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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初书坛是帖学开始走向衰微，隶书开始复苏的阶段。由于帖学本身内部的潜在危机导致帖学没落，清代初期学术风气的转变和考据学金石学的兴起，更多的汉碑的出土为隶书的复苏提供了条件和基础，同时明代晚期的个性书风变革潮流也为隶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书学思想。
关键词：清初；隶书复兴；碑学
中图分类号：J29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4）11/12-60-2
隶书是经先秦篆书演化而成的一种书体，经过两汉的发展日益成熟，在中国书法和汉字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由于朝代的更替和文字演变的加剧，随着草、行、楷等字体的出现，在两汉之后到清之前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隶书的发展处于一片沉寂。虽然唐代也出现过李阳冰、韩择木等善隶书家，元明时期也不乏一些隶书学习者，然而他们表现出的是程式化、装饰性的轻浮之势，都未能取法汉碑，使得隶书在这段时期的书坛中一直处于从属地位，隶书的内涵已经基本丧失。直到清代初期，隶书进入了复苏的阶段。
一、帖学的内部的潜在危机
在清代初期书坛中，虽然帖学还占着主要的位置，但是由于帖学内部存在的潜在危机，帖学已经进入一个近亲繁殖时期，并走向衰落。两宋时期，刻帖成风，淳化三年，太宗命翰林侍书王著将内府所藏历代墨迹编次十卷，摹勒刻于木板上，时称《法帖》，后又称《阁帖》或《淳化阁帖》，这被看为“帖学”的先声。不可否认它对书法的普及流传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王著学识不足，在摹刻的过程中，造成了不少错误，所以“帖学”一开始就存在一些错误。就是这样的范本却成为后人学习的主要对象，这不对学书者造成误导是不可能的。并且此后以《淳化阁帖》为底本的刻帖不断出现，官方和民间刻帖成为一种风尚，两宋出现了历代以来曾未有过的刻帖高潮。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元、明时期。明代中晚期，刻帖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和不断翻刻，已经很难保存原来的面貌。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写道：“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木虽名羲、献，而日全非。精神尤不待论。”①加上在翻刻的过程中伪作甚多，真相难辨，刻帖的泛滥导致其内部的艺术性丧失。书家的取法对象是经过阁帖歪曲或规范的，这样错误百出的范本对帖学的衰微已经埋下了伏笔。
清代初期，由于康熙皇帝对董其昌书法的偏爱和推崇，加之科举制度考试的限制，许多人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获取功名利禄，出现了陈邦彦、高士奇、姜宸英、陈奕禧、查昇、笪重光和张照等一批“馆阁体”书法家。尤其是康熙、雍正时期，帖学受制于帝王和科举考试的导向，陷入了董、赵书面貌笼罩下的“馆阁体”之中。换个角度来说，取法赵、董也未尝不可，由于学者众多，使得面貌过于单一，加上以“乌”“方”“光”为审美标准的“馆阁体”的影响，自然就出现程式化、规范化和统一化，就像近亲繁殖一样，千人一面，帖学的衰落是必然性的。无论是从帖学自身的发展，还是按照社会制度的发展转变，帖学已经走向穷途末路。当一种艺术形式的表现手法走到尽头的时候，新的艺术形式必然会出现，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决定的。
二、清初学术风气的转变
明代晚期，社会黑暗，政治腐朽，整个社会一片混乱。王明阳的学说已经走向极端。王学的核心是“心即理”，所谓“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尽皆举之矣”。②表现在学术界是束书不观、学风空疏。随着朝代鼎革、明朝的颠覆，汉族知识分子在心理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进行文化反思，明末的学风空疏、不务实际的学术之风受到了极度的批判。清初学者大都转向实事求是的务实之学，加之清初统治者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压制和迫害，以黄宗羲，顾炎武为代表的学者开始精心钻研经史。同时学术界和书法界来往较为密切，很多的思想被书法界所借鉴，书法家们注重实践，提倡身体力行。由于学术风气的转变，隶书重新被认识和解读，更加重视汉隶，为清初隶书的复兴营造出了良好的思想和学术环境。
三、学金石学的兴起
清代初期，汉族文化与满族文化发生了强烈的冲突。清政府为了稳固政权，一方面拉拢汉族知识分子，委以重任；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加强思想文化控制。尤其是顺治、康熙、顺治年间，大兴“文字狱”，“文字狱”的出现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心理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致使他们不敢妄谈国事。同时由于学术思潮上对明朝的空疏学风进行了极力的批判和反思，很多知识分子开始转向考据学。考据学的兴起促使了金石学的兴起。
清代初期在黄宗羲、顾炎武学者的带动下，金石考据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在金石文字材料的搜集和整理方面更为突出。著作有黄宗羲的《金石要例》，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六卷、《求古录》一卷，朱彝尊的《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等。这些学者在研究金石的过程中，不仅注重学术成就，同时注重金石文字的书法价值。
