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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代理学家王尚絅，客观评价二程在理学上的贡献，自觉维护二程及其学说的地位。他直承张载“气一元论”思想，认为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成都是由“气”及其变化决定的。其“气学”思想丰富了明代中期的“气本论”理论体系，对明清之际的哲学思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伦理道德方面，重视孝道和夫妇之道，强调“养心”教育，提出了个人修养的标准和典范。
关键词：王尚絅；二程理学；气本论；伦理道德
中图分类号：B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5—0110—05
王尚絅（1478—1531），字锦夫，号苍谷，河南郏县人，弘治十五年进士，官至浙江右布政使，著有《苍谷全集》行世，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和理学家。
王尚絅与“前七子”派文学家交往密切，是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重要成员之一，现代学者廖可斌、黄卓越等都已有定评。在理学上，王尚絅黜华崇实，“左苏右程”，自觉维护二程及其学说的历史地位，发展了“气本论”理论体系，重视心性修养。明代著名学者薛应旂指出：“先生文追秦汉，诗逼苏李，一時艺林咸称作者，有《苍谷集》十二卷行于世，然实非先生之所尚也。先生平生每右两程左三苏，崇理学而鄙词翰，使假之以年，当必有继往圣而开来学者。”①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孙奇逢在《中州人物考》中将王尚絅列入“理学”人物，与何瑭、崔铣和王廷相等并列。但是，截至目前，王尚絅的理学思想还没有得到现代学者的重视，这不利于全面认识明代理学的发展概况。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王尚絅理学思想及其贡献进行初步探讨。
一、自觉维护二程及其学说的地位
王尚絅“远宗二程”，在维护二程及其学说的历史地位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主要表现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实事求是地总结和评价“程氏之学”。北宋初期，在古文和儒学的复兴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不利于新儒学的构建。二程批评道：“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②；“后之儒者，莫不以为文章、治经术为务。文章则华靡其词，新奇其意，取悦人耳目而己。经术则解释辞训，较先儒长短，立异说以为己工而已。如是之学，果可至于道乎？”③为此，他们“以兴起斯文为己任”④，决心创立一套与文章、训诂、佛老不同旨趣的新学说、新理论。他们把孟子以后中断了一千四百多年的儒学道统接续下来，创立了道学即理学。王尚絅对此总结和概括如下：“慨自羲皇尧舜，世历周孔，治乱相乘，以勋以报。轲死亡传，糜烂六籍，湮没千载，发明于程氏两夫子……夫子吾不得而见其圣人否也，方其年有十五，已志乎圣人之道，非圣者无学焉，涵养曰敬，践履曰诚，进学曰致知，笃信行果，守兹靡渝。求于内而不荒于外，亟于本而不眩于末，止于道而不狃于异端。微于独，显于身；征于言，发于事。功而不违于天地，不疑于鬼神，不戾于天下，不悖于万世，不诡于圣人者，是谓程氏之学。”⑤这些概括，涵盖了二程学说的概念范畴、方法论、认识论及修养论等，对我们认识二程理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王尚絅进一步指出：“夫神宗急于求治，有圣人之资者也；先生身体斯道，有圣人之学者也。奈何新学斯崇，而伪学斯禁，千载之期，失于一旦？”⑥“使程氏之道行，则宋可无南也，如临安何？或曰南宋之传，天为太祖报也。”⑦“圣人可作，斯弗可易。向使道行熙丰，其勋华也……呜呼，乃宋由是南已。天乎？人欤？悲夫！悲夫！”⑧“勋华”即尧舜。他认为，程氏之道能够在国家政治建设和社会秩序稳定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北宋熙丰年间能够真正实施程氏之道，神宗皇帝可以成为尧舜一样的圣人，宋王朝也不至于落得后来南渡偏安的结局。因此，他对二程及其学说在北宋的不幸遭遇乃至北宋王朝的命运深表惋惜。此外，他还对诋毁程氏学说的现象予以坚决反驳。他在《答周子德懋简》中说：“程子谓通本隐君子，议论极有格言。续经之类，皆非其作，罪坐于后人之附会尔。此程子心得之见，万世之公论也。至其著述，远过荀、杨；事业规模，高出房、杜。而彼贱诋者，何为也邪？其视吾程子之心胸何如？君子深造，贵于自得。德懋以为何如？他日玉堂之上，史笔辉煌，为死者雪冤否？”⑨对程氏学说正本清源，并鼓励对方为恢复二程的清白做出努力。王尚絅为程学的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是自觉维护二程的历史地位。正德十六年（1521），汝州知州张崇德创建三贤书院，请王尚絅题写书院碑铭。由于在“三贤”人选上意见的分歧，他连续三次致信张崇德，据理力争，坚决维护二程的地位。第一封信中写道：“夫所谓三贤云者，初不识其为谁，既而阅状云伊川、东坡、颍滨，而不及明道。考之明道始终在汝，东坡始终未至，颍滨史志皆无所载。今曰三贤，袭之古耶？创诸今耶？袭之古，则据自何典？创之今，则起自何义？余皆不识其何说也……幸以古典今义，作者始末下示。庶昭今传远，或者亦周公孔子之道也。何生去，久不闻命。故敢以书请。”⑩要求对方解释确立伊川、东坡和颍滨为“三贤”的历史和现实依据。
