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我上的早班，这是一周里生意最清淡的一天。我进了店堂，像往常一样，调试音响，整理一番桌布，站在吧台，把榨汁器、冰桶、过滤器、冰铲等检查一遍。我低头忙活的时候，苹果不知何时走过来，压低声音：“Snowy，你听说了吗？昨天叶子辞职了。”我吃了一惊，抬起头：“她不是干得好好的嘛？为什么呀？”
　　我刚来时，叶子就在做了。她长得漂亮，人也机灵，深得老板夫妇的喜爱。打工之余帮着他们做些辅助管理工作，她的小时工资比我们多2块，算相当不错的了。怎么就走就走了呢。找一份合适的工也不容易，一切都得从头来过。而且，她看我小，很多事情都很照顾我。猛一听她走了，心里还真有点舍不得呢。苹果显得更神秘了，生怕老板听见：“有人眼红她，不服气，不停地在老板面前说她的坏话，气走了。”
　　那时，我进来时间不长，不到三个月，也隐隐地感觉到什么。服务员暗地里勾心斗角，最明显的例子，我们每周发一次工资，钱装在信封里，对外是保密的，数目只有自己知道。但总有一些人，好奇心超强，想方设法打听别人的收入。如果看别人比自己挣得多了，就心里不平衡，不屑地撇撇嘴，说点风凉话。我因为进去时间短，年龄最小，对谁也笑眯眯的，显得特无知和柔弱，和每一个人都相安无事。而叶子就不一样了。我想起来，最近，有两次闲下来时，我注意到叶子的神情很落寞，没头没脑地对我说过几句：“别看这个店小，不到十个人，但就像真正的社会，人际关系很复杂。在学校我们是学生，但为了生计过早地接触了社会，不知道这是我们留学生的幸运还是悲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才干出众的叶子就这样被迫离开了。我相信她很快能找到好的工作，但这段经历会成为她抹不去的隐痛吧。
　　10点时，我收工。老板安妮叫住了我：“Snowy，我今天要去检查一下发传单工作，你和我一起去吧。”老板雇了人在闹市发传单，1小时10块，平时她是不管的，只偶尔抽查一下。坐着车兜风就挣了工资了，我当然乐意了。
　　我坐上老板的车，不到半小时，转了一圈。高宇峰、曲政都坚守岗位，老板很满意。回去的路上，一直沉默的老板开口了：“Snowy，可能你也听说了，叶子辞工了，要不你先帮我排排班，算算工资什么的？”“什么？”因为意外，我一下坐直了身子，怀疑自己听错了。在这里我不过是小妹妹级的人物。老板接着说：“你不用紧张，其实很简单，凭你的聪明是完全能胜任的。”说得轻巧。下车时，我对老板说：“我回去考虑一下吧。”
　　我该不该答应呢，这可真叫我犯难。说心里话，我是渴望当这个领班的，毕竟它是自己能力的一种证明，但是我能行吗？我能服众吗？如果搞得不好，就成了众矢之敌，像叶子那样遭人嫉恨。最后，我横下心来，豁出去了，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总不能做一辈子最低层的服务员。
　　做了领班，我遇到第一个挑战性的工作就是排班。我们的班并不固定，尤其在考试和放假时变化最大。考试时人们课业负担重，都怕挂课，恨不得一天变出48小时来，几乎没人想做工。放假呢，多排一个班就能多挣一笔钱，抢着上班。这排班的工作，看着像美差，实际一不留心就得罪人。平时，有的人生病了，或临时有急事，班次也要调整。我的手机2 4，J、时开着，无论是在吃饭、睡觉、写作业、小组讨论、图书馆查资料，有突发情况都要及时处理。上班前一小时，有的人突然来不了，就得紧急安排别的人顶上，如果凑巧排不开，就自己上。有一次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找不下人，我前一天的晚班，第二天又连了一个，人都快虚脱了。排班时，我需要了解每个人住处的远近，和谁投缘，作息习惯、考试日程，让人伤透脑筋。就这样做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但还是会踩了炸雷。
　　星期六正午，我睡得正香，手机嘀嘀地不停地响。在这静谧的空间，听起来有些刺耳，有心不理它，可它不依不饶的。家里人和朋友都知道我的作息习惯，一般这时候不会给我打电话。会是谁呢？我接起来，话筒里传来杰西卡气乎乎的声音：“Snowy，怎么搞的？没人愿和克莱尔一个班，就把我和她排上了，谁愿去谁去，我不去。”原来是杰西卡，我的心一沉。她说的克莱尔，是我们那年纪最大的服务员，有三十多岁了，离异，一个人带着七岁的女儿。喜欢对人指手划脚，盛气凌人，谁也不喜欢跟她接近。排这个班时，我事先已经想到杰西卡会不高兴了。本来想着先和她沟通一下，做做工作，事情一忙就疏忽了。我推心置腹地：“杰西卡，说实话，给克莱尔配搭档，我为难极了，选来选去，只有你最合适。你有经验，人缘好，可以独当一面，有你带着她的班，老板和大家都放心。再说了，她一个离异女人带着孩子，语言又不好，生活比我们难多了。你就委屈一下，当帮我一个忙，等一有合适的人选，我立马给你调换。”她的气消了大半，终于不情不愿地：“好吧，暂时这样吧。”
