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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庆瑞老师是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该校广播电视文学系创系主任。他长期致力于学术研究，涉及语言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电视剧等诸多领域，为创建中国电视剧艺术学学科体系作出卓越贡献。2006年被评为“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2008年被授予“中国传媒大学突出贡献教授”称号。代表作有《曾庆瑞赵遐秋文集》（18卷，2017年，与赵遐秋合著）《曾庆瑞电视剧艺术理论集》（25卷，2018年）等。
2018年11月7日下午，我们来到曾老师家中。初入家门，我们便聞到一股书香气息——屋子收拾得优雅、整洁、有序，客厅一侧的两排书柜满满当当，成套的《大百科全书》、一套一套的《中国新文学大系》《鲁迅全集》《胡适文集》《郭沫若全集》《茅盾全集》《巴金全集》《老舍全集》《陈映真全集》，以及诸多现代文学名家的全集和文集，还有一个三层小书柜里150册左右的曾老师夫妇自己的学术著作，格外醒目。
曾老师将曲折而丰富的过往，向我们娓娓道来。
一、“北大中文系是我的学术故乡”
1937年，曾庆瑞出生在湖北武昌的一个普通家庭，中学就读于武汉一中。那时的他已经初露才华，对文学、写作充满了兴趣。高中一年级时，在《中国青年报》《长江日报》发表过文章。
1956年高考时，曾庆瑞成绩优异，顺利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五年制本科毕业后继续留校攻读副博士学位，师从袁家骅教授研究汉语方言史和方言学史，历时4年。本科毕业前一年，他就投入了大型科研项目《汉语发展史》的写作，承担语音史的定稿工作。期间，与赵遐秋合作在《中国语文》杂志上发表文章与语言学家陆志韦先生、王力先生讨论学术问题。
在北大学术氛围熏陶中，曾庆瑞的学术视野日益开阔，积累了一个学者应有的知识、胆识，为自己的学术研究之路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几十年过去，他一直感恩不尽，将北大中文系定位成自己的学术故乡。
在北大，曾庆瑞还收获了爱情，与同班同学赵遐秋相知相爱，至今相伴60余年，伉俪情深，生活中相互扶持，学术上相互鼓励。
袁家骅教授严师慈父般的教导给了曾庆瑞终身难忘的印象和影响。“家骅教授对学业要求特别严格，对我寄予厚望，希望我的研究成果都能成为砖头般的大著作，我时刻不能怠慢”“做学问要有野心，要敢于超越前人”“我相信你，无论做什么，哪怕从零开始，你都不会落在别人的后头。”袁家骅老师的这些话语，一直萦绕在曾庆瑞脑海中。
二、“我这大半生，社会职业就是一名大学教师”
“如果人的生命可以重来，我将毫不犹豫地再次选择教师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曾庆瑞在书中写道，“我这大半生，社会职业就是一名大学教师。”
1965年，曾庆瑞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任教。这一教，从青丝到白发，整整50年。2015年78岁高龄时，门下最后一位博士生毕业，他才完全结束了自己的大学教师生涯。半个世纪里，除了“文革”10年，他有40年在教学第一线跟学生在一起，先后开设了各层次、各种类的课程22门，其中许多为全国首创。
