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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陈国始封于西周初年,建都于今淮阳县城东的新蔡河西岸,亡于公元前479年,前后延续500多年。陈地的土著文化在夏商及其以前为东夷文化,至周代又充分吸收了中原文化,从而形成了根深蒂固且特色独具的地域文化。尽管陈国在春秋时成为楚人的附庸,但却仍然保存着文化本色,这与淮河上中游地区其他诸侯国相比是十分少见的。其文化以鸟为崇拜对象,简礼仪而重巫祠,体现出浓烈的巫文化特色;其俗善歌舞,民风浪漫、开放而自由。这些文化特色在《诗经•陈风》中得到淋漓尽致地体现。
关键词:陈国文化;《诗经•陈风》;巫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5—0195—05
陈国的远祖为上古时代著名的部族领袖舜。舜的子孙在夏商时期无显赫者。周武王灭商之后,追封神农、黄帝、祝融、尧、舜、禹、伯益等后裔,于是作为舜之后裔的妫满也在此时被封于陈,以奉舜祀。鲁哀公十七年(前479),楚惠王“以兵北伐,杀陈湣公,遂灭陈而有之”①从胡公满至陈湣公,陈国在周代前后延续500余年,历25世而亡。
陈初封之时与蔡相同,均为二等大国,爵位为“侯”,地处中原南缘、淮河之北。这里不仅土地肥沃,宜于农业生产,而且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西周至春秋前期,陈国相对平静、安宁。春秋中期以后,由于楚人的北侵,作为中原诸侯联盟重要成员之一的陈国受到楚人的打击,不得已而依附楚国,从此便无宁日:因为投向楚人而经常受到北方齐、鲁、郑、晋的攻击;偶然亲近中原诸侯,便遭楚人的报复;当吴人东进之后,陈人又不得不听从吴人的召唤。于是在春秋中期和后期,陈人就不断地在中原诸侯联盟、楚国联盟和吴国等三大势力之间寻找平衡点,在夹缝中求生存。在短短的百余年内,陈先后两次被楚人亡国而又两次复立,最终在公元前479年为楚人所灭。
陈国所处的淮阳地区在远古时代是华夏文化与东方文化结合与交流部,进入春秋时期,又是南楚文化北进的前沿。从史传记载和传世的陈国青铜器来看,陈国文化既呈现出复杂性又保留有其独具的特色。陈国在春秋时曾沦为楚国的附庸,但文化却依然保留着本色,这与淮河上中游其他诸侯国相比是十分少见的。在陈国本土文化土壤中所滋生的《诗经•陈风》真实地反映了西周至春秋时期陈国的历史及其文化特色。
一、东夷民族与陈国的土著文化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郑子产献捷于晋,戎服将事。晋人问陈之罪,对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②《史记》载:“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汭,其后因为氏姓,姓妫氏。舜已崩,传禹天下,而舜子商均为封国。夏后之时,或失或续。至于周武王克殷纣,乃复求舜后,得妫满,封之於陈,以奉帝舜祀,是为胡公。”③宋人郑樵《通志•氏族略二》载:“陈氏,妫姓。初封虞城,今应天府之县也。后封于遂,今济州巨野。后封于陈,今陈州治宛丘县是也。本太昊伏羲氏之墟。舜传天下于禹,禹封舜之子商均于虞城。周武王克商,乃求舜后以备三恪,得胡公满,封之于陈,以奉舜祀。或曰:当周之兴,有虞遏父者,为周陶正,武王赖其器用,妻以元女太姬,生子满而封于陈,以奉舜祀。满号胡公,往往以颔胡之故而得此号。”④
关于陈国首都的位置,《汉书•地理志下》说:“陈,故国,舜后,胡公所封,为楚所灭。楚顷襄王自郢徙此。”⑤又说:“陈国,今淮阳之地。”⑥南北朝人郦道元的《水经注》卷22对于陈国故城位置记载较为清楚:“沙水又东径长平县故城北,又东南径陈城北,故陈国也。伏羲、神农并都之。城东北三十许里,犹有羲城实中”,“宛丘在陈城南道东”,“沙水又东而南屈,径陈城东,谓之百尺沟”⑦。《水经注》所说的沙水其实就是古沙河(今统称为沙颍河)的支流新蔡河,新蔡河流经淮阳县城北,绕城东流后又向东南流入沙水。结合史料和地方志所载,古陈国都城当在今淮阳县城东的新蔡河西岸。
古陈国所在地淮阳一带,很早时期便是东夷部族的活动地。《山海经•大荒南经》载:“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⑧《山海经•大荒西经》又载:“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⑨在《山海经》中,帝俊是上古神话传说中的东方部族的领袖人物,其子孙之国遍布东方和南方各地,其中羲和、常羲则是帝俊部族中两个最为强大氏族集团,而伏羲则是上古太阳神羲和部族中的一支。⑩
《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杜预曰:“大皞,伏羲。四国,伏羲之后,故主其祀。”(11)由此则说明在上古时期,帝俊、羲和、太昊伏羲和少昊等先后为古老东方部族的领袖人物,其子孙主要生活在今山东、江苏、浙江等沿海一带,这便是夏、商、周时期的东夷部落。但其支族则逐渐向西迁至安徽和河南东部地区,有些甚至远迁至山西、河北、陕西等地。迁至河南西部周口市一带的便是东夷伏羲部落。
《竹书纪年•前编》载:太昊庖羲氏,“元年继位都宛丘”(12)。《左传•昭公十七年》:“陈,大皞之虚也”,杜预注曰:“大皞居陈。”(13)《汉书•地理志》也说:“陈本太昊之虚。”(14)
太昊(或大皞、太皞)所都之宛丘(或陈),就是周代陈国故地即今天的周口淮阳。太昊都淮阳的记载为后天考古发现所证实。1979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位于淮阳县东南4公里的大朱庄西南发掘了属于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平粮台遗址。城址面积5万平方米,城垣为正方形,长、宽各185米;城墙下部宽约13米,高3米多。在南墙和北墙中段发现有城南门和北门的遗迹。南门道路下有铺成北高南低的陶制水管道,管道每节长35—45厘米,直筒形,节节套合。在城内发现房基10余座。该城址分为五个文化期:一期属大汶口文化晚期,二期属龙山文化中期,三期属龙山文化中期稍偏晚,四期属龙山文化晚期,五期属早商时期。平粮台古城的建筑年代为龙山文化中晚期,经过碳14测定,距今约4075~3965年,又经树轮较正距今4500~4355±140~175年。(15)
