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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对事业感到恐慌。周日下午，晚霞洒满天空，我的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却是这样残酷，令我沮丧得只想抱头痛哭。我们活在一个充满恐慌的时代，在我们自以为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事业，能够看透人生时，“真实”却跳出来恐吓我们。
现在或许比以前更容易过上好生活，但却比以前更难保持冷静。今天，一个已经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那就是身份的焦虑。
身份的焦虑是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担忧。不管我们是一帆风顺、步步高升，还是举步维艰、江河日下，都难以摆脱这种烦恼。
我们总爱拿自己的成就与被我们认为是同一层面的人相比较，身份的焦虑感就产生了
这个世界用许多方法告诉我们，我们无所不能，我们不再受限于阶级，我们只要靠着努力就能攀上我们想到的高度。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人们对自己的短暂一生有过这么高的期待。这是个美丽的理想，源于一种生而平等的精神，但这就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嫉妒。
我们每天都会经历不平等的对待，但却不会因此而妒恨每一个比我们优越的人，这是嫉妒的特别之处。有些人的生活胜过我们千倍万倍，但只要你认为，这人与你毫无关联，便能心安无事。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总爱拿自己的成就与被我们认为是同一层面的人相比较，身份的焦虑感就产生了。你去看，越是年龄、背景相近的人，越容易陷入嫉妒的苦海。
这么说吧，即使我们所拥有的只是一间透风漏雨、周围环境极差的小屋子，只要我们清楚和自己层次相当的人的生活情形也大致如此，这时，虽然我们也了解另外一个残酷的事实，即社会中的贵族住在规模宏大的庄园里，我们还是能认命并接受这一现实。但是，当我们在一次同学聚会上，发现一些老同学住的房子比我们大，工作更优裕，我们回家后反倒更容易生发强烈的不幸感。问题是，今天我们生存的世界就是一个大学校，看上去，每个人都穿着牛仔裤，每个人都一样，事实却并非如此。当生而平等的观念遇上现实中悬殊的不平等，巨大的压力就出现了。
富豪们是否也会受到身份焦虑的困扰？答案是肯定的。他们攀比的对象是与他们同等地位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所有人的做法并无二致，故而即使我们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的人都富裕，到头来还是觉得一无所有、两手空空。并非我们不知好歹，而是因为我们并不会以古人为参照来判断自己。与古人或其他地域的人相比而显现出的富裕，并不能长时间使我们开心。只有与那些一起长大的同伴、一起工作的同事、熟识的朋友，或是在公共场合与那些有认同感的新知相比较时，如果我们拥有他们一样多或更多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才认为自己是幸运的。
我们渴求被他人关注，我们的“身份”或自我形象就像一只漏气的气球，需要不断充入他人的爱戴才能保持形状
今天我想要检视，为什么我们会变成焦虑的囚徒。为何身份问题会让我们寝食难安呢？有一个字眼可以准确地表达出我们心中的渴慕，那就是“爱”。也许你会问，“爱”这个字眼，一般用于表述我们想要从父母或爱人那里得到的东西，怎么可以用来描述一种我们求之于社会，并受之于社会的诉求呢？我在这里说的获得他人的爱，是让我们感到自己被关注。
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所有这些贪婪和欲望，所有这些对财富、权力和名声的追求，其目的到底何在呢？难道是为了满足自然的需求？如果是这样，最底层的劳动者的收入也足以满足人的自然需求。那么人类的一切被称为‘改善生存状况’的伟大目的的价值何在？”“被他人注意、被他人关怀，得到他人的同情、赞美和支持，这就是我们想要从一切行为中得到的价值。”
