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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艺术家的悲愤心理是艺术取得独创性的原内因，主要揭示的是社会生活的本质方面。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特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是发愤著书的一个重要原因。司马迁对悲愤心理的作用进行高度概括提出了著名的“发愤著书”说，其后的钟嵘、刘勰、白居易、韩愈、李贽等人又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挥，使这一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得到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关键词：发愤著书；理论渊源；影响
中图分类号：C9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001-01
一、发愤著书说的背景及其成因
著书是中国古代文人表情达意的一种方式，唯有文章可以千古不朽，不随人世变迁，正如曹丕《典论·论文》所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所以每当文人内心有郁结之情，便通过文学来表达内心的愤激之情。
艺术家的悲愤心理是一种独特的审美形态，一种复杂的创作心理机制，当艺術家的悲愤心理达到极致时就进入一种狂迷的非自觉的状态，由无意识心理控制，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就能创作出惊人的文学作品，这就是“发愤著书”的独特价值。对于作家来说，淤积在心中的愤懑之情，是一种潜在的创作动力，作家通过艺术创作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或抒发内心的郁闷之情，在西方也有“愤怒出诗人”“文学是苦闷的象征”等说法。
二、发愤著书说的理论渊源
“发愤著书”说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这一时期是发生重大变革的社会时期，人们由关注社会自然，转向关注内心的需求。先秦时期的这种理性精神为“发愤著书”说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周易》被尊为“群经之首”，其最为突出的思想便是“忧患意识”。在《诗经》中也有很多“发愤抒情”的作品，如“心之忧矣，我歌且谣” “ 君子作歌， 维以告哀”等诗句。
春秋时期，孔子总结性的提出了“诗可以怨”的理论，《论语·阳货》记载，孔子云： “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对发愤著书对出了进一步阐释，这是对《诗经》社会功用最早、最系统的评价。但孔子的这一思想，还受“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保守文艺思想的节制，要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
到了战国后期，屈原作为爱国诗人，在《九章·惜诵》中开宗明义地说：“惜诵以至愍兮，发愤以抒情”，在屈原的笔下，“发愤著书”说有着更为广阔的社会内容和更深刻的政治意义，所谓“愤”情，其实是一种“怨”情，是屈原的爱国之情得不到舒展的怨愤之情，其《离骚》可以视为“发愤著书”的代表作。
到了汉代时期，司马迁则将孔子的“ 诗可以怨”、屈原的“ 发愤以抒情” 发展成为系统的“ 发愤著书说” ， 他打破了孔子传统的“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以及“中庸之道”的消极保守思想的影响，以其鲜明的战斗精神，使其成为作家创作和著书立说的一个基本原则， 这种文艺思想显著地表现在他的《史记》创作中，《太史公自序》对发愤著书说做了具体的论述，“发愤著书”说正是表现了他内心强烈的自我表现欲望和对现实人生的超越心理，正是这种悲愤与不屈的心理意识才成就了司马迁“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不朽之作。
南北朝时期， 钟嵘与刘勰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的文艺思想又分别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补充和发展。钟嵘《诗品序》赋予了“发愤著书”说更为丰富的社会内容，将其提升到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高度。刘勰反对没有感情“为文而造情”的虚假之作，“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刘勰认为辞赋家们心里并没有什么郁结的忧思，只是随心所欲地夸饰文辞，沽名钓誉，这是为写作而造作感情，没有真情实感的文章是没有任何感染力和生命力的。
