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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冷战结束后，印度出于谋求大国地位、加强国家安全和提升经济水平的战略意图，积极推行以东盟为突破口的“东进”战略，这一国家行动给东南亚及其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及地区一体化格局带来深刻影响。作为东南亚的紧邻，云南自然受到印度“东进”的影响，客观地分析和评价这一影响，对积极寻求云南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对策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印度“东进”；云南 ；东南亚；对外开放；影响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印度推行“东进”战略至今，我国学者从未间断过对印度“东进”这一行为给我国到底带来何种影响的研究。从总体看来，印度大举东进东盟，势必对中国产生影响，对一些领域和地区的冲击在所难免，但从中国东盟的关系发展看，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目前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发展史上最好的时期。根本上讲，中国与东盟的友好发展关系并不会因印度对东盟的强势“东进”就受到较大程度的制约和实质性损害，还在持续走好，合作空间仍在扩大。但作为中国面向东南亚开放的桥头堡，云南由于自身经济比较落后、紧邻东南亚，较深地参与了东盟国际分工且云南面向东南亚的开放与印度在东南亚的推进构不成同一档次的博弈，自然就成为印度推进“东进”战略进程中的“受害者”，是受冲击和挑战最大的中国省份。在全球化的今天，印度“东进”作为客观事实，不可避免，而且今后还将进一步地拓展和持续，因此，加强对印度“东进”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就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它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认识这一进程的特点和规律，而且能够为今后云南新一轮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和选择。
一、印度“东进”的战略意图及进程
1991年9月印度正式提出了旨在扩大在亚太地区影响的“东进政策”（Look-east Policy,也译成“东向政策”），而“东进政策”实际上是以东盟为重点，重新发展与东南亚的关系。关于印度“东进”战略意图的阐释，一般认为战略意图既是“东进”的动力，又是“东进”规律的客观反映。从规律层面上看，印度“东进”实际上是地缘关系和国际关系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地区大国在东南亚新一轮博弈的必然产物。从具体层面来看，印度“东进”的战略意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一）构筑东南亚战略支点
冷战后世界格局的急遽变化，促使印度决心进入东盟。东南亚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是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枢纽。印度与东南亚虽然有历史上的渊源关系，但在冷战时期，由于印度与东南亚分属苏联和西方两大阵营，相互关系冷漠。1967年东盟邀请印度参加东盟会议，被印度无情地拒绝，还不屑地认为，东盟的会议是“可口可乐”式的聚会，足以看出当时印度与东盟的关系分离。同时，印度还在人权上指责缅甸，甚至支持缅甸反对党的反对活动。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消亡，世界多极化趋势呈现，印度安全环境大大改善。印度日益认识到，倒向苏联、限于印度洋、困于中巴、囿于南亚次大陆已不能维护其根本利益。所以，在冷战结束后，经过深刻反思，根据国际形势发展的趋势，制定了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主动推行“东进”战略，改善东部周边关系，以期构筑自己的东南亚战略支点。
（二）力争在东南亚乃至亚太地区充当重要的平衡力量印度作为南亚次大陆的主要国家，由多民族构成，历史上长期遭受外来统治。基于英国人的战略需要，打造了英属印度的周边战略防御圈，直接或间接扩展了英属印度的地缘范围和影响。这种意识对印度人的大国心理影响深远，印度统治者将实现大国梦想作为其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独立前，尼赫鲁就明确印度的亚洲中心构想“印度将主宰南亚次大陆，要么作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在印度洋地区，从东南亚一直到中亚西亚，印度将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中心，而在将来，太平洋将要代替大西洋成为全世界的神经中枢，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在那里发挥重要影响”。[1] 此后，历届政府都把“称霸南亚，控制印度洋，争做世界大国”作为其国家战略目标。“东进”政策就是其实现大国目标的重要一环。1991年9月的拉奥政府制订的“外交政策决议”，提出了“面向东方”的外交政策，正式吹响了印度“东进”的号角。
(三)发展经济的需要
