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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不得不匿名的故事，也是—个心酸的故事。—个已经年近花甲老人，因为父亲是人人唾弃的“叛徒”，从小饱受歧视凌辱，半生坎坷。然而。谁知令他受尽折磨的身世，原来还隐藏着一个今生难解的秘密……
1
几年前，笔者撰写了一篇关于《给读者一个真实的许云峰》(原名为《许云峰的错误及其惨痛教训》)的短文，在网上贴出后，没想到引起强烈的反响。
之前，我根据中美合作所B类档案，即敌特杀手加叛徒的档案及相关图片，写了一部35万余字的纪实文学《血手染红岩——中美合作所B类档案解密》。“许”文算是这部作品的一个小注解。正如我在文中末尾所写的，“我们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来重新谈论‘许云峰’身上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了的错误，绝非是要故意往‘许云峰’身上抹黑，恰恰相反，我们认真探讨英雄人物的错误，正是为了更深刻地汲取教训，为了使英雄更加真实可信。因为：有着平凡人的七情六欲的英雄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过时的，只能是那些被过度拔高和有意神化的英雄。”我写出了一个犯过错误的真正的感人的英雄，首先得到当时《天府早报》特稿部主编石维先生的肯定，作为首发特稿在报上占了整整一个版面。
不料，却因为这篇文章，引出了后面的故事。
中国人大略不知道甫志高的人不会太多，一提到叛徒，人们的脑海中总不免会浮出他的影子。其实，甫志高仅仅是个艺术形象，它的生活原型是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刘国定与副书记冉益智的结合体。“许”文发出不几天，石维打电话告我，刘国定的儿子刘某某(由于后面将涉及到的原因，笔者不能不掩去他的真名)到报社要我的电话号码，渴望与我联系，征询我，给还是不给。
我说：给。不一会儿，刘某某便把电话打到了我家里。令我绝对想不到的是，作为大叛徒的儿子，他居然对我感激不尽，说我笔下的他的父亲，和过去所有人写的都不一样，一点没有故意丑化，这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叛徒。
我有些“受宠若惊”。我对叛徒的儿子说：“与以前的写作人不同的仅仅是，我没有将叛徒先入为主地来一番脸谱化的描写罢了，你完全用不着因为这一点而感激我。”
叛徒的儿子说：“不，你虽然写了我父亲背叛革命，写了我父亲出卖了许建业(即许云峰的生活原型)，但是，我要感激你的是，你写出了一个叛徒在背叛革命的过程中思想上也曾有过难以为人所理解的痛苦。”我不禁吃惊，甚而感到心灵震撼，我想，人本身是具有多面性的复杂动物，我不过尽了一个写作者的本分，他却如此感激，个中缘由，想必是外人无法理解的。
2
关于“许”文引出的故事以上仅是“过门”，接下来的，才是更为精彩纷呈的主曲。叛徒的儿子告诉我，他并不是叛徒刘国定的亲生儿子，他的母亲叫严炯涛，类似于_个孙明霞(《红岩》人物)那样的青年学生、忠心耿耿的中共地下党员。后来，从一个地方来了一位人物，组织上安排严炯涛去服务。后来，就怀上了刘某某。人物离开重庆后，组织上随即又安排严炯涛和同为地下党员的刘国定组合成一个假家庭(当时出于革命事业的需要，这样的假家庭不在少数)，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于人世的。后来，刘国定担任了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假家庭弄假成真。再后来，刘国定被捕叛变。再后来，人们就只知道甫志高，而不知刘国定其人其事了。
刘某某告我，他的母亲严炯涛是四川云阳人(也是《血手染红岩》中的一个人物)，解放后因刘国定的牵连历经坎坷，1960年饿死在老家云阳。随后，刘某某才谈到了他急于找到我的真实思想。他说，他从这篇文章中能看出，我对重庆地下党的情况有相当了解，想必与当年的一些知情人有联系，希望我能帮他一个大忙，通过我的关系，替他查清楚他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