曾老师把教育当作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曾老师的第一个硕士生卢蓉老师回忆说，曾老师讲课非常有激情，他妙语连珠、感情充沛，特别具有感染力。早年随堂听课的前中央电视台台长黄惠群、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等人回忆，听曾老师讲课是一种美的享受。将课堂笔记稍加整理，就是一篇论文。不少毕业生表示，真想再回到课堂上跟曾老师一起朗诵徐志摩《再别康桥》的名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2005年12月，一堂解读电视剧《秋白之死》的课程因其精彩被列入当年的北京名师课。那本来是讲给本科生的一堂新课，没想到除了30位本科生，还来了不少硕士、博士和院里的一些青年教师，一共50多人。讲着讲着，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一些学生被感动得满眼泪花，以致于讲到瞿秋白烈士就义时大家突然就哼起了《国际歌》。那次经历让曾老师和在场的所有师生都永久难忘。
曾老师非常爱自己的学生，他甘当人梯，愿做铺就学生未来之路的一颗石子。曾老师有自己一套培养学生的方法：大量读书，也观看最新的电视剧，并积极投入创作、科研实践中去。他尤其注重对实践案例的分析、评论，让学生能够参与到电视剧艺术的创作评论实践中。卢蓉老师对此深有体会：“这样的培养方式不仅传授了学生学术理论知识，同时也提升了学生的实践水平，它是曾老师的一个教学特点，同时也是培养艺术学研究生教学实践中形成的一个优点。”
杏坛50载，曾老师可谓桃李满天下。从本科到硕士、从硕士到博士、从博士到博士后，一年又一年，眼前的面孔在变，不变的是宽严相济、治学做人的培养理念。在网络资源不发达的20世纪90年代，曾老师经常给学生送去成捆的书籍资料，关爱之情溢于言表。然而提及学术，他带的第一个博士生李胜利甚至用“厉害”来形容，每一篇论文都需要反反复复无休止地修改，稍有“不慎”，便会被当面批评，古语有“严师出高徒”之说，曾老师则认为：“教之严，爱之切。”
“做学生的挚友、诤友和畏友，教学生做一个真善美的人”。日复一日，既有言教，更有身教，在接力传承中，“曾门”逐渐蓬勃壮大。他教过的学生，如今活跃在影视、新闻各条战线，很多已成为领军人物，成绩斐然。大家时不时也会和老师聚在一起，讨论学术、交流思想，其乐融融。有学生满怀深情地说：“能成为曾老师的学生真是一种福气”“曾门一日，足以让我们荣耀一生”“我们人在四海，家在曾门”这已经成为曾门弟子的共同理念。
日前，曾老师夫妇将1350万字、25卷学术长卷《曾庆瑞电视剧艺术理论集》赠与校图书馆和学生弟子，并将其命名为“接力”，其寓意深厚，既是近30年的学术成果的倾囊相授，也是治学精神和使命担当的接力传承，寄予了他对后来者的诚挚期望，希望年轻一代学者继承发扬薪火传承的治学精神，在新时代为中国电视剧艺术事业和文化产业建功立业。 曾老师的第一个博士生、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广播电视文学系主任李胜利教授说：“曾老师在我眼中是有坚定的学术信仰，笔耕不辍，敢说敢写，不随波逐流，不轻言放弃，堪称真正的知识分子，我希望能从精神上接曾老师之力，上好课，写好文，做好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发展学生，成全学生，为学科、学校的发展贡献力量。”
三、勤奋著书，做学科的拓荒者
纵观曾庆瑞老师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不论是在语言学、文学还是广播电视艺术学等领域，他一次次从零开始，并且学会融会贯通。他的同门、同事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高鑫教授这样评价：“曾先生从零开始，学则专，专则通，通则成果累累。”这种钉子精神着实让人钦佩。
曾老师早期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研究工作，撰写并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论》《中国现代文学史简明教程》《中国现代小说史》《鲁迅评传》《中国现代140家小说札记》《竹林小说论》《新编徐志摩年谱》等多部学术论著。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广播电视事业迎来繁荣与发展。在学校的要求和部署下，曾庆瑞老师和语言文学部的同事们，筚路蓝缕，艰苦跋涉，于1993年创办了广播电视文学系，成为广播电视文学系的创系主任。他开始将主要精力转向电视剧史论的研究上来。