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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秋，头发花白的倪光南坐在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接受《瞭望东方周刊》的专访。
这位75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信息界的元老之一，如今重回公众视野。
这一次他现身于因“棱镜门”事件而受到公众关注的信息安全领域，并且成为中国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产业联盟的积极推动者。
当他在1999年离开联想回到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下文简称“中科院计算所”）后，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推广以Linux为代表的开源软件中，主张建立自主完整的软件产业体系。
至今15年，他一直呼吁要打破微软对PC操作系统的垄断。2014年中国政府采购禁用Win8，他说“倍受鼓舞，也感到责任重大”。
他还说，现在“我们做国产操作系统，已经有了极为迫切的需求”。
源头与拐点
中国计算机行业的源头可追溯至1956年——中科院计算所的成立。两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台计算机“104机”在这里诞生。
又过了三年，倪光南自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毕业分配到中科院计算所。他本就读于无线电系，因为“专业比较接近”来到北京，但对计算机“没有学过任何课程”。
就在“104机”研发成功之时，西方进入集成电路时代，革命性的微处理器出现。倪光南在吴几康等“海归”科学家的领导下，参与研发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台电子管119计算机。
早年中科院计算所研发成功的“109丙机”等计算机，虽谈不上世界领先，但与发达国家差距不大，当时也只有美、英、法、苏联等国能够研制出类似水平的机器，“我们大概跟英国差不多。”倪光南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
至于后来成为中国应用软件业起点的汉字处理，源头则是用于卫星测控的717车载计算机上的汉字显示器。
为了便于操控计算机，在万永熙等人领导下，中科院计算所六室研发了汉字显示器，打破人机交流的障碍。汉字处理相关的软件硬件，纷纷应运而生。
1974年8月，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原四机部、原一机部、中国科学院、新华社等机构联合发起设立了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简称“748工程”。
“748工程”被倪光南称作“国家当时对汉字处理最大的支撑”。至改革开放后，汉字的计算机应用愈加紧迫，海外行业巨头迅速进军汉字处理领域。倪光南记得，“当时微软做中文视窗，就从我们这边挖走了人才”。
但这只是中国基础本就薄弱的信息产业溃败的一角。
“我们在计算机领域很快就落入了低端。”倪光南解释，“低端”的主要原因是，动荡期间，恰逢世界集成电路技术发展关键期，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拉大。这样，改革开放后集成电路芯片就全都靠进口了。
1981年8月，倪光南应邀到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工作。在国外，他的收入是国内工资的70倍。第一次给家里汇钱，左思右想，不敢寄太多，怕影响不好。
相当于900元人民币的汇款，让妻子很忐忑，“第一次拿到那么多钱，数都数不过来！”
面对如此诱惑，年轻的科学家们纷纷抛弃祖国的自主信息产业而去。
1984年春，原国家科委开会研究“世界新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就是在那一年，邓小平摸着一个上海小男孩的头说：“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
当年12月，从加拿大回国的倪光南加盟联想，出任总工程师。多年以后他回忆，当时自己的想法是“使即将成为产品的联想式汉卡真正做大”。
在联想取得的一系列自主成果，助推倪光南在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就在那一年，中国实施增值税。17%的税率，对于方兴未艾的高新技术产业是一种重负。
