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梁漱溟一生壮逸，堪称传奇：他出身名门，父亲投水殉节而动天下，他人生的开端已不同凡响；他只有中学文凭，却被蔡元培延聘北大，成为美谈；他曾试图自杀，最终却弃佛从儒，成为一代大儒，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这是一奇。他痛恨军阀，却得军阀韩复榘之力推行新农村建设。这又是一奇。他奔走国共两党之间，宣传自己的主张；与毛泽东8次长谈，两度通宵，情同知己，后又有当廷谏争，受尽磨难，却痴心不改，实为奇中称奇。
值此梁漱溟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特作此文，以示纪念。
儒门家风 秉性入世
梁漱溟于1893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九年九月九日）生于北京一个世宦之家。祖籍广西桂林。其曾祖梁宝书时迁居北京，曾祖、祖父均为清朝知州。
梁漱溟一生受父亲梁济影响极大。梁济曾任清内阁侍读，官至四品。梁济一生始终是个异类：朝廷守旧之时便已经醉心西学，鼓吹革新立宪，批判传统文化；等辛亥革命成功，清帝真的退了位，新政当道，却立志为清朝殉节。当时包括新派陈独秀、徐志摩等人在内都感叹，他这是为了沦丧的道德殉节，确切说，是殉道。
梁漱溟从父亲那里遗传来的不仅仅是“不从俗”的性格，更多的还是对天下事的责任感：“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梁济的遗言在梁漱溟的骨子里深深烙上了儒家士大夫当“兼济天下”的烙印。
梁漱溟的早年教育与众不同。在“三纲五常”仍统罩着中国，“父为家君”仍是中国家庭的最高戒律时，梁济却有意去培养父子间亲切自然的关系，注意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而梁济给予梁漱溟的正式学校教育更显出少有的开明与进步。在别家的孩子照例进私塾，囫囵吞枣于四书五经时，梁漱溟却在北京第一家中西小学堂里学习ABC和《地球韵言》等。课外读物则是通俗易懂的《启蒙画报》和《京话日报》等。
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京顺天中学堂，不拘一格的个性更显露出来。他在作文时，从不落俗套，喜欢独出心裁，作翻案文章。对此，有的老师非常讨厌，一位姓王的国文先生就曾愤而写下“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的批语；有的老师则非常喜欢、倍加赞赏，一位姓范的国文老师就在惊叹之余，写下“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赞语。
在中学时代，梁漱溟把大量精力用在了课外阅读上，包括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壬寅、癸卯、甲辰3整年6大册和《新小说》全年一巨册，《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本，以及《国风报》、《民主报》等报纸。其中梁启超那淋漓晓畅的文风、深邃通彻的思想和革命派那激进的主张和昂扬的斗志，都对他有深刻影响。
特殊的教育方式和特殊的学习条件，造就了梁漱溟特殊的认知能力，使他很早就形成了自己对于人生与社会的独特认识。他自己后来说，对人生问题的探究，使他成为了哲学家，而对社会问题（即中国问题）的探究，又使他成为社会活动家。
1911年，梁漱溟中学毕业，正值辛亥革命爆发，他毅然放弃升学机会，到他早先即加入的同盟会京津支部的机关报《民国报》当记者。整日出入总统府、国务院、学校、团体与街头巷尾，目睹风云诡谲的政情。1913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梁漱溟因与国民党政见不合，遂离开报社。
同他父亲一样，梁漱溟开始亦倾向于立宪派，但不久即转向革命派，并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之中。但是，辛亥革命并未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帝制，国家反而因军阀割据混战而变得一天比一天糟，这使热心革命的梁漱溟极为失望，并对人生产生厌倦和憎恶，渐由一位热心革命的青年转变为一个虔信“人生是苦”的佛教徒，整日沉迷佛典，醉心佛法。甚至一度悲观厌世，曾两次企图自杀。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梁漱溟也渡过了自己的精神危机，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他终于出佛入儒，选定儒学作为自己的哲学信仰。这种思想转变最终在他任教北大期间完成。
1917年10月，梁漱溟因发表在《东方杂志》的《究元决疑论》而得识于蔡元培，并受蔡元培之邀到北大担任讲师，主讲印度哲学。他到北大的第一天就向蔡元培慎重声明：“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他在北大先后开设了印度哲学概论、儒家哲学、孔学意旨等课程。其讲授深入浅出、说理透彻、见解精到，常发人之未发，决世人未决之疑，深受学生欢迎。后来成为一代哲学大师的冯友兰就是他这时的得意门生。