考据学的兴盛，带动了文字学、金石学的发展，而传世碑版器物及前人的著录收集，已经远远满足不了需求，于是访碑著录、考释研究之风大兴，大大刺激了书法艺术的创作。③
随着金石学的兴起，文物出土日渐增多，许多藏于地下的金石碑版重新浮出。这些金石碑版的出土，促使书法家们对古文字，对以前的书法的真实形态重新认识。
金石学的兴起，同时也引起了尊碑访碑之风。在这一环境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如郭宗昌、曹溶、周工亮、陈奕禧、郑簠、朱彝尊等搜集金石碑刻的群体，他们大多数都是当时知名的书法家，这种风气无疑对清初书法甚至整个清代书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恒先生在《中国书法史·清代卷》写道：“许多的官僚、文人、学者都好古成癖，大量寻访搜购钟鼎彝器和碑刻拓片，遂使名山大川、荒冢遗寺中沉寂已久的摩崖石刻、丰碑残碣纷纷重见天日，流入学者、藏家之手。辗转传世或地下出土的钟鼎彝器和铭文拓片，也成为金石、文字学家争相罗致的对象。这些古老但现为人知的文字资料，除了学术上的研究价值外，更使一部分欲摆脱帖学书法纤弱衰颓之风而求新思变的书家大开眼界。”④ 一些书家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他们开始碑刻的交换或者拓片的互赠，在一些书家和学者之间的探讨学术，拓片鉴赏蔚然成风。这些访碑和鉴赏活动的进行，对当时渴望变革的书家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资源和平台，这无疑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由于当时出土的碑刻还是摩崖都以两汉的居多，使得书法家们看到了汉隶的尚朴求异、自然纯真的内涵，“古拙”“质朴”的隶书观念开始在清初的一些书家当中形成。
四、晚明的个性及遗民书家的影响
晚明是中国文化史上表现出强烈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时期。在书法上是书家注重个性、创新、情感的表现，出现了徐渭、董其昌、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王铎等书法大家，在这股变革潮流中，书法的审美观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清初书法的发展。
清初在“文字狱”和“馆阁体”这一书坛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受到晚明个性书风的影响，开始以新的眼光和角度来重新寻找书法的发展方向，新的书法取向和形式开始逐步形成。早在晚明时期黄道周和王铎就提倡学书要取法古碑，虽然晚明的隶书只是在形式上有所发展，但是这种书法主体意识的觉醒，开启了清初隶书的审美取向。同时，王铎和傅山作为遗民书家在清初的主张和艺术实践，为清初书法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加上金石学和碑刻的兴起，出土的碑刻以汉代居多，两汉时期是中国书法史上隶书发展的最高峰时期，这样，晚明的碑学观念和金石学结合起来，促使书法在取法走向复古的趋势，隶书向汉碑的取法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复苏。
五、结语
清代可以说是书法发展史上的中兴时期，而清初的书法发展中隶书的复兴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部分，隶书经过两汉以后一千多年来的停滞与衰微之后，有了实质性的发展。清代隶书名家辈出，在书法史上有着极高的艺术成就。而清代隶书所取得的成绩，很大的决定性原因应该归功于清初隶书的复兴，清初隶书书家开始对汉碑取法，由此进入了隶书中兴的时期。隶书的复兴与实践带动了碑学意识的萌芽，清初隶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清代书法的发展。
注释：
①崔尔平选校：《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754页。
②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③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④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参考文献：
[1]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2]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秦汉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3]王冬龄.清代隶书要论[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
[4]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5]戴小京.康有为与清代碑学运动[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
[6]王镛.中国书法简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7]谢国祯.明末清初的学风[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8]任军.清初隶书研究[D].河南大学，2009.