唐宋文人承继前人文艺思想并作了进一步发挥，白居易继承了孔子“诗可以怨”的传统，提倡诗歌大力批判黑暗现实的社会功用，在《与元九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主张。韩愈则提出文章是“不平则鸣”的产物，他不仅是对孔子和司马迁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还大胆指出“和平之音淡薄， 而愁思之声要妙； 欢偷之辞难工， 而穷苦之言易好”，使“不平则鸣”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思想。在韩愈“不平则鸣”思想的基础上，柳宗元提出了“感激愤悱”说。欧阳修最重要的价值是发展了韩愈的“不平则鸣”思想，进一步地提出“穷而后工”的重要见解， “穷”不仅可以使作者利用内心的愤激之情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而且具有深刻的艺术感染力。
明清时期，与浪漫主义美学相适应，公安派、汤显祖、金圣叹，李贽等人都宣扬“发愤著书”说，小说界都以以愤抒情作为点评的标准。李贽针对伪道学盛行的不良风气，大力倡导“童心说”，抨击道学伪善，在《忠义水浒传序》中说：“ 《水浒传》者， 发愤之所作也”并对这类发愤抒情的作品加以赞赏，主张文学创作应当是“ 感时发己” “不愤不作”“ 情有所激”“发狂犬叫” 的真情作为。金圣叹的“ 怨毒著书” 说，蒲松龄的“ 孤愤之书” 论，都体现了发愤著书的影响源远流长。
三、发愤著书的深远影响
从先秦一直到明清甚至到近代，“发愤著书”说都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发愤著书”说把情感作为一切文学创作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把艺术作为情感的对象，揭示了文艺创作的本体观。作家通过把内心的愤怒之情转化为可观的艺术形式，使情感得到了可靠的载体。“发愤著书”说充分肯定了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主体和客体的内在联系，揭示了现实社会对作家创作心理的巨大影响，充分反映了文学批评揭示社会黑暗的重大社会作用，鼓舞了进步文学家和思想家创作出更多的优秀文学作品。
自古至今，“发愤著书”都说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命题， 它包容的情感是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根本动力，作家通过文学创作表现内心的悲愤之情，意图揭示出社会的黑暗，起到鼓舞人心的社会作用。一言以蔽之，作家的悲愤之情显示着人的生命的真实，世界本质的真实，它是一切伟大作品真实性的灵魂和源泉，这就是“发愤著书”说所揭示的艺术创作的永恒真理。
参考文献：
[1]韩愈.《韩愈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孔子.《论语》[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
[3]孔子等.《诗经》[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
[5]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7]钟嵘.《诗品》[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8]刘勰.《文心雕龙·情采》[M].北京：中华书局，2012.
关键词：发愤著书；理论渊源；影响
中图分类号：C9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001-01
一、发愤著书说的背景及其成因
著书是中国古代文人表情达意的一种方式，唯有文章可以千古不朽，不随人世变迁，正如曹丕《典论·论文》所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所以每当文人内心有郁结之情，便通过文学来表达内心的愤激之情。
艺术家的悲愤心理是一种独特的审美形态，一种复杂的创作心理机制，当艺術家的悲愤心理达到极致时就进入一种狂迷的非自觉的状态，由无意识心理控制，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就能创作出惊人的文学作品，这就是“发愤著书”的独特价值。对于作家来说，淤积在心中的愤懑之情，是一种潜在的创作动力，作家通过艺术创作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或抒发内心的郁闷之情，在西方也有“愤怒出诗人”“文学是苦闷的象征”等说法。
二、发愤著书说的理论渊源
“发愤著书”说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这一时期是发生重大变革的社会时期，人们由关注社会自然，转向关注内心的需求。先秦时期的这种理性精神为“发愤著书”说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周易》被尊为“群经之首”，其最为突出的思想便是“忧患意识”。在《诗经》中也有很多“发愤抒情”的作品，如“心之忧矣，我歌且谣” “ 君子作歌， 维以告哀”等诗句。
春秋时期，孔子总结性的提出了“诗可以怨”的理论，《论语·阳货》记载，孔子云： “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对发愤著书对出了进一步阐释，这是对《诗经》社会功用最早、最系统的评价。但孔子的这一思想，还受“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保守文艺思想的节制，要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
