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白和万青:两个拉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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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后比80后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少,内心没有那么多对自己的苛刻审查。同时,也会更鲜明地为自己的权益挥舞旗帜。
  想要约到秋白,并不容易,足足等待了一个多礼拜。8月29日上午,秋白终于在仓促之中发来了微信语音,背景音是嘈杂的医院。彼时,她已经在医院接受了三天的“检查”。精神科、内分泌科、心理治疗科、新生医学科……在短短几天内,她迅速熟悉了医院的科室构造。在连做500多道心理CT测试题之后,一道题目跃入眼中:
  “和我相同性别的人对我有强烈的吸引力。”秋白毫不犹豫地选了“√”。“看病”是为了搞明白她是否在心理或生理上有问题。喜欢女生,一定是哪里病了。这是她母亲赵玲的执念。
秋白的欲望更复杂一些。尽管她确定自己是个正常的同性恋者,但又觉得自己并不排斥和男生做爱。 摄影_万青
万青是持开放关系论点的人,觉得并不是只有两个人的“捆绑”才能带来安全感。 摄影_梁莹菲

  有一些医生看不过,直接告诉赵玲同性恋不是病,但她固执地认为,“这个医生不够好,我要换。”另一些医生则言之凿凿,说自家的疗法可以治愈同性恋,这令赵玲又心生希望。
  但秋白心里清楚地知道,她就是喜欢女生,也没病。

觉醒


  20岁的秋白,人生前19年从未想过性向这个问题。由于性格温和,男女通吃,秋白的性别意识来得有些迟。高中的时候,她交往过男朋友,但是实在没什么特别的感情。但她知道自己并不冷漠。她喜欢张小娴,那是个情感充沛得要溢出的言情女作家。
  张小娴说过,男人都是软弱可怜的动物,受不住诱惑。秋白深以为然。
  起初,她隐隐怀疑自己对男生没感觉,特意带男朋友去开房。找了家僻静的宾馆,两人躺在床上,按部就班。男生很快进入了状态,但是秋白毫无进展。她不死心,又找了另一个对自己有好感的男生,再度尝试男女之爱。
  还是不行。看着男生光溜溜的身体,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对男性的下半身如此排斥。但秋白选择对自己的厌恶视而不见,反正人家也没对她有“那方面”的要求。此后,柏拉图恋爱,平淡度日,高中恋情就这么过去了。那两个被秋白拿来试水的男生,从不知晓她内心深处的秘密。
  20岁的尾巴上,她遇见小汐,瞬间被击中。长发、直率、干脆,一切都符合她的理想类型。秋白试探性地表露心迹,但小汐透露自己有了喜欢的男生。
  暗恋的失败,让秋白的心如春水般,荡了又沉。惆怅过后,她感到深深的恐惧。
  我怎么会是“那种人”?
  那种人,是她此前对同志群体的成见。恐惧之中,秋白开始寻求“答案”。她逐渐认识了一些“圈子”里的朋友,一开始,由于不清楚圈子深浅,即便是面对认识的同志朋友,她也假笑说,“我是直的。”网络上,她开始检索关于同性恋的各种资料,发现嘲笑者有之,鼓励者亦有之,这令她感觉迷茫,转向教材“求解”。身为学生的她,觉得书本一定是“权威”的。但她随即发现,同性恋与异装癖、恋童癖被不少教材认为是“一丘之貉”,是精神疾病。
  其实,关于同性恋的“去病化”,在国际上早有公认。早在1973年,美国心理学协会和美国精神医学会已将同性恋从疾病分类系统中去除。即便在中国,“中华精神科学会”也已在2001年第三版“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中,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分类中删除。
  但教材的“偏见”加上社会舆论,动摇了秋白的意志。在她的自我挣扎中,曾是中国首宗同性恋扭转治疗案的当事人,从公开出柜中破茧而出的彭燕辉拯救了她。彭燕辉严厉地打退了她的消极想法:同性恋不是病,这是常识。
  为了不让其他人再经历一次自己的“阵痛”,秋白决定做点什么:教材不该再污名同性恋群体了。酝酿两个月之后,2015年3月19日,她和同学在广东省教育厅门前举牌,呼吁抵制“毒”教材,并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广东省教育厅递交举报信。
  个头只有一米六的瘦弱秋白迸发出勇气,注册了一个名为“秋白的自由野”的微信公号,不定期推送她在教材去污名化行动的进程。
  屡次行动无果,秋白决定进京上诉。这场千里迢迢的“告官”看起来有些孩子气。她在自己的微信公号上众筹一个“大白”陪她去北京。大白,是指一个能陪她前去的暖男。“我和‘大白’前往北京的往返火车费(852元)及跟进行动的物资费,共计约1400元人民币。”她在公号里这样写。
  人们回馈以这个简陋的众筹不可思议的热情。五天之内,她收到了63笔捐款,超过1000元。这个数字最终停留在5383.59元。一位高中同窗给她发去一段话,“我对社会问题不是非常了解,但是你贸然上北京很危险,我希望每次宿舍聚会都是八个人,不缺任何一个。”
  但秋白执意赶往北京,求助法庭是她的最后一搏。2015年8月14日是这场运动的高潮,这一天,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她对教育部“行政不作为”的起诉,并决定立案审理。
  这令秋白走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并从那个深藏的柜子里被扒了出来。