而冷战后，发展成为战后主流。坚实的经济基础是一个国家迈向大国的物质保障，印度经过市场化改革之后，虽然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由于历史原因，印度的发展处于后发阶段，印巴不和，区域内经济合作不畅，发展潜力有限。东盟及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则是另一番景象，各国经济龙腾虎跃，充满活力。东盟经济上的骄人业绩使印度意识到“太阳真正从东方升起”。[2]在东盟眼中，印度不仅是拥有10亿人口的巨大市场，而且拥有较为完善的法律和投资环境，经济结构互补性较强，在能源、农业、信息产业领域均有广泛的合作前景。同时，印度也想利用和分享东盟的资金、技术、资源和市场来加速本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迫切需要东盟更多的技术和投资，为经济改革增添后劲。这是印度“东进”的重要意图之一。
(四)出于安全考虑
印度推行“东向政策”是大国安全战略和“中国因素”的综合考量结果。谋求与东盟安全和军事合作是印度“东进”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地处两洋结合部的东南亚，战略地位极其突出。印度加强与东盟安全领域的合作，进能找到挤进亚太地区的突破口，退可改善周边安全环境。印度加强从印度洋到南中海的军事活动、加强与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端的国家的安全合作、利用拉拢对中国存有疑虑的东盟国家建立制衡中国的安全网络、防范和挤压中国的生存活动空间与消除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是印度东进的目的。在当前全球反恐背景下，双方非传统安全合作的需求进一步增大。近年来印度东北部和安达曼群岛地区恐怖主义活动加剧、海盗猖獗、毒品走私泛滥、民族分离主义严重。“2000年东南亚水域共发生469起海盗事件，比上一年增长57%，其中40%左右发生在印度尼西亚附近和马六甲海峡水域”，[3]这对日益需要从东南亚进口油气等战略资源的印度海上贸易是严重的威胁。一些东盟国家希望印度能协助训练其部队的反恐作战能力，印度也希望加强合作，遏制恐怖势力蔓延的势头。
印度“东进”的轨迹。印度“东进”是渐次推进的过程，1992年印度成为东盟的“部分对话伙伴”，1996年上升为“正式对话伙伴”，1997年印度主导建立了“印孟斯泰缅”五国经济合作组织，成为印度迈向东盟的重要一步。1998年举行了首次安全战略“高级官员会议”，开启了安全对话的新渠道。2000年成立印、泰、缅、越、老、柬六国“湄公河--恒河”合作组织，紧跟中国与东盟的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2002年建立“10+1”对话机制，并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03年双方签署《印度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规划在未来10年建立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区。2004年双方签署《和平、进步与共同繁荣伙伴关系协定》，加入“10+4”对话机制。2008年8月28日，双方自由贸易协定（FTA）最后达成，将于年底曼谷东亚峰会期间正式签署该协定, 并将于2009年1月开始实施，届时印度将成为继中、日和韩后第四个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机制的国家。由此看出，印度“东进”的发展特征是，由接触、恢复到实质性突破再到共同繁荣的伙伴关系；由以点带面、重点突破到全面合作；由教育文化旅游开路到经济贸易投资并伴随军事及非传统安全活动。从发展阶段看，1991年至2002年是第一阶段，2002年至今是第二阶段。
二、印度“东进”对云南对外开放的影响
云南地处东亚与东南亚、南亚次大陆的结合部，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独厚的“先导优势”，是中国走向东南亚和南亚的“桥头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积极推动了东盟与中国接壤省份--云南的经贸往来，给云南带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使云南从一个封闭的内陆省份一下变为我国对外开发的前沿阵地，云南对东南亚开放是在中国东盟发展关系项下的具体表现。 显然，云南面向东南亚的开放与印度在东南亚的推进构不成同一档次的博弈，但是由于云南经济总量小、基础差、底子薄、资金短缺、人才匮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弱和产业结构趋同化严重等原因，且紧邻东南亚，较深地参与了东盟国际分工，自然就成为印度“东进”战略推进的“受害者”，是受冲击和挑战最大的中国省份。 2009年1月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协定（FTA）开始生效，云南面临的形势将更加严峻。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东南亚，印度与中国之间将是一种健康的竞争关系”。[4]但笔者认为，对于云南来讲，竞争关系主要表现为挑战。
(一) 印度推进“东进”战略制约了云南与东盟的经贸发展
1.产品贸易方面
东盟与印度互为对方的第三、四大贸易伙伴。东盟与印度签署《自由贸易协议》，重要原因是东盟区内贸易限制本区域的经济增长，东盟必须依赖外需来带动经济增长，这是东盟的重要经济结构特性。而印度积极“东进”则是希望从扩大与东盟经贸合作和提供经济援助入手，通过“经济外交”来赢得东盟在国际事务方面更大的支持。印度东盟经济合作意愿迫切，潜力巨大，必然挤压云南与东盟的贸易发展空间。
(1)从贸易规模看