他还告诉我，因为背上了这样一个大叛徒的不是自己亲生父亲的父亲，他这一生饱受歧视凌辱，吃的苦受的罪简直一言难尽：自小被迫辍学，在建筑工地上当小工，一干若干年，改革开放后才当上了施工员，后来在包建商品房工程中找了大钱，才苦尽甘来。他说，他现在住在成都，家里生活非常富裕，有自己的豪华住房——似乎还有小车，记不太准确了。而且，现在再也没有人因为他是“甫志高儿子”而瞧不起他。
但是，他现在最痛心也是最不甘心的是，他如今已近花甲之年，却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父亲是谁。“小罗，你想想，一个人在社会上活了一辈子，连自己的父亲是哪个都不晓得，这人世间还能有比这更凄惨更悲痛的事情么?”通过电话线，我似乎感觉到他这一串悲愤的呼号字字沾血，声声含泪。
3
我的职业敏感提醒我可能面临着一块生活中品位极高的富矿，我的政治敏感又同时提醒我这块富矿或许还得在地底埋藏一些年头。不管怎样，这样的故事仍然勾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
我告诉他，我接触的都是中美合作所里的死材料(档案)，而转述给我许多故事的也都是我的同代人甚至比我还年轻的专门研究者，当年与刘国定和严炯涛共同战斗过的老地下党员，由于当时那种严酷的形势，彼此之间并不清楚。某种角度上讲，他们对当时领导他们从事地下斗争的刘国定的了解程度，更多的是解放之后来自于军管会对刘国定与冉益智的判决书和小说《红岩》中的甫志高形象。
刘某某说：“现在我知道有一位知情者，他是一位高级领导同志。我曾经给他去过信，向他诉说了我们一家人因为刘国定而遭受的种种不公正对待，母亲活活饿死，我从小做苦工。我也告诉他母亲临终之前对我说，大叛徒刘国定并不是我的亲生父亲，但是母亲却留下一个永远折磨着我的谜——至死，她也没有将这个谜底向我揭开。我求这位当年和我的父亲和母亲一起战斗过的领导，告诉我谁是我真正的父亲。而且我还在信中向这位叔叔保证，我决不给任何人，任何一级组织找麻烦，我现在有花园洋房，生活过得比过去的资本家还好。可是，我给这位领导私人写的信，却由他那个市市委组织部信访办复了一个函件给我，说某某同志同意证明叛徒刘国定不是我的亲生父亲——在目前这样的年月，这对我来说已经太不重要了——却偏偏对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避而不谈。让我着急的是，没过两年，这位叔叔也驾鹤西去了。看来，谁是我的亲生父亲这个谜，已经永远解不开了。”
我被他讲述的这一段奇特的人生经历深深地吸引住了，心中激情喷涌，冲动地说道：“你何不将你手中掌握的资料包括某某市委组织部信访办给你的回函提供给我，让我来再写一篇特稿，标题就叫做《泣血呼唤，我的亲生父亲，你在哪里》。此文若引起社会关注，那么我想自然会引出更多的知情者出面来帮助你寻找父亲。如果你同意，我马上赶到成都来，并且叫上《天府早报》特稿部的主编石维一起与你见面，大家在一起照几张相。我想，石维一定乐意为这样的选题提供版面的。”
刘某某一听要在社会上公开，顿时犹豫起来，说，这太突然了，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他嗫嚅着说，小罗，你先让我想一想。
电话里嗡嗡地响着，间杂着他粗浊且清晰的喘息声。
我不催他，静静地等待着。
大约一分钟以后，终于，他说话了：“这事太重要，这样吧，我现在对政治影响已经无所谓。可是，我还有儿女，还有兄弟，我不能马上把这事定下来。你给我两天时间，我先和家里人商量一下，两天后我再打电话给你。”
两天后，他的电话打来了。结果是令人遗憾的……
又过了几天，他并不居住在成都的弟弟的电话也打到了我家里，向我解释他们为什么不同意将此事向社会公开的种种原因。
4
一晃几年过去。我和刘某某一直保持着联系，但他的亲生父亲究竟是谁，至今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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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笔者撰写了一篇关于《给读者一个真实的许云峰》(原名为《许云峰的错误及其惨痛教训》)的短文，在网上贴出后，没想到引起强烈的反响。