在进入北大的第二年，他就开始了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工作。到1920年秋，他开始在北大系统地讲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首次运用比较方法学对中国、西方、印度三方文化产生的历史渊源、它们各自的哲学根据及它们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作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析，并在最后大胆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1921年暑假，梁漱溟应山东省教育厅的邀请在济南讲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连讲了40天，最后由陈政、罗常培将记录整理成文，不久即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此书一出，即因其全新的理论视角和独到的见解，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到1929年，此书即已印行8版，并被翻译成12国文字。此书的出版，把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之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同时，也标志着一种新的治学方向即现代新儒家哲学的产生。
1927年5月，梁漱溟受友人李济深（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之邀，赴广东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筹办乡治讲习所，并任省立一中校长。在这里，他首次明确提出并阐述了自己的乡治理论，主张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建立一个新中国，即“以农立国”。
1930年1月，由他参与筹办的河南村治学院开学，他亲自担任教务主任并主讲乡村自治组织等课程。是年暑假，又应邀到当时的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作题为《中国问题之解决》的讲演，阐述他的“村治主义”。他明确指出：“我眼中的乡治，是看作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的一新方向”，这样的乡村运动可谓是一场文化复兴运动。
1931年，受中原大战的影响，河南村治学院停办。同年1月，受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之邀，梁漱溟带领部分同仁赴山东筹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并以此为中心，以邹平县（后增至14县）为基地，广泛地展开了他的“乡村建设实验”。他主张以“乡学”代替区公所，以“村学”代替乡公所，建立教育和行政合一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 自1931年至1937年，梁漱溟以一种近乎传教士般的自我牺牲精神，与一批志同道合者在山东邹平度过了2500多个日日夜夜。在这期间，他还先后写作并出版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2）、《乡村建设文集》（1934）、《乡村建设大意》（1936）、《乡村建设理论》（又名《中国民族之前途》，1937）等著作，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乡村建设的理论及其具体实践方案。
烈行济世 奔走国事
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的“隆隆”炮声中断了梁漱溟那田园牧歌式的乡建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的救亡呼声，使他再也无法沉醉于他那块藉以恢复“圣道”的乐土，而毅然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开始他长达10多年的为国事奔走的传奇。
1937年8月11日，梁漱溟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怎样应付当前的大战》一文，提出抗战“要实行系统化、民主化、国力化”的观点，并提出了实行战时教育制度改革的14条具体主张。8月14日，应蒋介石电邀，赴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参议会，共商国事。山东沦陷后，又亲率山东乡建院之学生两百余人投入军事委员会战干团第一团，在武昌军训后遂组成军委会政治部直属第三政治大队，开赴山东抗日。1938年1月，梁漱溟又以“国防参议员”的特殊身份赴延安考察、访问。他访问延安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看共产党转变得如何，二是希望同中共领导人就实现国家进一步的统一交换意见。在3周时间的考察访问中，延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是发扬……事实证明，他们是成功的。”尤其令梁漱溟难忘的是与毛泽东的8次长谈（其中两次竟是通宵），内容广泛涉及中国的现实命运与前途及未来新中国的建设问题。谈话气氛极为和谐、融洽，最后虽未达成完全共识，却坚定了梁漱溟抗战的信心，加深了对中共的了解，相信中国共产党反对内战、主张联合抗日是坚决而真诚的。
1939年2月，梁漱溟又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与著名军事家蒋百里一起巡历华北、华东各山地，长达8个月之久。在这次考察中，他痛感国共摩擦严重，深为统一战线内部隐藏的危机而忧虑，尤其是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形势更加严峻。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1年3月19日，以梁漱溟、张澜、黄炎培等人为首，秘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之前身），梁漱溟作为发起人，既是同盟13位中央执行委员之一，也是同盟5个中央常委之一。