出柜


  就在秋白成功起诉教育部的前一个月,万青也干了件“大事”。她在自己的毕业典礼上公开出柜。
  不同于秋白的闪躲,万青读高二时就明确知道,自己是喜欢女生的。那时候的她,身材瘦小,爱穿松垮宽大的衣服,性格内向到卑微,是正宗的壁花少女。但桃花却猝不及防地来了。同班一个极具阳刚气质的女生看上了万青,对她“循循善诱”。本来还在犹疑是否接受另一个男生的求爱,一听到这个女生的告白,万青忽然对前者没了感觉。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她纠结的不是自己的另一半是女生,而是这个人太花心。   由于这个T太爱花间留情,高中恋爱终于告吹。迅速进入成人时代的万青,独自从重庆来到广州中山大学求学,并从此投身女权行动。在一次活动中,她认识了前“男友”,两人顺理成章地在一起。处了两年,万青觉得合不来了,便一拍即散,潇洒得像她短得麻利的头发。
  她从不将自己囿于“女同”这个群体,更爱将自己称为女权行动派。她的毕业设计做了一部独立影像《盲人不按摩》,讨论那些失明的人们何去何从,这令同院的学生印象深刻。“愿意花那么多经历去关注一个群体,而不只是在网络上说说而已,这让我很是佩服。”一位和她并不相熟的院友,毫不吝啬地表现出对万青的欣赏。
  2015年7月4日,万青临时起意,将一面小的彩虹旗裹在了学士服的袍子里,带上了台。台上,她轻轻拥抱新上任的校长,“您能为性少数群体加油打气吗?”校长随即和她一起做出加油的手势。
  这像一支尚未燃尽的烟丢进了酒精,舆论被噌地一下引爆了。短短两天,多家媒体向万青约访,话题几乎都围绕着“出柜”。有人认为万青道德绑架了中大的校长,在知乎上正儿八经地讨论起这个问题来,但万青只是淡淡地瞟了一眼,“台上五分钟,那是我的自由。”
  她委屈过,但最终选择不在乎那些与“作秀”“强迫”“道德”相关的字眼。她的微博私信也爆满了,一些分不清真情假意的人跟她说:我好欣赏你,可以跟你约吗?
  秋白和万青是隔两年进入同一个学院的。两人的生活一直处在两条平行线上,直到2015 年5月20日。这天,一位中大学子在朋友圈里转发了卢森堡首相与同性爱人结婚的文章,底下评论中,哲学系教授罗旭东的话触目惊心:“同性恋都是非常人类,若有一天他们变成正常人,男女婚姻变成不正常,人类也就接近灭亡了。男与男用拉粪便的地方进行,真是好变态、好恶心。”LGBT群体为了反击该教授的恐同言论,组织了一次性少数社群的“献吻”公益活动,这成了两人相见的契机。
  这一次,万青是踊跃参与献吻活动的先锋,秋白是给教材去污名化行动的志愿者。为了献吻活动,秋白在自己的微信公号里发了第十四篇文章,文章的第一张图里,白衣的万青和一个女生旁若无人地拥吻。两个人在一篇文章里,形成了另一种精神上的交汇。