之前，我根据中美合作所B类档案，即敌特杀手加叛徒的档案及相关图片，写了一部35万余字的纪实文学《血手染红岩——中美合作所B类档案解密》。“许”文算是这部作品的一个小注解。正如我在文中末尾所写的，“我们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来重新谈论‘许云峰’身上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了的错误，绝非是要故意往‘许云峰’身上抹黑，恰恰相反，我们认真探讨英雄人物的错误，正是为了更深刻地汲取教训，为了使英雄更加真实可信。因为：有着平凡人的七情六欲的英雄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过时的，只能是那些被过度拔高和有意神化的英雄。”我写出了一个犯过错误的真正的感人的英雄，首先得到当时《天府早报》特稿部主编石维先生的肯定，作为首发特稿在报上占了整整一个版面。
不料，却因为这篇文章，引出了后面的故事。
中国人大略不知道甫志高的人不会太多，一提到叛徒，人们的脑海中总不免会浮出他的影子。其实，甫志高仅仅是个艺术形象，它的生活原型是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刘国定与副书记冉益智的结合体。“许”文发出不几天，石维打电话告我，刘国定的儿子刘某某(由于后面将涉及到的原因，笔者不能不掩去他的真名)到报社要我的电话号码，渴望与我联系，征询我，给还是不给。
我说：给。不一会儿，刘某某便把电话打到了我家里。令我绝对想不到的是，作为大叛徒的儿子，他居然对我感激不尽，说我笔下的他的父亲，和过去所有人写的都不一样，一点没有故意丑化，这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叛徒。
我有些“受宠若惊”。我对叛徒的儿子说：“与以前的写作人不同的仅仅是，我没有将叛徒先入为主地来一番脸谱化的描写罢了，你完全用不着因为这一点而感激我。”
叛徒的儿子说：“不，你虽然写了我父亲背叛革命，写了我父亲出卖了许建业(即许云峰的生活原型)，但是，我要感激你的是，你写出了一个叛徒在背叛革命的过程中思想上也曾有过难以为人所理解的痛苦。”我不禁吃惊，甚而感到心灵震撼，我想，人本身是具有多面性的复杂动物，我不过尽了一个写作者的本分，他却如此感激，个中缘由，想必是外人无法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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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许”文引出的故事以上仅是“过门”，接下来的，才是更为精彩纷呈的主曲。叛徒的儿子告诉我，他并不是叛徒刘国定的亲生儿子，他的母亲叫严炯涛，类似于_个孙明霞(《红岩》人物)那样的青年学生、忠心耿耿的中共地下党员。后来，从一个地方来了一位人物，组织上安排严炯涛去服务。后来，就怀上了刘某某。人物离开重庆后，组织上随即又安排严炯涛和同为地下党员的刘国定组合成一个假家庭(当时出于革命事业的需要，这样的假家庭不在少数)，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于人世的。后来，刘国定担任了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假家庭弄假成真。再后来，刘国定被捕叛变。再后来，人们就只知道甫志高，而不知刘国定其人其事了。
刘某某告我，他的母亲严炯涛是四川云阳人(也是《血手染红岩》中的一个人物)，解放后因刘国定的牵连历经坎坷，1960年饿死在老家云阳。随后，刘某某才谈到了他急于找到我的真实思想。他说，他从这篇文章中能看出，我对重庆地下党的情况有相当了解，想必与当年的一些知情人有联系，希望我能帮他一个大忙，通过我的关系，替他查清楚他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
他还告诉我，因为背上了这样一个大叛徒的不是自己亲生父亲的父亲，他这一生饱受歧视凌辱，吃的苦受的罪简直一言难尽：自小被迫辍学，在建筑工地上当小工，一干若干年，改革开放后才当上了施工员，后来在包建商品房工程中找了大钱，才苦尽甘来。他说，他现在住在成都，家里生活非常富裕，有自己的豪华住房——似乎还有小车，记不太准确了。而且，现在再也没有人因为他是“甫志高儿子”而瞧不起他。