1941年5月，梁漱溟受同盟委派，克服重重困难，冲破国民党设置的各种关卡，只身一人远赴香港，在朋友的帮助下，创办了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公开发表了同盟之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宣传同盟之政治主张。此事令国民党大为恼火，对梁漱溟极尽百般刁难、威胁、利诱，但梁漱溟始终不为所动。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光明报》被迫停刊。梁漱溟亦历经艰险，经澳门返回桂林。1942年9月，梁漱溟与旅居广西的爱国文化名人千家驹、欧阳予倩等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桂林核心小组，主持西南同盟盟务（第一个广西民盟地方组织），协助中共广西工委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称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
1946年5月11日、16日，爱国民主人士、民盟盟员闻一多、李公朴相继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全国震惊！时为民盟秘书长的梁漱溟闻讯后，勃然大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他坚定地表示，他本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于文化工作，但现在却无法退出了。梁漱溟践履笃实，冒着吃“第三颗子弹”的危险，代表民盟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终将反动政府暗杀民主人士的罪行告白天下。
1946年六七月间，蒋介石悍然在全国发动大规模内战，《双十协定》被撕毁。周恩来毅然由南京移居上海作为抗议。梁漱溟为国共和谈不厌其烦地奔走其间。10月10日，梁漱溟邀周恩来回宁继续和谈。梁漱溟乘11日夜车返宁。翌日晨抵宁，惊见报端已刊发国民党攻占解放区张家口的消息，大为惊愕。面对记者的采访，梁漱溟惊叹地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此话一时为媒体广为引用，成为痛斥蒋介石背信弃义的经典趣话。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面对这个历史巨变，梁漱溟并未感到不安。他自认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为中国的前途操过心、尽过力的炎黄子孙，一生所行，问心无愧。为此，当有人力劝其远赴香港时，他坚决拒绝，执意留在了大陆。
1950年1月，梁漱溟应中国共产党之邀，离渝赴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但他对毛泽东邀请他参加新政府一事，却以“如参加政府就不便说话”为由，敬辞不受。后接受周恩来之建议，从4月到9月，到华北、华东、东北等地参观，深感新中国气象万新，遂渐改初衷，表示愿与共产党共事。1951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狂放铮直 浩然情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大地。年逾古稀、息居多年的梁漱溟亦无法幸免。不但家被抄了，三代珍藏的古籍、字画和手稿被烧个精光；连衰朽之躯也倍受折磨。梁漱溟身锢陋室，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凭其渊博的学识和惊人的记忆，用写“交代”的纸、笔，偷偷地撰写了《儒佛异同论》和《东方学术概观》。
1973年，中国大地又狂飙突起。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怀着卑劣的政治目的，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批林批孔”的运动。梁漱溟对此深不以为然，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他只能“腹非”，而不便“明言”。故在政协、民主党派的学习会上，他虽每会必到，却只洗耳恭听，缄口不言。逼急了，他则明确表示：“我对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并在次年2月24日、25日，以81岁之高龄，手拿皮包，身穿长袍，衣冠整洁、仪态庄严地站在政协会议室的讲台上，以《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为题为孔子辩护。并在最后公开宣称：“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这直接招致了长达7个月的“批梁运动”，他再次成为运动的“主角”。直到9月23日，在专门针对他召开的一次总结性批判大会上，在主持人的一再逼迫下，梁漱溟打破了长时期的沉默，将满腔义愤与坚定信念融铸在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中：“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此言一出，即令在座诸人瞠目结舌，茫然失措。
1976年，随着“四人帮”的垮台，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和全国人民一样，梁漱溟为祖国春天的到来而欢欣鼓舞，这时，他考虑的不是个人，更多的却是中国未来的建设与发展。1978年全国政协第五届会议召开，梁漱溟提出了人治和法治的问题，认为“应该尊重宪法，多靠宪法少靠人，从人治渐入法治。”
梁漱溟以90高龄，担任了全国最大的民间学术机构中国文化书院主席，并重登讲坛，发海潮之余音。在耄耋之年，他依然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人心与人生》、《我的努力与反省》、《东方学术概观》、《忆往谈旧录》等多部著作。
