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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她结识过众多革命家、同志和朋友，其中与杰出的政治家周恩来在半个世纪的合作共事中，结下了深厚情谊。
宋庆龄一生中，结识过众多革命家、同志和朋友，其中与杰出的政治家周恩来在半个世纪的合作共事中，结下了深厚情谊。从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国的建设时期，他们的交往也是宋庆龄一生“永远和党在一起”坚定信念的深刻写照。
矢志不移投身革命
他们的革命友谊始于20世纪20年代。据宋庆龄回忆，在20年代中期她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当时很年轻，但已经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久经考验的领导人了。
1925年，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无限悲痛的宋庆龄坚定不移地捍卫和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积极投身于大革命之中，但国民党中的右派背叛孙中山的革命政策，破坏国共合作。在革命面临严重危机之际，宋庆龄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及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等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是年8月1日宋庆龄又与毛泽东等22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名义发表宣言，严正揭露蒋介石、汪精卫的背叛行为。这一天，中国共产党领导南昌武装起义，当时宋庆龄虽然不在南昌，但是她支持这一起义。因而由周恩来等25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仍推选宋庆龄为委员会7人主席团的成员。8月20日，为寻求中国革命胜利道路，并实现孙中山要她代表其访问苏联的遗愿，她决定赴莫斯科。在她发表的声明中，不仅指出“我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而且还赞扬“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这正是在以后漫长艰辛的革命斗争岁月里，宋庆龄坚信、依靠中国共产党，并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密切合作的思想基础。
20世纪30年代，白色恐怖籠罩上海，宋庆龄回到故里处境困难。但她无所畏惧，坚持斗争，并与中共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系。她多次营救中共重要干部，并帮助上海地下党电台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1936年春天，宋庆龄为促进国共合作抗日，并应美国记者斯诺去陕北访问红军的请求，亲自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经由王牧师（董健吾）送到陕北。不久王牧师带回毛泽东、周恩来的复信及纪念品。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暴发，拉开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大幕。这时周恩来、林伯渠同志去庐山与蒋介石谈判，途经上海时要去看望宋庆龄。当地下党组织通过李云把这一消息转告宋庆龄时，她非常兴奋。
当周恩来、林伯渠等同志驱车来到莫里哀路29号的寓所时，宋庆龄亲自出来热情地把他们迎进来。在挂有孙中山肖像的客厅里，宾主亲切地交谈，周恩来仔细地向她介绍了当时的形势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并征求她的意见。宋庆龄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中共中央的政策方针和主张。她认为.“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
不久，日本大举侵略上海，中共中央很关心宋庆龄的安全，特意发来电报，请她尽快撤离上海去香港。到香港后，她积极筹备建立保卫中国同盟，广泛团结国际朋友及海外华侨，筹集各种物资，为支援国内的抗日斗争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入侵香港。宋庆龄于1941年12月才乘最后一班飞机撤离硝烟弥漫的香港，转移到重庆。在雾都重庆，宋庆龄虽身处险境，但她仍在重重困难中恢复保卫中国同盟的活动，依然给边区军民募集捐款和医疗器材。
迎来新中国
抗战胜利后，1945年底，宋庆龄终于回到阔别8年的上海，并继续开展福利救援事业。在解放战争中，她仍然想方设法支持解放区。1946年5月，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团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周恩来于7月和9月先后赴上海，都去看望过宋庆龄。这时国民党军队大举侵犯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部分成员飞回延安。
不久，在12月17日周恩来给宋庆龄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他和延安的同事们对她的敬爱，“我们回到延安已将一月，延安的朋友们都惦念着您，感谢您为解放区人民所做的工作。”信中充满胜利的信心，“中国人民只要坚持和平民主独立的方针，度过历史上的这一困难时期，光明胜利的前途一定会到来。”在信的结尾周恩来又深情地写道，“我们很敬佩您的努力，尤其愿分担您在这一历史困难时期所遭遇的困难。我们相信您的努力绝不会徒然的。不仅解放区，全中国人民都会感到骄傲，因为有您这样一个永远为人民服务的领导人。……请接受我和颖超的敬意及关切。”
经过14年浴血抗战，中国人民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以人民战争粉碎了内外反动势力种种挑衅和阴谋，迎来了新中国的黎明。
在全国革命胜利的前夕，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就联名给宋庆龄发电：“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
当宋庆龄接到这份电报时，心情激动不已。她为之奋斗多年的孙中山遗愿即将实现，如今这短短的电文又表达了中共中央对自己的深切关怀和敬重。