云南对外开放的主要方向是东南亚，“2007年云南省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完成87.8亿美元，其中与东盟的进出口贸易额为30.3亿美元，占云南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的34％；2007年云南省全年外贸出口总额完成47.36亿美元，其中对东盟出口21.75亿美元”， [5]云南出口到东盟的产品占全省总出口量的近一半，东盟是云南最大的出口市场；而2007年印度与东盟的贸易额则达到370多亿美元，印度对东盟的贸易额只占其全球贸易额的9.6％，东盟对印度的贸易额占其全球贸易额的2％。云南与东盟的这种“经贸规模小、占全省进出口总额比重大”的贸易特点与印度东盟的“彼此占有比重较小，合作潜力巨大” 贸易特点相比，云南对东盟依赖性较强，贸易总量小、增长率低，势必受到印度“东进”进程加快的影响，将导致云南的东盟市场份额减少和贸易增量缩小。
(2)从产品结构看
虽然最近几年云南出口到东盟的产品在以15％的平均速度增长，但出口产品主要是化工、矿产品、纺织品和农产品等初级、低技术和低附加值产品，与印度产品趋同，构不成差异、形不成竞争，同时，相对于东盟大多数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在逐步被印度所取代。另外，根据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协议》，到2015年其双方将削减80％的产品进口关税，东盟95％的产品贸易都将对印度开放，印度东盟相互依赖将不断加深，使云南相关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下降，大大抵消了对东盟国家原来存在的一定优势，势必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局面。
2.投融资方面
东盟国家处于一体化发展状态，正着力于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2008年8月，印度与东盟达成自由贸易协议，以后双方还将在投资自由化方面继续磋商，力争在明年内就争取建立经常性的协调机制、搭建投资对话和交流的平台达成一致，届时双方投资和服务将会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1)对外投资
前些年印度几个较大的东盟贸易伙伴是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印度对于东盟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这几个较为稳定、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但近几年印度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繁荣发展的推动下，“东进”步伐加大，逐步将投资转向了经济迅速增长、开放力度加大的越南等东盟新兴市场国家，而这些国家正是云南投资的传统对象。在这竞争下，就会造成云南对东南亚的投资合作进程放缓、空间缩小和渠道不畅，势必阻碍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及与东盟经济技术合作的稳步发展，导致云南在东盟影响力的下降。
(2)外资利用
资金短缺是次区域国家地区的普遍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可利用的东盟外资锐减，资金短缺雪上加霜。随着印度“东进”步伐的加大，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迫切需要东盟国家更多的技术和投资，为经济改革增添后劲。然而，云南作为东盟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伙伴，势必进一步加剧与印度“争项目、争投资”，饥不择食地将外资投入到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中去，使生产要素上不能向回报率高的地区流动，自然也争取不到最大的比较效益，必将导致云南的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产业布局不合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将受到严重限制。
3.经济合作方面
印度“东进”战略的第一阶段主要集中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第二阶段则主要是深化同东盟的经济合作。包括加快自由贸易区安排，以及争取加入“10＋6”机制，将影响范围扩大到澳大利亚至中国和东亚广大地区。
印度雄厚的基础工业技术和先进的IT产业技术大大地增强了东盟的经济竞争力，部分实现了东盟经济整合，对云南面向东南亚的对外开放构成了挑战，迫使云南必须及时调整产业结构、营造好的制度环境和提高科技产业水平以适应东盟国际竞争市场的需要，否则将处于被动。
随着印度与东盟、东亚和亚太国家经济热度的提升，云南在加强经济合作、破除地区封锁和行政限制、促进区域开放、交换和分工，在组织资金、商品、人才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在统筹规划和开发建设能源、通信、市场等基础设施，在市场、资源与资金、技术互换，实现优势互补，变经济潜能为现实优势等方面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
(二) 印度推进“东进”战略削弱了云南在东盟地区的地位和影响
印度强势东进，使东南亚的地区国际关系更加复杂化，虽然从印度目前的实力、该地区的制衡机制和各行为体的力量对比等因素看，印度难以削弱和改变中国在东盟的影响和地位，其“抑中”的作用有限。但由于东盟推行“地区力量平衡”战略，有意识地抬升印度在本地区的地位及印度自身实力的增强，“东进”不可避免地对东南亚及周边地区的次区域合作造成了不小影响。
1. 地区合作组织的建立及争夺
印度积极推动其主导的“印孟斯泰缅”经济合作组织与“恒河――湄公河”合作组织，而冷淡中国倡导的“中印孟缅”昆明论坛和“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从中不难看出印度与孟加拉湾地区国家、东盟国家的合作有“另立山头”与中国竞争的意图。印度淡化“昆明倡仪”的态度进而又对缅甸和孟加拉国造成消极影响，这些国家对昆明论坛机制性合作的兴趣减弱就是这一影响的具体表现。由此看来印度在该地区显然不愿充当中国的“配角”。瓦杰帕伊所宣称的两国在该地区的“健康的竞争” 实际上阻碍了云南和上述国家的合作，云南的区域优势和先导作用受到了削弱。
