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自新， 1968年北京生人。北京东华鑫馨废旧电池回收有限公司创始人。自1999年偶遇废旧电池的回收环保问题，通过研究确立：在公开透明的社会监督机制下，积极解决我国废旧电池回收的环保问题，建立电池全生命周期的社会化解决方案，实现废旧电池全面回收的人生理想和目标。

废旧电池回收大王养成记

　　199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王自新在国家环保总局的图书室阅览资料。他在一本刊物上看到一篇报道中国废旧电池回收的文章，谈及“中国的废旧电池回收后不能处理”。王自新是内科医生出身，后来经商。此前的经历让他对这句话产生了疑问：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处理呢？基于此疑问，王自新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他发现有关回收废旧电池的环保事业，全社会几乎都是以宣传活动为主，没有人从产业链的角度从事回收废旧电池的环保工作。于是，王自新就以一位企业家的角度考虑创办废旧电池回收公司是否可行。他查资料、邀专家、做调研，最后得出结论，中国的干电池回收是可以成为项目做起来的，而且绝对是朝阳产业。
　　由此，王自新毅然决然投入到了废旧电池回收事业中。他多方筹集资金，建设废旧电池回收处理厂，面临各种的艰难险阻。特别是2002年后有关专家相继发声，谈及由于技术的发展，废旧电池已经低汞无汞，可以不用再做回收处理。这对王自新的废旧电池回收公司来说如同釜底抽薪——与他合伙开公司的亲戚朋友先后撤资。但王自新却说废旧电池的回收事业还要继续做下去。“废旧电池低汞无汞，对环境破坏减少是好事，但废旧电池作为一种可回收资源，如果不去有效回收，一年到头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资源浪费同样不可忽视。”王自新踏实而决绝地说，“因为热心这个事业，如果不能盈利，做不成企业，那我就自掏腰包，以公益的形式去做。”
　　此后数年间，王自新的废旧电池回收热线帮助解决各种有关废旧电池回收问题多达1万多个。先后到北京、天津、秦皇岛、三河等地，走进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区，组织有关演讲数百次，并组织了多种形式的废电池宣传回收活动。在组织活动过程中，他们先后吸纳了万余名志愿者加盟，涌现出许多事迹感人的志愿者。他们还下社会，广泛宣传绿色环保理念，赢得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此外，王自新组织开展“给废旧电池安个家”社会公益活动，与清华大学等合作开展定期回收日等形式多樣的社会活动，并与全国政协、北京市委市政府、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人民大学、中央党校社区、莲花小区、将府家园社区、和义街道东里社区、北一社区、金华园社区等数百个单位建立了长期回收合作关系。几年来，发动社会各界回收废电池2000余万只。
　　2015年，王自新在志愿北京平台发起了“发现电池箱”志愿服务项目，截至年底共发现电池箱572个，并对其中的部分废弃电池箱进行了回收，并自行投入5万元，更新专业废电池回收箱200余个。在多方引领筹措资金， 2016全年更新1000个以上的废电池回收箱，以方便公众交纳废电池，活动取得了市民的广泛好评，废电池回收量节节攀升。
　　17年来，王自新虽历尽坎坷，耗资百万元，仍矢志不渝，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回收废电池的人生目标！他被誉为“废旧电池回收大王”“环保达人”，获2005年度“中华名人成就奖百名杰出人物”，第六届、第七届中国百名优秀青年志愿者，并获“新知客环保榜样”、北京青年志愿服务行动杰出志愿者、北京市奥运会残奥会优秀志愿者先进个人、中国气象频道“绿色责任传播使者”等称号。2009年，他被授予“首都优秀慈善工作者”荣誉称号。