1988年6月23日凌晨，梁漱溟在为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殚精竭虑，劳攘奔波近一个世纪之后，说了最后一句话：“累了，我要休息！”遂安详辞世。
值此梁漱溟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特作此文，以示纪念。
儒门家风 秉性入世
梁漱溟于1893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九年九月九日）生于北京一个世宦之家。祖籍广西桂林。其曾祖梁宝书时迁居北京，曾祖、祖父均为清朝知州。
梁漱溟一生受父亲梁济影响极大。梁济曾任清内阁侍读，官至四品。梁济一生始终是个异类：朝廷守旧之时便已经醉心西学，鼓吹革新立宪，批判传统文化；等辛亥革命成功，清帝真的退了位，新政当道，却立志为清朝殉节。当时包括新派陈独秀、徐志摩等人在内都感叹，他这是为了沦丧的道德殉节，确切说，是殉道。
梁漱溟从父亲那里遗传来的不仅仅是“不从俗”的性格，更多的还是对天下事的责任感：“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梁济的遗言在梁漱溟的骨子里深深烙上了儒家士大夫当“兼济天下”的烙印。
梁漱溟的早年教育与众不同。在“三纲五常”仍统罩着中国，“父为家君”仍是中国家庭的最高戒律时，梁济却有意去培养父子间亲切自然的关系，注意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而梁济给予梁漱溟的正式学校教育更显出少有的开明与进步。在别家的孩子照例进私塾，囫囵吞枣于四书五经时，梁漱溟却在北京第一家中西小学堂里学习ABC和《地球韵言》等。课外读物则是通俗易懂的《启蒙画报》和《京话日报》等。
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京顺天中学堂，不拘一格的个性更显露出来。他在作文时，从不落俗套，喜欢独出心裁，作翻案文章。对此，有的老师非常讨厌，一位姓王的国文先生就曾愤而写下“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的批语；有的老师则非常喜欢、倍加赞赏，一位姓范的国文老师就在惊叹之余，写下“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赞语。
在中学时代，梁漱溟把大量精力用在了课外阅读上，包括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壬寅、癸卯、甲辰3整年6大册和《新小说》全年一巨册，《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本，以及《国风报》、《民主报》等报纸。其中梁启超那淋漓晓畅的文风、深邃通彻的思想和革命派那激进的主张和昂扬的斗志，都对他有深刻影响。
特殊的教育方式和特殊的学习条件，造就了梁漱溟特殊的认知能力，使他很早就形成了自己对于人生与社会的独特认识。他自己后来说，对人生问题的探究，使他成为了哲学家，而对社会问题（即中国问题）的探究，又使他成为社会活动家。
1911年，梁漱溟中学毕业，正值辛亥革命爆发，他毅然放弃升学机会，到他早先即加入的同盟会京津支部的机关报《民国报》当记者。整日出入总统府、国务院、学校、团体与街头巷尾，目睹风云诡谲的政情。1913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梁漱溟因与国民党政见不合，遂离开报社。
同他父亲一样，梁漱溟开始亦倾向于立宪派，但不久即转向革命派，并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之中。但是，辛亥革命并未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帝制，国家反而因军阀割据混战而变得一天比一天糟，这使热心革命的梁漱溟极为失望，并对人生产生厌倦和憎恶，渐由一位热心革命的青年转变为一个虔信“人生是苦”的佛教徒，整日沉迷佛典，醉心佛法。甚至一度悲观厌世，曾两次企图自杀。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梁漱溟也渡过了自己的精神危机，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他终于出佛入儒，选定儒学作为自己的哲学信仰。这种思想转变最终在他任教北大期间完成。
1917年10月，梁漱溟因发表在《东方杂志》的《究元决疑论》而得识于蔡元培，并受蔡元培之邀到北大担任讲师，主讲印度哲学。他到北大的第一天就向蔡元培慎重声明：“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他在北大先后开设了印度哲学概论、儒家哲学、孔学意旨等课程。其讲授深入浅出、说理透彻、见解精到，常发人之未发，决世人未决之疑，深受学生欢迎。后来成为一代哲学大师的冯友兰就是他这时的得意门生。
在进入北大的第二年，他就开始了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工作。到1920年秋，他开始在北大系统地讲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首次运用比较方法学对中国、西方、印度三方文化产生的历史渊源、它们各自的哲学根据及它们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作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析，并在最后大胆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1921年暑假，梁漱溟应山东省教育厅的邀请在济南讲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连讲了40天，最后由陈政、罗常培将记录整理成文，不久即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此书一出，即因其全新的理论视角和独到的见解，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到1929年，此书即已印行8版，并被翻译成12国文字。此书的出版，把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之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同时，也标志着一种新的治学方向即现代新儒家哲学的产生。