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均属于东夷先民所创造的早期文化。平粮台古城址所在地即为史料所载的宛丘,也就是传说中伏羲定都之处。平粮台古城址的发现说明,至迟在距今4500年前,东夷民族便已将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带到了周口淮阳一带。最早进入陈地的当为伏羲后裔,所以连同自己祖先的故事也一同带到了陈地。
我们可以这样说:陈地的土著文化为远古东夷文化。关于东夷文化的特征,杨宽先生认为:
所有这些东夷,都以游牧、狩猎为其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禹贡》说:“莱夷作牧。”《史记•夏本纪》作“莱夷为牧”。说明莱夷原以游牧为主。《禹贡》所说扬州“鸟夷卉服”,郑玄解释说:“此州土湿故衣草服。”(孔颖达正义引)。《禹贡》所说冀州“鸟夷皮服”,解释者认为东北寒冷故衣皮服。其实,他们穿卉服、皮服,不穿纺织品,主要还是由于他们经济生产落后,以游牧、狩猎为生的缘故。原是东夷的秦和赵二族,本来也以游牧、狩猎为生,长久保持着善于畜牧的传统。赵的祖先造父以善御著称,秦的祖先非子也以善于养马和畜牧著称。……直到西周后期也还如此。(16)
东夷文化有两大突出特征:其一,以鸟和太阳为崇拜对象。《山海经》中有帝俊生十日的传说,由此也就有了后羿射日的神话;太昊、少昊之名均于太阳崇拜有关;帝俊诸多后裔之国大都以“使四鸟”为标志。其二,东夷文化与其他文化圈相比,简礼仪而重巫祠。巫文化更加浓厚且传播与持续的时间更长,这与楚文化相类。至春秋时期,东夷文化中人祭、人殉现象还较为普遍地存在着。
但当伏羲部族西移之后,进入适宜耕作的淮阳一带,这支东夷人逐渐从游牧、狩猎向农耕生活转变,但仍然深受原始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之影响。
二、周代陈国文化的演变与文化特征
周代的陈国,其文化既保留着土著文化特色,也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且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当楚人北侵时,淮河流域的大多数诸侯国的文化或多或少地打上了楚文化的烙印,而只有陈国依然保持其文化特色而极少受到楚文化的影响。所以《汉书•地理志下》说:“陈虽属楚,于天文自若其故。”(17)
1.周代陈国文化对土著文化的继承与对中原文化的吸收
《孟子•离娄下》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18)而《史记•五帝本纪》则曰:“舜,冀州之人也”,“就时于负夏”(19)。《史记索隐》说:“虞,国名,在河东大阳县。”(20)《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故虞城在陕州河北县东北五十里虞山之上。郦道元《水经》云:干桥东北有虞城,尧以女嫔于虞之地也。又宋州虞城大襄国所封之邑,杜预云舜后诸侯也。又越州余姚县,顾野王云舜后支庶所封之地。”(21)
孟子所说舜为东夷之人和司马迁所说舜为冀州人,看似矛盾,其实都没有错:山东本为舜之祖居之地,舜本为东夷部族成员之一;而舜之一支渐次西迁,最终进入山西地区,且在这里得到发展与壮大,建立了古虞国,这正是司马迁之所据。
夏商之际,舜之后裔回迁至山东和河南东部一带建立方国,仍以舜之故国为名,称为虞国,这个虞国也就是西周陈国的前身。对于夏商时期古陈国的历史,《通志•氏族略二》有简略的记载:“陈氏,妫姓。初封虞城,今应天府之县也。后封于遂,今济州巨野。”(22)由此可以说明,妫姓的陈国本就是东夷的一脉,陈国所统辖的区域也正是其祖先开拓与生活的地区。这就决定了陈国很容易接纳与吸收其土著文化,周代陈国文化正是在陈地土著的东夷文化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
由于陈国是西周初年所分封的“以备三恪”的重要异姓诸侯国,陈国开国之君又以武王的女儿大姬为妻,从西周至春秋,陈女多嫁到周王室为王后或与中原姬姓诸侯通婚。所以整个周代,陈国虽是异姓诸侯,但却与周王室和中原诸侯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就使陈国文化也深受中原文化影响。从传世的陈国青铜器的形制、风格、铭文等来看,它与中原的青铜器没有大的差别;陈国的墓葬也遵循周王朝的礼制;东夷文化中的人祭、人殉制度在陈国文化中被剪除,走向文明化。
2.原始巫风的新变
在两周时代,陈国巫风大盛,此俗见诸后天多种史料记载。《汉书•地理志》载:“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23)《汉书•匡张孔马传》载匡衡语:“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24)颜师古注引张晏语曰:“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无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故其诗云:‘坎击其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25)