倪光南等人在政协会议上提出，对高技术产品要有优惠政策，“微软1992年度总营业额为27.5亿美元，总盈利七亿美元，如果要交17%增值税，利润就很微薄，难以持续发展。跨国大企业尚且如此，更何况中国的小企业？”
这类提议最终催生了六年后的“18号文件”：希望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引导，鼓励资金、人才等资源投向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进一步促进中国信息产业快速发展。
与微软较量
然而，正是“18号文件”出台后，不少地方看好印度模式——软件离岸外包。
在倪光南看来，那是跨国公司的“忽悠”——“中国发展软件业有很大的优势，人才、市场，但外国人不希望我们与其竞争，所以会劝我们做印度模式，只给他们打工，而忽视发展自主的软件产业体系。”
“18号文件”为中国软件业迎来了黄金十年，“不过应当看到，虽然我们软件业市场规模比较大了，但在操作系统和数据库等关键核心技术方面仍受制于人，对于信息安全的影响挺大。”倪光南说。
那时，外国IT巨头的传奇吸引了整个中国，“很多人都处于狂热状态”。
1999年3月，盖茨来到中国，微软与十余家中国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即所谓的“维纳斯计划”。
这个项目有点像今天的各种电视“盒子”。微软把操作系统出售给中国制造企业，安装到可以接驳电视的机顶盒里，最终依靠互联网提供内容。
一位记者在他的书中形容：“微软正在对中国发动一次新战役。”
激烈者如方兴东更是高声发问：“民族产业的旗帜都飘到了哪里？”
其实，当时中科院钟锡昌教授也研发了和微软产品相似的软件，在上海一度开发出机顶盒，但市场反应平平。
上广电副总当时的说法是：“我们不是技术上不行，盖茨很善于先声夺人。拿上广电来说，明知技术上它不是最佳方式，但从市场角度看也不得不考虑合作的可能。”
很长一段时间，倪光南等人做的重要事情，就是“反对那些‘就是要搞外包、只要打工就行’的做法”。
2002年，微软聘请麦肯锡撰写的《中国软件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被披露。其中，微软为中国软件业制定了“远景目标”、“发展阶段”和诸多“举措”。 “按照报告中的发展战略，做操作系统不是中国人的事情，中国只要直接使用Windows就可以了，顶多是做做Windows的‘本地化’。”倪光南说，当时微软CEO鲍尔默也提出了“技术生态系统”——微软在上游，掌握Windows等平台软件;中国软件产业在下游，为Windows开发应用软件，或者为微软做“软件出口”。
“这倒和国内的一些说法不谋而合。加入WTO后，有人提出，依靠国际分工，我国可以只做某些软件而不必建立自己的软件体系。而微软的Windows是世界上最好的软件产品，我们要赶超它们是不现实的，只要拿来用就可以了。”倪光南当时著文，辛辣地批评：按照这样的逻辑，微软和某部委的合作“还真算是互惠互利、各得其所了”。
还有些时候，正当“固执者”打算向一些官员建言软件国产化，后者却跟国外软件公司去了印度考察。
倪光南赞赏2005年北京市科委支持的“扬帆工程”和“起航工程”。它们支持了国产操作系统，但也仅仅是“地方政府支持，没有形成国家的大项目”。
曾参与“扬帆起航”的原共创开源软件公司总经理、如今倪光南的主要助手曹冬则向《瞭望东方周刊》说：“可惜这样的支持没有延续下去，半途而废。”
他有同事去了微软，“因为操作系统的推广确实很难，相关部门没能持续支持下去。人总得生活，微软的待遇又不错。”
但他觉得，“外国公司把咱们一代英才废掉了，给你高薪、很舒服，但不要你搞什么技术，技术上你不前进就落后，所以我们有些人一进外企就废了。”
那时候强调信息安全，会被人指责“有冷战思维”。
总之，民族软件业始终在进行“斗争”，虽然“有一些是成功的，有些不能根本改变局面”。
最好的时机
对微软停止XP服务，倪光南觉得“对中国用户的伤害还是很大的，中国有两亿人要用XP，怎么可以想停就停呢？”他因此“更加感觉到在操作系统上受制于人的严重性”。
事实上，“斯诺登事件”发酵后，倪光南们的工作推进变得顺利多了。曹冬说，一系列事件终于让大家相信一些进口技术设备中存在“后门”。
“斗争”了这么多年，倪光南觉得，随着中国软件业的壮大，微软应该承认“自己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少了”。比如说，微软在深圳的硬件团队宣布大量裁员。
2013年冬，中国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产业联盟成立，也许可以说是应对微软宣布停止XP 服务的一个举措。