创系之初，在资金、设施、师资队伍都极其欠缺的情况下，他与同事们一起研究探索，很快就有了很大的发展。1993年开始招收第一届电视文学方向的四年制本科生，1994年、1999年先后招收了第一届广播电视艺术學专业电视剧历史与理论研究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期间他们组建教师队伍、编写教材、探讨教学培养模式，一路拓荒，在同类高等教育中走在了前列。经过几十年的拓荒耕耘，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专业入选了“双一流”建设学科，电视剧研究实力亦不可小觑。正如袁家骅教授评价曾庆瑞“将来无论干什么，哪怕从零开始，你也不会落在别人的后头。”
曾老师的书房里6层高的大书架共有十几个，书架上、地上、书桌上都是大部头书籍，文学、哲学、文艺学，分类明确，多而不乱。书房的一个角落整整齐齐码放着各个时期的电视剧影像资料，涵盖之广，令人称奇。曾老师告诉我们，退休前，他经常凌晨2点之后休息，很早就起床，除了中午小憩，其余时间都在工作、读书、写作、研究，他笑谈：“我是属牛的，操劳惯了。”
在这间不大的书房里，我们感受到了钻研与勤奋。李胜利老师回忆：“老师写稿子很多，一直用手写，手上捏笔的地方很早就磨出了厚厚的茧子。”曾老师自己内心也有一种信念：“倘我生存，而且清醒，我的生存方式就是写作。”
出版25卷本《曾庆瑞电视剧艺术理论集》是曾老师几年前就萌生的想法，以期完成“当前急需的、重大的、焦点的学科理论著作”。这一套书写作了28年，总字数多达1350万字，系统集结了曾老师自1993年从事电视剧研究以来有关中国电视剧艺术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思想，具有重要的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四、守望精神家园，让艺术回归心灵
“有两样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中唤起的赞叹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是我们头顶浩瀚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这是康德的名言，也是曾老师守望精神家园的初心。
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都在转型、转轨，各种思潮纷至沓来，“乱花渐欲迷人眼”，在电视剧文艺领域，出现了不少缺少精神灵魂，片面追求娱乐效果和经济效益的病态文艺作品，带来了低俗、媚俗之气，解构经典、模仿跟风也在一个时期内成为常态，劣质文化产品在不知不觉间腐蚀着国人肌体，也冲击着社会主流价值观。
曾老师多年来时刻关注文艺思潮的动态，文学、艺术、电视剧几个领域多年的摸索让他既拥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也让他拥有敏锐的洞察力与思辨力，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驱使他追求真理，百折不回。早在1998年，曾老师就提出了“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的学术命题，明确指出泛娱乐化正在导致人文关怀的消失，这一具有前瞻性的思索成为了当时重要的文化事件。四年后的2002年，曾老师先在本校的国际论坛上，接着又在长春电影节的高峰论坛上，随后在《文艺报》上，举起了“保卫国家文化安全”的大旗，呼吁影视界警惕来自西方的文化侵略，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从此，这两句振聋发聩的心声伴随曾老师奋战在中国文艺界。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明确了电视剧文艺批评的方向，曾老师紧跟时代脉搏，不断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对于学界、影视界的某些所谓“权威”人物和“专家”，他敢于质疑，善于质疑。