其实陈人好巫乃其本土固有之文化,非仅因大姬“好祭祀,用史巫”所造成的。匡衡说“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将陈地巫风盛行归罪于陈夫人太姬,这是不公平的。如果不是因为有土著文化的存在,仅靠一代大姬短时间的影响,是不太可能形成这种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地域文化的。当然,这种巫风盛行与大姬也有一定的关系:由于身份尊贵的大姬对巫风的喜好,从而对陈地的这一风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上层社会提倡,使原本属于民间风俗的土著文化取得了“合法地位”,并上升至贵族文化系列,遂成为陈国主流文化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于大姬为什么好巫风,其目的又是什么?郑玄《诗谱•郑谱》云:“大姬无子,好巫觋、祷祈、鬼神、歌舞之乐,民俗化而为之。”(26)《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则我周之自出,自今是赖。”(27)可证胡公满之子申公犀侯当为大姬所生。由此说明,开始大姬无子,为了生子而热衷于祭祀、祷祈,最终生子。尽管从今天科学观点来看大姬的祭祀、祷祈行为与生子也许没有什么关系,但是陈人和大姬自己却认为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必然的,从而也使大姬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对巫风、祭祀坚信不移且乐此不疲。
陈地原始的巫觋行为、祭祀活动、歌舞之乐并非仅限于求子,但大姬的这一行为从此改变了楚地巫风的主题与性质。随后,这种民俗与伏羲与女娲的神话传说相融合,于是求子行为与求子仪式就成了陈国流传了两千多年的独特文化。
一种民俗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与方式来表现,但传统的庙会往往最能承载一个地区古老的民俗文化信息。在淮阳太昊陵,每年农历二月初二到三月初三,都要举办庙会,俗称“二月会”。“二月会”除了民间的贸易行为、娱乐活动之外,最为突出的是求子习俗与其所呈现的生育文化。庙会上求子仪式主要有拴娃娃、摸子孙窑、请泥狗泥猴和布老虎、献旗杆和担经挑等等。子孙窑就是太昊陵显仁殿基石上的一个黑幽幽的圆孔,直径2.5厘米,深度大约一指左右,它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祈子者一定要摸一摸安才能灵验。淮阳泥狗被誉为原始生殖崇拜文化的活化石,其造型有双头狗、双头猴、虎拉猴、猴骑狗等,在这些动物身上都能找到代表女阴符号的图案。“担经挑”又称“担花篮”,是一种原始的以祭祖娱神为目的的舞蹈形式,舞者在跳舞过程中背靠背而过,两尾相碰,象征伏羲和女娲交尾之状。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今天陈地太昊陵庙会中的求子习俗与其所承载的文化意象,由来久矣。它即有陈地土著文化的基因,也有陈大姬因求子而祭祀所带来的新变,又在战国至汉代融入了伏羲与女娲的传说。这种习俗形成、固定下来之后,穿越历史长河而绵绵流传至今。
三、《诗经•陈风》与陈国文化
《诗经•陈风》收录了陈国诗歌10首:《宛丘》、《东门之枌》、《衡门》、《东门之池》、《东门之杨》、《墓门》、《防有鹊巢》、《月出》、《株林》、《泽陂》。《墓门》、《株林》是政治讽刺诗,《防有鹊巢》诗意不能确定,而其他7首全部是反映歌舞、爱情、婚姻的诗歌。
《诗经》中汇集了西周至春秋时期大量的婚恋诗,其中又以《郑风》、《卫风》(包括《邶风》和《鄘风》)和《陈风》居多,婚恋诗在全部诗歌中所占的比例又以《陈风》为最。把《陈风》与《郑风》、《卫风》相比较,可以发现它们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民风民情,从而表现出文化的差异。
1.无度的歌舞之俗带动自由恋爱之风
先秦时期由于去古风未远,婚姻的礼仪规范尚没有对普通民众起到完全的约束作用,所以男女恋爱之风相对比较自由。他们或借集体春游而寻找所爱之人,或私自相约而定情。所以《鄘风•桑中》有“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的欢悦,《郑风•溱洧》也有“洧之外,洵美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的美妙时光。而《陈风》却表现出陈人的歌舞之风和在歌舞之风中滋生的开放恋情。
《宛丘》诗云:
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无望兮。
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
坎其击缶,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翿。
《东门之枌》诗云:
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绩其麻,市也婆娑。
穀旦于逝,越以鬷迈。视尔如荍,贻我握椒。
诗中的“鹭羽”、“鹭翿”均指鹭鸟身上的羽毛。歌舞之时以鸟羽为道具,首先体现出陈地以远古时代以鸟为崇拜物的东夷习俗,也反映歌舞本身带有巫风的印迹。从《宛丘》诗中我们看不出舞者的目的,但“无冬无夏”一语却反映出陈国舞风之盛,甚至到了放荡无度、走火入魔的地步。而《东门之枌》中在大树下狂跳的“子仲之子”和在市井中疯舞的“南方之原”因歌舞而生情,互赠情物。《东门之池》一诗“彼美淑姬,可与晤歌”,又为我们展示出两千多年前陈国东门水池边男女互唱情歌以相悦的热闹场景。
2.上行下效,自由浪漫之风普及
在古代,诗、歌、舞三位一体,人们在歌唱时总是离不开舞蹈,但一般来说,在周代礼仪规范、等级界线还是比较严格的。上层贵族可以欣赏他们的雅乐,而民间百姓则有他们的俗乐。但上下同乐的现象并不常见,而在《陈风》中却有例外。