他人对我们的关注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原因就在于人类对自身价值的判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当然，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我们可能更坚强一点。我们会固守自己的底线，不管别人是否在意我们，只要对自身有清醒的认识，清楚自身价值之所在，他人不公允的看待也不会伤及我们。然而，我们对自己特性和品质的认识总是在一些相互矛盾的评价中飘忽不定。我们的“身份”或自我形象就像一只漏气的气球，需要不断充入他人的爱戴才能保持形状，而他人对我们的忽略则会轻而易举地把它扎破。我们的情绪变得难以理喻，患得患失。同事的一句心不在焉的问候，几通没有应答的电话能使我们闷闷不乐；而如果有人记住了我们的名字，或送来一只果篮，我们又会觉得生活洒满阳光！我们每个人都唯恐失去身份地位。
世人所愿意给我们的关爱、尊重，取决于我们的社会地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在乎事业和成就，以及看重金钱和物质的原因。我们时常被告知我们处在一个物质挂帅的时代，我们都是贪婪的人。我并不认为我们特别看重物质，而是活在一个物质能带来大量情感反馈的时代，我们想要的不是物质，而是背后的情感反馈，这赋予奢侈品一个崭新的意义。下次你看到那些开着法拉利跑车的人，你不要想“这个人很贪婪”，而是“这是一个无比脆弱、急需爱的人”，也就是说，同情他们，不要嫉妒他们。
你不会说哈姆雷特是个“失败者”，虽然他失败了，他却不是一个“失败者”
我还要说一件由好事带来坏影响的例子，它造成我们对事业，对我们在世上的地位感到前所未有的焦虑，这个好概念叫做“功绩主义”。一个崇尚“功绩主义”的社会相信，如果你有才能、精力和技术，你就会飞黄腾达，没有什么能阻止你，这是个美好的想法。问题是，如果你打从心里相信，那些在社会顶层的人都是精英，同时你也相信那些在社会底层的人，天生就该在社会底层，换句话说，你在社会的地位不是偶然，而都是你配得的，这种想法让失败变得更残忍。
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刚才提到的这些焦虑呢？我想是有的。先说“功绩主义”，也就是相信每个人的地位忠实呈现他的能力，我认为这种想法太疯狂了。我相信功绩主义，但我认为一个完全彻底以能力取决地位的社会，是个不可能的梦想。我很喜欢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里的一句话，他说“以社会地位评价人是一种罪”。用现在的口吻说，看一个人的名片来决定你是否要和他交谈是罪。你最好在开口评论他人之前悬崖勒马，因为你很有可能不知道他人的真正价值。
今日世界上最会嘲笑人，将那些把生活搞砸的人定义为“失败者”的便是报纸。如果同情心的一个极端是这些八卦小报，另一个极端便是古希腊的悲剧和后来的悲剧艺术，我想说的是，或许我们该从悲剧艺术中学习，你不会说哈姆雷特是个“失败者”，虽然他失败了，他却不是一个“失败者”。我想这就是悲剧所要告诉我们的，究竟什么是“成功”的真正意义，这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
过多地关注那些在我们的葬礼上不会露面的人对我们的看法，会使我们把短暂一生之中最美好的时光破坏殆尽
毋庸置疑，对身份地位的渴望，同人类的任何欲望一样，具有积极的作用：激发潜能、力臻完美、阻止离经叛道的有害行径，增强社会共同价值产生的凝聚力。如同那些事业成功的失眠症患者历来所强调的那样，唯焦虑者方能成功，这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承认焦虑的价值，并不妨碍我们对此进行质疑。
我们渴望得到地位和财富，但其实一旦如愿以偿，我们的生活反而会变得更加糟糕。我们的很多欲望总是与自己真正的需求毫无关系。过多地关注那些在我们葬礼上不会露面的人对我们的看法，会使我们把自己短暂一生之中最美好的时光破坏殆尽。假如我们不能停止忧虑，我们会用生命中大量的光阴为错误的东西而担心，那才是最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