第二封信则通过多角度的分析讨论，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摘录两段如下：
书院曰三贤者，黄君状谓程氏伊川、苏氏坡、颍。曰两贤，絅主明道、伊川言也。盖程氏本河南人，明道自监察御史里行监近乡酒税，光庭归自汝上，有春风之想，召命及门，而卒于汝。伊川授汝州团练推官、经筵坐讲，被劾编放还，范祖禹议复汝上田二十顷。则汝固两贤歌哭之所、游息之乡也。和风化雨，熏润犹存，从而祠之，孰曰非实录哉！
今以义起所可者三，所甚不可者二。专祠二程可也，专祠二苏或可也；并出三贤，特祠明道亦可也……如前所谓三贤者，像列一堂，甚不可也，而又独黜明道，则又甚不可也。平生所学，硁硁之见，有不敢尔。使义所不敢而敢于阿从，有识者不为絅惜，不为程子惜？不为名教惜，不为孔子之道惜邪？是故宁得罪于苏，孰可得罪于程？得罪于一人，孰可得罪于君子？得罪于一方一时，孰可得罪于天下后世？
王尚絅从维护周公孔子之道的长远利益出发，围绕二程对儒学的重要贡献、洛学与蜀学的矛盾对立以及书院的教育导向作用等方面，尊重历史，义正词严，反复申说，辨明是非利害，阐述自己的主张。在洛学和蜀学、文辞和道德的选择上，他义无反顾地“右两程左三苏，崇理学而鄙词翰”，“宁得罪于苏，孰可得罪于程”，体现了维护二程历史地位和保持洛学独立及其纯洁性的坚定立场和信念。 二、“气本论”思想
明代中叶以后，“气学”思想得到了很大发展。但截至目前，学界对明中叶“气学”理论的研究多集中在罗钦顺、王廷相的思想上。如冯达文、郭齐勇指出：“朱学发展到罗钦顺，也较原来的理论有了较大的改变，明显地从‘理学’向‘气学’转变。尤其是王廷相哲学的诞生……形成了宋明时代独具特色的‘气本论’理论体系，从而成为明清之际思想界推陈出新的先导。”陈来在谈及明中叶的理学时认为，罗钦顺的思想已明显地从‘理学’向‘气学’发展，王廷相的理气关系论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立场，在哲学史上做出了新的贡献。
通过对王尚絅相关论述的考察，我们发现其“气学”思想也非常丰富，是明中叶“气本论”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概而言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气”决定风的形成和变化。他说：“闻风气为之，天地之号令也。五行得令，四时顺序，而后八方风各应律而至，以成岁功，否则变怪百出，不可具状。然有正有变，皆气为之也。”“岁功”有二义，一是一年的时序，二是一年农事的收获，这里我们理解为时序。王尚絅的意思是，风为天地、五行之号令，如果风按规律而行，寒暑往来，四时更迭就会和谐有序，否则将会导致各种异常现象；而正常与异常的变化在根本上又都决定于“气”。
在谈到“气”的变化对风的影响和决定作用时，王尚絅指出：“阴得阳而为之风，气变而风亦变，故风从风曰巽，风行地上曰观，风行天上曰姤，风行山上曰蛊，风行水上曰涣。于四时曰春曰夏，仁气为之也；曰秋曰冬，义气为之也。若乃冬风暴，秋风灾，义气之戾也；夏风颏，春风飙，仁气之戾也。是故三皇春也，其风温；五帝夏也，其风涣；三王秋也，其风凄；五霸冬也，其风烈。杂于七国，虐于秦，醇驳于汉，清虚纷扰于两晋南北之间，以至暴于隋而夷于唐，乱于五季而弱于宋。四时变气之余烈，不可以遽数也。随气所变，毫发不掩。无形而有形，无声而有声，无幽不显，无深不入，不见疾而速，不见行而至，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哉？本一气之流行，历千古而互现。自古及今，未有气变矣而风不变者。”
在他看来，自然界天地山川空间之风，春夏秋冬四时之风以及人类历史社会不同阶段之风，之所以各不相同，都是由于“气”的变化或不同形成的。而且“气”的变化是永恒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因而风在“气”的影响下也不断变化，即“随气所变，毫发不掩”，“自古及今，未有气变矣而风不变者”。
其二，扩而大之，王尚絅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的各种不同现象也是由“气”的变化形成的。他说：“气之所化，飞物之所本。有正有变，互为消长。或自南而北，或自北而南。自北而南，气正矣，则其钟于物也，为阳，为刚，为庆云，为时雨，为君子，为祥瑞，为鸾凤，为芝草，为灵椿。人得之则为福，为寿，为聪，为明。自南而北，气变矣，则其钟于物也，为阴，为柔，为冰雹，为暴雨，为小人，为魍魉，为鸱鸟，为荼毒，为臭草，为怪物。人得之则为胗，为衊，为瘫，为夭折。或随地而殊，或应时而变，故曰气为之也。”这些文字表明，互相矛盾着的“正气”与“变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它们之间的消长变化，不但产生了自然界的阴阳、刚柔、庆云、时雨、冰雹、灾害等互相对立的现象，而且也决定了人的福寿、夭祥、善恶、贤愚、美丑等。一言以蔽之，“气”的不同运动形式是构成不同事物的基础。这种认为对立的“气”的矛盾运动引起事物的运动变化的观点，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包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非常可贵。
王尚絅在承认“气”对社会人生的决定作用的基础上，认为人生命的长短是由“气”决定的，并据此批判世人的学仙行为。他说：“自有生以来，安有所谓不死人哉？盖命之修短，各悬于气之禀受，而不系于人之修为……粤维上古气厚，厥生各千余岁，至尧舜时犹踰百岁。继此虽人物禀受差殊，而天地之气亦薄矣。修长者犹间或一植焉，如篯何学顾七百余岁。乃若陈抟卒年一百八十有奇。今考鱼钩媪乳之传，虽若难信，要其生固有与人异者。”他认为，上古之时，人的寿命长，是因为那时天地之气厚；而后来随着天地之气变薄，人的寿命也就变短了，因此世上没有长生不死之人。他断然指出：“仙非可学而至也……必欲学焉，终以无成，老且死而不悟”，“仙家幻妄……使世人绝欲导气，贪生妄想，卒之犹速其死者。首骈踵聚，祸不甚邪？”对世人希望长生不死的愚昧行为和术士异端危害社会的不良现象进行了严肃批判。在生命观上，也体现出了其唯物主义思想。
