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印裔作家作品中的庶民意识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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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裘帕·拉希莉是美国当代知名印裔女作家,截至目前为止,其一共创作了《疾病解说者》、《同名人》、《不适之地》、《低地》四部小说,每部作品一经出版便好评不断,研究者们运用不同理论从不同角度对其作品进行了解读。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发起于南亚的庶民学派的相关理论也与拉希莉的小说创作紧密相连,特别是该学派所倡导的从属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庶民意识在拉希莉的作品中得到反复书写和重现。
  关键词:拉希莉;庶民意识;从属性;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I106.4;I712.4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5.06.0032
  一、拉希莉文学创作概况与庶民学派
  (一)拉希莉的小说创作概况与成就
  裘帕·拉希莉(1967—),当代印裔美籍女作家。她1999年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疾病解说者》几乎囊括了美国的所有奖项,包括2000年度普利策小说奖、新英格兰笔会海明威奖、欧·亨利短篇小说奖等,被《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西雅图时报》等多家杂志评为2000年度最佳图书。2004年出版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同名人》亦是好评如潮,被《纽约时报》《今日美国》等多家颇具影响力的杂志评为2004年度最佳图书,并被改编成电影。第三部短篇小说集《不适之地》2008年出版后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并获得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第一名。2013年拉希莉又出了新著《低地》,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并被《纽约时代》《今日美国》等杂志评为年度最佳图书。目前,国内外对裘帕·拉希莉作品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只有为数不多的研究论文对其作品进行了阐释与解读,如李靓[1]从叙事学的角度探讨《第三块大陆》的潜文本问题,高玉华[2]从多元文化的视角,以《疾病解说者》为例具体分析了流散文学发展的新趋势,杨晓霞等[3]从身份认同的角度分析了《同名人》中名字给主人公带来的身份困惑与文化疏离问题,宫玉波等[4]从身份认同的视角探析了《不适之地》中移民文化的身份困境,薛玉凤[5]从新历史主义理论出发解读《疾病解说者》中的历史叙事与文化霸权问题,等等。这些研究为学界进一步探究拉希莉的作品提供了丰富的视角与参考。鉴于拉希莉的印裔民族身份,本文尝试运用起源于印度的庶民学派的相关理论来解析拉希莉的小说创作,以期为解析拉希莉的小说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阐释空间。
  (二)庶民学派与庶民意识
  庶民学派(Subaltern Studies School)是20世纪80年代初印度“左派”知识分子在反抗精英主义的历史书写过程中兴起的一个思想流派。目前国内对庶民学派颇有研究的当属暨南大学陈义华教授。陈教授在其著作中详细系统地总结并评价了庶民学派的主要主张与相关理论,其中包括庶民的概念与庶民意识等相关内容。其书中指出庶民的概念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流动性,它的所指不如“农民”、“工人阶级”、“妇女”等范畴明确,指的是“在阶级、种姓、性别、种族、语言、文化中处于从属地位的边缘从属群体。因此在一个权力体系中处于特权地位的群体,可能在另外一个权力体系中却处于从属地位,如妇女以及第三世界的精英等[6]。庶民意识指的是庶民的行为与思维模式,它由庶民学派代表人物葛兰西和古哈等人概括为六个方面的要素,即:否定性、模糊性、模式化、团结性、传送性、地域性。庶民的否定意识是指庶民身份只能通过与精英身份相敌对的方式来表达。庶民起义不是以自己的文化,而是按照敌人的文化来反抗权威。其模糊性在于反抗的形式是高度不确定的。其模式化在于庶民逆转统治权力关系,并呈现出暴力的形式,如毁灭权力的标志如警察局、税务所等。其团结性具体的表达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它通常按照种族特性以及血缘关系或姻亲的范畴等来表达。其传送性指在庶民内部,庶民起义信息传播速度惊人,传播渠道有自己的特色等。其地域性是指地域空间的限度一方面由起义者对于敌人的统治的地理范围的理解来决定,另一方面根据起义的社区的联系纽带所播撒的空间来决定,也就是按照团结的原则所确定的范围来决定。综合以上六个方面的要素,庶民学派同时认为庶民意识是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庶民是从属的,它接受统治与剥削是当前权力关系的现实,强调其内在的团结性和地域性;另一方面,它否定从属的状况,利用否定性、模糊性、模式化、传送性等宣称自己的自主性[7]。上述庶民学派所提出的从属性与主体性矛盾统一的庶民意识在拉希莉小说中都有较明显的体现。