公开信息是：“联盟”是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下，由中国智能终端相关领域的“产”、“学”、“研”、“用”各界的企事业单位、机构及社会团体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的全国性社会组织。目前联盟已有近百个成员单位，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为理事长单位。
联盟的目标就是希望用国产操作系统来替代微软，“因为Win8不能用，XP停止服务，天然有这个市场需要我们去填补空缺”。
他们觉得，中国在操作系统领域没有哪一家能单独与外国跨国公司抗衡，“形成联盟就把大家的力量整合起来了”。这个联盟希望“解决中国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这一关键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的问题，建设中国自主的信息产业生态系统”。
不过，目前联盟做国产桌面操作系统的15家企业，没有一家是大公司。最终发展的情况如何，要由市场来决定。
操作系统的好坏在于它所支持的应用，“没有应用，我用你操作系统干什么？”倪光南形容这是鸡生蛋和蛋生鸡的关系。“为什么以前那么多人给微软做开发，现在却给安卓和苹果手机开发新应用，就是因为安卓和苹果的用户多，能赚到钱，而应用越多，手机用户会觉得这个系统更好用，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他说。
到目前为止微软的WP手机还没有进入良性循环，因为应用还不够多，用户少，开发者的积极性不高。倪光南解释，“老牌的操作系统企业换一个领域还如此，更不用说没什么规模的国产操作系统企业了。其实关键还是国产操作系统的产业链不够完善，联盟的重点就是营造它的生态系统。”
作为一个宏愿，倪光南希望中国自己的智能终端操作系统，能成为世界上该领域中继苹果、谷歌和微软这三家系统以外的第四家系统。
虽然并不愿回应“上书中央导致Win8禁用”的事情，但倪光南觉得，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现在中国主导做一些大事是有可能的。像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中国的北斗不久后就可以和GPS竞争了。国产操作系统也要学习北斗的榜样。”倪光南绽开笑容，双手摊开，眼睛眯了起来。
这位75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信息界的元老之一，如今重回公众视野。
这一次他现身于因“棱镜门”事件而受到公众关注的信息安全领域，并且成为中国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产业联盟的积极推动者。
当他在1999年离开联想回到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下文简称“中科院计算所”）后，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推广以Linux为代表的开源软件中，主张建立自主完整的软件产业体系。
至今15年，他一直呼吁要打破微软对PC操作系统的垄断。2014年中国政府采购禁用Win8，他说“倍受鼓舞，也感到责任重大”。
他还说，现在“我们做国产操作系统，已经有了极为迫切的需求”。
源头与拐点
中国计算机行业的源头可追溯至1956年——中科院计算所的成立。两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台计算机“104机”在这里诞生。
又过了三年，倪光南自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毕业分配到中科院计算所。他本就读于无线电系，因为“专业比较接近”来到北京，但对计算机“没有学过任何课程”。
就在“104机”研发成功之时，西方进入集成电路时代，革命性的微处理器出现。倪光南在吴几康等“海归”科学家的领导下，参与研发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台电子管119计算机。
早年中科院计算所研发成功的“109丙机”等计算机，虽谈不上世界领先，但与发达国家差距不大，当时也只有美、英、法、苏联等国能够研制出类似水平的机器，“我们大概跟英国差不多。”倪光南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
至于后来成为中国应用软件业起点的汉字处理，源头则是用于卫星测控的717车载计算机上的汉字显示器。