其三，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产生世界万物。他在阐述给自己四个儿子命名的理据时指出：“太极同一气也，分而为阴阳。两仪建矣，三才位矣，四时行矣。夫时，天地之四府也；天地人，爻之三也。阴阳气二，而未始不相和也。其极则本同一气也。一而二，而三，而四，而万化从焉。羲文周孔之《易》备矣。苍谷子于是命其子曰：伯同一之，仲和两之，叔爻三之，季府四之。”“气”虽然分阴阳，但阴阳二气的“和合”，也即相互作用，便形成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引起世界的千变万化。他分别给四个儿子命名为一同、二和、三爻、四府，即充分反映了阴阳二气和合的思想。
综上，王尚絅不但认为风等各种自然现象是由“气”形成的，而且认为人世间的各种现象也都是由“气”形成的，其发展变化也是由“气”及其变化决定的。这些认识充分发展了张载的“气一元论”哲学思想。王尚絅与王廷相为同年进士，且二人交往密切。他们在“气”对世界物质的决定作用以及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等方面，有共同的哲学观点。王廷相认为，元气是产生万物的原始物质，元气可分为阴阳二气，二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如他说：“天地未判，元气混涵，清虚无间，造化之元机也，有虚即有气，虚不离气，气不离虚，无所始，无所终之妙也。不可知其所至，故曰太极；不可以为象，故曰太虚，非阴阳之外有极有虚也，二气感化，群象显设，天地万物所由以生也，非实体乎？”王尚絅则重在从“气”的运动变化方面分析“气”对世界万物的决定和影响。在“气”与“性”的关系方面，王廷相承认“气”对性的决定作用，如他说：“性出乎气而主乎气。”王尚絅认为“气”的不同决定人的善恶贤愚等。 在“气”的运动变化观点上，罗钦顺也认为“气”是不断变化的，如他说：“气一本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循环不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但是对“气”是如何变化的以及“气”的变化对其他事物的影响等，罗钦顺没有深入地讨论，正是王尚絅强化了对“气”的变化的论证和分析。因此，王尚絅的“气学”思想与罗钦顺、王廷相的思想相互补充，共同丰富和发展了“气本论”哲学体系，推动了其后实学哲学的发展。因此王尚絅在明代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王尚絅的“气本论”思想，对明清之际的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对方以智的哲学思想影响显著。如，王尚絅认为风等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及其发展变化都是由“气”决定的，他说“有正有变，皆气为之”，方以智则说：“一切物，皆气所为。空，皆气所实也”，“气行于天乃五运，产于地曰五材，七曜列星，其精在天，其散在地，故为山川，为鳞、羽、毛、介、草、木之物”。即从天之五行到地之五材，乃至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都是一气运动变化的产物。比较二人的观点和表述，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之间哲学思想的演进轨迹。
非但如此，方以智的矛盾说与辩证法思想非常突出，他提出了“相反相因”的发展观，如他认为：“所谓相反相因者，相救相胜而相成也。昼夜、水火、生死、男女、生克、刚柔、清浊、明暗、虚实、有无、形气、道器、真妄、顺逆、安危、劳逸……千万尽于奇偶，而对待圆于流行。夫对待者，即相反也”，“有一必有二，二皆本于一。”列举了近二十对相互矛盾、相互背反的事物，而这些事物都是相反相因、相救相成的关系。这些思想与王尚絅的“有正有变，互为消长”、“为阳为刚，为阴为柔”等对立观思想也有明显的传承、因袭关系。不难看出王尚絅的辩证认识方法对方以智思想的影响。
三、伦理道德思想
王尚絅“自童稚时已立志为圣贤之学，比长尽通五经诸子，尤邃三礼”。后交游陈云逵等礼学之士，切磋丽泽，在伦理道德和心性修养方面卓有建树。
首先是“孝论”思想。王尚絅说过：“进思尽忠，退思尽孝，此生人之大义，无所逃焉者也。”“进思尽忠，退思尽孝”，是其处理君臣、父子关系的基本准则。当他得知祖母与母亲病重时，立即上疏，请求归养二母。《陈情乞养亲疏》云：“臣祖母李氏见年九十一岁，臣母聂氏六十六岁，老病尫羸，不离床褥，闻贼惊恐，旧疾愈重，思欲一见臣面。臣闻命彷徨，无以为计……臣奔父丧，未能亲自裹敛，洎今抱恨，母且老病，迎养维艰……况今流贼汹涌，往复猖獗，倘母有不测，臣将何为！虽生无以报国恩，虽死无以入家庙矣。”他以未能为父裹敛而内疚，倘母再有不测，罪责难辞。为此，不等批复即决然旋归故里，侍养二母。其友王龙湫赞道：“（苍谷）以二母垂老，引疾抗疏，未报而行……携家以还，率配靖懿周氏子具菽水，尽李太君、聂太安人欢”，“弃官赴母难十九年，荐征累不就，竟卒于官，可以知孝。”
在夫妇关系上，王尚絅认为夫妇关系是“人道之始，王化之端”。他说：“感天地，动鬼神，莫如《诗》。诗有《颂》有《雅》有《风》……而首《关雎》。今考其诗，盖咏歌文王之于后妃者也。夫德如文王，孝友忠信，可咏可歌，顾独于《关雎》何哉？岂不以夫妇人道之始，王化之端欤？故曰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君臣。三者正，庶物从之矣。是故夫子删《诗》，独取于《关雎》也。”他认为孔子删《诗》即体现了重视夫妇之道的思想。因此，王尚絅坚守夫妇之道，夫妇关系非常和谐。妻子逝世后，他在妻子灵柩前发誓承诺：“絅嗣今而后，当益励清贞，益坚苦节。完兹德音，以终我安人之意。教尔五子，各俟成立。抚尔二女，各成婚姻，以终我安人之业。养终老母，送终尔父尔母，以终我安人未泯之心。是絅所以报忠良而终余生者，如斯而已矣。兹当七七，亲眷咸在，谨与安人盟诸柩前，神其用妥。如或少违初志，灵其鉴察。”决心以实际行动践履自己的承诺，尽到一个丈夫、父亲和子婿的责任。