  二、拉希莉小说创作中从属性庶民意识之体现
  庶民的从属性在于其内在的团结性和地域性。庶民的从属性意识在拉希莉的小说中得到反复再现。首先,庶民意识的团结性不断得到重现,如前所述,庶民的团结性意识通常按照种族特性以及血缘关系或姻亲的范畴等来表达,而小说《同名人》正是通过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来凸显庶民的团结性。小说中的留美博士艾修克特地回国相亲娶妻,拒绝并排斥异族通婚,同时他也要求儿子和女儿的配偶也必须是孟加拉人。虽然儿子果戈里违反父亲意愿,结交了美国女友,并且几乎与家里断绝来往,但是父亲的过世使他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回归,达成了与族人的和解与团结。他按照母国的习俗剃光头发为父亲守灵超度,最终与家人朋友一起将父亲的骨灰洒进河里[8]。其美国女友麦可欣试图加入,但被拒绝,身为异族女性的她被排斥到这个由种族特性以及血缘关系决定的团体之外。以艾修克为代表的孟加拉人在美国主流社会中正是努力通过这种姻亲关系和血缘关系维持着自己的圈子,作品通过形象地刻画这样的人群彰显了庶民的团结性意识。
  庶民团结性的意识在《地狱—天堂》中得到再次强调。作品中拉希莉通过普叔叔的经历来强调维护种族团结的重要性以及违反团结所带来后果的严重性。小说中当普叔叔与孟加拉朋友在一起时,生活幸福甜蜜。他被邀清参加清一色孟加拉人举行的派对,被爸爸妈妈当作亲弟弟看,被“我”亲切地称为叔叔,其乐融融。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可以吃到妈妈做的地道的孟加拉菜,成了我们家名副其实的一员。“我”甚至认为如果家里多邀请他并增加一间卧室,爸妈一定会请他搬进来住[9]54。而当普叔叔结交美国女友黛博拉时,他与孟加拉朋友们疏远了,并逐渐淡出了孟加拉朋友的生活圈。母亲将他的处境比喻为从天堂到地狱,大家也都责怪黛博拉剥夺了叔叔的自主性,并断言异国婚姻注定没希望[9]65。正如他的孟加拉朋友所断言的,作品中普叔叔最终与美国妻子离婚并与印裔女性结婚,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回归,恢复了与大家的交往,实现了与大家的团结。拉希莉在这里所传达的思想不言自明,身在美国的孟加拉人必须与同族人保持团结才会有最终的幸福,否则只能自食其果。   除了《同名人》和《地狱—天堂》,拉希莉在其他作品中也不断地重现这样的情节,以突显庶民的团结性意识。比如在《柏哲达先生来搭伙》中,“我”的父母“爱在学校里结交印度朋友,为了发掘新同胞,他们总是一到学期开学,就拿来大学通讯录,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搜索,一看到出自他们熟稔地方的那种名字,便给圈上”[10]26。柏哲达先生就是这么被父母发现的,之后他们便请他到家里来玩,并且天天来家里吃饭。再比如《第三块大陆,最后的家园》中,与“我”一起居住的室友时不时有人结婚搬出去另住,都是远在加尔各答的父母给他们定的亲。“我”也不例外,到了结婚的年龄,便飞回加尔各答按照父母已经安排好的婚姻举行婚礼[10]26。
  其次,庶民意识的地域性在拉希莉的小说中也得到反复书写。如前所述,庶民意识中的地域性由团结性所确定的范围来决定。在拉希莉小说中,厨房这一日常生活空间形象生动地体现了庶民意识中的地域性。在她的小说中,厨房成了孟加拉人生活中美国文化不可穿越的文化“飞地”。主妇们用想方设法买到的食材做出传统的印度美食,比如《森太太》中的森太太努力按照印度做鱼的方式,选择活鱼而不是超市里已经处理好的鱼为食材。她为了买活鱼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托人找关系,贿赂菜场的小贩;《停电时分》中的修芭为做出可口的印度饭菜,自己用迷迭香腌制辣椒,星期天熬煮西红柿和干梅子做酸辣酱,把贴了标签的大口瓶成堆地排列在厨房的柜架上供以后慢慢享用;《同名人》中阿西玛精心为全家调配印度美食,并经常用传统印度菜招待孟加拉朋友,她做的烤花菜、咖喱羊肉、油炸肉丸、罗望子果酱鹰嘴豆等印度美食深受大家的喜爱。《地狱—天堂》中,“我”爸爸、妈妈坚持吃做孟加拉菜,妈妈第一次与普叔叔见面得知他已经三个月没有好好吃一顿孟加拉菜后,送给他昨天晚餐剩下的米饭和咖喱鱼,并且以后每天请他来吃孟加拉菜[9]54。移民们以自己独特的饮食习惯捍卫着自己的族裔文化空间,厨房成为他们彰显地域意识的有效媒介和载体,然而这也从另一方面显示出了他们的从属性,表明在美国他们没有努力融入主流社会,而是接受自己是少数族裔的现实,守护着自己心目中的家园,成为主流社会中的他者。拉希莉在作品中就是用这样的细节重现了庶民的地域性意识。
  三、拉希莉小说创作中主体性庶民意识之彰显