治疗身份的焦虑并无灵丹妙药，但我们可以尽量去了解它。就好像气象卫星并不能阻止暴雨的发生，但它给我们提供的地球图片至少可以减轻我们在灾难面前手足无措的感觉。一旦对身份的焦虑有所了解，当我们再次面对对手的漠视和挚友的成功之时，我们的反应就不会仅仅是痛苦和内疚了。
现在或许比以前更容易过上好生活，但却比以前更难保持冷静。今天，一个已经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那就是身份的焦虑。
身份的焦虑是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担忧。不管我们是一帆风顺、步步高升，还是举步维艰、江河日下，都难以摆脱这种烦恼。
我们总爱拿自己的成就与被我们认为是同一层面的人相比较，身份的焦虑感就产生了
这个世界用许多方法告诉我们，我们无所不能，我们不再受限于阶级，我们只要靠着努力就能攀上我们想到的高度。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人们对自己的短暂一生有过这么高的期待。这是个美丽的理想，源于一种生而平等的精神，但这就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嫉妒。
我们每天都会经历不平等的对待，但却不会因此而妒恨每一个比我们优越的人，这是嫉妒的特别之处。有些人的生活胜过我们千倍万倍，但只要你认为，这人与你毫无关联，便能心安无事。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总爱拿自己的成就与被我们认为是同一层面的人相比较，身份的焦虑感就产生了。你去看，越是年龄、背景相近的人，越容易陷入嫉妒的苦海。
这么说吧，即使我们所拥有的只是一间透风漏雨、周围环境极差的小屋子，只要我们清楚和自己层次相当的人的生活情形也大致如此，这时，虽然我们也了解另外一个残酷的事实，即社会中的贵族住在规模宏大的庄园里，我们还是能认命并接受这一现实。但是，当我们在一次同学聚会上，发现一些老同学住的房子比我们大，工作更优裕，我们回家后反倒更容易生发强烈的不幸感。问题是，今天我们生存的世界就是一个大学校，看上去，每个人都穿着牛仔裤，每个人都一样，事实却并非如此。当生而平等的观念遇上现实中悬殊的不平等，巨大的压力就出现了。
富豪们是否也会受到身份焦虑的困扰？答案是肯定的。他们攀比的对象是与他们同等地位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所有人的做法并无二致，故而即使我们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的人都富裕，到头来还是觉得一无所有、两手空空。并非我们不知好歹，而是因为我们并不会以古人为参照来判断自己。与古人或其他地域的人相比而显现出的富裕，并不能长时间使我们开心。只有与那些一起长大的同伴、一起工作的同事、熟识的朋友，或是在公共场合与那些有认同感的新知相比较时，如果我们拥有他们一样多或更多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才认为自己是幸运的。
我们渴求被他人关注，我们的“身份”或自我形象就像一只漏气的气球，需要不断充入他人的爱戴才能保持形状
今天我想要检视，为什么我们会变成焦虑的囚徒。为何身份问题会让我们寝食难安呢？有一个字眼可以准确地表达出我们心中的渴慕，那就是“爱”。也许你会问，“爱”这个字眼，一般用于表述我们想要从父母或爱人那里得到的东西，怎么可以用来描述一种我们求之于社会，并受之于社会的诉求呢？我在这里说的获得他人的爱，是让我们感到自己被关注。
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所有这些贪婪和欲望，所有这些对财富、权力和名声的追求，其目的到底何在呢？难道是为了满足自然的需求？如果是这样，最底层的劳动者的收入也足以满足人的自然需求。那么人类的一切被称为‘改善生存状况’的伟大目的的价值何在？”“被他人注意、被他人关怀，得到他人的同情、赞美和支持，这就是我们想要从一切行为中得到的价值。”
