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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32-1937年熊佛西领导的河北定县农民戏剧试验是一次重要的乡村文化建设尝试，它的时代背景为中国20世纪30年代农村社会经济凋敝、农民积贫积弱的现状，以及当时的中国文化界存在一种“向下看”的大众化潮流。定县农民戏剧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晏阳初所领导的“定县乡村建设试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试验过程中产生了不少经典的农民戏剧文本，并极大地调动了定县农民大规模参加话剧演出的热情,在试验中首次出现农民自发建造剧场。从对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角度看，定县戏剧试验在文化切入途径、跨越文化障碍、“树人”等方面取得丰硕经验。
关键词：定县；农民戏剧；乡村建设；露天剧场；农村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8）04－0125－05
1932-1937年熊佛西领导的河北定县农民戏剧试验是一次重要的乡村文化建设尝试，取得了眩目的效果，其中定县农民大规模参加话剧演出、农民自发建造剧场以及对“环境戏剧”的实践在中国甚至世界戏剧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它长期徘徊在研究话语边缘，较少得到关注。在今天，我们对它重新检视与仔细梳理，不仅仅是为了显现那段被忽视的过往，更重要的是在史料钩沉中为今日新农村文化建设寻求经验与灵感。
一、试验背景:现实危机与文化转向
从现实层面上看，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战火不断，面临的是外忧内患、积贫积弱的社会格局。当时的中国从本质上来说仍是农村社会，“30年代初，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农民生产总值中农业所占比值达61%，其中尚未包括农村手工业”。［1］ 而作为中国社会承重层的农村却日益凋敝：随着帝国主义的军事入侵和经济掠夺，中国开始被卷入世界市场体系，乡村手工业纷纷破产，比较典型的是费孝通先生笔下的江村蚕丝业的破败；另外，由于政治上的动荡，军阀战乱频繁、水旱灾接连不断，农业人口流离失所，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一时间，中国农村出现了农产品滞销、农村金融枯竭、大量土地抛荒的严重问题。农村危机的客观存在成为当时社会舆论的中心议题之一，当时的知识界对此形成了认识上的共识即乡村是中国的命脉，救助乡村即是救助中国。旨在救助破败乡村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形成当时社会运动的主潮。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化界，存在着一个微妙的转向，在各路文化势力、各种文化群体、各类文化组织中，一种“向下看”的眼光在集体生成。20年代就有的“到民间去”的口号，在30年代复杂的文化思潮与社会环境中成为了方兴未艾的“大众化”潮流。在“大众化”这一时代潮流中，左翼文化组织创作了许多反映乡村疾苦和民众呼声的文艺作品，这股普罗文学的强劲风潮是明确地以政治性话语为主导逻辑，而与此在同一时间坐标系上的是一些以民间的、温和的方式实践着这股大众化潮流的学术机构与知识分子，乡建运动的代表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陶行知、熊佛西等等这些或隶属文化保守主义阵营，或是留学西方归来、支持西方现代性的知识分子们，他们焦虑于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同时以知识分子对农村重要性的自觉体认，共同以一种实践的方式完成这种文化上的转向，用关注旧中国的农村书写着属于他们的“大众化”，推动了中国现代化方案由书斋走向社会，由城市走向乡村，从理论走向实践。因此，这场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成果不惟在信贷、医疗、种植等物质成果上，在文化领域方面也有许多独特的成果，这些文化成果在今日研究解决新“三农”问题中的文化领域问题时，也将会是一笔丰富的精神遗产。
二、内容与形式：定县农民戏剧试验分析