到了战国后期，屈原作为爱国诗人，在《九章·惜诵》中开宗明义地说：“惜诵以至愍兮，发愤以抒情”，在屈原的笔下，“发愤著书”说有着更为广阔的社会内容和更深刻的政治意义，所谓“愤”情，其实是一种“怨”情，是屈原的爱国之情得不到舒展的怨愤之情，其《离骚》可以视为“发愤著书”的代表作。
到了汉代时期，司马迁则将孔子的“ 诗可以怨”、屈原的“ 发愤以抒情” 发展成为系统的“ 发愤著书说” ， 他打破了孔子传统的“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以及“中庸之道”的消极保守思想的影响，以其鲜明的战斗精神，使其成为作家创作和著书立说的一个基本原则， 这种文艺思想显著地表现在他的《史记》创作中，《太史公自序》对发愤著书说做了具体的论述，“发愤著书”说正是表现了他内心强烈的自我表现欲望和对现实人生的超越心理，正是这种悲愤与不屈的心理意识才成就了司马迁“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不朽之作。
南北朝时期， 钟嵘与刘勰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的文艺思想又分别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补充和发展。钟嵘《诗品序》赋予了“发愤著书”说更为丰富的社会内容，将其提升到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高度。刘勰反对没有感情“为文而造情”的虚假之作，“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刘勰认为辞赋家们心里并没有什么郁结的忧思，只是随心所欲地夸饰文辞，沽名钓誉，这是为写作而造作感情，没有真情实感的文章是没有任何感染力和生命力的。
唐宋文人承继前人文艺思想并作了进一步发挥，白居易继承了孔子“诗可以怨”的传统，提倡诗歌大力批判黑暗现实的社会功用，在《与元九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主张。韩愈则提出文章是“不平则鸣”的产物，他不仅是对孔子和司马迁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还大胆指出“和平之音淡薄， 而愁思之声要妙； 欢偷之辞难工， 而穷苦之言易好”，使“不平则鸣”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思想。在韩愈“不平则鸣”思想的基础上，柳宗元提出了“感激愤悱”说。欧阳修最重要的价值是发展了韩愈的“不平则鸣”思想，进一步地提出“穷而后工”的重要见解， “穷”不仅可以使作者利用内心的愤激之情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而且具有深刻的艺术感染力。
明清时期，与浪漫主义美学相适应，公安派、汤显祖、金圣叹，李贽等人都宣扬“发愤著书”说，小说界都以以愤抒情作为点评的标准。李贽针对伪道学盛行的不良风气，大力倡导“童心说”，抨击道学伪善，在《忠义水浒传序》中说：“ 《水浒传》者， 发愤之所作也”并对这类发愤抒情的作品加以赞赏，主张文学创作应当是“ 感时发己” “不愤不作”“ 情有所激”“发狂犬叫” 的真情作为。金圣叹的“ 怨毒著书” 说，蒲松龄的“ 孤愤之书” 论，都体现了发愤著书的影响源远流长。
三、发愤著书的深远影响
从先秦一直到明清甚至到近代，“发愤著书”说都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发愤著书”说把情感作为一切文学创作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把艺术作为情感的对象，揭示了文艺创作的本体观。作家通过把内心的愤怒之情转化为可观的艺术形式，使情感得到了可靠的载体。“发愤著书”说充分肯定了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主体和客体的内在联系，揭示了现实社会对作家创作心理的巨大影响，充分反映了文学批评揭示社会黑暗的重大社会作用，鼓舞了进步文学家和思想家创作出更多的优秀文学作品。
自古至今，“发愤著书”都说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命题， 它包容的情感是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根本动力，作家通过文学创作表现内心的悲愤之情，意图揭示出社会的黑暗，起到鼓舞人心的社会作用。一言以蔽之，作家的悲愤之情显示着人的生命的真实，世界本质的真实，它是一切伟大作品真实性的灵魂和源泉，这就是“发愤著书”说所揭示的艺术创作的永恒真理。
参考文献：
[1]韩愈.《韩愈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孔子.《论语》[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
[3]孔子等.《诗经》[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
[5]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7]钟嵘.《诗品》[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8]刘勰.《文心雕龙·情采》[M].北京：中华书局，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