2. “东西走廊”与“南北走廊”相抗衡
泛亚铁路中国境内段称为“云南国际铁路通道”，近几年当印度看到中国积极推动泛亚铁路“南北走廊”建设，并借此密切与东盟诸国关系时，一改往态，对柬埔寨和缅甸等国呼吁修建一条从新德里到河内的铁路的提议给予了积极回应。2003年9月4日，瓦杰帕伊在新德里宣布：“连接印缅泰的公路项目已经开始，根据恒河――湄公河合作计划，我们正在着眼新德里和河内的铁路连线。” [6]这种连接将为新德里超越湄公河开辟一个新贸易走廊，以改变印度与中国在湄公河领域竞争中的劣势。同时，全球大国日本也不希望看到中国主导泛亚铁路项目，积极支持印度和中南半岛几个国家建设“东西走廊”，与泛亚铁路这条“南北走廊”相抗衡，此举使得泛亚铁路项目增添了更加复杂的色彩，也将延缓云南“物流、生产和引资”中心的建设，阻碍云南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而打造的“一个通道、两个基地、三大市场和四条走廊”局面的形成，云南借助泛亚铁路改善基础设施、调整产业结构的契机也有丧失的可能。
三、云南应对印度“东进”的对外开放机遇
新一轮对外开放中云南的定位是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合作的枢纽和桥头堡。在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下，云南省制定了务实灵活的对外开放若干政策，在吸引外资、优惠政策、鼓励“走出去”战略、打造投资环境和依法高效行政服务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性尝试，充分显示了云南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的决心和信心。这一政策的突出特点是：①在中央对外开放方针的指引下，依赖于中央政策的倾向性；②注重与近邻之间的各种贸易关系的拓展，其中与缅、越、老和泰国的经贸关系是考量的重点。③以边贸和具有较强互补性的产业和产品作为政策的突破点。④鼓励多种形式的民间交流交往，打造开放的民间基础。但是，由于印度“东进”的推进，云南新的开放政策的制定还应充分考虑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新经济增长点的培育，及如何以缅、孟为中介加强与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拓展发展空间等因素，对此，提出几点建议。
(一) 深化经济合作，加强软件建设
营造更好的贸易环境，扩大市场规模，实现更为广泛的贸易收益；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充实云南东盟投资机构的工作内容；扩大双方企业层面的交流，营造好的创业环境。
加强和深化分工以满足扩大市场和推动合作的需要，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加强学术领域的交流合作，加大对对方国家的研究力度。
(二) 加快转动能源和交通两个轮子
积极与缅甸谈判，争取早日修建从缅甸西海岸通向昆明及中国西南地区的油气管道，确保开发云南和西南地区所急需的能源战略供应。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发挥良好服务功能。进一步提速云南国际出境“交通网”建设，为中国东盟贸易区的建立提供优质服务。大力、快速地推动泛亚铁路和昆河、昆仰国际公路建设，提高昆曼公路通行能力，推进第三亚欧大陆桥通道的实施，建立持续、健康和稳定的发展结构，增强云南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三) 合理布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受我国宏观经济调整及东部沿海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 等中央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新举措为云南经济布局的调整提供了历史机遇、为云南转移经济重心，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了可能：以个－开－蒙和河口等城市群经济圈形成对越南的开放市场；参与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带动版纳和思茅经济增长极；保山和德宏抓住腾密和泛亚国际大通道建设的机遇，积极走向缅甸、南亚和印度洋，成为能够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新经济增长点。这种局面一旦形成，云南面向两亚的前沿区位优势将更加明显，与周边国家的互补性加大，对外开放的战略将更为灵活，经济发展将得到进一步拉动。
(四) 对东南亚的开放政策应当更多地考虑印度“东进”因素
重新评估和制定云南面向东南亚与印度“东进”的对接政策。站在“东进”视角同东盟进行合作，把云南面向东南亚的开放政策与印度“东进”政策之间可能的契合之处找出来，寻求三方合作的兴趣点，进以推动中国――东盟――印度（南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参考文献
[1] 尼赫鲁：《印度的发现》第163－16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版。
[2]《看印度的东向政策》，见《喜马拉雅亚洲防御杂志》1998.05。
[3] 亢升：《析印度“东进”东盟对中国的影响》，《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4] 孙冰冰：《围绕东盟的龙象之争》，《新闻周刊》2003第36期。
[5] 中国发展门户网www.chinagate.com.cn，2008 年 01 月 16 日。