有害垃圾处理，细节决定成败

　　由于王自新创办的公司在电池回收领域耕耘20多年，得到了公司所在地房山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的认可，因此2018年，公司成为房山区指定的有害垃圾回收服务单位。公司与部分机关、学校、社区等进行了有害垃圾回收的对接工作，回收有害垃圾的范围由原本的电池拓展到了灯管、药品、溶剂等多个方面。对于有害垃圾的分类处理问题，王自新可谓如数家珍。
　　他坦言，有害垃圾回收处理在细节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首先就是红色的有害垃圾回收桶，设计不尽合理。有害垃圾不同于厨余垃圾，灯管、电池、药品本身各有各的特点，按照“危废”垃圾的处理原则，不相容的有害垃圾是不能放在一起的。举个例子来说，如果垃圾桶里已经存放了灯管，再有居民往垃圾桶里投放电池，可能造成灯管的破碎，灯管里的汞元素会直接散溢在空气和土壤当中造成环境污染，等于失去了有害垃圾回收处理的意义。此外，像锂电池，自燃性比较高，也应该单独存放。对此，王自新的公司专门设计有害垃圾回收装置箱，箱内按电池、灯管、药品、其他四类划分，有效地解决了有害垃圾混装的问题。
　　目前电池和灯管是王自新回收的“大户”，电池已经回收了两吨左右。虽然国家现今规定，氧化汞、镉镍和铅酸电池属于有害垃圾，民众普遍使用的锌锰干电池现在已不在有害垃圾之列。但王自新回收的锌锰干电池依然占了极高的比例。这要归功于1996年以来，政府主导开展的回收电池工作，很多民众和单位已经长期形成了回收废弃电池的习惯。而且即便如今的锌锰干电池已经不含重金属汞，但电池里的金属锡、金属锰、电解质，依然可能通过食物链进入生态系统，造成环境污染，危害人类的身体健康。王自新打个比方，塑料刚出现的时候也没有提到生态链污染的问题，但现在的生态链中，塑料微颗粒污染已经证实在动物的身体里出现了。而且锌锰干电池本身含有锌锰等金属元素，如果直接作为垃圾扔掉而不做回收再利用，本身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我原来是内科医生，治病讲究的是治疗此病，先防范彼病。环保事业也是如此，不要等到环保问题已经出现了，再去想办法亡羊补牢。环保问题更需要的是未雨绸缪、防微杜渐。”王自新深有体会地说。 　　另一“大户”灯管，王自新已经回收了2万多支。但回收的来源以机关单位统一淘汰的灯管为主，社区的回收占比不高。究其原因，一是公司铺设的回收点范围有限;二是居民对灯管投放哪个垃圾桶不甚了解，将灯管作为玻璃投放进了可回收垃圾桶。这说明垃圾分类的宣传工作还需再接再厉。
　　有害垃圾的第三大类——过期药品。“目前过期药品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准确来说过期药品是指包装里没吃完的药片、药水，但包装物是否也算？几乎喝完的玻璃药瓶是否算有害垃圾？例如喝了一半的口服液，该怎么处理，把剩下的一半口服液倒出来是不允许的，但不倒出来这个垃圾该怎么存放？”王自新的语速越来越快，“什么是过期药品，如何鉴定、回收，如何贮存、管理，还需要政府细化出一个标准。”
　　目前虽然过期药品王自新回收的并不多，但考虑将来资金有了保障，社区延伸范围扩大后，过期药品回收一定会越来越多。“中国早已进入老龄社会，过期药品每家每户都会产生，数量本身就是惊人的。”王自新回忆，早在2010年，在社区开展“垃圾零废弃”活动，每半个月从社区回收一次垃圾。在回收的十幾类垃圾当中，药品和药品包装能超过垃圾回收总量的1/6。可以想象，过期药品产生的有害垃圾，怎么分类、回收、再利用是个亟待解决大的大问题。

没资金，先行动

　　其实很多人都没有考虑到，有害垃圾的回收处理是需要很多费用的，目前这个钱由谁来出，还没有明确的说法。所以王自新和公司受限于这方面的条件，开展工作困难重重。“本来政府会给我们一些补贴，但由于财政和政府部门间的协调等问题，补贴目前还没有落实。”王自新说到。
　　虽然没有政府的补贴，但他并没有放下手上的有害垃圾的回收工作。“我们不能等着政府有了补贴再去办事，应该积极想办法先把事情做好，把各个方面积极推动起来。”
　　抱定信念与责任的王自新这两年自掏腰包，已经支出了20多万元。费用包括了有害垃圾的运费、储存库的租金、仓储的管理费、环境影响评价费（有害垃圾储存库需要经过相关部门的环境影响评价后才被允许开展业务）、交由“生态岛”垃圾处理的费用。这里说的“生态岛”是一家国营单位，即“北京生态岛科技有限公司”，专做有害垃圾无害化处理的。王自新收来的有害垃圾，除了电池，都交由“生态岛”处理。交付“生态岛”的垃圾处理费，也占到了王自新公司总支出的一半，而且随着灯管、过期药品回收量的增大，处理费的成本会节节攀升。
　　在被问及为什么要自掏腰包20多万元做这样的事情？王自新回答，一方面出于20多年对环保事业的热忱与信仰，另一方面出于他对有害垃圾回收、特别是电池回收产业链化的一种理想。目前，王自新已经开发了自己的废旧电池回收处理技术，并成为河北省的省级科技项目。采访期间他正在寻找场地建设民用锌锰干电池回收处理厂。工厂对锌锰干电池进行分解再利用，利用率可达到99%以上。“我希望电池回收厂能够实现盈利，达到环保事业产业化的良性循环，弥补我的巨大支出。”
　　除了电池厂，王自新多方筹措资金，在民政局以自己的名义注册一个基金会，希望从社会也能募集到资助。王自新坦言，有害垃圾的回收处理费用事实上该由公民来承担，因为公民是有害垃圾的制造者。在国外一直是这样的惯例，例如德国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妇，在十分注意的情况下缴纳的有害垃圾处理费一年在1000元人民币左右，而且制造的有害垃圾越多，费用涨得会越夸张。不过国情不同，王自新的首要任务不是让居民自掏腰包参与有害垃圾的处理，而是先积极参与进来。为此，王自新和专业机构开发了一个网站，居民可以在网站提供有害垃圾，并按重量兑换积分，换取礼品。
　　王自新说，垃圾回收其实是公民的一种习惯，本质上是一个社会问题，最终社会问题还需要社会的机制来解决。做了电池、有害垃圾回收20多年，王自新其实就是想以一个小电池为出发点，有效地整合政府、志愿者、企业、公众四位一体的社会合力，从观念、到产业链和政策，达到一个良性的互动，一个可循环式的发展模式。
　　编辑 韩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