《杀一杀亵渎文学名著和经典的歪风》《后现代主义的颠覆性和否定性不容忽视》《如果美丑不分，以“丑”为“美”了，我们也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艺术事业、文化产业与大众文化的混沌和迷失》《文艺风尚的低俗和社会生活的乱象》《“笑”的艺术审美和“娱乐至死”》《二人转是“白菜豆腐”吗？》《用法治的利剑剜影视文艺的烂苹果》《好的文艺批评也是剜掉文艺烂苹果的正义之剑》《今天再说文艺批评是科学》《2015，资本撕裂了影视艺术事业和文化产业！》《“卖就卖他们”——捅破窗户纸看“鲜肉”“小花”背后的真相》，一篇篇文章，直陈时弊，专捡“硬柿子”捏。对于许多文化现象，曾老师的评论没有停留在事物本身，而是借助其深厚的学养，让每一段文字有价值、有深度、给人以启发，其中包含着学者的严谨与智慧。翻开《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人们也能感受到老人的个性与精神：既有广泛的阅读与深厚的挖掘，也有求真求实的人品与文品，还有一股敢于质疑，锲而不舍的韧劲。
“面对真善美，我礼赞有加;面对假恶丑，我批评不留情面;遇有那病态的文艺思潮和劣质的文化产品危害于社会，我一定严肃批判，该鞭挞时就出手鞭挞”。曾老师的话语掷地有声，他最大的愿望是“兼济天下”：让文艺植根社会现实，塑造审美价值，引领人民感悟世界;让文化兼具真、善、美的品格与价值;也让自由、民主、和谐的人文精神之花在电视剧世界，在文艺领域盛开。 五、75岁去南极旅行，背着行囊走在路上
曾老师一生都在读书，小学四年级读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六年级读张恨水的言情小说。中学里读苏联小说、鲁迅和郭沫若还有诸多现代文学家的作品、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到了大学，更广为涉猎，古今中外文史哲，多有披阅了。最值得记忆的是，为了写作学位论文，卷轶浩繁的《古本戏曲丛刊》《音韵学丛书》《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清末切音字运动资料丛书》，他都精读、做卡片、写笔记。他甚至背记《说文解字》和《方言》。曾老师的爱人赵老师还告诉我们，后来，她亲眼见证了，曾老师还以惊人的毅力，在10来年的时间里，浏览了一遍第一版《中国大百科全书》，那可是74卷1.264亿汉字的一部大书啊！
“相期更看水流处，步履未倦夸輕翩。”曾老师除了在学术上保有旺盛的精力，在生活上也充满激情，跋山涉水，步履不倦。“旅行”一直被曾老师视为一种特殊的“行路”方式。他经常说：“我就是一个背着行囊走在路上的人。”这个行囊，有着对生活的热爱和亲近，更有对艺术生命再延伸和拓展的渴望。不同于“旅游”吃喝玩乐式的体验，曾老师认为，“旅行”更具有徐霞客式的探索，包含着阅历的丰富和文化素养、人文情怀的提升。68岁前往托尔斯泰庄园朝圣，75岁去南极旅行，76岁去北极探险，78岁徒步行走湖北恩施大峡谷，79岁走进罗布泊，81岁从开罗到阿斯旺再从阿斯旺到卢克索寻访古埃及文明，其间有过连续飞行27小时的辛苦行程，既经历了南极和北极冰海冰原的严寒，还有43度高温下的沙漠里的炙烤，更有风雨兼程徒步跋涉近9000级石阶的艰难……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75岁南极探险旅行的经历中，在南极穿梭巡游轮船上，遥望岛上沿岸冰层底下黑色的一层，仿佛是天上的一条街，那里有街灯、码头、行人……这让曾老师想起了郭沫若那首《天上的街市》。每每登上冰岛，看成千上万的企鹅，行走嬉闹，他就觉得，那情景仿若一幅《清明上河图》。到达南极时，曾老只觉得面对眼前的一片冰雪世界，人世间的一切纷纭繁复、恩怨取舍都忘却了，当你静心下来时，仿佛眼见的一切都可以纵情想象，在艺术想象的世界里驰骋飞腾。为此，曾老师还有意识地将旅行经历进行提炼、积累，使之成为剧本创新、游记创作的生动素材，《南极风情画》就是一个这样的成果，目前这部10来万字的小说详细大纲，还有待进一步演绎，使之更加丰富耐读。破读万卷书，践行万里路，“旅行”让他的人生、学术生命更加年轻。