《毛诗序》曰:“《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乱,游荡无度焉。”(28)而陈子展先生则认为:“《宛丘》,刺陈国统治阶级游荡歌舞之诗,当出自民间歌手。”(29)无论此诗是否为刺幽公之诗,但至少这位舞者是一位有较高身份的人是没错的。
《东门之枌》中的“子仲之子”为陈国贵族子仲家的公子,而“南方之原”,郑玄《笺》曰:“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为上处”。(30)陈子展直接译为“南方大夫原氏的女家”(31)。原氏为陈国重要贵族,《左传•庄公二十七年》载,陈大夫原仲死后,他的朋友鲁国公子友到陈国参加他的葬礼。1975年在河南省商水县朱村出土有原仲簠,是原仲为其女儿所作的媵器。可见,在当时,无论是子仲家的男人还是原氏家的女人,都以歌舞于城郊或市井为乐事而毫无顾忌。
从《宛丘》、《东门之枌》、《东门之池》等诗来看,陈人歌舞的集中地在宛丘和城都的东门一带。郦道元《水经注》说:“太姬好祭祀,故《诗》所谓坎其击鼓,宛丘之下。宛丘在陈城南道东。王隐云:渐欲平,今不知所在矣。楚讨陈,杀夏征舒于栗门,以为夏州后。城之东门内有池,池水东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许步,水至清洁而不耗竭,不生鱼草。水中有故台处,《诗》所谓东门之池也。”(32)可见城东南不远的宛丘和城东门内的水池边,正是陈人“无冬无夏”的歌舞之地,也是谈情说爱的场所。
陈国的歌舞之风、开放的文化,深刻地影响着统治者的心理与行为,甚至发生君主与两大夫同通于夏姬之事。《史记•陈杞世家》载:
十四年,灵公与其大夫孔宁、仪行父皆通於夏姬,衷其衣以戏於朝。泄冶谏曰:“君臣淫乱,民何效焉?”灵公以告二子,二子请杀泄冶,公弗禁,遂杀泄冶。十五年,灵公与二子饮於夏氏。公戏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徵舒怒。灵公罢酒出,徵舒伏弩厩门射杀灵公。孔宁、仪行父皆奔楚,灵公太子午奔晋。徵舒自立为陈侯。徵舒,故陈大夫也。夏姬,御叔之妻,舒之母也。(33)
春秋时代,荒淫而大违礼仪的诸侯国君主有很多,而这种君臣三人同时与一个贵族妇人私通的事并不多见。《陈风•株林》之诗记其事,故《毛诗序》曰:“《株林》,刺灵公也,淫乎夏姬,驱驰而往,朝夕不自休焉。”(34)
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吴公子到鲁国,他评价《陈风》:“国无主,其能久乎?”(35)杜预说:“淫声放荡,无所畏忌。故曰国无主。”(36)以“淫声放荡,无所畏忌”来解释“国无主”可能不一定正确,但以此来概括春秋时期陈国的习俗倒恰如其分。
因为有大姬热衷于此道在前,君主荒淫在后,上层贵族也深受文化熏染,而民间本就有浓厚的巫风和较为开放的婚恋习俗,于是上行下效,自由浪漫之风弥于整个陈国。《东门之杨》诗云:
东门之杨,其叶牂牂。昏以为期,明星煌煌。
东门之杨,其叶肺肺。昏以为期,明星晢晢。
《毛诗序》曰:“《东门之杨》,刺时也。婚姻失时,男女多违,亲迎,女犹有不至者也。”(37)此解不确;诗歌实则描写男女在月夜相会于树林之中的情景。
综上所述,陈地的土著文化在夏商及其以前为东夷文化,至周代又充分吸收了中原文化,从而形成了其根深蒂固且特色独具的地域文化。其文化以鸟为崇拜对象;简礼仪而重巫祠,体现出浓烈的巫文化特色;其俗善歌舞,民风浪漫、开放而自由。这些文化特色在《诗经•陈风》中得到淋漓尽致地体现。
注释
①③(33)(汉)司马迁:《史记•陈杞世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70、1264、1267页。
②(27)(35)(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中华书局,1987年,第577—578、577、611页。
④(22)(宋)郑樵:《通志》,中华书局,1995年,第55页。
⑤⑥(14)(17)(23)(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85年,第1635、1653、1653、1653、1653页。
⑦(32)(北朝)郦道元:《水经注》卷22,岳麓书社,1995年,第339—340页。
⑧⑨《山海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82、1383页。
⑩参见金荣权《中国神话的流变与文化精神》,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11)(13)(36)(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21、1426、1125页。
(12)(清)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40页。
(15)周到主编《河南省志•文物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9—101页。
(16)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6—147页。
(18)(宋)朱熹:《孟子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第415页。
(19)(20)(21)(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2页。
(24)(25)(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匡张孔马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3335、3336页。
(26)(28)(30)(34)(37)(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七,中华书局,1979年,第375、376、376、378、377页。