[6] 唐璐:《同中国角力, 印度把铁路铺到河内》, 载《国际先驱导报》2003年9月12 日。
作者简介:
段学品男（1974－），籍贯:河南汝南，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师，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政治理论。
关键词印度“东进”；云南 ；东南亚；对外开放；影响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印度推行“东进”战略至今，我国学者从未间断过对印度“东进”这一行为给我国到底带来何种影响的研究。从总体看来，印度大举东进东盟，势必对中国产生影响，对一些领域和地区的冲击在所难免，但从中国东盟的关系发展看，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目前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发展史上最好的时期。根本上讲，中国与东盟的友好发展关系并不会因印度对东盟的强势“东进”就受到较大程度的制约和实质性损害，还在持续走好，合作空间仍在扩大。但作为中国面向东南亚开放的桥头堡，云南由于自身经济比较落后、紧邻东南亚，较深地参与了东盟国际分工且云南面向东南亚的开放与印度在东南亚的推进构不成同一档次的博弈，自然就成为印度推进“东进”战略进程中的“受害者”，是受冲击和挑战最大的中国省份。在全球化的今天，印度“东进”作为客观事实，不可避免，而且今后还将进一步地拓展和持续，因此，加强对印度“东进”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就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它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认识这一进程的特点和规律，而且能够为今后云南新一轮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和选择。
一、印度“东进”的战略意图及进程
1991年9月印度正式提出了旨在扩大在亚太地区影响的“东进政策”（Look-east Policy,也译成“东向政策”），而“东进政策”实际上是以东盟为重点，重新发展与东南亚的关系。关于印度“东进”战略意图的阐释，一般认为战略意图既是“东进”的动力，又是“东进”规律的客观反映。从规律层面上看，印度“东进”实际上是地缘关系和国际关系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地区大国在东南亚新一轮博弈的必然产物。从具体层面来看，印度“东进”的战略意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一）构筑东南亚战略支点
冷战后世界格局的急遽变化，促使印度决心进入东盟。东南亚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是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枢纽。印度与东南亚虽然有历史上的渊源关系，但在冷战时期，由于印度与东南亚分属苏联和西方两大阵营，相互关系冷漠。1967年东盟邀请印度参加东盟会议，被印度无情地拒绝，还不屑地认为，东盟的会议是“可口可乐”式的聚会，足以看出当时印度与东盟的关系分离。同时，印度还在人权上指责缅甸，甚至支持缅甸反对党的反对活动。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消亡，世界多极化趋势呈现，印度安全环境大大改善。印度日益认识到，倒向苏联、限于印度洋、困于中巴、囿于南亚次大陆已不能维护其根本利益。所以，在冷战结束后，经过深刻反思，根据国际形势发展的趋势，制定了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主动推行“东进”战略，改善东部周边关系，以期构筑自己的东南亚战略支点。
（二）力争在东南亚乃至亚太地区充当重要的平衡力量印度作为南亚次大陆的主要国家，由多民族构成，历史上长期遭受外来统治。基于英国人的战略需要，打造了英属印度的周边战略防御圈，直接或间接扩展了英属印度的地缘范围和影响。这种意识对印度人的大国心理影响深远，印度统治者将实现大国梦想作为其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独立前，尼赫鲁就明确印度的亚洲中心构想“印度将主宰南亚次大陆，要么作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在印度洋地区，从东南亚一直到中亚西亚，印度将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中心，而在将来，太平洋将要代替大西洋成为全世界的神经中枢，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在那里发挥重要影响”。[1] 此后，历届政府都把“称霸南亚，控制印度洋，争做世界大国”作为其国家战略目标。“东进”政策就是其实现大国目标的重要一环。1991年9月的拉奥政府制订的“外交政策决议”，提出了“面向东方”的外交政策，正式吹响了印度“东进”的号角。
(三)发展经济的需要
而冷战后，发展成为战后主流。坚实的经济基础是一个国家迈向大国的物质保障，印度经过市场化改革之后，虽然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由于历史原因，印度的发展处于后发阶段，印巴不和，区域内经济合作不畅，发展潜力有限。东盟及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则是另一番景象，各国经济龙腾虎跃，充满活力。东盟经济上的骄人业绩使印度意识到“太阳真正从东方升起”。[2]在东盟眼中，印度不仅是拥有10亿人口的巨大市场，而且拥有较为完善的法律和投资环境，经济结构互补性较强，在能源、农业、信息产业领域均有广泛的合作前景。同时，印度也想利用和分享东盟的资金、技术、资源和市场来加速本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迫切需要东盟更多的技术和投资，为经济改革增添后劲。这是印度“东进”的重要意图之一。