王尚絅非常重视伦理道德的“养心”教化作用。他说：“社五土，稷五谷，神司之，养人之身者也；人伦之教，孔子司之，养人之心者也。人莫大于心死，而身次之。土谷不可一日而亡，则孔子之教，顾可一日而亡于天下也哉？”他强调身心兼养，而且养心重于养身，因此，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他认为：“教者，政之先也；学校者，有司之急务也”；“维帝之政与教相为远迩，圣人之治与学旋为显晦……政教有条，庙学著令，明扬作养，期逾百年，由学求治，礼乐仁化，不有待欤？”他特别强调书院在造就道德之士中的重要作用，明确指出书院与学校的功能不同：“庠校以储文学登用之才，书院又以养性命道德之士”，书院的重要职能在于使“有司于以专祠先师，以缘升道德之士，以端士向，以建民极，以隆化本”。
王尚絅曾撰写《明伦铭辞》和《敬身铭辞》，自励自勉。前者通过列举江革、薛包、王祥等著名历史人物在“德、仁、义、孝、敬”方面的感人事迹，确立父子、君臣、夫妇、朋友等伦理关系的典范；后者则从衣服、饮食、义利、忧乐、敬诚、俭奢等方面提出了修养的标准和典范。王尚絅说过：“进退出处，维圣有训，落魄如稽阮数子者，非孔孟之徒所敢道也。”在道德修养上，他身体力行，“一步一趋，悉中道规……造诣精粹，拔俗自持。邃于理学，后世是师”。
王尚絅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关爱民生，忠君报国。嘉靖七年（1528），河南灾荒严重，“饥民艰苦万状，触目恻心……死不如牛马，生不如猪狗”。他上奏提出十六条救荒措施，包括“悯饥馑，恤暴露，救中户，暂停征，惩不信，权籴买，谨预备，广恩泽，省刑狱，止匠价，崇节义，正服舍，存恤流民，重正官，计处粮站，禁革吏胥里书”。在十六条措施中以关爱民生为主。几个月之后，当自己主张未见采纳时，再次上疏，说道：“念臣前职，始晋及蜀，历秦复晋，穷檐栖栖，积有岁年。为母而来，终母而往，往思死忠，来思死孝，有志无成，臣窃伤之。乃今自生之年，抵死之日，皆臣致身报国之秋，无复可诿者也……陛下愿治之主，臣非禄仕之人……臣衔恩思报，措躬无地，讵敢迟违……兹当促装力疾赴任。谨录原进本稿上呈乞览，惟陛下俯察，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拳拳忠君爱民之情溢于言表。王尚絅为政清廉，政绩卓著，深得民心，卒于官所，士民遮道泣送。 作为著名理学家，王尚絅为中国哲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赢得了时人和后人的高度评价。明人薛应旂认为：“使假之以年，当必有继往圣而开来学者，而世顾以功名事业期之，又岂足以知先生哉？”清人刘宗泗说：“尚絅学问淹博，雅善诗文，然实非所好也。当时推理学者，每与何文定瑭同称云。”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不可低估，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
注释
①薛应旂：《苍谷先生传》，《明文海》卷三百八十八，中华书局，1987年，第4012页。
②《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87页。
③程颐：《为家君作试汉州学策问三首》，《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580页。
④《河南程氏文集》卷二，《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638页。
⑤⑧《汝州圣学书院碑铭》，见四库未收书辑刊影印之《苍谷全集》卷十，北京出版社，1998年。以下所引本书只列篇名和卷数。
⑥《双酒务祭程明道文》，卷十二。
⑦《题少阳集后》，卷九。
⑨《答周子德懋简》，卷十二。
⑩《汝州书院第一议》，卷九。
[11][36]《汝州书院第二议》，卷九。
[12]冯达文、郭齐勇：《新编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5页。
[13]陈来：《宋明理学》，生活·读书·求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323—343页。
[14]《风穴赋序》，卷一。
[15]《赠张子风序》，卷八。
[16]《风穴问答》，卷十。
[17][18]《陈图南蜕骨成仙辩》，卷九。
[19]《名四子说》，卷九。
[20]王廷相：《慎言·道体》，《王廷相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751页。
[21]王廷相：《答薛君采论性书》，《王廷相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518页。
[22]罗钦顺：《困知记》卷下，中华书局，1990年，第4页。
[23]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一，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页。[24]方以智：《物理小识总论》，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页。
[25]庞朴：《东西均注释》，中华书局，2001年，第88页。
[26]孙奇逢：《王布政尚絅》，《中州人物考》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又见《苍谷全集》附录《王布政公传》。
[27][12]《复除再陈疏》，卷七。
[28]《陈情乞养疏》，卷七。
[29][40]《明故浙江右布政使苍谷王子墓志铭》，《苍谷全集》附录。
[30]《明贞孝文子王公靖懿君周氏墓表》，《苍谷全集》附录。
[31]《哀声集后序》，卷八。