(29)(31)陈子展:《诗经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412、414页。
责任编辑:行 健
关键词:陈国文化;《诗经•陈风》;巫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5—0195—05
陈国的远祖为上古时代著名的部族领袖舜。舜的子孙在夏商时期无显赫者。周武王灭商之后,追封神农、黄帝、祝融、尧、舜、禹、伯益等后裔,于是作为舜之后裔的妫满也在此时被封于陈,以奉舜祀。鲁哀公十七年(前479),楚惠王“以兵北伐,杀陈湣公,遂灭陈而有之”①从胡公满至陈湣公,陈国在周代前后延续500余年,历25世而亡。
陈初封之时与蔡相同,均为二等大国,爵位为“侯”,地处中原南缘、淮河之北。这里不仅土地肥沃,宜于农业生产,而且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西周至春秋前期,陈国相对平静、安宁。春秋中期以后,由于楚人的北侵,作为中原诸侯联盟重要成员之一的陈国受到楚人的打击,不得已而依附楚国,从此便无宁日:因为投向楚人而经常受到北方齐、鲁、郑、晋的攻击;偶然亲近中原诸侯,便遭楚人的报复;当吴人东进之后,陈人又不得不听从吴人的召唤。于是在春秋中期和后期,陈人就不断地在中原诸侯联盟、楚国联盟和吴国等三大势力之间寻找平衡点,在夹缝中求生存。在短短的百余年内,陈先后两次被楚人亡国而又两次复立,最终在公元前479年为楚人所灭。
陈国所处的淮阳地区在远古时代是华夏文化与东方文化结合与交流部,进入春秋时期,又是南楚文化北进的前沿。从史传记载和传世的陈国青铜器来看,陈国文化既呈现出复杂性又保留有其独具的特色。陈国在春秋时曾沦为楚国的附庸,但文化却依然保留着本色,这与淮河上中游其他诸侯国相比是十分少见的。在陈国本土文化土壤中所滋生的《诗经•陈风》真实地反映了西周至春秋时期陈国的历史及其文化特色。
一、东夷民族与陈国的土著文化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郑子产献捷于晋,戎服将事。晋人问陈之罪,对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②《史记》载:“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汭,其后因为氏姓,姓妫氏。舜已崩,传禹天下,而舜子商均为封国。夏后之时,或失或续。至于周武王克殷纣,乃复求舜后,得妫满,封之於陈,以奉帝舜祀,是为胡公。”③宋人郑樵《通志•氏族略二》载:“陈氏,妫姓。初封虞城,今应天府之县也。后封于遂,今济州巨野。后封于陈,今陈州治宛丘县是也。本太昊伏羲氏之墟。舜传天下于禹,禹封舜之子商均于虞城。周武王克商,乃求舜后以备三恪,得胡公满,封之于陈,以奉舜祀。或曰:当周之兴,有虞遏父者,为周陶正,武王赖其器用,妻以元女太姬,生子满而封于陈,以奉舜祀。满号胡公,往往以颔胡之故而得此号。”④
关于陈国首都的位置,《汉书•地理志下》说:“陈,故国,舜后,胡公所封,为楚所灭。楚顷襄王自郢徙此。”⑤又说:“陈国,今淮阳之地。”⑥南北朝人郦道元的《水经注》卷22对于陈国故城位置记载较为清楚:“沙水又东径长平县故城北,又东南径陈城北,故陈国也。伏羲、神农并都之。城东北三十许里,犹有羲城实中”,“宛丘在陈城南道东”,“沙水又东而南屈,径陈城东,谓之百尺沟”⑦。《水经注》所说的沙水其实就是古沙河(今统称为沙颍河)的支流新蔡河,新蔡河流经淮阳县城北,绕城东流后又向东南流入沙水。结合史料和地方志所载,古陈国都城当在今淮阳县城东的新蔡河西岸。
古陈国所在地淮阳一带,很早时期便是东夷部族的活动地。《山海经•大荒南经》载:“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⑧《山海经•大荒西经》又载:“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⑨在《山海经》中,帝俊是上古神话传说中的东方部族的领袖人物,其子孙之国遍布东方和南方各地,其中羲和、常羲则是帝俊部族中两个最为强大氏族集团,而伏羲则是上古太阳神羲和部族中的一支。⑩
《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杜预曰:“大皞,伏羲。四国,伏羲之后,故主其祀。”(11)由此则说明在上古时期,帝俊、羲和、太昊伏羲和少昊等先后为古老东方部族的领袖人物,其子孙主要生活在今山东、江苏、浙江等沿海一带,这便是夏、商、周时期的东夷部落。但其支族则逐渐向西迁至安徽和河南东部地区,有些甚至远迁至山西、河北、陕西等地。迁至河南西部周口市一带的便是东夷伏羲部落。
《竹书纪年•前编》载:太昊庖羲氏,“元年继位都宛丘”(12)。《左传•昭公十七年》:“陈,大皞之虚也”,杜预注曰:“大皞居陈。”(13)《汉书•地理志》也说:“陈本太昊之虚。”(14)
太昊(或大皞、太皞)所都之宛丘(或陈),就是周代陈国故地即今天的周口淮阳。太昊都淮阳的记载为后天考古发现所证实。1979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位于淮阳县东南4公里的大朱庄西南发掘了属于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平粮台遗址。城址面积5万平方米,城垣为正方形,长、宽各185米;城墙下部宽约13米,高3米多。在南墙和北墙中段发现有城南门和北门的遗迹。南门道路下有铺成北高南低的陶制水管道,管道每节长35—45厘米,直筒形,节节套合。在城内发现房基10余座。该城址分为五个文化期:一期属大汶口文化晚期,二期属龙山文化中期,三期属龙山文化中期稍偏晚,四期属龙山文化晚期,五期属早商时期。平粮台古城的建筑年代为龙山文化中晚期,经过碳14测定,距今约4075~3965年,又经树轮较正距今4500~4355±140~175年。(15)
