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以马为牲口的村庄，马很懒，不干活。村长听说邻村的斑马很适合干活，想换品种，遭到村民反对。村长夜里在马身上画白道，天亮后受到村民质疑，他说“马还是原来的马，只是涂了颜色而已”，村民接受了。从此，村长每晚继续做同样的事，村民习惯了。直到有一天，村民发现，原来的马换成了真的斑马，但确实比以前的马更好用，也就认可了。
　　这是经济学家张维迎曾讲过的一个寓言故事，用以说明“中国改革是从马背上画白道变成真斑马的过程”。他认为，邓小平对这条改革道路可能比所有其他人更胸中有数。
　　在陈润新作《1984：中国现代商业元年》中，政策转变在时代变迁中曾发出振聋发聩的响声，但更多的是平民英雄在其“自留地”中悄悄“画斑马”的探索。这种探索曾饱受争议，甚至难逃法律制裁，却极快地促成了中国经济格局的改变。
　　犯错致惩治，最终得以平反。制度一次次完成纠错，邓小平最终一锤定音：“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这本书中第一个出场人物——“果汁大王”朱新礼，在创业初期就写下在马背上画白道的故事。村子世代以玉米、地瓜、小麦为主要农作物，山前屋后道旁都是苹果树，沂源是中国苹果主要产地之一。可他上任不久，就石破天惊地号召改种葡萄，他的算盘是：按时价算，一亩地种玉米收入只有一二百元，种葡萄能赚五千多元。
　　面对炸开锅的乡亲们，朱新礼承诺：按人头计算，改种葡萄每户人家每人每年免费发放500斤面粉。他用面粉代替了画“白道”，最终用收入让村民认同了“斑马”。
　　但正如书中每个“急先锋”那样，近乎每一匹“斑马”都让“村长”获得一纸判词，甚至判决书。朱新礼“民以食为天，农民不种地，叫做不务正业”的判词，孙大午遭遇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步鑫生被免职，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这其中有个体的“出格”，但更多是时代的局限。
　　陈润并不是第一个钩沉改革开放三十年企业史的作者，但当“1984”与“现代商业”结合在一起，“1984”不再是一部政治寓言，“现代商业”被注入了盘根错节的历史纵深。启示将大于批判，鼓舞将多于叹息。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最大的进步就是企业家阶层的崛起。正如陈润在书中所写，与1978年相比，1984年的改革开放局面和市场经济形势，无论从广度、深度、力度还是活跃度来看，更显得名副其实，是从无到有的“元年”。那个剧烈变动的年代，机遇和骗局同在，理想和金钱齐飞。
　　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利益的来源是承担风险与创新。他指出，创新在商业上不是指发明，而是指用同样的资源，你比别人创造出更高的价值，或者，你为了创造同样的价值，可比别人花费更少的资源。他强调，保护劳动者最好的办法是推动企业间的竞争，竞争越充分，劳动者就越能得到公平竞争。所谓竞争，并不是说一个行业有很多企业，而是政府允许自由进入。
　　1984年，政策给了企业家以创新的可能性，但保护劳动者、推动竞争的步履却没跟上节奏。健力宝创始人李经纬在改革开放的转轨进程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展现商业才华的舞台，却又被体制弊病所束缚捆绑，因而铤而走险，最终身陷囹圄。
　　时代曾给他们无上荣耀，也带来巨大伤害。
　　指针回到1984年3月22日，福建省55名厂长、经理聚首福州，以“请给我们松绑”为题联名给书记项南、省长胡平写信：“现行体制的条条框框捆住了我们手脚，企业只有压力，没有动力，更谈不上活力，”公开信中写道，“我们认为放权不能只限于上层部门之间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权力落实到基层企业。为此，我们怀揣冒昧，大胆地向你们伸手要权。我们知道目前体制要大改还不可能，但给我们松绑，给点必要的权力是可以做到的。”
　　30年后的今天，这封掷地有声的公开信仍能让人感受力量。企业家仍对体制抱有良性的质疑，冯仑曾言忧虑中国企业家的忧虑，与公开信有着某种相通之处。“中国社会再也不能这样了，你必须让一个认真做事的人，有长远的预期，有制度的信赖感，有安全感，不要再有荒唐感，干爹的荒唐感一直延续至今。”
　　如今，又到了改革重启之时，现实沿袭着历史的轨迹，波澜壮阔，争论与博弈则永难平息。陈润在书中说，历史虽远去，1984年依然镜鉴当今，检验改革真伪的标准，在于市场是否起决定作用，是否解放人的思想。而1984年的英雄主义和理想情怀，对今天的改革者依然是巨大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