在当时，以戏剧来疗救农民的愚弱与落后是一个新兴的文化尝试，陶行知在江苏创办农民剧社，阎哲吾在山东济南、李一非在河北通县民众教育馆也都进行过农民戏剧探索，但在当时坚持最久而又最有成效的当属熊佛西所领导的定县农民戏剧试验。定县戏剧试验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晏阳初所领导的“定县乡村建设试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熊佛西本人是现代著名剧作家，教育家，中国话剧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1932年1月，熊佛西应晏阳初的邀请，率领部分师生如陈治策、张鸣歧、杨村彬等奔赴河北定县农村开展戏剧大众化的试验。按照晏阳初的原初设计，熊佛西来到定县指导农民进行文化活动的路径是应当偏重传统民间文化形式的。而熊佛西却坚持认为每一时代都应有合乎该时代精神的文化产物，当时的中国社会刚刚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危机的刺激促使他决心要给农民一种能直面人生的艺术形式。他认为：“国际风云日益紧张，我们被列强环伺包围之中，时时刻刻都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但是我们的民众如何呢?别的方面暂可不说，仅就戏剧这一极具社会教育功能的文化部门而言，我们大多数的民众仍旧日日夜夜地迷恋于杨大郎的‘替宋主把忠尽了’，丁香之流的割肉疗亲，‘好马不备双鞍鞯，烈女不嫁二夫男’的腐朽的伦理，白蛇青蛇许仙法海、阴曹地府十二道闫君的迷信观念——长此这样下去，试想我们的民族在二十世纪的今日将何以立足呢?”［2］这是熊佛西保留五四现代性启蒙使命的一面，因此他的戏剧试验放弃了平教会提倡的秧歌等传统形式，选择承载思想的对等艺术形式——话剧。话剧在当时的中国又称新剧，以区别程式化、脸谱化的传统戏曲。熊佛西在定县戏剧试验中选用话剧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借这种新兴的艺术样式帮助农民直面现实、正视苦痛的人生，注重个体意识的现代化。
从戏剧内容上看，熊佛西与他的助手改编、创作一批适合农民接受能力与欣赏习惯的剧本。其中比较出色当属熊佛西的《屠户》、《喇叭》、《过渡》《锄头健儿》，杨村彬的《龙王渠》，陈治策的《鸟国》等。《卧薪尝胆》是熊佛西为定县写的第一个戏，而定县的农民观众对这部借古喻今、在戏里喊出直白宣教口号的古装大戏并不感冒，于是熊佛西决定聚焦当时乡村的严酷事实，把戏中的帝王将相换成农民自己。比如《屠户》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放“印子钱”剥削穷人的孔屠户形象，《锄头健儿》通过健儿反映农民新青年对封建迷信的破除与科学意识的觉醒。这些深受定县农民喜爱的戏剧叙事流畅、生动活泼，从艺术上来说实现了黑格尔所言的“戏剧是史诗与抒情诗的统一”。在这些戏剧中，《龙王渠》和《过渡》的主题更为尖锐，浓缩了中国农村在灾难和恶霸的双重压迫下的情景，戏的主题都是强调一种群体力量与群体觉醒，反对残酷的特权阶层，号召农民团结建设新乡村。两戏都有大量室外场景，挤满了农民演员。《龙王渠》描写一群村民挖渠保护堤坝不受洪水冲击，而富人们在这灾难时刻还加紧剥削穷人。《过渡》的名字本身就是象征，预示着旧定县向新定县过渡之时，戏剧矛盾围绕新来的大学生带人在靠近地主的渡口的地方建桥，地主阴谋策划船工与建桥民工争斗，意外中船工老杜死于塌方，船工老杜的寡妻向地主索钱葬夫，地主竟当众踢死她。血的事实激怒了船工与建桥民工，他们团结起来与地主斗争。这两出戏在为数以万计的农民观众演出时，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过渡》中的《造船歌》每个村的男女老幼都会唱,成了定县当时广为流行的歌。。
从演出方式看，定县农民戏剧成功实践了“农民自己演剧给自己看”的口号。熊佛西他们最初的话剧演出叫“表证剧场”，含有样板的意思，剧中演员只能由平教会职员担任，然而随着定县戏剧的成功与火爆，仅平教职员的演出远远满足不了农民观众的需求，熊佛西开始考虑培养当地农民演员，于是开设了戏剧训练班，等到1933年2月9日，尧方头村的农民在平教会戏剧工作者指导下成立了农民剧团。当这个农民剧团到邻村演出时，农民与新剧之间的文化隔阂彻底消除了，一种贴近感点燃了全县农民对话剧的兴趣，他们巡回过的西平朱谷村立刻成立了两个剧团，在本村的庙会上分别演出了熊佛西的《四个乞丐》和《兰芝与仲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平朱谷村的女演员勇敢地成为定县历史上第一批登台演出的女子，打破了定县秧歌等民间活动一向只有男人演女人的习俗，这在当时保守的乡村文化环境不啻于平地惊雷。在1933和1934两年里，共有l3个村在定县农民戏剧试验组的帮助下正式成立了农民剧团。
翻开世界戏剧史，除了当时的定县外，从未有农民自发建造剧场的记录。定县是个特殊且光荣的例子，它是中国农民自发建立剧场的历史见证，它是承载农民内在文化表达热忱的器皿。剧场是容纳演出的空间，也微妙地暗示着观演关系。熊佛西最初将平教会的礼堂加以改造,延续了西方镜框式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中“第四堵墙”的现代戏剧舞台，在这样的戏剧舞台中，演员与观众处在有清晰分割的两个区域。在此之后，熊佛西他们到各村去举行游行公演,演员在高坡下的平地上表演,观众坐在高坡上看戏,双方的交流与互动促进了农民朋友更好地入戏，其情势让熊佛西想到了古希腊的剧场，熊佛西逐渐认定露天剧场应该是最好的方式,它能“跳出镜框，与观众握手”，更适合农民戏剧的演出。于是，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定县先后建造了3个露天剧场。在建造过程中,农民朋友捐工捐料,所表现出的热心使熊佛西惊讶。尤其是东不落岗村的露天剧场,它是定县民众在平教会人员的指导下自发建立的，对于这个在农民朋友手中建立起的剧场，晏阳初是这样评价的“这是由农民自发建造的中国第一个剧场，这非常重要，其意义超出了万里长城的建造，因为这个剧场是村民自己的创造力、积极性和合作的结果。”［3］