1927年5月，梁漱溟受友人李济深（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之邀，赴广东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筹办乡治讲习所，并任省立一中校长。在这里，他首次明确提出并阐述了自己的乡治理论，主张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建立一个新中国，即“以农立国”。
1930年1月，由他参与筹办的河南村治学院开学，他亲自担任教务主任并主讲乡村自治组织等课程。是年暑假，又应邀到当时的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作题为《中国问题之解决》的讲演，阐述他的“村治主义”。他明确指出：“我眼中的乡治，是看作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的一新方向”，这样的乡村运动可谓是一场文化复兴运动。
1931年，受中原大战的影响，河南村治学院停办。同年1月，受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之邀，梁漱溟带领部分同仁赴山东筹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并以此为中心，以邹平县（后增至14县）为基地，广泛地展开了他的“乡村建设实验”。他主张以“乡学”代替区公所，以“村学”代替乡公所，建立教育和行政合一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 自1931年至1937年，梁漱溟以一种近乎传教士般的自我牺牲精神，与一批志同道合者在山东邹平度过了2500多个日日夜夜。在这期间，他还先后写作并出版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2）、《乡村建设文集》（1934）、《乡村建设大意》（1936）、《乡村建设理论》（又名《中国民族之前途》，1937）等著作，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乡村建设的理论及其具体实践方案。
烈行济世 奔走国事
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的“隆隆”炮声中断了梁漱溟那田园牧歌式的乡建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的救亡呼声，使他再也无法沉醉于他那块藉以恢复“圣道”的乐土，而毅然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开始他长达10多年的为国事奔走的传奇。
1937年8月11日，梁漱溟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怎样应付当前的大战》一文，提出抗战“要实行系统化、民主化、国力化”的观点，并提出了实行战时教育制度改革的14条具体主张。8月14日，应蒋介石电邀，赴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参议会，共商国事。山东沦陷后，又亲率山东乡建院之学生两百余人投入军事委员会战干团第一团，在武昌军训后遂组成军委会政治部直属第三政治大队，开赴山东抗日。1938年1月，梁漱溟又以“国防参议员”的特殊身份赴延安考察、访问。他访问延安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看共产党转变得如何，二是希望同中共领导人就实现国家进一步的统一交换意见。在3周时间的考察访问中，延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是发扬……事实证明，他们是成功的。”尤其令梁漱溟难忘的是与毛泽东的8次长谈（其中两次竟是通宵），内容广泛涉及中国的现实命运与前途及未来新中国的建设问题。谈话气氛极为和谐、融洽，最后虽未达成完全共识，却坚定了梁漱溟抗战的信心，加深了对中共的了解，相信中国共产党反对内战、主张联合抗日是坚决而真诚的。
1939年2月，梁漱溟又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与著名军事家蒋百里一起巡历华北、华东各山地，长达8个月之久。在这次考察中，他痛感国共摩擦严重，深为统一战线内部隐藏的危机而忧虑，尤其是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形势更加严峻。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1年3月19日，以梁漱溟、张澜、黄炎培等人为首，秘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之前身），梁漱溟作为发起人，既是同盟13位中央执行委员之一，也是同盟5个中央常委之一。1941年5月，梁漱溟受同盟委派，克服重重困难，冲破国民党设置的各种关卡，只身一人远赴香港，在朋友的帮助下，创办了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公开发表了同盟之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宣传同盟之政治主张。此事令国民党大为恼火，对梁漱溟极尽百般刁难、威胁、利诱，但梁漱溟始终不为所动。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光明报》被迫停刊。梁漱溟亦历经艰险，经澳门返回桂林。1942年9月，梁漱溟与旅居广西的爱国文化名人千家驹、欧阳予倩等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桂林核心小组，主持西南同盟盟务（第一个广西民盟地方组织），协助中共广西工委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称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