[32]《祭亡妻安人文》之二，卷十二。
[33]《重建虎亭文庙记》，卷七。
[34]《建题名塔记》，卷七。
[35]《鲁山县重建庙学碑》，卷十。
[38]《敬身铭辞》、《明伦铭辞》，卷十。
[39]《谢王巡抚俞巡按会荐书》，卷十二。
[41]《献民艰苦状》，卷七。
[44]刘淙泗《王布政尚絅》，《苍谷全集》附录。
关键词：王尚絅；二程理学；气本论；伦理道德
中图分类号：B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5—0110—05
王尚絅（1478—1531），字锦夫，号苍谷，河南郏县人，弘治十五年进士，官至浙江右布政使，著有《苍谷全集》行世，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和理学家。
王尚絅与“前七子”派文学家交往密切，是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重要成员之一，现代学者廖可斌、黄卓越等都已有定评。在理学上，王尚絅黜华崇实，“左苏右程”，自觉维护二程及其学说的历史地位，发展了“气本论”理论体系，重视心性修养。明代著名学者薛应旂指出：“先生文追秦汉，诗逼苏李，一時艺林咸称作者，有《苍谷集》十二卷行于世，然实非先生之所尚也。先生平生每右两程左三苏，崇理学而鄙词翰，使假之以年，当必有继往圣而开来学者。”①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孙奇逢在《中州人物考》中将王尚絅列入“理学”人物，与何瑭、崔铣和王廷相等并列。但是，截至目前，王尚絅的理学思想还没有得到现代学者的重视，这不利于全面认识明代理学的发展概况。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王尚絅理学思想及其贡献进行初步探讨。
一、自觉维护二程及其学说的地位
王尚絅“远宗二程”，在维护二程及其学说的历史地位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主要表现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实事求是地总结和评价“程氏之学”。北宋初期，在古文和儒学的复兴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不利于新儒学的构建。二程批评道：“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②；“后之儒者，莫不以为文章、治经术为务。文章则华靡其词，新奇其意，取悦人耳目而己。经术则解释辞训，较先儒长短，立异说以为己工而已。如是之学，果可至于道乎？”③为此，他们“以兴起斯文为己任”④，决心创立一套与文章、训诂、佛老不同旨趣的新学说、新理论。他们把孟子以后中断了一千四百多年的儒学道统接续下来，创立了道学即理学。王尚絅对此总结和概括如下：“慨自羲皇尧舜，世历周孔，治乱相乘，以勋以报。轲死亡传，糜烂六籍，湮没千载，发明于程氏两夫子……夫子吾不得而见其圣人否也，方其年有十五，已志乎圣人之道，非圣者无学焉，涵养曰敬，践履曰诚，进学曰致知，笃信行果，守兹靡渝。求于内而不荒于外，亟于本而不眩于末，止于道而不狃于异端。微于独，显于身；征于言，发于事。功而不违于天地，不疑于鬼神，不戾于天下，不悖于万世，不诡于圣人者，是谓程氏之学。”⑤这些概括，涵盖了二程学说的概念范畴、方法论、认识论及修养论等，对我们认识二程理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王尚絅进一步指出：“夫神宗急于求治，有圣人之资者也；先生身体斯道，有圣人之学者也。奈何新学斯崇，而伪学斯禁，千载之期，失于一旦？”⑥“使程氏之道行，则宋可无南也，如临安何？或曰南宋之传，天为太祖报也。”⑦“圣人可作，斯弗可易。向使道行熙丰，其勋华也……呜呼，乃宋由是南已。天乎？人欤？悲夫！悲夫！”⑧“勋华”即尧舜。他认为，程氏之道能够在国家政治建设和社会秩序稳定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北宋熙丰年间能够真正实施程氏之道，神宗皇帝可以成为尧舜一样的圣人，宋王朝也不至于落得后来南渡偏安的结局。因此，他对二程及其学说在北宋的不幸遭遇乃至北宋王朝的命运深表惋惜。此外，他还对诋毁程氏学说的现象予以坚决反驳。他在《答周子德懋简》中说：“程子谓通本隐君子，议论极有格言。续经之类，皆非其作，罪坐于后人之附会尔。此程子心得之见，万世之公论也。至其著述，远过荀、杨；事业规模，高出房、杜。而彼贱诋者，何为也邪？其视吾程子之心胸何如？君子深造，贵于自得。德懋以为何如？他日玉堂之上，史笔辉煌，为死者雪冤否？”⑨对程氏学说正本清源，并鼓励对方为恢复二程的清白做出努力。王尚絅为程学的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是自觉维护二程的历史地位。正德十六年（1521），汝州知州张崇德创建三贤书院，请王尚絅题写书院碑铭。由于在“三贤”人选上意见的分歧，他连续三次致信张崇德，据理力争，坚决维护二程的地位。第一封信中写道：“夫所谓三贤云者，初不识其为谁，既而阅状云伊川、东坡、颍滨，而不及明道。考之明道始终在汝，东坡始终未至，颍滨史志皆无所载。今曰三贤，袭之古耶？创诸今耶？袭之古，则据自何典？创之今，则起自何义？余皆不识其何说也……幸以古典今义，作者始末下示。庶昭今传远，或者亦周公孔子之道也。何生去，久不闻命。故敢以书请。”⑩要求对方解释确立伊川、东坡和颍滨为“三贤”的历史和现实依据。
第二封信则通过多角度的分析讨论，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摘录两段如下：
书院曰三贤者，黄君状谓程氏伊川、苏氏坡、颍。曰两贤，絅主明道、伊川言也。盖程氏本河南人，明道自监察御史里行监近乡酒税，光庭归自汝上，有春风之想，召命及门，而卒于汝。伊川授汝州团练推官、经筵坐讲，被劾编放还，范祖禹议复汝上田二十顷。则汝固两贤歌哭之所、游息之乡也。和风化雨，熏润犹存，从而祠之，孰曰非实录哉！