由形态观之，该露天剧场的色调与浑然的天穹与苍茫的大地相化合, 使人联想到古老洪荒中戏剧尚在大众之手的时代，剧场四周植树,整个剧场呈卵形，“主台”与“副台”一前一后，中间是“广场”，既是观众席，又是演员出入于前后台的通道。当演出在广场与前后台流动时，观众就在广场中或立或走动着看，有时演出在广场中心进行，观众就坐（立）在前后台或广场周围看。东不落岗村的露天剧场破除了演员与观众隔阂，剧场变成一种极富有伸缩性的新型剧场。在随后的日子里，东不落岗村的露天剧场承载的不仅仅是戏剧，而是包括村民大会、纪念会、民团检阅、公民选举等等，定县社会生活中的公共领域在此展开。
定县农民戏剧试验开始于1932年，猝然终结于1937年，抗日战争烽火的逼近使平教会成员不得不集体撤离定县。1937年9月7日保定失守，定县历史上展开悲壮动人的一页：定县城得而复失达7次之多，日本侵略者大增兵力才将县城占领。定县失守后，日本侵略者将一些平教会工作较久的村庄加以包围，放火烧村，并用机枪扫射自烈火逃出的村民，青年死亡数千。1941年末，王瑞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河北沦陷区精确的统计告诉我们说，定县的民众抗日武装比哪一县都好，这不能不算是抗战前定县农民戏剧所种下的种子所收的果实。 ［4］
三、对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启迪
文化的力量在于能够提高农民的非物质利益，促使农民养成共同的理想信念。从更宽广的视野观照在1932——1937年定县农民戏剧试验中，戏剧只是一种沟通的方式、文化传递的一种媒介、整合群体力量的人类仪式。定县戏剧试验的核心要素在于它是如何在知识精英与农民之间有效展开，又如何跨越错综复杂的文化碰撞：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传统文化的矛盾，民族和西方艺术形式之间的文化差异等等，最终真正走向农民，有效激发农村文化的内生机制，达到“树人”的目标。厘清这些核心要素可以帮助我们充分体认它的价值，获得在今日复杂的文化语境下展开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宝贵经验。
第一，定县戏剧试验领导者的文化姿态决定了这场文化试验一开始就选择了正确的切入途径。熊佛西他们没有以一种知识精英的姿态俯视乡村文化，而是以平等的文化态度沟通东方与西方、城市与乡村。定县戏剧试验是定县试验的一部分，是当时大规模引进外资和外来人才的项目，从一开始就与西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晏阳初为了在政治上独立于执政的军阀和国民党势力，从美国募来了平教运动的大部分资金，包括J．D．洛克菲勒于1929年亲手给他的5万美元以及后来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多年的基金；晏阳初所聘请的各部门负责人多是欧美回来的硕士、博士，如熊佛西就是192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硕士；定县试验也理所当然成为当时西方关注的重点，埃德加•斯诺创造了一个名词“定县主义”，称它能在试验中国作为一个民族生存下去所必须具备的社会体制。然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没有影响定县试验领导者的身份认同（identity），身份认同是文化主体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间进行文化身份选择，通常会伴随着巨大的震荡与精神磨难。在强势的西方文化与眩目的城市背景中，晏阳初终生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乡村服务者，熊佛西则铭记自己本来就是农家子弟，他时刻关注戏剧中农民观众的感受，并把自己当作他们中的一个。如果说熊佛西在戏剧试验的肇始之初保留着都市“小剧场”的精英倾向，而后来他很快以农民演戏、露天剧场等方式彻底抛弃了精英倾向，这种积极地自我融入决定着他们能有效地在异质群体中开展文化实践，而不是成为文化殖民主义的潜在传播者或者以拯救者的姿态去“救赎”作为“他者”的农民。
今天，当我们在复杂的文化语境中谈论农村文化建设时，本身就存在一种文化姿态的选择，譬如我们常常会说“文化扶贫”或“送文化下乡”等等，“文化扶贫”预设了乡村文化处于次等文化的地位，属于需要拯救的对象；至于“送文化下乡”则无视我国农村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拥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农村文化活动。话语是文化主体的意识在语言层面的一种折射，暗含了精英视野对乡村文化的歧视与评判。这样的文化姿态一方面无益于消除文化实践者与对象之间的鸿沟：“文化扶贫”可能会更挫伤农民的文化自信，而“送文化下乡”如果不以乡村本身的文化资源为土壤，则只能种植作为点缀性质的“无根”文化。另一方面，歧视也会形成“语言的二元化”问题，即学界语言背离农民对当下农村文化的认知与常识，用“假语言”谈论伪问题，加深城市文化知识精英与农民的隔阂和猜疑。定县戏剧试验的历史经验清晰地表明知识精英面对农村文化建设时需要端正文化态度，不把农民当作“问题”对待，从“化农民”走向“农民化”，这样才能消除两者之间的文化隔阂与经验差异，才能选择一种正确的切入途径。