(四)出于安全考虑
印度推行“东向政策”是大国安全战略和“中国因素”的综合考量结果。谋求与东盟安全和军事合作是印度“东进”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地处两洋结合部的东南亚，战略地位极其突出。印度加强与东盟安全领域的合作，进能找到挤进亚太地区的突破口，退可改善周边安全环境。印度加强从印度洋到南中海的军事活动、加强与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端的国家的安全合作、利用拉拢对中国存有疑虑的东盟国家建立制衡中国的安全网络、防范和挤压中国的生存活动空间与消除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是印度东进的目的。在当前全球反恐背景下，双方非传统安全合作的需求进一步增大。近年来印度东北部和安达曼群岛地区恐怖主义活动加剧、海盗猖獗、毒品走私泛滥、民族分离主义严重。“2000年东南亚水域共发生469起海盗事件，比上一年增长57%，其中40%左右发生在印度尼西亚附近和马六甲海峡水域”，[3]这对日益需要从东南亚进口油气等战略资源的印度海上贸易是严重的威胁。一些东盟国家希望印度能协助训练其部队的反恐作战能力，印度也希望加强合作，遏制恐怖势力蔓延的势头。
印度“东进”的轨迹。印度“东进”是渐次推进的过程，1992年印度成为东盟的“部分对话伙伴”，1996年上升为“正式对话伙伴”，1997年印度主导建立了“印孟斯泰缅”五国经济合作组织，成为印度迈向东盟的重要一步。1998年举行了首次安全战略“高级官员会议”，开启了安全对话的新渠道。2000年成立印、泰、缅、越、老、柬六国“湄公河--恒河”合作组织，紧跟中国与东盟的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2002年建立“10+1”对话机制，并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03年双方签署《印度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规划在未来10年建立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区。2004年双方签署《和平、进步与共同繁荣伙伴关系协定》，加入“10+4”对话机制。2008年8月28日，双方自由贸易协定（FTA）最后达成，将于年底曼谷东亚峰会期间正式签署该协定, 并将于2009年1月开始实施，届时印度将成为继中、日和韩后第四个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机制的国家。由此看出，印度“东进”的发展特征是，由接触、恢复到实质性突破再到共同繁荣的伙伴关系；由以点带面、重点突破到全面合作；由教育文化旅游开路到经济贸易投资并伴随军事及非传统安全活动。从发展阶段看，1991年至2002年是第一阶段，2002年至今是第二阶段。
二、印度“东进”对云南对外开放的影响
云南地处东亚与东南亚、南亚次大陆的结合部，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独厚的“先导优势”，是中国走向东南亚和南亚的“桥头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积极推动了东盟与中国接壤省份--云南的经贸往来，给云南带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使云南从一个封闭的内陆省份一下变为我国对外开发的前沿阵地，云南对东南亚开放是在中国东盟发展关系项下的具体表现。 显然，云南面向东南亚的开放与印度在东南亚的推进构不成同一档次的博弈，但是由于云南经济总量小、基础差、底子薄、资金短缺、人才匮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弱和产业结构趋同化严重等原因，且紧邻东南亚，较深地参与了东盟国际分工，自然就成为印度“东进”战略推进的“受害者”，是受冲击和挑战最大的中国省份。 2009年1月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协定（FTA）开始生效，云南面临的形势将更加严峻。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东南亚，印度与中国之间将是一种健康的竞争关系”。[4]但笔者认为，对于云南来讲，竞争关系主要表现为挑战。
(一) 印度推进“东进”战略制约了云南与东盟的经贸发展
1.产品贸易方面
东盟与印度互为对方的第三、四大贸易伙伴。东盟与印度签署《自由贸易协议》，重要原因是东盟区内贸易限制本区域的经济增长，东盟必须依赖外需来带动经济增长，这是东盟的重要经济结构特性。而印度积极“东进”则是希望从扩大与东盟经贸合作和提供经济援助入手，通过“经济外交”来赢得东盟在国际事务方面更大的支持。印度东盟经济合作意愿迫切，潜力巨大，必然挤压云南与东盟的贸易发展空间。
(1)从贸易规模看
云南对外开放的主要方向是东南亚，“2007年云南省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完成87.8亿美元，其中与东盟的进出口贸易额为30.3亿美元，占云南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的34％；2007年云南省全年外贸出口总额完成47.36亿美元，其中对东盟出口21.75亿美元”， [5]云南出口到东盟的产品占全省总出口量的近一半，东盟是云南最大的出口市场；而2007年印度与东盟的贸易额则达到370多亿美元，印度对东盟的贸易额只占其全球贸易额的9.6％，东盟对印度的贸易额占其全球贸易额的2％。云南与东盟的这种“经贸规模小、占全省进出口总额比重大”的贸易特点与印度东盟的“彼此占有比重较小，合作潜力巨大” 贸易特点相比，云南对东盟依赖性较强，贸易总量小、增长率低，势必受到印度“东进”进程加快的影响，将导致云南的东盟市场份额减少和贸易增量缩小。