今以义起所可者三，所甚不可者二。专祠二程可也，专祠二苏或可也；并出三贤，特祠明道亦可也……如前所谓三贤者，像列一堂，甚不可也，而又独黜明道，则又甚不可也。平生所学，硁硁之见，有不敢尔。使义所不敢而敢于阿从，有识者不为絅惜，不为程子惜？不为名教惜，不为孔子之道惜邪？是故宁得罪于苏，孰可得罪于程？得罪于一人，孰可得罪于君子？得罪于一方一时，孰可得罪于天下后世？
王尚絅从维护周公孔子之道的长远利益出发，围绕二程对儒学的重要贡献、洛学与蜀学的矛盾对立以及书院的教育导向作用等方面，尊重历史，义正词严，反复申说，辨明是非利害，阐述自己的主张。在洛学和蜀学、文辞和道德的选择上，他义无反顾地“右两程左三苏，崇理学而鄙词翰”，“宁得罪于苏，孰可得罪于程”，体现了维护二程历史地位和保持洛学独立及其纯洁性的坚定立场和信念。 二、“气本论”思想
明代中叶以后，“气学”思想得到了很大发展。但截至目前，学界对明中叶“气学”理论的研究多集中在罗钦顺、王廷相的思想上。如冯达文、郭齐勇指出：“朱学发展到罗钦顺，也较原来的理论有了较大的改变，明显地从‘理学’向‘气学’转变。尤其是王廷相哲学的诞生……形成了宋明时代独具特色的‘气本论’理论体系，从而成为明清之际思想界推陈出新的先导。”陈来在谈及明中叶的理学时认为，罗钦顺的思想已明显地从‘理学’向‘气学’发展，王廷相的理气关系论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立场，在哲学史上做出了新的贡献。
通过对王尚絅相关论述的考察，我们发现其“气学”思想也非常丰富，是明中叶“气本论”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概而言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气”决定风的形成和变化。他说：“闻风气为之，天地之号令也。五行得令，四时顺序，而后八方风各应律而至，以成岁功，否则变怪百出，不可具状。然有正有变，皆气为之也。”“岁功”有二义，一是一年的时序，二是一年农事的收获，这里我们理解为时序。王尚絅的意思是，风为天地、五行之号令，如果风按规律而行，寒暑往来，四时更迭就会和谐有序，否则将会导致各种异常现象；而正常与异常的变化在根本上又都决定于“气”。
在谈到“气”的变化对风的影响和决定作用时，王尚絅指出：“阴得阳而为之风，气变而风亦变，故风从风曰巽，风行地上曰观，风行天上曰姤，风行山上曰蛊，风行水上曰涣。于四时曰春曰夏，仁气为之也；曰秋曰冬，义气为之也。若乃冬风暴，秋风灾，义气之戾也；夏风颏，春风飙，仁气之戾也。是故三皇春也，其风温；五帝夏也，其风涣；三王秋也，其风凄；五霸冬也，其风烈。杂于七国，虐于秦，醇驳于汉，清虚纷扰于两晋南北之间，以至暴于隋而夷于唐，乱于五季而弱于宋。四时变气之余烈，不可以遽数也。随气所变，毫发不掩。无形而有形，无声而有声，无幽不显，无深不入，不见疾而速，不见行而至，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哉？本一气之流行，历千古而互现。自古及今，未有气变矣而风不变者。”
在他看来，自然界天地山川空间之风，春夏秋冬四时之风以及人类历史社会不同阶段之风，之所以各不相同，都是由于“气”的变化或不同形成的。而且“气”的变化是永恒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因而风在“气”的影响下也不断变化，即“随气所变，毫发不掩”，“自古及今，未有气变矣而风不变者”。
其二，扩而大之，王尚絅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的各种不同现象也是由“气”的变化形成的。他说：“气之所化，飞物之所本。有正有变，互为消长。或自南而北，或自北而南。自北而南，气正矣，则其钟于物也，为阳，为刚，为庆云，为时雨，为君子，为祥瑞，为鸾凤，为芝草，为灵椿。人得之则为福，为寿，为聪，为明。自南而北，气变矣，则其钟于物也，为阴，为柔，为冰雹，为暴雨，为小人，为魍魉，为鸱鸟，为荼毒，为臭草，为怪物。人得之则为胗，为衊，为瘫，为夭折。或随地而殊，或应时而变，故曰气为之也。”这些文字表明，互相矛盾着的“正气”与“变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它们之间的消长变化，不但产生了自然界的阴阳、刚柔、庆云、时雨、冰雹、灾害等互相对立的现象，而且也决定了人的福寿、夭祥、善恶、贤愚、美丑等。一言以蔽之，“气”的不同运动形式是构成不同事物的基础。这种认为对立的“气”的矛盾运动引起事物的运动变化的观点，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包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非常可贵。
王尚絅在承认“气”对社会人生的决定作用的基础上，认为人生命的长短是由“气”决定的，并据此批判世人的学仙行为。他说：“自有生以来，安有所谓不死人哉？盖命之修短，各悬于气之禀受，而不系于人之修为……粤维上古气厚，厥生各千余岁，至尧舜时犹踰百岁。继此虽人物禀受差殊，而天地之气亦薄矣。修长者犹间或一植焉，如篯何学顾七百余岁。乃若陈抟卒年一百八十有奇。今考鱼钩媪乳之传，虽若难信，要其生固有与人异者。”他认为，上古之时，人的寿命长，是因为那时天地之气厚；而后来随着天地之气变薄，人的寿命也就变短了，因此世上没有长生不死之人。他断然指出：“仙非可学而至也……必欲学焉，终以无成，老且死而不悟”，“仙家幻妄……使世人绝欲导气，贪生妄想，卒之犹速其死者。首骈踵聚，祸不甚邪？”对世人希望长生不死的愚昧行为和术士异端危害社会的不良现象进行了严肃批判。在生命观上，也体现出了其唯物主义思想。
其三，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产生世界万物。他在阐述给自己四个儿子命名的理据时指出：“太极同一气也，分而为阴阳。两仪建矣，三才位矣，四时行矣。夫时，天地之四府也；天地人，爻之三也。阴阳气二，而未始不相和也。其极则本同一气也。一而二，而三，而四，而万化从焉。羲文周孔之《易》备矣。苍谷子于是命其子曰：伯同一之，仲和两之，叔爻三之，季府四之。”“气”虽然分阴阳，但阴阳二气的“和合”，也即相互作用，便形成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引起世界的千变万化。他分别给四个儿子命名为一同、二和、三爻、四府，即充分反映了阴阳二气和合的思想。