1949年5月，宋庆龄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迎来了上海的解放。7月1日宋庆龄第一次以公开身份与上海各界人民一起欢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她思潮起伏，并以诗般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心声：“欢迎我们的领导者一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6月19日，毛泽东又亲自给宋庆龄写信：“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范平，以便就近请教。”
在邓颖超临行前，周恩来又亲修一函：“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9月1日，在邓颖超陪同下，宋庆龄到达古城北平，在火车站上受到最高规格的礼遇一毛主席、朱德、周恩来和何香凝等人在站台迎候。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宋庆龄这位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伟大爱国者、孙中山革命思想忠实继承者，也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光荣地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盛大时刻，她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参加了开国大典。
从此，她又作为新中国的重要领导人开始了大量的国务活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经常就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向她请教、同她协商。
痛失亲密战友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继续致力开展福利救济事业，并关注和平友好的对外交往，陪同周恩来出访一些国家。特别是在周恩来支持下创办《中国建设》（《今日中国》前身）对外刊物。她在《怀念周恩来》一文中回忆：“这里我要提—下周恩来给予《中国建设》的亲切关怀，《中国建设》是一本为了加强国外读者对新中国的了解而办的刊物。
那是1951年的3月，一个傍晚，周恩来约请刚从美国回来的学者陈翰笙，到北京方巾巷的宋庆龄住处同她共进晚餐。当晚主要商定由宋庆龄和中国福利会出面创办英文刊物。1952年1月，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由宋庆龄亲自确定刊名的《中国建设》终于创刊了。
为支持宋庆龄办好这本对外刊物，周恩来在繁忙的国事中，时常给予具体指示。
1962年1月，为了庆祝《中国建设》创刊10周年，应宋庆龄之邀，周恩来、陈毅、邓颖超等与她一起亲赴北京百万庄中国建设杂志社，看望编辑部的中外员工，共贺创刊并亲切合影留念。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不幸逝世，这不仅是党和国家的巨大损失，同时也让宋庆龄痛失一位亲密的战友。她抱病参加追悼会送别挚友，其《怀念周总理》一文正是倾注了她那深沉的感情：
“人民将永远怀念周恩来，……他英勇善战，勤勤恳恳，坚韧不拔，满腔热情地为人民操劳一生。周总理爱人民，人民爱周总理。他战胜了一切敌人，在前进的事业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陈日浓 《今日中国》原副总编辑
宋庆龄一生中，结识过众多革命家、同志和朋友，其中与杰出的政治家周恩来在半个世纪的合作共事中，结下了深厚情谊。从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国的建设时期，他们的交往也是宋庆龄一生“永远和党在一起”坚定信念的深刻写照。
矢志不移投身革命
他们的革命友谊始于20世纪20年代。据宋庆龄回忆，在20年代中期她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当时很年轻，但已经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久经考验的领导人了。
1925年，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无限悲痛的宋庆龄坚定不移地捍卫和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积极投身于大革命之中，但国民党中的右派背叛孙中山的革命政策，破坏国共合作。在革命面临严重危机之际，宋庆龄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及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等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是年8月1日宋庆龄又与毛泽东等22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名义发表宣言，严正揭露蒋介石、汪精卫的背叛行为。这一天，中国共产党领导南昌武装起义，当时宋庆龄虽然不在南昌，但是她支持这一起义。因而由周恩来等25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仍推选宋庆龄为委员会7人主席团的成员。8月20日，为寻求中国革命胜利道路，并实现孙中山要她代表其访问苏联的遗愿，她决定赴莫斯科。在她发表的声明中，不仅指出“我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而且还赞扬“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这正是在以后漫长艰辛的革命斗争岁月里，宋庆龄坚信、依靠中国共产党，并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密切合作的思想基础。
20世纪30年代，白色恐怖籠罩上海，宋庆龄回到故里处境困难。但她无所畏惧，坚持斗争，并与中共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系。她多次营救中共重要干部，并帮助上海地下党电台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1936年春天，宋庆龄为促进国共合作抗日，并应美国记者斯诺去陕北访问红军的请求，亲自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经由王牧师（董健吾）送到陕北。不久王牧师带回毛泽东、周恩来的复信及纪念品。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暴发，拉开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大幕。这时周恩来、林伯渠同志去庐山与蒋介石谈判，途经上海时要去看望宋庆龄。当地下党组织通过李云把这一消息转告宋庆龄时，她非常兴奋。