(2)从产品结构看
虽然最近几年云南出口到东盟的产品在以15％的平均速度增长，但出口产品主要是化工、矿产品、纺织品和农产品等初级、低技术和低附加值产品，与印度产品趋同，构不成差异、形不成竞争，同时，相对于东盟大多数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在逐步被印度所取代。另外，根据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协议》，到2015年其双方将削减80％的产品进口关税，东盟95％的产品贸易都将对印度开放，印度东盟相互依赖将不断加深，使云南相关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下降，大大抵消了对东盟国家原来存在的一定优势，势必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局面。
2.投融资方面
东盟国家处于一体化发展状态，正着力于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2008年8月，印度与东盟达成自由贸易协议，以后双方还将在投资自由化方面继续磋商，力争在明年内就争取建立经常性的协调机制、搭建投资对话和交流的平台达成一致，届时双方投资和服务将会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1)对外投资
前些年印度几个较大的东盟贸易伙伴是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印度对于东盟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这几个较为稳定、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但近几年印度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繁荣发展的推动下，“东进”步伐加大，逐步将投资转向了经济迅速增长、开放力度加大的越南等东盟新兴市场国家，而这些国家正是云南投资的传统对象。在这竞争下，就会造成云南对东南亚的投资合作进程放缓、空间缩小和渠道不畅，势必阻碍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及与东盟经济技术合作的稳步发展，导致云南在东盟影响力的下降。
(2)外资利用
资金短缺是次区域国家地区的普遍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可利用的东盟外资锐减，资金短缺雪上加霜。随着印度“东进”步伐的加大，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迫切需要东盟国家更多的技术和投资，为经济改革增添后劲。然而，云南作为东盟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伙伴，势必进一步加剧与印度“争项目、争投资”，饥不择食地将外资投入到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中去，使生产要素上不能向回报率高的地区流动，自然也争取不到最大的比较效益，必将导致云南的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产业布局不合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将受到严重限制。
3.经济合作方面
印度“东进”战略的第一阶段主要集中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第二阶段则主要是深化同东盟的经济合作。包括加快自由贸易区安排，以及争取加入“10＋6”机制，将影响范围扩大到澳大利亚至中国和东亚广大地区。
印度雄厚的基础工业技术和先进的IT产业技术大大地增强了东盟的经济竞争力，部分实现了东盟经济整合，对云南面向东南亚的对外开放构成了挑战，迫使云南必须及时调整产业结构、营造好的制度环境和提高科技产业水平以适应东盟国际竞争市场的需要，否则将处于被动。
随着印度与东盟、东亚和亚太国家经济热度的提升，云南在加强经济合作、破除地区封锁和行政限制、促进区域开放、交换和分工，在组织资金、商品、人才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在统筹规划和开发建设能源、通信、市场等基础设施，在市场、资源与资金、技术互换，实现优势互补，变经济潜能为现实优势等方面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
(二) 印度推进“东进”战略削弱了云南在东盟地区的地位和影响
印度强势东进，使东南亚的地区国际关系更加复杂化，虽然从印度目前的实力、该地区的制衡机制和各行为体的力量对比等因素看，印度难以削弱和改变中国在东盟的影响和地位，其“抑中”的作用有限。但由于东盟推行“地区力量平衡”战略，有意识地抬升印度在本地区的地位及印度自身实力的增强，“东进”不可避免地对东南亚及周边地区的次区域合作造成了不小影响。
1. 地区合作组织的建立及争夺
印度积极推动其主导的“印孟斯泰缅”经济合作组织与“恒河――湄公河”合作组织，而冷淡中国倡导的“中印孟缅”昆明论坛和“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从中不难看出印度与孟加拉湾地区国家、东盟国家的合作有“另立山头”与中国竞争的意图。印度淡化“昆明倡仪”的态度进而又对缅甸和孟加拉国造成消极影响，这些国家对昆明论坛机制性合作的兴趣减弱就是这一影响的具体表现。由此看来印度在该地区显然不愿充当中国的“配角”。瓦杰帕伊所宣称的两国在该地区的“健康的竞争” 实际上阻碍了云南和上述国家的合作，云南的区域优势和先导作用受到了削弱。
2. “东西走廊”与“南北走廊”相抗衡