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均属于东夷先民所创造的早期文化。平粮台古城址所在地即为史料所载的宛丘,也就是传说中伏羲定都之处。平粮台古城址的发现说明,至迟在距今4500年前,东夷民族便已将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带到了周口淮阳一带。最早进入陈地的当为伏羲后裔,所以连同自己祖先的故事也一同带到了陈地。
我们可以这样说:陈地的土著文化为远古东夷文化。关于东夷文化的特征,杨宽先生认为:
所有这些东夷,都以游牧、狩猎为其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禹贡》说:“莱夷作牧。”《史记•夏本纪》作“莱夷为牧”。说明莱夷原以游牧为主。《禹贡》所说扬州“鸟夷卉服”,郑玄解释说:“此州土湿故衣草服。”(孔颖达正义引)。《禹贡》所说冀州“鸟夷皮服”,解释者认为东北寒冷故衣皮服。其实,他们穿卉服、皮服,不穿纺织品,主要还是由于他们经济生产落后,以游牧、狩猎为生的缘故。原是东夷的秦和赵二族,本来也以游牧、狩猎为生,长久保持着善于畜牧的传统。赵的祖先造父以善御著称,秦的祖先非子也以善于养马和畜牧著称。……直到西周后期也还如此。(16)
东夷文化有两大突出特征:其一,以鸟和太阳为崇拜对象。《山海经》中有帝俊生十日的传说,由此也就有了后羿射日的神话;太昊、少昊之名均于太阳崇拜有关;帝俊诸多后裔之国大都以“使四鸟”为标志。其二,东夷文化与其他文化圈相比,简礼仪而重巫祠。巫文化更加浓厚且传播与持续的时间更长,这与楚文化相类。至春秋时期,东夷文化中人祭、人殉现象还较为普遍地存在着。
但当伏羲部族西移之后,进入适宜耕作的淮阳一带,这支东夷人逐渐从游牧、狩猎向农耕生活转变,但仍然深受原始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之影响。
二、周代陈国文化的演变与文化特征
周代的陈国,其文化既保留着土著文化特色,也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且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当楚人北侵时,淮河流域的大多数诸侯国的文化或多或少地打上了楚文化的烙印,而只有陈国依然保持其文化特色而极少受到楚文化的影响。所以《汉书•地理志下》说:“陈虽属楚,于天文自若其故。”(17)
1.周代陈国文化对土著文化的继承与对中原文化的吸收
《孟子•离娄下》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18)而《史记•五帝本纪》则曰:“舜,冀州之人也”,“就时于负夏”(19)。《史记索隐》说:“虞,国名,在河东大阳县。”(20)《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故虞城在陕州河北县东北五十里虞山之上。郦道元《水经》云:干桥东北有虞城,尧以女嫔于虞之地也。又宋州虞城大襄国所封之邑,杜预云舜后诸侯也。又越州余姚县,顾野王云舜后支庶所封之地。”(21)
孟子所说舜为东夷之人和司马迁所说舜为冀州人,看似矛盾,其实都没有错:山东本为舜之祖居之地,舜本为东夷部族成员之一;而舜之一支渐次西迁,最终进入山西地区,且在这里得到发展与壮大,建立了古虞国,这正是司马迁之所据。
夏商之际,舜之后裔回迁至山东和河南东部一带建立方国,仍以舜之故国为名,称为虞国,这个虞国也就是西周陈国的前身。对于夏商时期古陈国的历史,《通志•氏族略二》有简略的记载:“陈氏,妫姓。初封虞城,今应天府之县也。后封于遂,今济州巨野。”(22)由此可以说明,妫姓的陈国本就是东夷的一脉,陈国所统辖的区域也正是其祖先开拓与生活的地区。这就决定了陈国很容易接纳与吸收其土著文化,周代陈国文化正是在陈地土著的东夷文化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
由于陈国是西周初年所分封的“以备三恪”的重要异姓诸侯国,陈国开国之君又以武王的女儿大姬为妻,从西周至春秋,陈女多嫁到周王室为王后或与中原姬姓诸侯通婚。所以整个周代,陈国虽是异姓诸侯,但却与周王室和中原诸侯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就使陈国文化也深受中原文化影响。从传世的陈国青铜器的形制、风格、铭文等来看,它与中原的青铜器没有大的差别;陈国的墓葬也遵循周王朝的礼制;东夷文化中的人祭、人殉制度在陈国文化中被剪除,走向文明化。
2.原始巫风的新变
在两周时代,陈国巫风大盛,此俗见诸后天多种史料记载。《汉书•地理志》载:“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23)《汉书•匡张孔马传》载匡衡语:“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24)颜师古注引张晏语曰:“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无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故其诗云:‘坎击其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25)