曾老师表示，自己现在可以全身心投入到自由创作中了。计划要完成的，包括小说、散文、游记等，当然还有影视剧本。此外，虽然已经退休多年，但和朋友、学生们共同合作的许多好项目也正在落地生花。
说话、写字、读书、行路，是曾庆瑞老师的人生八字诀。虽然已过耄耋之年，但曾老师的艺术创作力依然正青春：“我希望，我现在很好的状态——身体很好，精力旺盛，头脑清晰，思维敏捷，语言充满活力，工作效率很高，能够至少再保持10年！”
2018年11月7日下午，我们来到曾老师家中。初入家门，我们便聞到一股书香气息——屋子收拾得优雅、整洁、有序，客厅一侧的两排书柜满满当当，成套的《大百科全书》、一套一套的《中国新文学大系》《鲁迅全集》《胡适文集》《郭沫若全集》《茅盾全集》《巴金全集》《老舍全集》《陈映真全集》，以及诸多现代文学名家的全集和文集，还有一个三层小书柜里150册左右的曾老师夫妇自己的学术著作，格外醒目。
曾老师将曲折而丰富的过往，向我们娓娓道来。
一、“北大中文系是我的学术故乡”
1937年，曾庆瑞出生在湖北武昌的一个普通家庭，中学就读于武汉一中。那时的他已经初露才华，对文学、写作充满了兴趣。高中一年级时，在《中国青年报》《长江日报》发表过文章。
1956年高考时，曾庆瑞成绩优异，顺利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五年制本科毕业后继续留校攻读副博士学位，师从袁家骅教授研究汉语方言史和方言学史，历时4年。本科毕业前一年，他就投入了大型科研项目《汉语发展史》的写作，承担语音史的定稿工作。期间，与赵遐秋合作在《中国语文》杂志上发表文章与语言学家陆志韦先生、王力先生讨论学术问题。
在北大学术氛围熏陶中，曾庆瑞的学术视野日益开阔，积累了一个学者应有的知识、胆识，为自己的学术研究之路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几十年过去，他一直感恩不尽，将北大中文系定位成自己的学术故乡。
在北大，曾庆瑞还收获了爱情，与同班同学赵遐秋相知相爱，至今相伴60余年，伉俪情深，生活中相互扶持，学术上相互鼓励。
袁家骅教授严师慈父般的教导给了曾庆瑞终身难忘的印象和影响。“家骅教授对学业要求特别严格，对我寄予厚望，希望我的研究成果都能成为砖头般的大著作，我时刻不能怠慢”“做学问要有野心，要敢于超越前人”“我相信你，无论做什么，哪怕从零开始，你都不会落在别人的后头。”袁家骅老师的这些话语，一直萦绕在曾庆瑞脑海中。
二、“我这大半生，社会职业就是一名大学教师”
“如果人的生命可以重来，我将毫不犹豫地再次选择教师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曾庆瑞在书中写道，“我这大半生，社会职业就是一名大学教师。”
1965年，曾庆瑞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任教。这一教，从青丝到白发，整整50年。2015年78岁高龄时，门下最后一位博士生毕业，他才完全结束了自己的大学教师生涯。半个世纪里，除了“文革”10年，他有40年在教学第一线跟学生在一起，先后开设了各层次、各种类的课程22门，其中许多为全国首创。
曾老师把教育当作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曾老师的第一个硕士生卢蓉老师回忆说，曾老师讲课非常有激情，他妙语连珠、感情充沛，特别具有感染力。早年随堂听课的前中央电视台台长黄惠群、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等人回忆，听曾老师讲课是一种美的享受。将课堂笔记稍加整理，就是一篇论文。不少毕业生表示，真想再回到课堂上跟曾老师一起朗诵徐志摩《再别康桥》的名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2005年12月，一堂解读电视剧《秋白之死》的课程因其精彩被列入当年的北京名师课。那本来是讲给本科生的一堂新课，没想到除了30位本科生，还来了不少硕士、博士和院里的一些青年教师，一共50多人。讲着讲着，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一些学生被感动得满眼泪花，以致于讲到瞿秋白烈士就义时大家突然就哼起了《国际歌》。那次经历让曾老师和在场的所有师生都永久难忘。
