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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大获得了舆论支持，获得了家长们的支持，只要南科大改革能够真正带来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也势必能够获得用人单位的支持。但愿南方科技大学能应了李政道所题写的寄语‘敬祝成功’。”
最近，高校教育改革的试验田——南方科技大学，再一次出现在媒体报道的视野中。这次多少有些尴尬。教授有了，校园有了，却没有学生，筹办3年之久的南方科技大学，至今没拿到教育部的招生许可证。
2010年12月15日，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发布了《朱清时校长致报考南方科大考生、家长的一封信》。在这封长信中，朱清时正式对外宣布南科大决定把“自主招收高二学生”，“自授各类学位和文凭”作为教改先行先试的内容，以期回归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为我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探路。
“南方科技大学的这一决定，犹如向中国的高等教育界投掷了一枚原子弹。”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范先佐说，“这放在国外那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中国跳过教育部批准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就相当于在众目睽睽之下‘未婚先孕’，公开放话‘要生私生子’。”
2007年3月，深圳市政府决定筹建南方科技大学。2008年7月，深圳市成立南方科技大学（筹）创校校长遴选委员会和校长招聘工作小组。2009年6月，朱清时院士被聘为南方科技大学（筹）创校校长。2010年3月10日，国务院有关领导听取南方科技大学筹建工作的汇报后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筹建南方科技大学正处于良好历史时机。
欲揽这等瓷器活，定要有一把金刚钻。在朱清时看来，这把金刚钻就是一流的师资和先进的办学理念。目前，计划第一批入校的50名学生将会在课堂上看到这些人：中科院院士张景中教授讲授高等数学；中科院院士陈国良教授讲授“计算机基础”；著名物理学家陈应天教授讲授“普通物理”；香港科大李泽湘教授讲授工程创新导论；中科院院士、校长朱清时教授主讲创新能力培养课程；香港科大丁学良教授领衔组织设计人文教育课程。在师生比例上，南科大按照1:8来算，就是1个老师教8个学生。在管理方式上，南科大实行国际流行的书院管理模式，不同专业的学生吃、住、行在一起，教学科研一线人员和专家作为学生的辅导员、导师，对书院进行日常管理和服务。
华丽的师资，先进的理念，审批到底卡在了哪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储朝晖告诉记者，限制主要来自一部发布于1986年的《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虽说是暂行条例，但一眨眼就暂行了26年。”储朝晖说。
记者随即查阅了这部《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在该条例第四章批准验收中，有这样的规定：
第十六条 国家教育委员会每年第三季度办理设置普通高等学校的审批手续，逾期则延至下一年度审批时间办理。
第十七条 设置普通高等学校的审批程序，一般分为审批筹建和审批正式建校招生两个阶段。完全具备建校招生条件的，也可以直接申请正式建校招生。
第二十条 普通高等学校的筹建期限，从批准之日起，应当不少于一年，但最长不得超过五年。
储朝晖告诉《北京科技报》，第十六条的规定就意味着每年国家只给一次申请机会，显然南方科技大学今年的申请再次石沉大海，若不豁出去就还要再等明年。目前，南科大已经处于筹建期，第二十条是用来规定筹建期限，在这期间学校不得招生，按惯例，年限大致在3年左右。从目前来看，南科大也许应该后悔自己没有运用第十七条的相关规定直接申请正式建校招生，从申请筹建这一步走下来，看来是等不及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指标与暂行条例不符。比如要将校名定为大学，全日制在校学生计划规模在5000人以上。即使是要求最低的高等专科学校，全日制在校学生计划规模也应在1000人以上。显然一年只招50人的南科大与该指标差距甚远。”储朝晖说。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改研究所主任王烽告诉《北京科技报》，我国目前的所有高校招生名额都由教育部门统一分配，即使是民办高校的招生工作也要由国家控制。对于学校来说，名额就相当于收入，特别是对于民办高校而言名额就是本钱，在现行的高考制度下，有了名额就不愁招不来学生。“在其他学校看来，为获得招生名额付出成本也应是南科大需要付出的，教育部门在进行决策的时候不得不考虑公平问题。其实从教育部门的角度看，南科大的教育理念和教改实践是值得鼓励的，对南科大既不肯定又不否定，并不像外界所说的那样要使该校胎死腹中，教育部门也有其难处，在政策上一路黄灯确实需要南科大自己的大胆实践。”