但是，他现在最痛心也是最不甘心的是，他如今已近花甲之年，却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父亲是谁。“小罗，你想想，一个人在社会上活了一辈子，连自己的父亲是哪个都不晓得，这人世间还能有比这更凄惨更悲痛的事情么?”通过电话线，我似乎感觉到他这一串悲愤的呼号字字沾血，声声含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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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职业敏感提醒我可能面临着一块生活中品位极高的富矿，我的政治敏感又同时提醒我这块富矿或许还得在地底埋藏一些年头。不管怎样，这样的故事仍然勾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
我告诉他，我接触的都是中美合作所里的死材料(档案)，而转述给我许多故事的也都是我的同代人甚至比我还年轻的专门研究者，当年与刘国定和严炯涛共同战斗过的老地下党员，由于当时那种严酷的形势，彼此之间并不清楚。某种角度上讲，他们对当时领导他们从事地下斗争的刘国定的了解程度，更多的是解放之后来自于军管会对刘国定与冉益智的判决书和小说《红岩》中的甫志高形象。
刘某某说：“现在我知道有一位知情者，他是一位高级领导同志。我曾经给他去过信，向他诉说了我们一家人因为刘国定而遭受的种种不公正对待，母亲活活饿死，我从小做苦工。我也告诉他母亲临终之前对我说，大叛徒刘国定并不是我的亲生父亲，但是母亲却留下一个永远折磨着我的谜——至死，她也没有将这个谜底向我揭开。我求这位当年和我的父亲和母亲一起战斗过的领导，告诉我谁是我真正的父亲。而且我还在信中向这位叔叔保证，我决不给任何人，任何一级组织找麻烦，我现在有花园洋房，生活过得比过去的资本家还好。可是，我给这位领导私人写的信，却由他那个市市委组织部信访办复了一个函件给我，说某某同志同意证明叛徒刘国定不是我的亲生父亲——在目前这样的年月，这对我来说已经太不重要了——却偏偏对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避而不谈。让我着急的是，没过两年，这位叔叔也驾鹤西去了。看来，谁是我的亲生父亲这个谜，已经永远解不开了。”
我被他讲述的这一段奇特的人生经历深深地吸引住了，心中激情喷涌，冲动地说道：“你何不将你手中掌握的资料包括某某市委组织部信访办给你的回函提供给我，让我来再写一篇特稿，标题就叫做《泣血呼唤，我的亲生父亲，你在哪里》。此文若引起社会关注，那么我想自然会引出更多的知情者出面来帮助你寻找父亲。如果你同意，我马上赶到成都来，并且叫上《天府早报》特稿部的主编石维一起与你见面，大家在一起照几张相。我想，石维一定乐意为这样的选题提供版面的。”
刘某某一听要在社会上公开，顿时犹豫起来，说，这太突然了，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他嗫嚅着说，小罗，你先让我想一想。
电话里嗡嗡地响着，间杂着他粗浊且清晰的喘息声。
我不催他，静静地等待着。
大约一分钟以后，终于，他说话了：“这事太重要，这样吧，我现在对政治影响已经无所谓。可是，我还有儿女，还有兄弟，我不能马上把这事定下来。你给我两天时间，我先和家里人商量一下，两天后我再打电话给你。”
两天后，他的电话打来了。结果是令人遗憾的……
又过了几天，他并不居住在成都的弟弟的电话也打到了我家里，向我解释他们为什么不同意将此事向社会公开的种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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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几年过去。我和刘某某一直保持着联系，但他的亲生父亲究竟是谁，至今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