曾老师非常爱自己的学生，他甘当人梯，愿做铺就学生未来之路的一颗石子。曾老师有自己一套培养学生的方法：大量读书，也观看最新的电视剧，并积极投入创作、科研实践中去。他尤其注重对实践案例的分析、评论，让学生能够参与到电视剧艺术的创作评论实践中。卢蓉老师对此深有体会：“这样的培养方式不仅传授了学生学术理论知识，同时也提升了学生的实践水平，它是曾老师的一个教学特点，同时也是培养艺术学研究生教学实践中形成的一个优点。”
杏坛50载，曾老师可谓桃李满天下。从本科到硕士、从硕士到博士、从博士到博士后，一年又一年，眼前的面孔在变，不变的是宽严相济、治学做人的培养理念。在网络资源不发达的20世纪90年代，曾老师经常给学生送去成捆的书籍资料，关爱之情溢于言表。然而提及学术，他带的第一个博士生李胜利甚至用“厉害”来形容，每一篇论文都需要反反复复无休止地修改，稍有“不慎”，便会被当面批评，古语有“严师出高徒”之说，曾老师则认为：“教之严，爱之切。”
“做学生的挚友、诤友和畏友，教学生做一个真善美的人”。日复一日，既有言教，更有身教，在接力传承中，“曾门”逐渐蓬勃壮大。他教过的学生，如今活跃在影视、新闻各条战线，很多已成为领军人物，成绩斐然。大家时不时也会和老师聚在一起，讨论学术、交流思想，其乐融融。有学生满怀深情地说：“能成为曾老师的学生真是一种福气”“曾门一日，足以让我们荣耀一生”“我们人在四海，家在曾门”这已经成为曾门弟子的共同理念。
日前，曾老师夫妇将1350万字、25卷学术长卷《曾庆瑞电视剧艺术理论集》赠与校图书馆和学生弟子，并将其命名为“接力”，其寓意深厚，既是近30年的学术成果的倾囊相授，也是治学精神和使命担当的接力传承，寄予了他对后来者的诚挚期望，希望年轻一代学者继承发扬薪火传承的治学精神，在新时代为中国电视剧艺术事业和文化产业建功立业。 曾老师的第一个博士生、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广播电视文学系主任李胜利教授说：“曾老师在我眼中是有坚定的学术信仰，笔耕不辍，敢说敢写，不随波逐流，不轻言放弃，堪称真正的知识分子，我希望能从精神上接曾老师之力，上好课，写好文，做好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发展学生，成全学生，为学科、学校的发展贡献力量。”
三、勤奋著书，做学科的拓荒者
纵观曾庆瑞老师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不论是在语言学、文学还是广播电视艺术学等领域，他一次次从零开始，并且学会融会贯通。他的同门、同事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高鑫教授这样评价：“曾先生从零开始，学则专，专则通，通则成果累累。”这种钉子精神着实让人钦佩。
曾老师早期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研究工作，撰写并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论》《中国现代文学史简明教程》《中国现代小说史》《鲁迅评传》《中国现代140家小说札记》《竹林小说论》《新编徐志摩年谱》等多部学术论著。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广播电视事业迎来繁荣与发展。在学校的要求和部署下，曾庆瑞老师和语言文学部的同事们，筚路蓝缕，艰苦跋涉，于1993年创办了广播电视文学系，成为广播电视文学系的创系主任。他开始将主要精力转向电视剧史论的研究上来。创系之初，在资金、设施、师资队伍都极其欠缺的情况下，他与同事们一起研究探索，很快就有了很大的发展。1993年开始招收第一届电视文学方向的四年制本科生，1994年、1999年先后招收了第一届广播电视艺术學专业电视剧历史与理论研究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期间他们组建教师队伍、编写教材、探讨教学培养模式，一路拓荒，在同类高等教育中走在了前列。经过几十年的拓荒耕耘，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专业入选了“双一流”建设学科，电视剧研究实力亦不可小觑。正如袁家骅教授评价曾庆瑞“将来无论干什么，哪怕从零开始，你也不会落在别人的后头。”