朱清时看来是明白了教育部的难处，日前他便对媒体表示，“现在唯有的办法就是我们走出这一步去，我们试验成功了，国家就有可能修改这些规章制度了，那么教育就会冲开一个缺口，就可以找到一条新路。”
与南科大同呼吸共命运的还有报考南科大的那些考生们。记者拨打了南科大的咨询电话，该校主管招生工作的老师告诉记者，目前自发学历证书确实需要考生冒一定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学校坚持与学生和家长自愿签订协议书的原因。“从目前的招生情况看，家长、学生的反应大大好过我们的预期。至于日后孩子的发展，报考国内大学的研究生继续深造或者报考国家公务员确实存在不确定的因素。至于4年之后能否拿到教育部的批文，一切都在变化中，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项贤明表示，南科大践行的这场改革其实不仅仅是教育问题的改革，其未来已触及到社会其他方面的神经。最起码，学生就业问题面临着社会大环境能否突破“唯学历是从”，一旦成功将是对中国教育界最大的贡献。
“大学招生由国家分配名额在全世界看来确实少见，或者说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独此一家。”项贤明说，但之前我国的问题是，即便该规定有多不合理，只要国家不承认的学历，社会就一概不承认。之前公众对高等教育的关注大多都局限在考试是否公平等问题上，对这一问题关注很少。
项贤明告诉《北京科技报》，在美国，对全国高校的资质评定是由社会第三方来承担的。一旦被认可可以进行招生，招生的名额完全由学校决定，我国的高校实际上仍然处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之下，学校收支两条线，得到的名额越多就意味着国家的拨款就越多。但西方高校多自负盈亏，招生的多少取决于所培养的学生在社会上认可度有多高。学位证上名校校长的签名比政府的公章更能说明问题。甚至有些高校是不发文凭、没有学位的，比如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就是如此，但其仍是国际一流的大学，法国人也习惯了最高水平的学校是不发文凭、没有学位的，只要出自巴黎高师，社会绝对高度认可。
“南科大获得了舆论支持，获得了家长们的支持，只要南科大改革能够真正带来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也势必能够获得用人单位的支持。但愿南方科技大学能应了李政道所题写的寄语‘敬祝成功’。”项贤明说。
最近，高校教育改革的试验田——南方科技大学，再一次出现在媒体报道的视野中。这次多少有些尴尬。教授有了，校园有了，却没有学生，筹办3年之久的南方科技大学，至今没拿到教育部的招生许可证。
2010年12月15日，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发布了《朱清时校长致报考南方科大考生、家长的一封信》。在这封长信中，朱清时正式对外宣布南科大决定把“自主招收高二学生”，“自授各类学位和文凭”作为教改先行先试的内容，以期回归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为我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探路。
“南方科技大学的这一决定，犹如向中国的高等教育界投掷了一枚原子弹。”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范先佐说，“这放在国外那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中国跳过教育部批准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就相当于在众目睽睽之下‘未婚先孕’，公开放话‘要生私生子’。”
2007年3月，深圳市政府决定筹建南方科技大学。2008年7月，深圳市成立南方科技大学（筹）创校校长遴选委员会和校长招聘工作小组。2009年6月，朱清时院士被聘为南方科技大学（筹）创校校长。2010年3月10日，国务院有关领导听取南方科技大学筹建工作的汇报后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筹建南方科技大学正处于良好历史时机。
欲揽这等瓷器活，定要有一把金刚钻。在朱清时看来，这把金刚钻就是一流的师资和先进的办学理念。目前，计划第一批入校的50名学生将会在课堂上看到这些人：中科院院士张景中教授讲授高等数学；中科院院士陈国良教授讲授“计算机基础”；著名物理学家陈应天教授讲授“普通物理”；香港科大李泽湘教授讲授工程创新导论；中科院院士、校长朱清时教授主讲创新能力培养课程；香港科大丁学良教授领衔组织设计人文教育课程。在师生比例上，南科大按照1:8来算，就是1个老师教8个学生。在管理方式上，南科大实行国际流行的书院管理模式，不同专业的学生吃、住、行在一起，教学科研一线人员和专家作为学生的辅导员、导师，对书院进行日常管理和服务。