第二，定县农民戏剧试验在多种异质文化的杂糅中恰当把握了传统与现代，内容与形式的张力，有效激发了农村文化的内生机制，调动了大多数农民朋友进行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在定县戏剧试验之初，熊佛西坚决地以话剧也即当时的新剧作为试验的中介，这和整个定县试验的现代性目标契合。但是随着定县戏剧试验的展开，随着深入农民的需要，熊佛西开始在新剧中加入不少传统演出的元素，这样的加入不是简单地两相叠加，而是有所选择，有所坚持。以《龙王渠》为例，该剧的主题是用科学反对迷信，然而在戏剧开场时是一个女孩在一群绝望的灾民中唱着凤阳花鼓，一些巫婆在祈求龙王的保护，但洪水还是滚滚而来，愤怒的群众捣毁了龙王庙。巫婆表演的仪式中有明显的迷信成分，但为农民所熟悉的巫仪场面能在剧情展开前吸引观众。换句话说，该形式一箭双雕，既利用了古老仪式中的艺术因素又批判了它的迷信元素。这个双重性是定县试验的重要经验：在新剧表演中加入世俗化的传统表演奇观，传统元素成为吸引农民接受现代性主题的中介，而新剧的批判锋芒依然犀利，对传统中保守消极的部分进行了积极批判，这种形式预示了一种现代性的文化如何进入前现代的乡村社会的有效途径。
同时，从演出形式看，定县戏剧创造了“台上台下沟通式”、“观众包围演员式”、“演员包围观众式”、“流动式”等多种形式，这一点是定县戏剧给中国戏剧史乃至世界戏剧史增添的光辉。据熊佛西论述，这种演出形式是汲取了中国民间会戏表演传统中追求“狂放”、“自由”，追求观众与演者混合的审美方式，在不经意间暗合了当时世界戏剧潮流中“环境戏剧”的新思潮，走在了世界戏剧的前列。演出形式使新剧走向农民的日常生活，农民自发地演剧、建剧场，热情地把新剧拿过来变成自己的艺术形式，并和专业戏剧家一起对它加以改造，创造出一种中国式的现代戏剧。这是一个借鉴中国传统演艺的特点因而对世界现代戏剧与文化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也是一个注重乡土文化的挖掘，有效培育农村内生文化机制的实例。定县戏剧试验的文化经验清晰地告诉我们，在农村内生文化机制被有效培育后，乡村文化不再是单纯被救助的对象，而是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在农村文化资源中能够挖掘出一种与现代性相结合的“新文化”，反哺于城市文化。
第三，在定县农民戏剧试验中，“树人”是总的目标，它在恢复农民生活的主体性价值，在农民心智中注入现代性意识方面做了相当可贵的探索。翻阅1932——1937年定县农民戏剧试验的戏剧文本，贯穿着浓郁的以人为本的意识，蕴涵着对人的灵魂和命运的深切关注。熊佛西他们看重的是在农民朋友心中建构具有现代主体意识的自我，他们需要的是“向上的意识”，而所谓“向上的意识”即新农民破除迷信力量，破除“青天”意识与被拯救者的宿命，从他信转为自信，成长为具有现代意识与完满人格的公民。由是观之，定县农民的集体演戏是新农民开始现代性生活的热身,而露天剧场是他们进行团体生活、开展公共文化、增强主体性交往的场域，凡是对一村或一区的农民有共同利益的事情与活动,都可以在露天剧场以集合的方式解决进行,其结局是超乎庙会与集会之上的伟大。因为在那里不但使农民便于集体生活的经营,更显示着团体生活的最高方式。
当前，我国农村市场经济确立以来，农村社会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和分配方式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不少农民物质上丰裕了，精神却依旧贫困空虚，具体表现为心理危机不断加剧，保守消极的文化因子滋生，干扰农民形成现代性的完满人格。甚至在某些乡村，封建迷信活动、各种陈规陋俗沉渣泛起，麻将、草台班子、色情表演充斥农村市场。面对这些问题，光靠禁止与查处是远远不够的，归根结底，这是农民精神世界所出现的问题，需要用文化的软性手段去解决。1932-1937年定县戏剧试验提示我们，农民的现代性人格的形成影响着他们对生产、生活方式的自觉选择，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追求。因此，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大量工作尽管千头万绪，但都应该以“树人”为落脚点，恢复农民生活的主体性价值，架起农民与社会、农民与农民之间心灵的桥梁，培养农民在群体生活中自发形成共通的理想信念，最终建立一种融洽和谐、诚信有序的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1］熊佛西．熊佛西戏剧文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2］ 晏阳初.晏阳初全集［M］.（第1卷）.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3］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M］.（第5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4］ 孙惠柱．熊佛西的定县农民戏剧试验及其现实意义［J］ ．戏剧艺术，2001:(1).