作者简介：
武建中，三明学院教育与音乐学院。
关键词：清初；隶书复兴；碑学
中图分类号：J29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4）11/12-60-2
隶书是经先秦篆书演化而成的一种书体，经过两汉的发展日益成熟，在中国书法和汉字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由于朝代的更替和文字演变的加剧，随着草、行、楷等字体的出现，在两汉之后到清之前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隶书的发展处于一片沉寂。虽然唐代也出现过李阳冰、韩择木等善隶书家，元明时期也不乏一些隶书学习者，然而他们表现出的是程式化、装饰性的轻浮之势，都未能取法汉碑，使得隶书在这段时期的书坛中一直处于从属地位，隶书的内涵已经基本丧失。直到清代初期，隶书进入了复苏的阶段。
一、帖学的内部的潜在危机
在清代初期书坛中，虽然帖学还占着主要的位置，但是由于帖学内部存在的潜在危机，帖学已经进入一个近亲繁殖时期，并走向衰落。两宋时期，刻帖成风，淳化三年，太宗命翰林侍书王著将内府所藏历代墨迹编次十卷，摹勒刻于木板上，时称《法帖》，后又称《阁帖》或《淳化阁帖》，这被看为“帖学”的先声。不可否认它对书法的普及流传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王著学识不足，在摹刻的过程中，造成了不少错误，所以“帖学”一开始就存在一些错误。就是这样的范本却成为后人学习的主要对象，这不对学书者造成误导是不可能的。并且此后以《淳化阁帖》为底本的刻帖不断出现，官方和民间刻帖成为一种风尚，两宋出现了历代以来曾未有过的刻帖高潮。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元、明时期。明代中晚期，刻帖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和不断翻刻，已经很难保存原来的面貌。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写道：“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木虽名羲、献，而日全非。精神尤不待论。”①加上在翻刻的过程中伪作甚多，真相难辨，刻帖的泛滥导致其内部的艺术性丧失。书家的取法对象是经过阁帖歪曲或规范的，这样错误百出的范本对帖学的衰微已经埋下了伏笔。
清代初期，由于康熙皇帝对董其昌书法的偏爱和推崇，加之科举制度考试的限制，许多人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获取功名利禄，出现了陈邦彦、高士奇、姜宸英、陈奕禧、查昇、笪重光和张照等一批“馆阁体”书法家。尤其是康熙、雍正时期，帖学受制于帝王和科举考试的导向，陷入了董、赵书面貌笼罩下的“馆阁体”之中。换个角度来说，取法赵、董也未尝不可，由于学者众多，使得面貌过于单一，加上以“乌”“方”“光”为审美标准的“馆阁体”的影响，自然就出现程式化、规范化和统一化，就像近亲繁殖一样，千人一面，帖学的衰落是必然性的。无论是从帖学自身的发展，还是按照社会制度的发展转变，帖学已经走向穷途末路。当一种艺术形式的表现手法走到尽头的时候，新的艺术形式必然会出现，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决定的。
二、清初学术风气的转变
明代晚期，社会黑暗，政治腐朽，整个社会一片混乱。王明阳的学说已经走向极端。王学的核心是“心即理”，所谓“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尽皆举之矣”。②表现在学术界是束书不观、学风空疏。随着朝代鼎革、明朝的颠覆，汉族知识分子在心理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进行文化反思，明末的学风空疏、不务实际的学术之风受到了极度的批判。清初学者大都转向实事求是的务实之学，加之清初统治者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压制和迫害，以黄宗羲，顾炎武为代表的学者开始精心钻研经史。同时学术界和书法界来往较为密切，很多的思想被书法界所借鉴，书法家们注重实践，提倡身体力行。由于学术风气的转变，隶书重新被认识和解读，更加重视汉隶，为清初隶书的复兴营造出了良好的思想和学术环境。
三、学金石学的兴起
清代初期，汉族文化与满族文化发生了强烈的冲突。清政府为了稳固政权，一方面拉拢汉族知识分子，委以重任；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加强思想文化控制。尤其是顺治、康熙、顺治年间，大兴“文字狱”，“文字狱”的出现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心理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致使他们不敢妄谈国事。同时由于学术思潮上对明朝的空疏学风进行了极力的批判和反思，很多知识分子开始转向考据学。考据学的兴起促使了金石学的兴起。
清代初期在黄宗羲、顾炎武学者的带动下，金石考据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在金石文字材料的搜集和整理方面更为突出。著作有黄宗羲的《金石要例》，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六卷、《求古录》一卷，朱彝尊的《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等。这些学者在研究金石的过程中，不仅注重学术成就，同时注重金石文字的书法价值。