当周恩来、林伯渠等同志驱车来到莫里哀路29号的寓所时，宋庆龄亲自出来热情地把他们迎进来。在挂有孙中山肖像的客厅里，宾主亲切地交谈，周恩来仔细地向她介绍了当时的形势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并征求她的意见。宋庆龄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中共中央的政策方针和主张。她认为.“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
不久，日本大举侵略上海，中共中央很关心宋庆龄的安全，特意发来电报，请她尽快撤离上海去香港。到香港后，她积极筹备建立保卫中国同盟，广泛团结国际朋友及海外华侨，筹集各种物资，为支援国内的抗日斗争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入侵香港。宋庆龄于1941年12月才乘最后一班飞机撤离硝烟弥漫的香港，转移到重庆。在雾都重庆，宋庆龄虽身处险境，但她仍在重重困难中恢复保卫中国同盟的活动，依然给边区军民募集捐款和医疗器材。
迎来新中国
抗战胜利后，1945年底，宋庆龄终于回到阔别8年的上海，并继续开展福利救援事业。在解放战争中，她仍然想方设法支持解放区。1946年5月，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团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周恩来于7月和9月先后赴上海，都去看望过宋庆龄。这时国民党军队大举侵犯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部分成员飞回延安。
不久，在12月17日周恩来给宋庆龄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他和延安的同事们对她的敬爱，“我们回到延安已将一月，延安的朋友们都惦念着您，感谢您为解放区人民所做的工作。”信中充满胜利的信心，“中国人民只要坚持和平民主独立的方针，度过历史上的这一困难时期，光明胜利的前途一定会到来。”在信的结尾周恩来又深情地写道，“我们很敬佩您的努力，尤其愿分担您在这一历史困难时期所遭遇的困难。我们相信您的努力绝不会徒然的。不仅解放区，全中国人民都会感到骄傲，因为有您这样一个永远为人民服务的领导人。……请接受我和颖超的敬意及关切。”
经过14年浴血抗战，中国人民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以人民战争粉碎了内外反动势力种种挑衅和阴谋，迎来了新中国的黎明。
在全国革命胜利的前夕，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就联名给宋庆龄发电：“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
当宋庆龄接到这份电报时，心情激动不已。她为之奋斗多年的孙中山遗愿即将实现，如今这短短的电文又表达了中共中央对自己的深切关怀和敬重。
1949年5月，宋庆龄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迎来了上海的解放。7月1日宋庆龄第一次以公开身份与上海各界人民一起欢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她思潮起伏，并以诗般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心声：“欢迎我们的领导者一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6月19日，毛泽东又亲自给宋庆龄写信：“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范平，以便就近请教。”
在邓颖超临行前，周恩来又亲修一函：“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9月1日，在邓颖超陪同下，宋庆龄到达古城北平，在火车站上受到最高规格的礼遇一毛主席、朱德、周恩来和何香凝等人在站台迎候。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宋庆龄这位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伟大爱国者、孙中山革命思想忠实继承者，也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光荣地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盛大时刻，她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参加了开国大典。
从此，她又作为新中国的重要领导人开始了大量的国务活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经常就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向她请教、同她协商。
痛失亲密战友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继续致力开展福利救济事业，并关注和平友好的对外交往，陪同周恩来出访一些国家。特别是在周恩来支持下创办《中国建设》（《今日中国》前身）对外刊物。她在《怀念周恩来》一文中回忆：“这里我要提—下周恩来给予《中国建设》的亲切关怀，《中国建设》是一本为了加强国外读者对新中国的了解而办的刊物。
那是1951年的3月，一个傍晚，周恩来约请刚从美国回来的学者陈翰笙，到北京方巾巷的宋庆龄住处同她共进晚餐。当晚主要商定由宋庆龄和中国福利会出面创办英文刊物。1952年1月，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由宋庆龄亲自确定刊名的《中国建设》终于创刊了。
为支持宋庆龄办好这本对外刊物，周恩来在繁忙的国事中，时常给予具体指示。
1962年1月，为了庆祝《中国建设》创刊10周年，应宋庆龄之邀，周恩来、陈毅、邓颖超等与她一起亲赴北京百万庄中国建设杂志社，看望编辑部的中外员工，共贺创刊并亲切合影留念。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不幸逝世，这不仅是党和国家的巨大损失，同时也让宋庆龄痛失一位亲密的战友。她抱病参加追悼会送别挚友，其《怀念周总理》一文正是倾注了她那深沉的感情：
“人民将永远怀念周恩来，……他英勇善战，勤勤恳恳，坚韧不拔，满腔热情地为人民操劳一生。周总理爱人民，人民爱周总理。他战胜了一切敌人，在前进的事业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陈日浓 《今日中国》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