泛亚铁路中国境内段称为“云南国际铁路通道”，近几年当印度看到中国积极推动泛亚铁路“南北走廊”建设，并借此密切与东盟诸国关系时，一改往态，对柬埔寨和缅甸等国呼吁修建一条从新德里到河内的铁路的提议给予了积极回应。2003年9月4日，瓦杰帕伊在新德里宣布：“连接印缅泰的公路项目已经开始，根据恒河――湄公河合作计划，我们正在着眼新德里和河内的铁路连线。” [6]这种连接将为新德里超越湄公河开辟一个新贸易走廊，以改变印度与中国在湄公河领域竞争中的劣势。同时，全球大国日本也不希望看到中国主导泛亚铁路项目，积极支持印度和中南半岛几个国家建设“东西走廊”，与泛亚铁路这条“南北走廊”相抗衡，此举使得泛亚铁路项目增添了更加复杂的色彩，也将延缓云南“物流、生产和引资”中心的建设，阻碍云南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而打造的“一个通道、两个基地、三大市场和四条走廊”局面的形成，云南借助泛亚铁路改善基础设施、调整产业结构的契机也有丧失的可能。
三、云南应对印度“东进”的对外开放机遇
新一轮对外开放中云南的定位是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合作的枢纽和桥头堡。在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下，云南省制定了务实灵活的对外开放若干政策，在吸引外资、优惠政策、鼓励“走出去”战略、打造投资环境和依法高效行政服务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性尝试，充分显示了云南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的决心和信心。这一政策的突出特点是：①在中央对外开放方针的指引下，依赖于中央政策的倾向性；②注重与近邻之间的各种贸易关系的拓展，其中与缅、越、老和泰国的经贸关系是考量的重点。③以边贸和具有较强互补性的产业和产品作为政策的突破点。④鼓励多种形式的民间交流交往，打造开放的民间基础。但是，由于印度“东进”的推进，云南新的开放政策的制定还应充分考虑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新经济增长点的培育，及如何以缅、孟为中介加强与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拓展发展空间等因素，对此，提出几点建议。
(一) 深化经济合作，加强软件建设
营造更好的贸易环境，扩大市场规模，实现更为广泛的贸易收益；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充实云南东盟投资机构的工作内容；扩大双方企业层面的交流，营造好的创业环境。
加强和深化分工以满足扩大市场和推动合作的需要，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加强学术领域的交流合作，加大对对方国家的研究力度。
(二) 加快转动能源和交通两个轮子
积极与缅甸谈判，争取早日修建从缅甸西海岸通向昆明及中国西南地区的油气管道，确保开发云南和西南地区所急需的能源战略供应。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发挥良好服务功能。进一步提速云南国际出境“交通网”建设，为中国东盟贸易区的建立提供优质服务。大力、快速地推动泛亚铁路和昆河、昆仰国际公路建设，提高昆曼公路通行能力，推进第三亚欧大陆桥通道的实施，建立持续、健康和稳定的发展结构，增强云南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三) 合理布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受我国宏观经济调整及东部沿海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 等中央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新举措为云南经济布局的调整提供了历史机遇、为云南转移经济重心，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了可能：以个－开－蒙和河口等城市群经济圈形成对越南的开放市场；参与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带动版纳和思茅经济增长极；保山和德宏抓住腾密和泛亚国际大通道建设的机遇，积极走向缅甸、南亚和印度洋，成为能够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新经济增长点。这种局面一旦形成，云南面向两亚的前沿区位优势将更加明显，与周边国家的互补性加大，对外开放的战略将更为灵活，经济发展将得到进一步拉动。
(四) 对东南亚的开放政策应当更多地考虑印度“东进”因素
重新评估和制定云南面向东南亚与印度“东进”的对接政策。站在“东进”视角同东盟进行合作，把云南面向东南亚的开放政策与印度“东进”政策之间可能的契合之处找出来，寻求三方合作的兴趣点，进以推动中国――东盟――印度（南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参考文献
[1] 尼赫鲁：《印度的发现》第163－16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版。
[2]《看印度的东向政策》，见《喜马拉雅亚洲防御杂志》1998.05。
[3] 亢升：《析印度“东进”东盟对中国的影响》，《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4] 孙冰冰：《围绕东盟的龙象之争》，《新闻周刊》2003第36期。
[5] 中国发展门户网www.chinagate.com.cn，2008 年 01 月 16 日。
[6] 唐璐:《同中国角力, 印度把铁路铺到河内》, 载《国际先驱导报》2003年9月12 日。
作者简介:
段学品男（1974－），籍贯:河南汝南，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师，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政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