1946年5月11日、16日，爱国民主人士、民盟盟员闻一多、李公朴相继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全国震惊！时为民盟秘书长的梁漱溟闻讯后，勃然大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他坚定地表示，他本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于文化工作，但现在却无法退出了。梁漱溟践履笃实，冒着吃“第三颗子弹”的危险，代表民盟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终将反动政府暗杀民主人士的罪行告白天下。
1946年六七月间，蒋介石悍然在全国发动大规模内战，《双十协定》被撕毁。周恩来毅然由南京移居上海作为抗议。梁漱溟为国共和谈不厌其烦地奔走其间。10月10日，梁漱溟邀周恩来回宁继续和谈。梁漱溟乘11日夜车返宁。翌日晨抵宁，惊见报端已刊发国民党攻占解放区张家口的消息，大为惊愕。面对记者的采访，梁漱溟惊叹地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此话一时为媒体广为引用，成为痛斥蒋介石背信弃义的经典趣话。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面对这个历史巨变，梁漱溟并未感到不安。他自认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为中国的前途操过心、尽过力的炎黄子孙，一生所行，问心无愧。为此，当有人力劝其远赴香港时，他坚决拒绝，执意留在了大陆。
1950年1月，梁漱溟应中国共产党之邀，离渝赴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但他对毛泽东邀请他参加新政府一事，却以“如参加政府就不便说话”为由，敬辞不受。后接受周恩来之建议，从4月到9月，到华北、华东、东北等地参观，深感新中国气象万新，遂渐改初衷，表示愿与共产党共事。1951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狂放铮直 浩然情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大地。年逾古稀、息居多年的梁漱溟亦无法幸免。不但家被抄了，三代珍藏的古籍、字画和手稿被烧个精光；连衰朽之躯也倍受折磨。梁漱溟身锢陋室，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凭其渊博的学识和惊人的记忆，用写“交代”的纸、笔，偷偷地撰写了《儒佛异同论》和《东方学术概观》。
1973年，中国大地又狂飙突起。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怀着卑劣的政治目的，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批林批孔”的运动。梁漱溟对此深不以为然，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他只能“腹非”，而不便“明言”。故在政协、民主党派的学习会上，他虽每会必到，却只洗耳恭听，缄口不言。逼急了，他则明确表示：“我对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并在次年2月24日、25日，以81岁之高龄，手拿皮包，身穿长袍，衣冠整洁、仪态庄严地站在政协会议室的讲台上，以《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为题为孔子辩护。并在最后公开宣称：“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这直接招致了长达7个月的“批梁运动”，他再次成为运动的“主角”。直到9月23日，在专门针对他召开的一次总结性批判大会上，在主持人的一再逼迫下，梁漱溟打破了长时期的沉默，将满腔义愤与坚定信念融铸在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中：“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此言一出，即令在座诸人瞠目结舌，茫然失措。
1976年，随着“四人帮”的垮台，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和全国人民一样，梁漱溟为祖国春天的到来而欢欣鼓舞，这时，他考虑的不是个人，更多的却是中国未来的建设与发展。1978年全国政协第五届会议召开，梁漱溟提出了人治和法治的问题，认为“应该尊重宪法，多靠宪法少靠人，从人治渐入法治。”
梁漱溟以90高龄，担任了全国最大的民间学术机构中国文化书院主席，并重登讲坛，发海潮之余音。在耄耋之年，他依然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人心与人生》、《我的努力与反省》、《东方学术概观》、《忆往谈旧录》等多部著作。
1988年6月23日凌晨，梁漱溟在为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殚精竭虑，劳攘奔波近一个世纪之后，说了最后一句话：“累了，我要休息！”遂安详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