华丽的师资，先进的理念，审批到底卡在了哪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储朝晖告诉记者，限制主要来自一部发布于1986年的《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虽说是暂行条例，但一眨眼就暂行了26年。”储朝晖说。
记者随即查阅了这部《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在该条例第四章批准验收中，有这样的规定：
第十六条 国家教育委员会每年第三季度办理设置普通高等学校的审批手续，逾期则延至下一年度审批时间办理。
第十七条 设置普通高等学校的审批程序，一般分为审批筹建和审批正式建校招生两个阶段。完全具备建校招生条件的，也可以直接申请正式建校招生。
第二十条 普通高等学校的筹建期限，从批准之日起，应当不少于一年，但最长不得超过五年。
储朝晖告诉《北京科技报》，第十六条的规定就意味着每年国家只给一次申请机会，显然南方科技大学今年的申请再次石沉大海，若不豁出去就还要再等明年。目前，南科大已经处于筹建期，第二十条是用来规定筹建期限，在这期间学校不得招生，按惯例，年限大致在3年左右。从目前来看，南科大也许应该后悔自己没有运用第十七条的相关规定直接申请正式建校招生，从申请筹建这一步走下来，看来是等不及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指标与暂行条例不符。比如要将校名定为大学，全日制在校学生计划规模在5000人以上。即使是要求最低的高等专科学校，全日制在校学生计划规模也应在1000人以上。显然一年只招50人的南科大与该指标差距甚远。”储朝晖说。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改研究所主任王烽告诉《北京科技报》，我国目前的所有高校招生名额都由教育部门统一分配，即使是民办高校的招生工作也要由国家控制。对于学校来说，名额就相当于收入，特别是对于民办高校而言名额就是本钱，在现行的高考制度下，有了名额就不愁招不来学生。“在其他学校看来，为获得招生名额付出成本也应是南科大需要付出的，教育部门在进行决策的时候不得不考虑公平问题。其实从教育部门的角度看，南科大的教育理念和教改实践是值得鼓励的，对南科大既不肯定又不否定，并不像外界所说的那样要使该校胎死腹中，教育部门也有其难处，在政策上一路黄灯确实需要南科大自己的大胆实践。”
朱清时看来是明白了教育部的难处，日前他便对媒体表示，“现在唯有的办法就是我们走出这一步去，我们试验成功了，国家就有可能修改这些规章制度了，那么教育就会冲开一个缺口，就可以找到一条新路。”
与南科大同呼吸共命运的还有报考南科大的那些考生们。记者拨打了南科大的咨询电话，该校主管招生工作的老师告诉记者，目前自发学历证书确实需要考生冒一定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学校坚持与学生和家长自愿签订协议书的原因。“从目前的招生情况看，家长、学生的反应大大好过我们的预期。至于日后孩子的发展，报考国内大学的研究生继续深造或者报考国家公务员确实存在不确定的因素。至于4年之后能否拿到教育部的批文，一切都在变化中，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项贤明表示，南科大践行的这场改革其实不仅仅是教育问题的改革，其未来已触及到社会其他方面的神经。最起码，学生就业问题面临着社会大环境能否突破“唯学历是从”，一旦成功将是对中国教育界最大的贡献。
“大学招生由国家分配名额在全世界看来确实少见，或者说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独此一家。”项贤明说，但之前我国的问题是，即便该规定有多不合理，只要国家不承认的学历，社会就一概不承认。之前公众对高等教育的关注大多都局限在考试是否公平等问题上，对这一问题关注很少。
项贤明告诉《北京科技报》，在美国，对全国高校的资质评定是由社会第三方来承担的。一旦被认可可以进行招生，招生的名额完全由学校决定，我国的高校实际上仍然处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之下，学校收支两条线，得到的名额越多就意味着国家的拨款就越多。但西方高校多自负盈亏，招生的多少取决于所培养的学生在社会上认可度有多高。学位证上名校校长的签名比政府的公章更能说明问题。甚至有些高校是不发文凭、没有学位的，比如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就是如此，但其仍是国际一流的大学，法国人也习惯了最高水平的学校是不发文凭、没有学位的，只要出自巴黎高师，社会绝对高度认可。
“南科大获得了舆论支持，获得了家长们的支持，只要南科大改革能够真正带来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也势必能够获得用人单位的支持。但愿南方科技大学能应了李政道所题写的寄语‘敬祝成功’。”项贤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