曾老师的书房里6层高的大书架共有十几个，书架上、地上、书桌上都是大部头书籍，文学、哲学、文艺学，分类明确，多而不乱。书房的一个角落整整齐齐码放着各个时期的电视剧影像资料，涵盖之广，令人称奇。曾老师告诉我们，退休前，他经常凌晨2点之后休息，很早就起床，除了中午小憩，其余时间都在工作、读书、写作、研究，他笑谈：“我是属牛的，操劳惯了。”
在这间不大的书房里，我们感受到了钻研与勤奋。李胜利老师回忆：“老师写稿子很多，一直用手写，手上捏笔的地方很早就磨出了厚厚的茧子。”曾老师自己内心也有一种信念：“倘我生存，而且清醒，我的生存方式就是写作。”
出版25卷本《曾庆瑞电视剧艺术理论集》是曾老师几年前就萌生的想法，以期完成“当前急需的、重大的、焦点的学科理论著作”。这一套书写作了28年，总字数多达1350万字，系统集结了曾老师自1993年从事电视剧研究以来有关中国电视剧艺术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思想，具有重要的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四、守望精神家园，让艺术回归心灵
“有两样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中唤起的赞叹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是我们头顶浩瀚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这是康德的名言，也是曾老师守望精神家园的初心。
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都在转型、转轨，各种思潮纷至沓来，“乱花渐欲迷人眼”，在电视剧文艺领域，出现了不少缺少精神灵魂，片面追求娱乐效果和经济效益的病态文艺作品，带来了低俗、媚俗之气，解构经典、模仿跟风也在一个时期内成为常态，劣质文化产品在不知不觉间腐蚀着国人肌体，也冲击着社会主流价值观。
曾老师多年来时刻关注文艺思潮的动态，文学、艺术、电视剧几个领域多年的摸索让他既拥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也让他拥有敏锐的洞察力与思辨力，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驱使他追求真理，百折不回。早在1998年，曾老师就提出了“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的学术命题，明确指出泛娱乐化正在导致人文关怀的消失，这一具有前瞻性的思索成为了当时重要的文化事件。四年后的2002年，曾老师先在本校的国际论坛上，接着又在长春电影节的高峰论坛上，随后在《文艺报》上，举起了“保卫国家文化安全”的大旗，呼吁影视界警惕来自西方的文化侵略，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从此，这两句振聋发聩的心声伴随曾老师奋战在中国文艺界。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明确了电视剧文艺批评的方向，曾老师紧跟时代脉搏，不断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对于学界、影视界的某些所谓“权威”人物和“专家”，他敢于质疑，善于质疑。《杀一杀亵渎文学名著和经典的歪风》《后现代主义的颠覆性和否定性不容忽视》《如果美丑不分，以“丑”为“美”了，我们也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艺术事业、文化产业与大众文化的混沌和迷失》《文艺风尚的低俗和社会生活的乱象》《“笑”的艺术审美和“娱乐至死”》《二人转是“白菜豆腐”吗？》《用法治的利剑剜影视文艺的烂苹果》《好的文艺批评也是剜掉文艺烂苹果的正义之剑》《今天再说文艺批评是科学》《2015，资本撕裂了影视艺术事业和文化产业！》《“卖就卖他们”——捅破窗户纸看“鲜肉”“小花”背后的真相》，一篇篇文章，直陈时弊，专捡“硬柿子”捏。对于许多文化现象，曾老师的评论没有停留在事物本身，而是借助其深厚的学养，让每一段文字有价值、有深度、给人以启发，其中包含着学者的严谨与智慧。翻开《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人们也能感受到老人的个性与精神：既有广泛的阅读与深厚的挖掘，也有求真求实的人品与文品，还有一股敢于质疑，锲而不舍的韧劲。
