保存的《资本论》第一卷（20章）译稿。同时，他又承担了译著的出版任务。
为了完成这个译本，侯外庐前后奋斗苦译了8年之久。他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动情地写道：“翻译《资本论》，对我来说实在是艰难。我以德文1928年第四版为依据，找来英文、法文、日文译本为参考，一个词一个词地推敲着前进。若没有神圣的动力，一个从德文字母学起的人，简直是无法坚持下来的。”
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翻译后，侯外庐同时准备第二、三卷的翻译工作。他原打算与王思华合译，但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能实现。于是，侯外庐开始自己翻译。在友人的建议下，他先把《资本论》第三卷中的地租部分翻译出来，但在这期间，他也没有放下第二卷的翻译。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侯外庐完成了《资本论》第二卷大部分和第三卷地租部分的翻译。他把二、三卷的译稿以及他的很多相关的书籍都集中起来放在箱子里，托人将其带到延安。遗憾的是，这箱书稿都毁于战火。只有《资本论》第二卷的十五章译稿因没有放在箱子里，才得以保留下来。
追根溯源《资本论》中提及的中国人
赴法留学之始，侯外庐全力翻译《资本论》（德文版），在两年多的时间中，他译完第一卷前20章。1930年春回国，继续从事翻译工作。此时，他着重就过去翻译中存在的疑点进行深入研究。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货币与商品流通）的注释第八十三，马克思引用了《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所录的一位中国官员的奏折。德文版《资本论》所示这位官员的译名为Wan-Mao-in 。侯外庐的清史知识不够，初译时对这个官员一无所知，在法国时就想查实这位官员的姓名和职务，苦于手头没有资料。回国后，查阅陈豹隐的译本（陈豹隐翻译出版过《资本论》前三章，1932年时，在北平大学法学院与侯外庐同事），陈豹隐将“Wan-Mao-In”音译为“王蒙尹”。
侯外庐为了彻底弄清事实的真相，和王思华请教了研究财政史的崔敬白先生，崔先生愿意和他们一起查材料，最后才确定，马克思提到的Wan-Mao-in ，是名列《清史稿》列传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王茂荫和Wan-Mao-in 音同，是否就能断定无误呢？侯外庐还是放心不下，直到买到一部《王侍郎奏议》，研究了王茂荫的经济主张、货币改革主张，这才断定“Wan-Mao-in”即“王茂荫”无疑。在研究王茂荫货币改革主张的同时，通过查核王茂荫生平经历，得到过一个意外的收获。王茂荫曾在清政府血腥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出谋献策，充当过帮凶。
说到这一考证和研究，还必须提到郭沫若，他清楚地了解侯外庐的《资本论》翻译和对王茂荫的考证，并且格外关注此事。在回忆与郭沫若1938年在重庆会面的情景时，侯外庐说，当时，“郭老向我披露，他在日本时，确有翻译《资本论》的心愿，只是由于没有地方出版才作罢的。所以，他一向注意国内《资本论》译况。郭老说，他1932年在日本，从《世界日报》上知道我和王慎明（即王思华）出版了第一卷上册译本。当时，我在该报发表过一篇杂谈翻译过程的文章，其中一段，谈及对《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一条注释中所提的清代官僚王茂荫名字的考证过程。连这样一个细节，郭老都记得一清二楚。他告诉我，读了我的文章之后，他还曾托人向王茂荫在安徽的家族做调查，进一步核对我的考证。我对他研究问题的严谨、周密，不禁佩服之至”。
思维方式的改变与史学研究的个性
对《资本论》的翻译使侯外庐的学术研究得以贯通中西，形成自己鲜明的理性特色。概括起来，有这样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深刻理解；二是确立了中国社会史研究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起点；三是对中西文明的差异性有了深入认知。
通过十年翻译《资本论》，侯外庐的学术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在回忆录中总结道：“《资本论》是凝结马克思四十年心血的一部煌煌科学巨著。我从这部巨著中所得到的，不仅在于其理论，而且在于其超群出众，前无古人的研究方式。《资本论》的理论和《资本论》本身所体现的方法论，是应予同等重视的。我个人在逐字逐句的推敲中苦下了功夫，才得领悟此中意义。翻译较之一般的阅读，其益处即在于它更严格地要求我们去理解，去重述理论的全部由来，更深入地要求我们去领会理论的阐述过程，乃至理论本身的逻辑构成。在我年轻的时候，想做学问，身为中国人而要摆脱中国传统思想方式和研究方式的束缚，是非常难的，况且我这个蒙馆读经出身的知识分子。我常自庆幸，十年译读《资本论》，是对于我的思维能力、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的宝贵训练。这方面的收获，决难以任何代价换取。”
有了《资本论》全面的“思想训练”，直接促使侯外庐在史学研究中显露出非同一般的学术品格和学术个性。在侯外庐独特的学术思维框架中，他关注着对一般规律的研究，但更注重对特殊性的探讨，他的学术兴趣始终紧紧围绕着探究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的特殊性，从中发掘出问题，进而在研究中实现研究范式的创造性转换。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学术未沾染上任何教条主义气息。相反，他努力与教条主义划清界限，即使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他也没有任何退缩。例如，他始终坚持着他对生产方式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的特殊理解：“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劳动者（力）二者的特殊结合方式。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话来表述，就是‘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的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马克思接着就据此概括作为特定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点”。而当有人指责他的观点与斯大林的说法相悖，违背马克思主义时，他则明确表态：“斯大林的说法我不懂。”在20世纪40年代，这样做需要自信的理论勇气。事实上，这种对特殊性的深刻认知，伴随了他一生的史学研究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