搞事


  但他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作为性别教育在国内超前的高校,中山大学的这个夏季有些刺目。人们还没来得及从万青身披彩虹旗的事儿中回过神来,“某高校一女同性恋者起诉教育部”的新闻又出现了。
  2015年8月18日,赵玲收到了传设学院辅导员李某发去的这则新闻。惊慌的母亲第二天就开着货车赶到学校。她小心翼翼地问女儿,“辅导员说的是真的吗?”秋白默认了。
  秋白成长在中山市的一处小村庄,那里民风传统,一直以来读书争气的她,是家中乖女,也被父母寄予颇高的期望。她读高中时,因为怕丢女儿的脸,父母甚至不敢将家里的货车开进校园。但秋白的突然出柜让他们计划落空。事发之后,甚至有亲戚说她家女儿是“妖怪”。
  从前,秋白父母非常健谈,如今见了人却期期艾艾。他们怕被人提起秋白、怕被人说成是“变态”的家人。赵玲去厂里上班,有人问她,那个搞事的是不是你女儿?她感觉羞愤,只想死了算了。
  正读高一的弟弟是秋白在家中唯一的慰藉。羞涩的男孩年纪还小,说不出冠冕堂皇的话,但他找来了网上关于同性恋的视频,对秋白说,“姐,我觉得这样挺酷的。”

世代


  为了支持秋白,万青写过一篇《学生天然有被免于被辅导员“侵扰”的自由》,不过,她的重点并非聚焦在女同上,而是辅导员。“我会很认真地听他们讲话,然后分析他们的逻辑。”万青很淡定。事实上,这种逻辑性也贯穿了长达两小时的谈话,她言必谈女权、公民行动、非暴力沟通,听起来像新世代的性别甘地。
  在她的学院导师艾晓明教授看来,“90后比80后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少,内心没有那么多对自己的苛刻审查。”同时,也会更鲜明地为自己的权益挥舞旗帜。
  2003年,艾晓明曾和宋素凤带领学生们排了舞台剧《阴道独白》。剧本惊世骇俗,要把“阴道”讲多次,还提到了那些令以往中国人羞于启齿的“自慰”“叫床”等字样。十年之后,艾晓明的学生柯倩婷也做了教师,带领学生完成了新的剧本《将阴道独白进行到底》,“复活”了老剧本中不少禁忌片段,更加敞亮地谈论起性别话题。
  而仅仅两年后,秋白和万青又横空出世,走上性别运动的尖峰之地,这种世代更迭的速度之快,令艾晓明有些恍然。“在谈论社会进步时,我们不应该只关照个人命运。她们肯定是有压力的,但是这对性少数群体来说,非常有必要。”
  90后的内心,有着艾晓明想象不到的隐秘和大胆。譬如万青,她是持开放关系论点的人,觉得在一段感情里,并不是只有两个人的“捆绑”才能带来安全感。
  某天晚上,万青心血来潮去帮女朋友月亮搬家,打车刚到,发现月亮不在家。第二天她才知道,月亮是去跟前女友开房了。她竭力保持一种女权主义者的潇洒,但是内心仍然受伤。
  “后来你们怎么和好的?”
  “就自己消化了一下,也还好。”万青说,她介意的不是对方跟别人去开房,而是没有很好地处理这件事。
  相比之下,秋白的欲望更复杂一些。尽管她确定自己是个正常的同性恋者,但又觉得自己并不排斥和男生做爱。“只要不让我触摸下半身。”和男生上床、SM……是她曾经有过的性幻想。她喜欢李银河的书,《虐恋亚文化》里系统地梳理了人们为什么会迷恋这种“非正常”的东西,在这本书里她明白了:尽管有些事情并不在自己经验范围之内,但并非不正常。
  很小的时候,秋白在自家的杂货店看到过成人光碟,年幼的她看着录像里光着身子的男人女人,感觉非常奇妙。
  她想,为什么会有男人女人之分?那时候的她,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新的理论叫酷儿,性别其实是可以流动的。那时候的父母,并不能理解她脑袋里在想什么。十几年后的今天,秋白被父母严密地监控在家中,他们翻看着关于她的微博、微信,但仍然无法理解,此刻坐在身边女儿的大脑里在构思着什么。
  她在想如何从一个传统的秩序社会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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