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天门竟陵。离家几十年，每遇乡音，尤其是那些“故乡来”的朋友，总希望多了解些“故乡事”。这些年家乡的发展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迅猛，让我倍感荣焉。只是人家问“您原住在哪”，答曰“河街”时，感觉到对方脸上一丝异样，然后就“哦哦”了。我有疑惑，问过家乡的小伙伴才略知一二。
　　原来这些年故乡的发展都是以开拓新城为主，老城区改造成本高，尤其是市区的沿河一带，因前三十年的“战天斗地”，县河被截改道、支流被填，昔日的母亲河已成为一潭死水，不堪入目。于是沿河的“河街”也就败落下来，成为城市中比较脏乱、破落的地区，后来，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这里又热闹起来，只是已不复当年风貌。
　　乡人之“哦哦”，原来如此……
　　一
　　我记忆中的河街可不是这样。儿时的故乡不甚发达，大部分交通物流要依靠水运。县河的水道，上游可至本邑西部重镇渔薪河，及邻县京山的永隆镇，下游则可经汉川县，到附近的大都市汉口。至今乡人说起去武汉，都是说“下汉口”，这也是本地笑话小孩子尿床的戏称。至于更早的明清时代，故乡的先贤们为谋取功名或广交朋友，也都是从县河或附近的河汊出发的。比如当年竟陵派代表人物谭元春，去江南一带弘扬自己的文学理念，以及到南昌探望座师，就是从家门口的寒河上船，经襄河，入长江东下而行的。而晚清的胡聘之，也就是竟陵镇复建的著名景点“胡家花园”的主人，更是从城南正街“孝子里”附近的家门口出发，经河街，到县河乘船进京赶考的。后胡聘之官至山西巡抚，推行朝廷新政，在山西開矿挖煤……客死异乡后，其灵柩也是通过水路回故里到县河码头的。
　　乾隆《天门县志》载，天门县河“北纳钟祥、京山诸水，自南河东经永隆河至观音湖口入县界，绕青山之麓、过三汊、历县治南而东……”全长两百余里，最后达陈鲜口交汉川县界。因县河绕县城南边，于是南门前的两条路成为故乡最繁华的路段，靠近城墙南门的大道称“正街”或“镇街”，现在的学名为“竟陵大道”；靠县河边的小路称“河街”，正式名称为“沿河路”。两街都是沿河流自西向东，蜿蜒伸展。由于本邑县治从元代就一直没有被动过，这两条街道一直见证着故乡八百年的荣辱兴衰。明清两朝，是天门发展的黄金时期，往来竟陵、天门的达官贵人、商贾骚人，大都要乘船到河街，经正街进出城门。遥想当年，鲁祭酒、周天官、陈司徒、钟惺、蒋立镛……到近代的胡聘之、周树模等先贤闻达衣锦还乡、在河街下船，接受县官率众恭迎的情形，真是“一时多少豪杰”！
　　余生也晚，未能目睹河街昔日的风华，但童年的记忆中河街还是余韵尚存的，其格局也与乾隆时的图片差不多。在全国人民都在哀叹自己故乡的容颜不可挽回的大形势下，仆不才，愿以纸笔追忆河街最后的风貌、记录旧时河街的人与事，以为逝去故乡的挽歌。
　　二
　　我的老家，严格说来只是栖身地。我们全家九口人与另外四家居住在河街上一坐北朝南的小宅院，称“郑福台”，字面上理解是“郑家有台阶的福宅”。我曾在绍兴见过一些老宅院——估计也是靠回忆新修的，都叫什么“台门”，比如鲁迅的故家就叫“周家新台门”，请教当地人才知“台门”就是指有讲究的房子，因这些房子大门都有高且大的台阶，故称“台门”。那么“郑福台”该是本城中有讲究的房子，也是收归政府，原房主郑家（gà）婆一大家和我们及另三家，一起蜗居在这里。这个宅院最有名处是大门口有五级台阶——乡语称“阶台（jiāng tá）坎子”，整个宅院就高出河街的街面一米以上，显得极为气派。宅院里还有一个小天井，角落处有个下水道，我们叫“阴沟”，里面还养着一只乌龟。每到下雨时，天井便成为一个水塘，但奇怪的是每次大雨，极少有水淹至四周的房间，大都能从阴沟里排泄出去。听大人们说，那只乌龟负责疏通水道，所以我从小至今就对乌龟心生崇敬：龟不仅长寿，还勤力，是个灵物。绝对不敢喝什么乌龟汤，听到兜售乌龟滋补的餐馆，也是敬而远之。
　　郑福台的西邻，是花鼓剧团的职工宿舍大院，据说原来是城中大户陈石头家的府邸。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县城里，没有什么娱乐，花鼓戏是人们的最高精神享受，有民谚云：“天门人有病不吃药，只要听沈三的哟哎哟”（沈三当是天门最有名的花鼓戏演员）。那些花鼓剧演员们，则成了全县人民最崇拜的明星。我们河街的孩子们很自豪，可以每天都见到这些名角们，比如剧团的编剧、作曲和指挥吴群先生，外地人，长得肥肥胖胖的，小孩子都叫他“吴群肥子”，他很喜欢小孩，我儿时常被他摸脸，记得他的手好柔软。吴群先生极有才华，他曾根据天沔一带的民谣创作歌曲《襄河谣》，前面两句歌词是“襄河水，黄又黄”，曲调凄婉，极尽过去襄河两岸的民众深受水患之苦的情形。后来拍摄电影《洪湖赤卫队》，主题歌《洪湖水浪打浪》就是据其曲调改编的。另外有一个演小生的帅哥，头发天然卷曲，也能说单口相声，做“叶五”（乡语小丑之意）。我现在还能回忆起他的相貌，但不记得大名了。至于剧团里专门演反派角色的大师则是我小玩伴坤阳兄的爸爸，魏泽斌先生，也是城中名人。大名鼎鼎的沈三先生，我们和他没啥交集，印象中沈先生个子不高。至于花鼓剧团的花旦青衣们则一点印象都没有，可能那时年幼情窦未开，不懂看美女吧。