  拉希莉在其四部作品中利用否定性、模糊性、模式化、传送性等宣称了庶民的自主性。首先,《停电时分》《同名人》《纯属好意》等中的主人公在一定程度上都通过否定性追求自身的主体性。《停电时分》中就在苏柯玛去巴尔的摩参加学术会议,努力进入主流群体时,他的妻子不幸早产,婴儿出生就死了。众所周知,巴尔的摩是美国重要的文化城,美国国歌的诞生地,被誉为“不朽城”。这里作者所传达的思想是:正是他们所追求所向往的美国文化使他们无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这是对美国文化的否定和讽刺,也暗示了主人公对自身主体性的拷问和反思。
  《同名人》和《纯属好意》同样通过美国自身的文化来反抗美国的权威。《同名人》中的果戈里具有美国孩子叛逆的个性,不愿听从父母的安排,结交美国女友麦可欣,出入美国上层家庭,按照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过活,但最终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就在他与美国女友麦可欣及其家人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湖滨别墅逍遥度假时,父亲因心脏病突发一个人孤单地死在了俄亥俄州,果戈里没能见父亲最后一面,悲痛欲绝,这种遗憾一直贯穿他一生,他因认同和效仿美国文化而自食其果,遗憾终生。《纯属好意》中姐姐苏妲认同美国文化,她下定决心让弟弟拉霍尔像个美国小孩[9]118。拉霍尔在姐姐的引导下,背着父母抽烟酗酒,最终变得叛逆、颓废而冷漠。他考上了名牌大学,但故意荒废学业,后因种种不良表现被学校正式退学。他与已为人母的伊莲娜订婚,之后偷走了妈妈一生积攒下来的金饰离家出走,原本美满幸福的家庭最终被他们所刻意追求与模仿的美国文化所拆散。作者借这样的故事情节揭示了美国文化的弊端,从而达到了批判美国文化、追求自身主体性的目的。正如拉霍尔妈妈所说的,“这个国家就有这个问题,太多自由,太享福。我们年轻的时候可不是一天到晚玩乐”[9]124。
  其次,作品《森太太》《不适之地》《同名人》《低地》以模糊性和模式化的庶民意识彰显了庶民的自主性。小说中,代表印度的庶民文化和代表美国的精英文化的冲突以及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之间的冲突既有模式化又具有模糊性或高度不确定性。《森太太》中的森太太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抗着美国的精英文化。她以两件微不足道的事来彰显自身的主体性:盼望远方家里的来信和去海边鱼肆购买活鱼。如果家里真有来信,她便兴奋地不能自已,她会破天荒地拥抱艾略特,会用家乡话给丈夫打电话,并一字一句地读信的内容[10]120,她之所以去海边购买活鱼,是因为她认为那里的鱼的味道尽管跟印度的简直没法比,但至少还是新鲜的。她就这样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一样默默地、消极地对抗着美国的精英文化,在主流文化中努力寻找自己的自主性。正如古哈所说的,这里庶民的反抗似乎是隐蔽的:它刻写在庶民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之中,与传统政治意义上的反抗似乎断裂了。这些反抗是在强迫性架构之内,并不是对于主导权力架构的直接挑战,但是他们拒绝规定的行为规范。森太太拒绝用超市处理好的鱼为食材,百般努力去购买活鱼的行为正是对规定的行为规范的反抗。
  《不适之地》和《同名人》两部作品中女主人公都以违背父母的方式对抗美国的精英文化。《不适之地》中露玛担心她爸爸会变成一种负担或是额外的责任,从而影响到自己精心打造的生活。她对父亲的疏离某种意义上也彰显了她对美国文化的抗拒,因为上了年纪的爸爸代表着美国文化,正如文中所说,他“看起来真像个美国人”。[9]9《同名人》中的毛舒米瞒着父母主修了法文而不是化学。她以接近第三国语言、第三种文化的方式轻易地背离了美国文化,从而达到了追求自身主体性的目的。
  《低地》中模式化的庶民意识较明显地表现为以尤伯颜为代表的农民以刺杀警察的极端方式反抗统治阶级权威。小说中一再提到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从而强化了作品农民起义与反抗的主题。另外,小说中反抗的主题还表现在以高丽为代表的女性的刻苦奋斗,通过自己的努力反抗父权制社会的权威。高丽最终摆脱了丈夫与家庭的束缚,继续追求自己的学业与事业,任教于加利福尼亚的一所大学,并在学术界取得瞩目成就[11],从而建构了自己身份的主体性,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小说成功地树立了高丽这个追求自我主体性的女性形象,从而凸显了女性在庶民起义以及寻求族裔身份过程中的重大作用。正如斯皮瓦克所说的,正是女性这个没有确切的身份的性别主体,才使得这一在血缘或者神话上具有共同性的父系宗族得以延续下来,并在其中起到纽带的作用。女性作为一种符号所连接起来的意义领域,即血缘和父权结构,它的语法已经渗透在社会生活和政治领域中,在庶民起义中充分显示了它的话语力量[12]。   最后,《别管闲事》通过庶民意识的传送性彰显了庶民的自主性。庶民意识中的传送性通常体现在谣言的传播方面。