关键词：定县；农民戏剧；乡村建设；露天剧场；农村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8）04－0125－05
1932-1937年熊佛西领导的河北定县农民戏剧试验是一次重要的乡村文化建设尝试，取得了眩目的效果，其中定县农民大规模参加话剧演出、农民自发建造剧场以及对“环境戏剧”的实践在中国甚至世界戏剧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它长期徘徊在研究话语边缘，较少得到关注。在今天，我们对它重新检视与仔细梳理，不仅仅是为了显现那段被忽视的过往，更重要的是在史料钩沉中为今日新农村文化建设寻求经验与灵感。
一、试验背景:现实危机与文化转向
从现实层面上看，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战火不断，面临的是外忧内患、积贫积弱的社会格局。当时的中国从本质上来说仍是农村社会，“30年代初，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农民生产总值中农业所占比值达61%，其中尚未包括农村手工业”。［1］ 而作为中国社会承重层的农村却日益凋敝：随着帝国主义的军事入侵和经济掠夺，中国开始被卷入世界市场体系，乡村手工业纷纷破产，比较典型的是费孝通先生笔下的江村蚕丝业的破败；另外，由于政治上的动荡，军阀战乱频繁、水旱灾接连不断，农业人口流离失所，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一时间，中国农村出现了农产品滞销、农村金融枯竭、大量土地抛荒的严重问题。农村危机的客观存在成为当时社会舆论的中心议题之一，当时的知识界对此形成了认识上的共识即乡村是中国的命脉，救助乡村即是救助中国。旨在救助破败乡村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形成当时社会运动的主潮。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化界，存在着一个微妙的转向，在各路文化势力、各种文化群体、各类文化组织中，一种“向下看”的眼光在集体生成。20年代就有的“到民间去”的口号，在30年代复杂的文化思潮与社会环境中成为了方兴未艾的“大众化”潮流。在“大众化”这一时代潮流中，左翼文化组织创作了许多反映乡村疾苦和民众呼声的文艺作品，这股普罗文学的强劲风潮是明确地以政治性话语为主导逻辑，而与此在同一时间坐标系上的是一些以民间的、温和的方式实践着这股大众化潮流的学术机构与知识分子，乡建运动的代表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陶行知、熊佛西等等这些或隶属文化保守主义阵营，或是留学西方归来、支持西方现代性的知识分子们，他们焦虑于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同时以知识分子对农村重要性的自觉体认，共同以一种实践的方式完成这种文化上的转向，用关注旧中国的农村书写着属于他们的“大众化”，推动了中国现代化方案由书斋走向社会，由城市走向乡村，从理论走向实践。因此，这场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成果不惟在信贷、医疗、种植等物质成果上，在文化领域方面也有许多独特的成果，这些文化成果在今日研究解决新“三农”问题中的文化领域问题时，也将会是一笔丰富的精神遗产。
二、内容与形式：定县农民戏剧试验分析
在当时，以戏剧来疗救农民的愚弱与落后是一个新兴的文化尝试，陶行知在江苏创办农民剧社，阎哲吾在山东济南、李一非在河北通县民众教育馆也都进行过农民戏剧探索，但在当时坚持最久而又最有成效的当属熊佛西所领导的定县农民戏剧试验。定县戏剧试验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晏阳初所领导的“定县乡村建设试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熊佛西本人是现代著名剧作家，教育家，中国话剧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1932年1月，熊佛西应晏阳初的邀请，率领部分师生如陈治策、张鸣歧、杨村彬等奔赴河北定县农村开展戏剧大众化的试验。按照晏阳初的原初设计，熊佛西来到定县指导农民进行文化活动的路径是应当偏重传统民间文化形式的。而熊佛西却坚持认为每一时代都应有合乎该时代精神的文化产物，当时的中国社会刚刚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危机的刺激促使他决心要给农民一种能直面人生的艺术形式。他认为：“国际风云日益紧张，我们被列强环伺包围之中，时时刻刻都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但是我们的民众如何呢?别的方面暂可不说，仅就戏剧这一极具社会教育功能的文化部门而言，我们大多数的民众仍旧日日夜夜地迷恋于杨大郎的‘替宋主把忠尽了’，丁香之流的割肉疗亲，‘好马不备双鞍鞯，烈女不嫁二夫男’的腐朽的伦理，白蛇青蛇许仙法海、阴曹地府十二道闫君的迷信观念——长此这样下去，试想我们的民族在二十世纪的今日将何以立足呢?”［2］这是熊佛西保留五四现代性启蒙使命的一面，因此他的戏剧试验放弃了平教会提倡的秧歌等传统形式，选择承载思想的对等艺术形式——话剧。话剧在当时的中国又称新剧，以区别程式化、脸谱化的传统戏曲。熊佛西在定县戏剧试验中选用话剧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借这种新兴的艺术样式帮助农民直面现实、正视苦痛的人生，注重个体意识的现代化。