考据学的兴盛，带动了文字学、金石学的发展，而传世碑版器物及前人的著录收集，已经远远满足不了需求，于是访碑著录、考释研究之风大兴，大大刺激了书法艺术的创作。③
随着金石学的兴起，文物出土日渐增多，许多藏于地下的金石碑版重新浮出。这些金石碑版的出土，促使书法家们对古文字，对以前的书法的真实形态重新认识。
金石学的兴起，同时也引起了尊碑访碑之风。在这一环境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如郭宗昌、曹溶、周工亮、陈奕禧、郑簠、朱彝尊等搜集金石碑刻的群体，他们大多数都是当时知名的书法家，这种风气无疑对清初书法甚至整个清代书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恒先生在《中国书法史·清代卷》写道：“许多的官僚、文人、学者都好古成癖，大量寻访搜购钟鼎彝器和碑刻拓片，遂使名山大川、荒冢遗寺中沉寂已久的摩崖石刻、丰碑残碣纷纷重见天日，流入学者、藏家之手。辗转传世或地下出土的钟鼎彝器和铭文拓片，也成为金石、文字学家争相罗致的对象。这些古老但现为人知的文字资料，除了学术上的研究价值外，更使一部分欲摆脱帖学书法纤弱衰颓之风而求新思变的书家大开眼界。”④ 一些书家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他们开始碑刻的交换或者拓片的互赠，在一些书家和学者之间的探讨学术，拓片鉴赏蔚然成风。这些访碑和鉴赏活动的进行，对当时渴望变革的书家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资源和平台，这无疑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由于当时出土的碑刻还是摩崖都以两汉的居多，使得书法家们看到了汉隶的尚朴求异、自然纯真的内涵，“古拙”“质朴”的隶书观念开始在清初的一些书家当中形成。
四、晚明的个性及遗民书家的影响
晚明是中国文化史上表现出强烈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时期。在书法上是书家注重个性、创新、情感的表现，出现了徐渭、董其昌、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王铎等书法大家，在这股变革潮流中，书法的审美观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清初书法的发展。
清初在“文字狱”和“馆阁体”这一书坛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受到晚明个性书风的影响，开始以新的眼光和角度来重新寻找书法的发展方向，新的书法取向和形式开始逐步形成。早在晚明时期黄道周和王铎就提倡学书要取法古碑，虽然晚明的隶书只是在形式上有所发展，但是这种书法主体意识的觉醒，开启了清初隶书的审美取向。同时，王铎和傅山作为遗民书家在清初的主张和艺术实践，为清初书法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加上金石学和碑刻的兴起，出土的碑刻以汉代居多，两汉时期是中国书法史上隶书发展的最高峰时期，这样，晚明的碑学观念和金石学结合起来，促使书法在取法走向复古的趋势，隶书向汉碑的取法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复苏。
五、结语
清代可以说是书法发展史上的中兴时期，而清初的书法发展中隶书的复兴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部分，隶书经过两汉以后一千多年来的停滞与衰微之后，有了实质性的发展。清代隶书名家辈出，在书法史上有着极高的艺术成就。而清代隶书所取得的成绩，很大的决定性原因应该归功于清初隶书的复兴，清初隶书书家开始对汉碑取法，由此进入了隶书中兴的时期。隶书的复兴与实践带动了碑学意识的萌芽，清初隶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清代书法的发展。
注释：
①崔尔平选校：《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754页。
②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③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④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参考文献：
[1]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2]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秦汉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3]王冬龄.清代隶书要论[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
[4]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5]戴小京.康有为与清代碑学运动[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
[6]王镛.中国书法简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7]谢国祯.明末清初的学风[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8]任军.清初隶书研究[D].河南大学，2009.
作者简介：
武建中，三明学院教育与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