综上，王尚絅不但认为风等各种自然现象是由“气”形成的，而且认为人世间的各种现象也都是由“气”形成的，其发展变化也是由“气”及其变化决定的。这些认识充分发展了张载的“气一元论”哲学思想。王尚絅与王廷相为同年进士，且二人交往密切。他们在“气”对世界物质的决定作用以及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等方面，有共同的哲学观点。王廷相认为，元气是产生万物的原始物质，元气可分为阴阳二气，二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如他说：“天地未判，元气混涵，清虚无间，造化之元机也，有虚即有气，虚不离气，气不离虚，无所始，无所终之妙也。不可知其所至，故曰太极；不可以为象，故曰太虚，非阴阳之外有极有虚也，二气感化，群象显设，天地万物所由以生也，非实体乎？”王尚絅则重在从“气”的运动变化方面分析“气”对世界万物的决定和影响。在“气”与“性”的关系方面，王廷相承认“气”对性的决定作用，如他说：“性出乎气而主乎气。”王尚絅认为“气”的不同决定人的善恶贤愚等。 在“气”的运动变化观点上，罗钦顺也认为“气”是不断变化的，如他说：“气一本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循环不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但是对“气”是如何变化的以及“气”的变化对其他事物的影响等，罗钦顺没有深入地讨论，正是王尚絅强化了对“气”的变化的论证和分析。因此，王尚絅的“气学”思想与罗钦顺、王廷相的思想相互补充，共同丰富和发展了“气本论”哲学体系，推动了其后实学哲学的发展。因此王尚絅在明代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王尚絅的“气本论”思想，对明清之际的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对方以智的哲学思想影响显著。如，王尚絅认为风等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及其发展变化都是由“气”决定的，他说“有正有变，皆气为之”，方以智则说：“一切物，皆气所为。空，皆气所实也”，“气行于天乃五运，产于地曰五材，七曜列星，其精在天，其散在地，故为山川，为鳞、羽、毛、介、草、木之物”。即从天之五行到地之五材，乃至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都是一气运动变化的产物。比较二人的观点和表述，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之间哲学思想的演进轨迹。
非但如此，方以智的矛盾说与辩证法思想非常突出，他提出了“相反相因”的发展观，如他认为：“所谓相反相因者，相救相胜而相成也。昼夜、水火、生死、男女、生克、刚柔、清浊、明暗、虚实、有无、形气、道器、真妄、顺逆、安危、劳逸……千万尽于奇偶，而对待圆于流行。夫对待者，即相反也”，“有一必有二，二皆本于一。”列举了近二十对相互矛盾、相互背反的事物，而这些事物都是相反相因、相救相成的关系。这些思想与王尚絅的“有正有变，互为消长”、“为阳为刚，为阴为柔”等对立观思想也有明显的传承、因袭关系。不难看出王尚絅的辩证认识方法对方以智思想的影响。
三、伦理道德思想
王尚絅“自童稚时已立志为圣贤之学，比长尽通五经诸子，尤邃三礼”。后交游陈云逵等礼学之士，切磋丽泽，在伦理道德和心性修养方面卓有建树。
首先是“孝论”思想。王尚絅说过：“进思尽忠，退思尽孝，此生人之大义，无所逃焉者也。”“进思尽忠，退思尽孝”，是其处理君臣、父子关系的基本准则。当他得知祖母与母亲病重时，立即上疏，请求归养二母。《陈情乞养亲疏》云：“臣祖母李氏见年九十一岁，臣母聂氏六十六岁，老病尫羸，不离床褥，闻贼惊恐，旧疾愈重，思欲一见臣面。臣闻命彷徨，无以为计……臣奔父丧，未能亲自裹敛，洎今抱恨，母且老病，迎养维艰……况今流贼汹涌，往复猖獗，倘母有不测，臣将何为！虽生无以报国恩，虽死无以入家庙矣。”他以未能为父裹敛而内疚，倘母再有不测，罪责难辞。为此，不等批复即决然旋归故里，侍养二母。其友王龙湫赞道：“（苍谷）以二母垂老，引疾抗疏，未报而行……携家以还，率配靖懿周氏子具菽水，尽李太君、聂太安人欢”，“弃官赴母难十九年，荐征累不就，竟卒于官，可以知孝。”
在夫妇关系上，王尚絅认为夫妇关系是“人道之始，王化之端”。他说：“感天地，动鬼神，莫如《诗》。诗有《颂》有《雅》有《风》……而首《关雎》。今考其诗，盖咏歌文王之于后妃者也。夫德如文王，孝友忠信，可咏可歌，顾独于《关雎》何哉？岂不以夫妇人道之始，王化之端欤？故曰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君臣。三者正，庶物从之矣。是故夫子删《诗》，独取于《关雎》也。”他认为孔子删《诗》即体现了重视夫妇之道的思想。因此，王尚絅坚守夫妇之道，夫妇关系非常和谐。妻子逝世后，他在妻子灵柩前发誓承诺：“絅嗣今而后，当益励清贞，益坚苦节。完兹德音，以终我安人之意。教尔五子，各俟成立。抚尔二女，各成婚姻，以终我安人之业。养终老母，送终尔父尔母，以终我安人未泯之心。是絅所以报忠良而终余生者，如斯而已矣。兹当七七，亲眷咸在，谨与安人盟诸柩前，神其用妥。如或少违初志，灵其鉴察。”决心以实际行动践履自己的承诺，尽到一个丈夫、父亲和子婿的责任。