为了便于操控计算机，在万永熙等人领导下，中科院计算所六室研发了汉字显示器，打破人机交流的障碍。汉字处理相关的软件硬件，纷纷应运而生。
1974年8月，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原四机部、原一机部、中国科学院、新华社等机构联合发起设立了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简称“748工程”。
“748工程”被倪光南称作“国家当时对汉字处理最大的支撑”。至改革开放后，汉字的计算机应用愈加紧迫，海外行业巨头迅速进军汉字处理领域。倪光南记得，“当时微软做中文视窗，就从我们这边挖走了人才”。
但这只是中国基础本就薄弱的信息产业溃败的一角。
“我们在计算机领域很快就落入了低端。”倪光南解释，“低端”的主要原因是，动荡期间，恰逢世界集成电路技术发展关键期，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拉大。这样，改革开放后集成电路芯片就全都靠进口了。
1981年8月，倪光南应邀到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工作。在国外，他的收入是国内工资的70倍。第一次给家里汇钱，左思右想，不敢寄太多，怕影响不好。
相当于900元人民币的汇款，让妻子很忐忑，“第一次拿到那么多钱，数都数不过来！”
面对如此诱惑，年轻的科学家们纷纷抛弃祖国的自主信息产业而去。
1984年春，原国家科委开会研究“世界新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就是在那一年，邓小平摸着一个上海小男孩的头说：“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
当年12月，从加拿大回国的倪光南加盟联想，出任总工程师。多年以后他回忆，当时自己的想法是“使即将成为产品的联想式汉卡真正做大”。
在联想取得的一系列自主成果，助推倪光南在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就在那一年，中国实施增值税。17%的税率，对于方兴未艾的高新技术产业是一种重负。
倪光南等人在政协会议上提出，对高技术产品要有优惠政策，“微软1992年度总营业额为27.5亿美元，总盈利七亿美元，如果要交17%增值税，利润就很微薄，难以持续发展。跨国大企业尚且如此，更何况中国的小企业？”
这类提议最终催生了六年后的“18号文件”：希望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引导，鼓励资金、人才等资源投向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进一步促进中国信息产业快速发展。
与微软较量
然而，正是“18号文件”出台后，不少地方看好印度模式——软件离岸外包。
在倪光南看来，那是跨国公司的“忽悠”——“中国发展软件业有很大的优势，人才、市场，但外国人不希望我们与其竞争，所以会劝我们做印度模式，只给他们打工，而忽视发展自主的软件产业体系。”
“18号文件”为中国软件业迎来了黄金十年，“不过应当看到，虽然我们软件业市场规模比较大了，但在操作系统和数据库等关键核心技术方面仍受制于人，对于信息安全的影响挺大。”倪光南说。
那时，外国IT巨头的传奇吸引了整个中国，“很多人都处于狂热状态”。
1999年3月，盖茨来到中国，微软与十余家中国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即所谓的“维纳斯计划”。
这个项目有点像今天的各种电视“盒子”。微软把操作系统出售给中国制造企业，安装到可以接驳电视的机顶盒里，最终依靠互联网提供内容。
一位记者在他的书中形容：“微软正在对中国发动一次新战役。”
激烈者如方兴东更是高声发问：“民族产业的旗帜都飘到了哪里？”
其实，当时中科院钟锡昌教授也研发了和微软产品相似的软件，在上海一度开发出机顶盒，但市场反应平平。
上广电副总当时的说法是：“我们不是技术上不行，盖茨很善于先声夺人。拿上广电来说，明知技术上它不是最佳方式，但从市场角度看也不得不考虑合作的可能。”
很长一段时间，倪光南等人做的重要事情，就是“反对那些‘就是要搞外包、只要打工就行’的做法”。
2002年，微软聘请麦肯锡撰写的《中国软件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被披露。其中，微软为中国软件业制定了“远景目标”、“发展阶段”和诸多“举措”。 “按照报告中的发展战略，做操作系统不是中国人的事情，中国只要直接使用Windows就可以了，顶多是做做Windows的‘本地化’。”倪光南说，当时微软CEO鲍尔默也提出了“技术生态系统”——微软在上游，掌握Windows等平台软件;中国软件产业在下游，为Windows开发应用软件，或者为微软做“软件出口”。