从戏剧内容上看，熊佛西与他的助手改编、创作一批适合农民接受能力与欣赏习惯的剧本。其中比较出色当属熊佛西的《屠户》、《喇叭》、《过渡》《锄头健儿》，杨村彬的《龙王渠》，陈治策的《鸟国》等。《卧薪尝胆》是熊佛西为定县写的第一个戏，而定县的农民观众对这部借古喻今、在戏里喊出直白宣教口号的古装大戏并不感冒，于是熊佛西决定聚焦当时乡村的严酷事实，把戏中的帝王将相换成农民自己。比如《屠户》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放“印子钱”剥削穷人的孔屠户形象，《锄头健儿》通过健儿反映农民新青年对封建迷信的破除与科学意识的觉醒。这些深受定县农民喜爱的戏剧叙事流畅、生动活泼，从艺术上来说实现了黑格尔所言的“戏剧是史诗与抒情诗的统一”。在这些戏剧中，《龙王渠》和《过渡》的主题更为尖锐，浓缩了中国农村在灾难和恶霸的双重压迫下的情景，戏的主题都是强调一种群体力量与群体觉醒，反对残酷的特权阶层，号召农民团结建设新乡村。两戏都有大量室外场景，挤满了农民演员。《龙王渠》描写一群村民挖渠保护堤坝不受洪水冲击，而富人们在这灾难时刻还加紧剥削穷人。《过渡》的名字本身就是象征，预示着旧定县向新定县过渡之时，戏剧矛盾围绕新来的大学生带人在靠近地主的渡口的地方建桥，地主阴谋策划船工与建桥民工争斗，意外中船工老杜死于塌方，船工老杜的寡妻向地主索钱葬夫，地主竟当众踢死她。血的事实激怒了船工与建桥民工，他们团结起来与地主斗争。这两出戏在为数以万计的农民观众演出时，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过渡》中的《造船歌》每个村的男女老幼都会唱,成了定县当时广为流行的歌。。
从演出方式看，定县农民戏剧成功实践了“农民自己演剧给自己看”的口号。熊佛西他们最初的话剧演出叫“表证剧场”，含有样板的意思，剧中演员只能由平教会职员担任，然而随着定县戏剧的成功与火爆，仅平教职员的演出远远满足不了农民观众的需求，熊佛西开始考虑培养当地农民演员，于是开设了戏剧训练班，等到1933年2月9日，尧方头村的农民在平教会戏剧工作者指导下成立了农民剧团。当这个农民剧团到邻村演出时，农民与新剧之间的文化隔阂彻底消除了，一种贴近感点燃了全县农民对话剧的兴趣，他们巡回过的西平朱谷村立刻成立了两个剧团，在本村的庙会上分别演出了熊佛西的《四个乞丐》和《兰芝与仲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平朱谷村的女演员勇敢地成为定县历史上第一批登台演出的女子，打破了定县秧歌等民间活动一向只有男人演女人的习俗，这在当时保守的乡村文化环境不啻于平地惊雷。在1933和1934两年里，共有l3个村在定县农民戏剧试验组的帮助下正式成立了农民剧团。
翻开世界戏剧史，除了当时的定县外，从未有农民自发建造剧场的记录。定县是个特殊且光荣的例子，它是中国农民自发建立剧场的历史见证，它是承载农民内在文化表达热忱的器皿。剧场是容纳演出的空间，也微妙地暗示着观演关系。熊佛西最初将平教会的礼堂加以改造,延续了西方镜框式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中“第四堵墙”的现代戏剧舞台，在这样的戏剧舞台中，演员与观众处在有清晰分割的两个区域。在此之后，熊佛西他们到各村去举行游行公演,演员在高坡下的平地上表演,观众坐在高坡上看戏,双方的交流与互动促进了农民朋友更好地入戏，其情势让熊佛西想到了古希腊的剧场，熊佛西逐渐认定露天剧场应该是最好的方式,它能“跳出镜框，与观众握手”，更适合农民戏剧的演出。于是，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定县先后建造了3个露天剧场。在建造过程中,农民朋友捐工捐料,所表现出的热心使熊佛西惊讶。尤其是东不落岗村的露天剧场,它是定县民众在平教会人员的指导下自发建立的，对于这个在农民朋友手中建立起的剧场，晏阳初是这样评价的“这是由农民自发建造的中国第一个剧场，这非常重要，其意义超出了万里长城的建造，因为这个剧场是村民自己的创造力、积极性和合作的结果。”［3］
由形态观之，该露天剧场的色调与浑然的天穹与苍茫的大地相化合, 使人联想到古老洪荒中戏剧尚在大众之手的时代，剧场四周植树,整个剧场呈卵形，“主台”与“副台”一前一后，中间是“广场”，既是观众席，又是演员出入于前后台的通道。当演出在广场与前后台流动时，观众就在广场中或立或走动着看，有时演出在广场中心进行，观众就坐（立）在前后台或广场周围看。东不落岗村的露天剧场破除了演员与观众隔阂，剧场变成一种极富有伸缩性的新型剧场。在随后的日子里，东不落岗村的露天剧场承载的不仅仅是戏剧，而是包括村民大会、纪念会、民团检阅、公民选举等等，定县社会生活中的公共领域在此展开。