“面对真善美，我礼赞有加;面对假恶丑，我批评不留情面;遇有那病态的文艺思潮和劣质的文化产品危害于社会，我一定严肃批判，该鞭挞时就出手鞭挞”。曾老师的话语掷地有声，他最大的愿望是“兼济天下”：让文艺植根社会现实，塑造审美价值，引领人民感悟世界;让文化兼具真、善、美的品格与价值;也让自由、民主、和谐的人文精神之花在电视剧世界，在文艺领域盛开。 五、75岁去南极旅行，背着行囊走在路上
曾老师一生都在读书，小学四年级读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六年级读张恨水的言情小说。中学里读苏联小说、鲁迅和郭沫若还有诸多现代文学家的作品、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到了大学，更广为涉猎，古今中外文史哲，多有披阅了。最值得记忆的是，为了写作学位论文，卷轶浩繁的《古本戏曲丛刊》《音韵学丛书》《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清末切音字运动资料丛书》，他都精读、做卡片、写笔记。他甚至背记《说文解字》和《方言》。曾老师的爱人赵老师还告诉我们，后来，她亲眼见证了，曾老师还以惊人的毅力，在10来年的时间里，浏览了一遍第一版《中国大百科全书》，那可是74卷1.264亿汉字的一部大书啊！
“相期更看水流处，步履未倦夸輕翩。”曾老师除了在学术上保有旺盛的精力，在生活上也充满激情，跋山涉水，步履不倦。“旅行”一直被曾老师视为一种特殊的“行路”方式。他经常说：“我就是一个背着行囊走在路上的人。”这个行囊，有着对生活的热爱和亲近，更有对艺术生命再延伸和拓展的渴望。不同于“旅游”吃喝玩乐式的体验，曾老师认为，“旅行”更具有徐霞客式的探索，包含着阅历的丰富和文化素养、人文情怀的提升。68岁前往托尔斯泰庄园朝圣，75岁去南极旅行，76岁去北极探险，78岁徒步行走湖北恩施大峡谷，79岁走进罗布泊，81岁从开罗到阿斯旺再从阿斯旺到卢克索寻访古埃及文明，其间有过连续飞行27小时的辛苦行程，既经历了南极和北极冰海冰原的严寒，还有43度高温下的沙漠里的炙烤，更有风雨兼程徒步跋涉近9000级石阶的艰难……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75岁南极探险旅行的经历中，在南极穿梭巡游轮船上，遥望岛上沿岸冰层底下黑色的一层，仿佛是天上的一条街，那里有街灯、码头、行人……这让曾老师想起了郭沫若那首《天上的街市》。每每登上冰岛，看成千上万的企鹅，行走嬉闹，他就觉得，那情景仿若一幅《清明上河图》。到达南极时，曾老只觉得面对眼前的一片冰雪世界，人世间的一切纷纭繁复、恩怨取舍都忘却了，当你静心下来时，仿佛眼见的一切都可以纵情想象，在艺术想象的世界里驰骋飞腾。为此，曾老师还有意识地将旅行经历进行提炼、积累，使之成为剧本创新、游记创作的生动素材，《南极风情画》就是一个这样的成果，目前这部10来万字的小说详细大纲，还有待进一步演绎，使之更加丰富耐读。破读万卷书，践行万里路，“旅行”让他的人生、学术生命更加年轻。
曾老师表示，自己现在可以全身心投入到自由创作中了。计划要完成的，包括小说、散文、游记等，当然还有影视剧本。此外，虽然已经退休多年，但和朋友、学生们共同合作的许多好项目也正在落地生花。
说话、写字、读书、行路，是曾庆瑞老师的人生八字诀。虽然已过耄耋之年，但曾老师的艺术创作力依然正青春：“我希望，我现在很好的状态——身体很好，精力旺盛，头脑清晰，思维敏捷，语言充满活力，工作效率很高，能够至少再保持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