　　东边的邻居是一家生产居家用品的工厂，因原料都来自竹子，故名“竹器社”。这家厂绝对是原生态的，利用竹子制造出我们生活中所必需的筲箕、簸箕和提篮等。这些制品的原材料竹子在加工前都需要长时间在水中浸泡，于是，竹器社对面的县河上常常有两个竹排，上面用石头和土压着以保证竹子完全没入水中。通常这些竹排要浸泡半年甚至一年之久，于是这两个竹排便成了县河一景，也是附近居民的生活大舞台。大人们可以在竹排上淘米洗菜，晚上还可以在竹排上撒网捕鱼。通常这些竹排搭上月余，上面的土堆就长满了青草，在土堆和竹子的缝隙你还可能钓到黄鳝呢。在竹排的四周也有很多的螃蟹和虾，下水去摸可能收获不少，但竹排附近也是一个危险区，如果不慎钻进竹排底就很难救助，这里每过几年都有顽童葬身竹排底下，所以大人们千叮万嘱自家小孩不要到竹排边抓螃蟹摸虾，只有胆子大的孩子才敢做这样的事情。 　　郑福台的正对面是一个更小的宅院，原来的主人也是郑家的，当年低价出售给一位周姓的平民家，我有记忆时男主人已不在世，孀居的老太我们称子婆，独自抚养一儿一女。子婆家不大，一进门是堂屋，两厢为住房，堂屋后有神龛，旁边是一个厨房，但后面有一个小花园，直通到县河。子婆风趣幽默，言辞犀利，对街道居委会的积极分子们常挖苦嘲讽，但因出身好，居委会的领导也不敢拿她咋样，只能将她当作是“邪子”。这些我会在另外的文章中有详叙，此处不表。
　　竹器社的东边就是全县最大的室内剧场，其正式名称和公检法、政府、医院一样，都冠以“人民”，叫人民剧场，但乡人却习惯叫“戏园子”，当年的各种戏曲、文艺汇演等大都在此进行，在故乡人心目中的地位相当于武汉的民众乐园、北京的天桥剧场。戏园子横贯南北，东面是一条连接正街与河街的小路，靠近正街边有个侧门专供演出的剧组、乐队人员出入，东面的中间有个大门，是散场时观众外出专用的。进入戏园子的正门（乡语称“栅子口”，看门的师傅则称是“看栅子的”），则开在河街上。一九七五年，我和一帮吃瓜群众曾在这里恭候国务院原副总理陈永贵到此看花鼓戏，他在进剧场前很亲切地向我们挥手致意，当然，还是戴着北方农民标志性的白头巾。
　　我们河街的小孩们常常去看免费戏（乡语“抹活”戏），方法有二：第一种是站在戏园子门口稍远处看到大人们欲进场看戏，就上前用无辜、乞求的眼神望着他（她），如果对方善意就去牵着他（她）的手一同入场，进去后谢谢叔叔阿姨后松手走开。其实戏园子“看栅子的”师傅基本上都认识我们这群河街小孩，通常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偶尔碰到“看栅子的”情绪不佳，就会对着小孩大喝一声“你又来了”，弄得牵手的大人们也颇为尴尬。想到今日大人们都教孩子千万不要被陌生叔叔阿姨牵手、搂抱，当年我们可是厚着脸皮请叔叔阿姨牵手的呀，真是恍若隔世！第二种方法有些危险，但成功率极高。大孩子们教我们一个秘籍：竹器社里有一处和戏园子相邻的隔墙不高，翻过去正好在剧场的厕所旁。先在竹器社下班前隐藏在那个墙边，待戏园子开锣后翻墙过去，故意到厕所待一兩分钟，然后装作上完厕所出来进入剧场找空位坐下。我个人选择后者居多，自负艺高人胆大，但终于有一次受挫。记得是看汉川县汉剧团演出的《逼上梁山》，我和另一个小伙伴同行，我打头阵，正当我轻舒猿臂滑下剧场这边的墙角，一个巨大的黑影向我扑来，先是一耳光让我两眼冒金星、顿时一阵昏迷，接着感觉被人像拎小鸡般从戏园子墙角边提到栅子口，摔到台阶下……我的另外一个小伙伴吓得赶紧从竹器社退回，看到我躺在戏园子门口，担心被“看栅子的”师傅看出是同伙，过了好一阵才装作偶尔路过的来搀扶我回他家，洗漱、整理、回家“编故事”等。
　　这位小伙伴我已经记不清是谁，当时回家是如何给父母“编故事”解释自己鼻青脸肿的也想不起来，但此次行动失败的原因却记得：戏园子接到人民群众举报，有人翻墙偷看戏！于是设下埋伏几个晚上，我的“运气不好”，正好碰到。抓我揍我的那位“看栅子的”师傅姓刘，他有个年长我们近十岁的独女，是河街有名的漂亮姐姐。
　　今天将之叙出，绝不是记仇。自己幼年顽劣，翻墙看戏，挨打是罪有应得呀。再说那一耳光似乎也没有留下啥后遗症，只是儿时趣事，立此存照，供看官一笑耳。
　　作者简介：雪梨子，本名周少明，从事IT业，现居澳洲。在网络发表小品若干。本文由“鸿渐风”微信公众号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