他人对我们的关注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原因就在于人类对自身价值的判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当然，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我们可能更坚强一点。我们会固守自己的底线，不管别人是否在意我们，只要对自身有清醒的认识，清楚自身价值之所在，他人不公允的看待也不会伤及我们。然而，我们对自己特性和品质的认识总是在一些相互矛盾的评价中飘忽不定。我们的“身份”或自我形象就像一只漏气的气球，需要不断充入他人的爱戴才能保持形状，而他人对我们的忽略则会轻而易举地把它扎破。我们的情绪变得难以理喻，患得患失。同事的一句心不在焉的问候，几通没有应答的电话能使我们闷闷不乐；而如果有人记住了我们的名字，或送来一只果篮，我们又会觉得生活洒满阳光！我们每个人都唯恐失去身份地位。
世人所愿意给我们的关爱、尊重，取决于我们的社会地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在乎事业和成就，以及看重金钱和物质的原因。我们时常被告知我们处在一个物质挂帅的时代，我们都是贪婪的人。我并不认为我们特别看重物质，而是活在一个物质能带来大量情感反馈的时代，我们想要的不是物质，而是背后的情感反馈，这赋予奢侈品一个崭新的意义。下次你看到那些开着法拉利跑车的人，你不要想“这个人很贪婪”，而是“这是一个无比脆弱、急需爱的人”，也就是说，同情他们，不要嫉妒他们。
你不会说哈姆雷特是个“失败者”，虽然他失败了，他却不是一个“失败者”
我还要说一件由好事带来坏影响的例子，它造成我们对事业，对我们在世上的地位感到前所未有的焦虑，这个好概念叫做“功绩主义”。一个崇尚“功绩主义”的社会相信，如果你有才能、精力和技术，你就会飞黄腾达，没有什么能阻止你，这是个美好的想法。问题是，如果你打从心里相信，那些在社会顶层的人都是精英，同时你也相信那些在社会底层的人，天生就该在社会底层，换句话说，你在社会的地位不是偶然，而都是你配得的，这种想法让失败变得更残忍。
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刚才提到的这些焦虑呢？我想是有的。先说“功绩主义”，也就是相信每个人的地位忠实呈现他的能力，我认为这种想法太疯狂了。我相信功绩主义，但我认为一个完全彻底以能力取决地位的社会，是个不可能的梦想。我很喜欢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里的一句话，他说“以社会地位评价人是一种罪”。用现在的口吻说，看一个人的名片来决定你是否要和他交谈是罪。你最好在开口评论他人之前悬崖勒马，因为你很有可能不知道他人的真正价值。
今日世界上最会嘲笑人，将那些把生活搞砸的人定义为“失败者”的便是报纸。如果同情心的一个极端是这些八卦小报，另一个极端便是古希腊的悲剧和后来的悲剧艺术，我想说的是，或许我们该从悲剧艺术中学习，你不会说哈姆雷特是个“失败者”，虽然他失败了，他却不是一个“失败者”。我想这就是悲剧所要告诉我们的，究竟什么是“成功”的真正意义，这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
过多地关注那些在我们的葬礼上不会露面的人对我们的看法，会使我们把短暂一生之中最美好的时光破坏殆尽
毋庸置疑，对身份地位的渴望，同人类的任何欲望一样，具有积极的作用：激发潜能、力臻完美、阻止离经叛道的有害行径，增强社会共同价值产生的凝聚力。如同那些事业成功的失眠症患者历来所强调的那样，唯焦虑者方能成功，这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承认焦虑的价值，并不妨碍我们对此进行质疑。
我们渴望得到地位和财富，但其实一旦如愿以偿，我们的生活反而会变得更加糟糕。我们的很多欲望总是与自己真正的需求毫无关系。过多地关注那些在我们葬礼上不会露面的人对我们的看法，会使我们把自己短暂一生之中最美好的时光破坏殆尽。假如我们不能停止忧虑，我们会用生命中大量的光阴为错误的东西而担心，那才是最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
治疗身份的焦虑并无灵丹妙药，但我们可以尽量去了解它。就好像气象卫星并不能阻止暴雨的发生，但它给我们提供的地球图片至少可以减轻我们在灾难面前手足无措的感觉。一旦对身份的焦虑有所了解，当我们再次面对对手的漠视和挚友的成功之时，我们的反应就不会仅仅是痛苦和内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