其实陈人好巫乃其本土固有之文化,非仅因大姬“好祭祀,用史巫”所造成的。匡衡说“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将陈地巫风盛行归罪于陈夫人太姬,这是不公平的。如果不是因为有土著文化的存在,仅靠一代大姬短时间的影响,是不太可能形成这种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地域文化的。当然,这种巫风盛行与大姬也有一定的关系:由于身份尊贵的大姬对巫风的喜好,从而对陈地的这一风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上层社会提倡,使原本属于民间风俗的土著文化取得了“合法地位”,并上升至贵族文化系列,遂成为陈国主流文化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于大姬为什么好巫风,其目的又是什么?郑玄《诗谱•郑谱》云:“大姬无子,好巫觋、祷祈、鬼神、歌舞之乐,民俗化而为之。”(26)《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则我周之自出,自今是赖。”(27)可证胡公满之子申公犀侯当为大姬所生。由此说明,开始大姬无子,为了生子而热衷于祭祀、祷祈,最终生子。尽管从今天科学观点来看大姬的祭祀、祷祈行为与生子也许没有什么关系,但是陈人和大姬自己却认为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必然的,从而也使大姬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对巫风、祭祀坚信不移且乐此不疲。
陈地原始的巫觋行为、祭祀活动、歌舞之乐并非仅限于求子,但大姬的这一行为从此改变了楚地巫风的主题与性质。随后,这种民俗与伏羲与女娲的神话传说相融合,于是求子行为与求子仪式就成了陈国流传了两千多年的独特文化。
一种民俗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与方式来表现,但传统的庙会往往最能承载一个地区古老的民俗文化信息。在淮阳太昊陵,每年农历二月初二到三月初三,都要举办庙会,俗称“二月会”。“二月会”除了民间的贸易行为、娱乐活动之外,最为突出的是求子习俗与其所呈现的生育文化。庙会上求子仪式主要有拴娃娃、摸子孙窑、请泥狗泥猴和布老虎、献旗杆和担经挑等等。子孙窑就是太昊陵显仁殿基石上的一个黑幽幽的圆孔,直径2.5厘米,深度大约一指左右,它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祈子者一定要摸一摸安才能灵验。淮阳泥狗被誉为原始生殖崇拜文化的活化石,其造型有双头狗、双头猴、虎拉猴、猴骑狗等,在这些动物身上都能找到代表女阴符号的图案。“担经挑”又称“担花篮”,是一种原始的以祭祖娱神为目的的舞蹈形式,舞者在跳舞过程中背靠背而过,两尾相碰,象征伏羲和女娲交尾之状。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今天陈地太昊陵庙会中的求子习俗与其所承载的文化意象,由来久矣。它即有陈地土著文化的基因,也有陈大姬因求子而祭祀所带来的新变,又在战国至汉代融入了伏羲与女娲的传说。这种习俗形成、固定下来之后,穿越历史长河而绵绵流传至今。
三、《诗经•陈风》与陈国文化
《诗经•陈风》收录了陈国诗歌10首:《宛丘》、《东门之枌》、《衡门》、《东门之池》、《东门之杨》、《墓门》、《防有鹊巢》、《月出》、《株林》、《泽陂》。《墓门》、《株林》是政治讽刺诗,《防有鹊巢》诗意不能确定,而其他7首全部是反映歌舞、爱情、婚姻的诗歌。
《诗经》中汇集了西周至春秋时期大量的婚恋诗,其中又以《郑风》、《卫风》(包括《邶风》和《鄘风》)和《陈风》居多,婚恋诗在全部诗歌中所占的比例又以《陈风》为最。把《陈风》与《郑风》、《卫风》相比较,可以发现它们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民风民情,从而表现出文化的差异。
1.无度的歌舞之俗带动自由恋爱之风
先秦时期由于去古风未远,婚姻的礼仪规范尚没有对普通民众起到完全的约束作用,所以男女恋爱之风相对比较自由。他们或借集体春游而寻找所爱之人,或私自相约而定情。所以《鄘风•桑中》有“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的欢悦,《郑风•溱洧》也有“洧之外,洵美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的美妙时光。而《陈风》却表现出陈人的歌舞之风和在歌舞之风中滋生的开放恋情。
《宛丘》诗云:
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无望兮。
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
坎其击缶,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翿。
《东门之枌》诗云:
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绩其麻,市也婆娑。
穀旦于逝,越以鬷迈。视尔如荍,贻我握椒。
诗中的“鹭羽”、“鹭翿”均指鹭鸟身上的羽毛。歌舞之时以鸟羽为道具,首先体现出陈地以远古时代以鸟为崇拜物的东夷习俗,也反映歌舞本身带有巫风的印迹。从《宛丘》诗中我们看不出舞者的目的,但“无冬无夏”一语却反映出陈国舞风之盛,甚至到了放荡无度、走火入魔的地步。而《东门之枌》中在大树下狂跳的“子仲之子”和在市井中疯舞的“南方之原”因歌舞而生情,互赠情物。《东门之池》一诗“彼美淑姬,可与晤歌”,又为我们展示出两千多年前陈国东门水池边男女互唱情歌以相悦的热闹场景。
2.上行下效,自由浪漫之风普及
在古代,诗、歌、舞三位一体,人们在歌唱时总是离不开舞蹈,但一般来说,在周代礼仪规范、等级界线还是比较严格的。上层贵族可以欣赏他们的雅乐,而民间百姓则有他们的俗乐。但上下同乐的现象并不常见,而在《陈风》中却有例外。
《毛诗序》曰:“《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乱,游荡无度焉。”(28)而陈子展先生则认为:“《宛丘》,刺陈国统治阶级游荡歌舞之诗,当出自民间歌手。”(29)无论此诗是否为刺幽公之诗,但至少这位舞者是一位有较高身份的人是没错的。