王尚絅非常重视伦理道德的“养心”教化作用。他说：“社五土，稷五谷，神司之，养人之身者也；人伦之教，孔子司之，养人之心者也。人莫大于心死，而身次之。土谷不可一日而亡，则孔子之教，顾可一日而亡于天下也哉？”他强调身心兼养，而且养心重于养身，因此，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他认为：“教者，政之先也；学校者，有司之急务也”；“维帝之政与教相为远迩，圣人之治与学旋为显晦……政教有条，庙学著令，明扬作养，期逾百年，由学求治，礼乐仁化，不有待欤？”他特别强调书院在造就道德之士中的重要作用，明确指出书院与学校的功能不同：“庠校以储文学登用之才，书院又以养性命道德之士”，书院的重要职能在于使“有司于以专祠先师，以缘升道德之士，以端士向，以建民极，以隆化本”。
王尚絅曾撰写《明伦铭辞》和《敬身铭辞》，自励自勉。前者通过列举江革、薛包、王祥等著名历史人物在“德、仁、义、孝、敬”方面的感人事迹，确立父子、君臣、夫妇、朋友等伦理关系的典范；后者则从衣服、饮食、义利、忧乐、敬诚、俭奢等方面提出了修养的标准和典范。王尚絅说过：“进退出处，维圣有训，落魄如稽阮数子者，非孔孟之徒所敢道也。”在道德修养上，他身体力行，“一步一趋，悉中道规……造诣精粹，拔俗自持。邃于理学，后世是师”。
王尚絅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关爱民生，忠君报国。嘉靖七年（1528），河南灾荒严重，“饥民艰苦万状，触目恻心……死不如牛马，生不如猪狗”。他上奏提出十六条救荒措施，包括“悯饥馑，恤暴露，救中户，暂停征，惩不信，权籴买，谨预备，广恩泽，省刑狱，止匠价，崇节义，正服舍，存恤流民，重正官，计处粮站，禁革吏胥里书”。在十六条措施中以关爱民生为主。几个月之后，当自己主张未见采纳时，再次上疏，说道：“念臣前职，始晋及蜀，历秦复晋，穷檐栖栖，积有岁年。为母而来，终母而往，往思死忠，来思死孝，有志无成，臣窃伤之。乃今自生之年，抵死之日，皆臣致身报国之秋，无复可诿者也……陛下愿治之主，臣非禄仕之人……臣衔恩思报，措躬无地，讵敢迟违……兹当促装力疾赴任。谨录原进本稿上呈乞览，惟陛下俯察，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拳拳忠君爱民之情溢于言表。王尚絅为政清廉，政绩卓著，深得民心，卒于官所，士民遮道泣送。 作为著名理学家，王尚絅为中国哲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赢得了时人和后人的高度评价。明人薛应旂认为：“使假之以年，当必有继往圣而开来学者，而世顾以功名事业期之，又岂足以知先生哉？”清人刘宗泗说：“尚絅学问淹博，雅善诗文，然实非所好也。当时推理学者，每与何文定瑭同称云。”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不可低估，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
注释
①薛应旂：《苍谷先生传》，《明文海》卷三百八十八，中华书局，1987年，第4012页。
②《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87页。
③程颐：《为家君作试汉州学策问三首》，《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580页。
④《河南程氏文集》卷二，《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638页。
⑤⑧《汝州圣学书院碑铭》，见四库未收书辑刊影印之《苍谷全集》卷十，北京出版社，1998年。以下所引本书只列篇名和卷数。
⑥《双酒务祭程明道文》，卷十二。
⑦《题少阳集后》，卷九。
⑨《答周子德懋简》，卷十二。
⑩《汝州书院第一议》，卷九。
[11][36]《汝州书院第二议》，卷九。
[12]冯达文、郭齐勇：《新编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5页。
[13]陈来：《宋明理学》，生活·读书·求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323—343页。
[14]《风穴赋序》，卷一。
[15]《赠张子风序》，卷八。
[16]《风穴问答》，卷十。
[17][18]《陈图南蜕骨成仙辩》，卷九。
[19]《名四子说》，卷九。
[20]王廷相：《慎言·道体》，《王廷相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751页。
[21]王廷相：《答薛君采论性书》，《王廷相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518页。
[22]罗钦顺：《困知记》卷下，中华书局，1990年，第4页。
[23]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一，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页。[24]方以智：《物理小识总论》，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页。
[25]庞朴：《东西均注释》，中华书局，2001年，第88页。
[26]孙奇逢：《王布政尚絅》，《中州人物考》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又见《苍谷全集》附录《王布政公传》。
[27][12]《复除再陈疏》，卷七。
[28]《陈情乞养疏》，卷七。
[29][40]《明故浙江右布政使苍谷王子墓志铭》，《苍谷全集》附录。
[30]《明贞孝文子王公靖懿君周氏墓表》，《苍谷全集》附录。
[31]《哀声集后序》，卷八。
[32]《祭亡妻安人文》之二，卷十二。
[33]《重建虎亭文庙记》，卷七。
[34]《建题名塔记》，卷七。
[35]《鲁山县重建庙学碑》，卷十。
[38]《敬身铭辞》、《明伦铭辞》，卷十。
[39]《谢王巡抚俞巡按会荐书》，卷十二。
[41]《献民艰苦状》，卷七。
[44]刘淙泗《王布政尚絅》，《苍谷全集》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