定县农民戏剧试验开始于1932年，猝然终结于1937年，抗日战争烽火的逼近使平教会成员不得不集体撤离定县。1937年9月7日保定失守，定县历史上展开悲壮动人的一页：定县城得而复失达7次之多，日本侵略者大增兵力才将县城占领。定县失守后，日本侵略者将一些平教会工作较久的村庄加以包围，放火烧村，并用机枪扫射自烈火逃出的村民，青年死亡数千。1941年末，王瑞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河北沦陷区精确的统计告诉我们说，定县的民众抗日武装比哪一县都好，这不能不算是抗战前定县农民戏剧所种下的种子所收的果实。 ［4］
三、对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启迪
文化的力量在于能够提高农民的非物质利益，促使农民养成共同的理想信念。从更宽广的视野观照在1932——1937年定县农民戏剧试验中，戏剧只是一种沟通的方式、文化传递的一种媒介、整合群体力量的人类仪式。定县戏剧试验的核心要素在于它是如何在知识精英与农民之间有效展开，又如何跨越错综复杂的文化碰撞：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传统文化的矛盾，民族和西方艺术形式之间的文化差异等等，最终真正走向农民，有效激发农村文化的内生机制，达到“树人”的目标。厘清这些核心要素可以帮助我们充分体认它的价值，获得在今日复杂的文化语境下展开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宝贵经验。
第一，定县戏剧试验领导者的文化姿态决定了这场文化试验一开始就选择了正确的切入途径。熊佛西他们没有以一种知识精英的姿态俯视乡村文化，而是以平等的文化态度沟通东方与西方、城市与乡村。定县戏剧试验是定县试验的一部分，是当时大规模引进外资和外来人才的项目，从一开始就与西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晏阳初为了在政治上独立于执政的军阀和国民党势力，从美国募来了平教运动的大部分资金，包括J．D．洛克菲勒于1929年亲手给他的5万美元以及后来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多年的基金；晏阳初所聘请的各部门负责人多是欧美回来的硕士、博士，如熊佛西就是192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硕士；定县试验也理所当然成为当时西方关注的重点，埃德加•斯诺创造了一个名词“定县主义”，称它能在试验中国作为一个民族生存下去所必须具备的社会体制。然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没有影响定县试验领导者的身份认同（identity），身份认同是文化主体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间进行文化身份选择，通常会伴随着巨大的震荡与精神磨难。在强势的西方文化与眩目的城市背景中，晏阳初终生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乡村服务者，熊佛西则铭记自己本来就是农家子弟，他时刻关注戏剧中农民观众的感受，并把自己当作他们中的一个。如果说熊佛西在戏剧试验的肇始之初保留着都市“小剧场”的精英倾向，而后来他很快以农民演戏、露天剧场等方式彻底抛弃了精英倾向，这种积极地自我融入决定着他们能有效地在异质群体中开展文化实践，而不是成为文化殖民主义的潜在传播者或者以拯救者的姿态去“救赎”作为“他者”的农民。
今天，当我们在复杂的文化语境中谈论农村文化建设时，本身就存在一种文化姿态的选择，譬如我们常常会说“文化扶贫”或“送文化下乡”等等，“文化扶贫”预设了乡村文化处于次等文化的地位，属于需要拯救的对象；至于“送文化下乡”则无视我国农村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拥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农村文化活动。话语是文化主体的意识在语言层面的一种折射，暗含了精英视野对乡村文化的歧视与评判。这样的文化姿态一方面无益于消除文化实践者与对象之间的鸿沟：“文化扶贫”可能会更挫伤农民的文化自信，而“送文化下乡”如果不以乡村本身的文化资源为土壤，则只能种植作为点缀性质的“无根”文化。另一方面，歧视也会形成“语言的二元化”问题，即学界语言背离农民对当下农村文化的认知与常识，用“假语言”谈论伪问题，加深城市文化知识精英与农民的隔阂和猜疑。定县戏剧试验的历史经验清晰地表明知识精英面对农村文化建设时需要端正文化态度，不把农民当作“问题”对待，从“化农民”走向“农民化”，这样才能消除两者之间的文化隔阂与经验差异，才能选择一种正确的切入途径。