谣言在一条没有开始、没有终结的链条上快速传递。这一点在《别管闲事》里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小说中女主人公桑不断接到男人电话说要娶她。桑通常不认识这些男人,有时甚至都没听说过他们。但他们听说她漂亮、聪明、年方三十、孟加拉人,而且依然单身,因此,这些大多碰巧也是孟加拉人的男士,便从她爸妈的朋友的朋友那里拿到她的电话号码。他们听说她专攻物理,其实她攻读哲学,或者他们以为她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其实她拿的是纽约大学的学位,他们佩服她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实她读了一学期就从哈佛休学,现在在哈佛大学广场的一家书店兼职打工[9]153,这一看似不经意的情节安排,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庶民意识中的传送性的真实再现。与官方发布的新闻不同,民间的谣言的传播是大众话语的自主形态的体现。作者以谣言的特殊传送方式来呈现庶民追求主体性的意识。正如李靓所说,谣言因其来源的模糊性而成为潜在的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13]。
  四、结语
  综上所述,拉希莉的小说创作彰显了庶民学派从属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庶民意识。正如古哈所说的,庶民意识存在于权力关系之中,也就是统治与从属的关系之中。一方面,庶民努力追求自身的主体性,对抗精英文化;另一方面,庶民并不认定自己是历史的主体,这就形成了庶民意识从属性与主体性的矛盾统一。拉希莉在其著作中重现了庶民的从属性以及在追求主体性的过程中采取的不同形式和付出的种种努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庶民学派的相关理论和逻辑和拉希莉的小说创作是息息相关的,用该学派的理论主张解读拉希莉的作品无疑为我们评析其小说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和空间。除书写和重现庶民学派所提出的庶民意识之外,拉希莉作品的叙事视角也呼应了庶民学派“从底层书写历史”的主张,她作品中经常出现第一人称女童叙事,以小见大,通过生活中的细节映射社会与历史,通过对历史碎片的反向阅读来挑战官方的宏大历史,这都与庶民学派的相关逻辑与主张不谋而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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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李靓.试论《我年轻时的朋友》中母女关系的隐喻性[J].外国文学,2014(5):3-9.
  (责任编辑文格)
  Subaltern Consciousness of the Contemporary Indian American Works:
  Taking the Novels of Jhumpa Lahiri for Example
  ZHANG Pei-fang1, GAN Wen-ping2
  (1.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College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Wuhan430070, Hubei, China;
  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WUT,Wuhan430070, Hubei, China)
  Abstract:Jhumpa Lahiri is a popular Indian American writer. Up to now, she has written some famous novels like The Namesake, The Lowland and so on, each of them has won universal praise from readers. Scholars analyze her works from different angles with the help of different theories. However, the theory of Subaltern School initiated in South Asia is closely linked with Lahiri's novel, in which the subaltern consciousness has been repeatedly written and reproduced.
  Key words:Lahiri; subaltern consciousness; subordinate; subj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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