　　比起排班来，做工资表简单多了。老板很相信我，每周我把每个人的工资算出来呈给她，她查也不查，就照着给我们发钱了。都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样的比喻用在餐馆也同样贴切。做服务员的流动性很大，几乎很少有在一家做超过一年的，平均都只是几个月。当生意好时，或有人辞工时，老板会吩咐我：“Snowy，我们需要招两名服务员了。”其余一切都交给我。我拟好广告，打电话给报社，留下我的联系电话。你听吧，那几天电话都能打爆了，应聘的人五花八门。通话时，我都用英语，谈一些常规话题，学的什么课程，何时来的珀斯，住在哪儿？以前在餐馆做过没有？简单介绍一下自己。这样一番交谈下来，我对她的语言水平、悟性、思维敏捷度都大致心里有数了。合适的话，我会选自己当班的时间，约她过来试工。那时候我已经学会换位思考，站在雇主也就是我们老板的角度，他总希望自己付给员工的报酬利益最大化。那么具有亲和力，应变能力强、做事敏捷、为人忠诚可靠的服务员最能得到青睐。当然，我“大权在握”不免有点私心。如果碰到两个应聘者条件相同，一个家里特有钱，出来找工只是想锻炼一下；另一个家境平平，出来留学花尽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这一份工，可以让她极大地减轻父母的负担，改变命运，我总是把机会给后者。道理很简单，就是锦上添花和雪中送炭的区别。更重要的，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到初来的自己，那份找工的绝望。一份繁重低层的体力工，怎样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我自然想这样的机遇能降临给更多的人。有时候想起来，世界真小。有一天，老板说，有一个男生应聘发传单的工作，让我安排一下。半小时后，进来一个男孩，我越看越面熟，他也认出了我：“白雪，真的是你吗？”原来是赵兴，我们曾一起去天津考雅思。我问他：“你来这做什么？吃饭，唱歌？”“我是应聘工作的。”噢，我恍然大悟，刚才老板说的男生原来就是你呀？这还不好办，我轻松地：“谁让我们是老乡呢，说吧，你什么时候做工方便，我给你排班。”他惊讶极了：“白雪，我快认不出你了，变化太大了。”想起我们在天津时，他们都把我当成小妹妹，不许这，不许那，更不允许私自逛街，怕我走丢了。两个人哑然失笑。
　　2006年6月，我回国探亲一个月，安娜接了我的班。那段时间，她常打电话，跟我说说餐馆的事情。
　　不到二十天，电话里叫苦连天的：“Snowy，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快撑不下去了，我总是把好班让给别人，自己做最差的班，就这没人说好。”我笑她：“现在你体会到我的苦处了？”回去后，我无意中看了安娜做的工资表，这个傻蛋居然给自己少算了50澳币。等我回去后，说不上原因，这份工让我感到不开心。可能是做久了，没有新鲜感，有点疲，和老板之间隐隐有了隔阂。当时上大二，作业多，课程难，我向老板提出来，辞了领班的工，每周只做一个早班，一个晚班。只想着，够生活费就成，把主要精力更多地投在学习上。老板看我很坚决，也没再勉强我，答应排班和做工资表换人。先找安娜谈，她死活不愿意。没办法老板让杰西卡做，并允诺一周额外补贴50澳币。
　　我的心一下就失衡了。我辛辛苦苦做了一年多，默默地付出，老板视而不见，觉得理所应当。别人还没做就给人家加50块，世上有比这更不公平的吗？
　　一个月心里都不舒服，也不在状态，整个换了一个人。9月2日，一个偶然的小事，成了导火线，我突然辞职了。那一晚上，我把自己关在房里，手机扔在地毯上，从7点至11点不停地响，我拒绝接老板和任何人的电话。事情过去很久，凯文笑我：“这件事情，本来很简单，用不着弄得两败俱伤。如果是我，我会约老板出来随便坐坐，喝杯茶，开诚布公地把事情谈开。如果你想挣额外的补贴，尽可以大大方方提出来。本来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你们老板会求之不得，大家都得到自己想要的，岂不都开心？现在，她走了一员干将，你丢了工作，何苦呢？”
　　我听了心悦诚服，看来，自己还是修炼不到家啊！
　　白雪
　　女，1987年生，2004年11月，高二时，赴澳大利亚西澳留学深造，在科延科技大学攻读会计和金融双字位课程，2008年7月以优异成绩毕业，同年日月份进入当地一家会计事务所工作，因为有专业工作，荻得洲政府担保资格，于2009年4月移民澳大利亚，现已买房、结婚、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