第二，定县农民戏剧试验在多种异质文化的杂糅中恰当把握了传统与现代，内容与形式的张力，有效激发了农村文化的内生机制，调动了大多数农民朋友进行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在定县戏剧试验之初，熊佛西坚决地以话剧也即当时的新剧作为试验的中介，这和整个定县试验的现代性目标契合。但是随着定县戏剧试验的展开，随着深入农民的需要，熊佛西开始在新剧中加入不少传统演出的元素，这样的加入不是简单地两相叠加，而是有所选择，有所坚持。以《龙王渠》为例，该剧的主题是用科学反对迷信，然而在戏剧开场时是一个女孩在一群绝望的灾民中唱着凤阳花鼓，一些巫婆在祈求龙王的保护，但洪水还是滚滚而来，愤怒的群众捣毁了龙王庙。巫婆表演的仪式中有明显的迷信成分，但为农民所熟悉的巫仪场面能在剧情展开前吸引观众。换句话说，该形式一箭双雕，既利用了古老仪式中的艺术因素又批判了它的迷信元素。这个双重性是定县试验的重要经验：在新剧表演中加入世俗化的传统表演奇观，传统元素成为吸引农民接受现代性主题的中介，而新剧的批判锋芒依然犀利，对传统中保守消极的部分进行了积极批判，这种形式预示了一种现代性的文化如何进入前现代的乡村社会的有效途径。
同时，从演出形式看，定县戏剧创造了“台上台下沟通式”、“观众包围演员式”、“演员包围观众式”、“流动式”等多种形式，这一点是定县戏剧给中国戏剧史乃至世界戏剧史增添的光辉。据熊佛西论述，这种演出形式是汲取了中国民间会戏表演传统中追求“狂放”、“自由”，追求观众与演者混合的审美方式，在不经意间暗合了当时世界戏剧潮流中“环境戏剧”的新思潮，走在了世界戏剧的前列。演出形式使新剧走向农民的日常生活，农民自发地演剧、建剧场，热情地把新剧拿过来变成自己的艺术形式，并和专业戏剧家一起对它加以改造，创造出一种中国式的现代戏剧。这是一个借鉴中国传统演艺的特点因而对世界现代戏剧与文化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也是一个注重乡土文化的挖掘，有效培育农村内生文化机制的实例。定县戏剧试验的文化经验清晰地告诉我们，在农村内生文化机制被有效培育后，乡村文化不再是单纯被救助的对象，而是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在农村文化资源中能够挖掘出一种与现代性相结合的“新文化”，反哺于城市文化。
第三，在定县农民戏剧试验中，“树人”是总的目标，它在恢复农民生活的主体性价值，在农民心智中注入现代性意识方面做了相当可贵的探索。翻阅1932——1937年定县农民戏剧试验的戏剧文本，贯穿着浓郁的以人为本的意识，蕴涵着对人的灵魂和命运的深切关注。熊佛西他们看重的是在农民朋友心中建构具有现代主体意识的自我，他们需要的是“向上的意识”，而所谓“向上的意识”即新农民破除迷信力量，破除“青天”意识与被拯救者的宿命，从他信转为自信，成长为具有现代意识与完满人格的公民。由是观之，定县农民的集体演戏是新农民开始现代性生活的热身,而露天剧场是他们进行团体生活、开展公共文化、增强主体性交往的场域，凡是对一村或一区的农民有共同利益的事情与活动,都可以在露天剧场以集合的方式解决进行,其结局是超乎庙会与集会之上的伟大。因为在那里不但使农民便于集体生活的经营,更显示着团体生活的最高方式。
当前，我国农村市场经济确立以来，农村社会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和分配方式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不少农民物质上丰裕了，精神却依旧贫困空虚，具体表现为心理危机不断加剧，保守消极的文化因子滋生，干扰农民形成现代性的完满人格。甚至在某些乡村，封建迷信活动、各种陈规陋俗沉渣泛起，麻将、草台班子、色情表演充斥农村市场。面对这些问题，光靠禁止与查处是远远不够的，归根结底，这是农民精神世界所出现的问题，需要用文化的软性手段去解决。1932-1937年定县戏剧试验提示我们，农民的现代性人格的形成影响着他们对生产、生活方式的自觉选择，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追求。因此，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大量工作尽管千头万绪，但都应该以“树人”为落脚点，恢复农民生活的主体性价值，架起农民与社会、农民与农民之间心灵的桥梁，培养农民在群体生活中自发形成共通的理想信念，最终建立一种融洽和谐、诚信有序的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1］熊佛西．熊佛西戏剧文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2］ 晏阳初.晏阳初全集［M］.（第1卷）.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3］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M］.（第5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4］ 孙惠柱．熊佛西的定县农民戏剧试验及其现实意义［J］ ．戏剧艺术，2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