《东门之枌》中的“子仲之子”为陈国贵族子仲家的公子,而“南方之原”,郑玄《笺》曰:“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为上处”。(30)陈子展直接译为“南方大夫原氏的女家”(31)。原氏为陈国重要贵族,《左传•庄公二十七年》载,陈大夫原仲死后,他的朋友鲁国公子友到陈国参加他的葬礼。1975年在河南省商水县朱村出土有原仲簠,是原仲为其女儿所作的媵器。可见,在当时,无论是子仲家的男人还是原氏家的女人,都以歌舞于城郊或市井为乐事而毫无顾忌。
从《宛丘》、《东门之枌》、《东门之池》等诗来看,陈人歌舞的集中地在宛丘和城都的东门一带。郦道元《水经注》说:“太姬好祭祀,故《诗》所谓坎其击鼓,宛丘之下。宛丘在陈城南道东。王隐云:渐欲平,今不知所在矣。楚讨陈,杀夏征舒于栗门,以为夏州后。城之东门内有池,池水东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许步,水至清洁而不耗竭,不生鱼草。水中有故台处,《诗》所谓东门之池也。”(32)可见城东南不远的宛丘和城东门内的水池边,正是陈人“无冬无夏”的歌舞之地,也是谈情说爱的场所。
陈国的歌舞之风、开放的文化,深刻地影响着统治者的心理与行为,甚至发生君主与两大夫同通于夏姬之事。《史记•陈杞世家》载:
十四年,灵公与其大夫孔宁、仪行父皆通於夏姬,衷其衣以戏於朝。泄冶谏曰:“君臣淫乱,民何效焉?”灵公以告二子,二子请杀泄冶,公弗禁,遂杀泄冶。十五年,灵公与二子饮於夏氏。公戏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徵舒怒。灵公罢酒出,徵舒伏弩厩门射杀灵公。孔宁、仪行父皆奔楚,灵公太子午奔晋。徵舒自立为陈侯。徵舒,故陈大夫也。夏姬,御叔之妻,舒之母也。(33)
春秋时代,荒淫而大违礼仪的诸侯国君主有很多,而这种君臣三人同时与一个贵族妇人私通的事并不多见。《陈风•株林》之诗记其事,故《毛诗序》曰:“《株林》,刺灵公也,淫乎夏姬,驱驰而往,朝夕不自休焉。”(34)
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吴公子到鲁国,他评价《陈风》:“国无主,其能久乎?”(35)杜预说:“淫声放荡,无所畏忌。故曰国无主。”(36)以“淫声放荡,无所畏忌”来解释“国无主”可能不一定正确,但以此来概括春秋时期陈国的习俗倒恰如其分。
因为有大姬热衷于此道在前,君主荒淫在后,上层贵族也深受文化熏染,而民间本就有浓厚的巫风和较为开放的婚恋习俗,于是上行下效,自由浪漫之风弥于整个陈国。《东门之杨》诗云:
东门之杨,其叶牂牂。昏以为期,明星煌煌。
东门之杨,其叶肺肺。昏以为期,明星晢晢。
《毛诗序》曰:“《东门之杨》,刺时也。婚姻失时,男女多违,亲迎,女犹有不至者也。”(37)此解不确;诗歌实则描写男女在月夜相会于树林之中的情景。
综上所述,陈地的土著文化在夏商及其以前为东夷文化,至周代又充分吸收了中原文化,从而形成了其根深蒂固且特色独具的地域文化。其文化以鸟为崇拜对象;简礼仪而重巫祠,体现出浓烈的巫文化特色;其俗善歌舞,民风浪漫、开放而自由。这些文化特色在《诗经•陈风》中得到淋漓尽致地体现。
注释
①③(33)(汉)司马迁:《史记•陈杞世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70、1264、1267页。
②(27)(35)(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中华书局,1987年,第577—578、577、611页。
④(22)(宋)郑樵:《通志》,中华书局,1995年,第55页。
⑤⑥(14)(17)(23)(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85年,第1635、1653、1653、1653、1653页。
⑦(32)(北朝)郦道元:《水经注》卷22,岳麓书社,1995年,第339—340页。
⑧⑨《山海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82、1383页。
⑩参见金荣权《中国神话的流变与文化精神》,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11)(13)(36)(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21、1426、1125页。
(12)(清)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40页。
(15)周到主编《河南省志•文物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9—101页。
(16)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6—147页。
(18)(宋)朱熹:《孟子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第415页。
(19)(20)(21)(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2页。
(24)(25)(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匡张孔马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3335、3336页。
(26)(28)(30)(34)(37)(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七,中华书局,1979年,第375、376、376、378、377页。
(29)(31)陈子展:《诗经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412、414页。
责任编辑:行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