“这倒和国内的一些说法不谋而合。加入WTO后，有人提出，依靠国际分工，我国可以只做某些软件而不必建立自己的软件体系。而微软的Windows是世界上最好的软件产品，我们要赶超它们是不现实的，只要拿来用就可以了。”倪光南当时著文，辛辣地批评：按照这样的逻辑，微软和某部委的合作“还真算是互惠互利、各得其所了”。
还有些时候，正当“固执者”打算向一些官员建言软件国产化，后者却跟国外软件公司去了印度考察。
倪光南赞赏2005年北京市科委支持的“扬帆工程”和“起航工程”。它们支持了国产操作系统，但也仅仅是“地方政府支持，没有形成国家的大项目”。
曾参与“扬帆起航”的原共创开源软件公司总经理、如今倪光南的主要助手曹冬则向《瞭望东方周刊》说：“可惜这样的支持没有延续下去，半途而废。”
他有同事去了微软，“因为操作系统的推广确实很难，相关部门没能持续支持下去。人总得生活，微软的待遇又不错。”
但他觉得，“外国公司把咱们一代英才废掉了，给你高薪、很舒服，但不要你搞什么技术，技术上你不前进就落后，所以我们有些人一进外企就废了。”
那时候强调信息安全，会被人指责“有冷战思维”。
总之，民族软件业始终在进行“斗争”，虽然“有一些是成功的，有些不能根本改变局面”。
最好的时机
对微软停止XP服务，倪光南觉得“对中国用户的伤害还是很大的，中国有两亿人要用XP，怎么可以想停就停呢？”他因此“更加感觉到在操作系统上受制于人的严重性”。
事实上，“斯诺登事件”发酵后，倪光南们的工作推进变得顺利多了。曹冬说，一系列事件终于让大家相信一些进口技术设备中存在“后门”。
“斗争”了这么多年，倪光南觉得，随着中国软件业的壮大，微软应该承认“自己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少了”。比如说，微软在深圳的硬件团队宣布大量裁员。
2013年冬，中国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产业联盟成立，也许可以说是应对微软宣布停止XP 服务的一个举措。
公开信息是：“联盟”是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下，由中国智能终端相关领域的“产”、“学”、“研”、“用”各界的企事业单位、机构及社会团体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的全国性社会组织。目前联盟已有近百个成员单位，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为理事长单位。
联盟的目标就是希望用国产操作系统来替代微软，“因为Win8不能用，XP停止服务，天然有这个市场需要我们去填补空缺”。
他们觉得，中国在操作系统领域没有哪一家能单独与外国跨国公司抗衡，“形成联盟就把大家的力量整合起来了”。这个联盟希望“解决中国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这一关键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的问题，建设中国自主的信息产业生态系统”。
不过，目前联盟做国产桌面操作系统的15家企业，没有一家是大公司。最终发展的情况如何，要由市场来决定。
操作系统的好坏在于它所支持的应用，“没有应用，我用你操作系统干什么？”倪光南形容这是鸡生蛋和蛋生鸡的关系。“为什么以前那么多人给微软做开发，现在却给安卓和苹果手机开发新应用，就是因为安卓和苹果的用户多，能赚到钱，而应用越多，手机用户会觉得这个系统更好用，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他说。
到目前为止微软的WP手机还没有进入良性循环，因为应用还不够多，用户少，开发者的积极性不高。倪光南解释，“老牌的操作系统企业换一个领域还如此，更不用说没什么规模的国产操作系统企业了。其实关键还是国产操作系统的产业链不够完善，联盟的重点就是营造它的生态系统。”
作为一个宏愿，倪光南希望中国自己的智能终端操作系统，能成为世界上该领域中继苹果、谷歌和微软这三家系统以外的第四家系统。
虽然并不愿回应“上书中央导致Win8禁用”的事情，但倪光南觉得，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现在中国主导做一些大事是有可能的。像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中国的北斗不久后就可以和GPS竞争了。国产操作系统也要学习北斗的榜样。”倪光南绽开笑容，双手摊开，眼睛眯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