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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5个多月的努力，温州金融改革试验方案终于落地。
4月9日至10日，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率领调研组赴温州了解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有关工作情况。一时间，温州金融改革引起广泛热议，与温州金融改革相关的类金融概念股飙升，类金融概念股一连几日涨停，成为4月份以来A股市场一道风景线。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温州金融改革试点将分三步走：2012年为试点起步阶；2013年~2014年为全面推进阶段，初步形成完善的地方金融体制；2015年及以后是深化完善阶段。
被倒逼的改革
自去年4月份以来，温州接二连三地发生中小企业老板“跑路”甚至跳楼等恶性事件，到8、9月份时愈演愈烈。
“跑路企业主和停工企业的数据没有办法完全统计，有名有姓的都是比较大的企业，那些小微企业根本不在统计范围内。”周德文说，这些企业主“跑路”或跳楼，有各种因素，但归结到一点都是资金链断裂，债务压力超出了承受能力。这些业主无一不与民间借贷牵连在一起。因此，这场风波被舆论称作“温州式金融危机”。
去年的借贷危机还波及江苏、福建、河南、内蒙古等省份。江苏泗洪的“全民房贷”风潮随着数月后借贷大户失踪，高利贷市场随即崩盘，“全民房贷”变成“全民追债”，甚至发生了血案；内蒙古鄂尔多斯也因高利贷危机不断爆出老板或官员自杀的消息。
借贷危机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去年10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抵达温州，听取温州市委、市政府有关民间借贷问题的汇报。随行的还有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等财经部委高官，阵容强大。
周德文说，在与当地中小企业家座谈会上，他坦诚地向温总理提出现有金融体制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金融体制的高管制、高垄断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已经严重束缚了实体经济发展。”正是在这次座谈会上，周德文向总理谏言，如果进行金融体制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话，可以在温州先搞试点。“温总理当时就表态‘可以考虑’，并叮嘱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会后与人民银行联合进行研究。”
温州市政府抓住温家宝赴温州调研的契机，迅速起草了“1 8”地方金融改革创新方案，并上报浙江省政府及国务院。3月28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4月3日，温家宝又称，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就是要打破垄断，温州试点的有些成功经验要在全国推广。
从总理调研到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获批，总共只用了5个月时间。
破冰意义
“温州金融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金融改革序幕正式拉开，可以说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破冰。”周德文兴奋地告诉记者。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建立温州金融试验区具有四大改革效应，最大的突破是打破银行垄断，重构竞争有序的金融生态。
中国农业银行高级经济师何志成认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最大意义是对国有银行的垄断作一次冲击，“作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破冰之旅，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不能作教条式解读，而要把它看作中国市场化推进的一个关键步骤，联系这次金融改革的出台背景，温总理讲得很明确，银行赚钱太容易了，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就是要打破垄断”。何志成表示，虽然这次温州金融改革试点“12条”方案没有明确讲可以开办民营银行，但这次“12条”出台的背景实质上是让民营资本进入银行，“改革方案模糊一点，原则一些，可以给地方政府更大操作空间”。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指出，“这次金融改革总体设计方案，内容涉及金融组织和机构改革、金融产品创新、风险防范、民间金融发展等多个领域，在全国范围具有典型意义，可以说意在通过温州地区金融改革的探索，为全国金融改革提供经验”。
在“12条”试点方案里，第四条“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探索建立规范便捷的直接投资渠道”是重大突破。何志成称，“个人境外直投相对于其它几条，最具体、最清晰、最有突破。以前个人最高可以带5万美元出境，现在最高可以达到300万美元，合伙项目可以达到5000万美元，这是一个很大突破，温州试点可行的话，全国其它城市也可以推行。”他认为个人境外直投将促进人民幣国际化。
在长期致力于温州中小企业研究的周德文看来，允许个人境外投资的意义更具体，“意味着贯彻走出去战略，意味着国门打开，使民间资本、民营资本走出国门投资、开拓市场，拓展民间资本投资渠道，有利于解决民间资本投资无门问题”。
谨慎乐观
温州金融改革出台的背景之一就是要解决民间借贷危机和中小企业困境，即“民间资金多、投资难；中小企业多、融资难”的“两多两难”问题。10几年来，周德文一直呼吁民间借贷合法化，他就认为，在“12条”试点方案里， 第一条，规范发展民间融资，意味着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合法化，民间借贷正式纳入监管，温州地下1200多亿资本将浮出水面，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这一条对中小企业发展具有突破意义。
但这次综合改革试点真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扶植实体经济问题吗？接受采访的专家多持谨慎乐观态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尹中立就认为，温州以及其他省份去年以来出现的高利贷危机，并不是因为民间金融不发达，“去年温州金融危机的引爆，深层次问题在于2008年底到2009年底信贷过于宽松，2010年下半年信贷又开始紧缩，也就是说由信贷过度宽松回归到正常状态必然导致资金链紧张，可以说，这一轮民间金融风险的引爆与民间金融不发达或跟民间金融是否开放无关，这一轮资金紧张及借贷危机不仅仅局限于温州，是央行宏观经济政策导致的。这在历史上有前车之鉴，1992年中央实行过度宽松货币政策，1993年搞宏观调控，1995年、1996年民间资金链断裂，比这轮冲击更大，当时海南、北海出现了大量烂尾楼”。
尹中立表示，金融改革的方向主要是服务实体经济，但是放得越松，风险可能更大，很容易导致金融传销的陷阱，民间融资更重要的是加强监管。他认为中小企业融资难是正常的，全世界的中小企业融资都是难的，不难才是不正常的，因此对寄希望于通过放开民间金融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不要过于乐观。
“温州中小企业困境的症结在于产业结构太低端，产业成本大幅度提高，利润率太低，民间资金转而投向利润率高的炒房等虚拟经济，失去了产业升级的最佳时期。”
何志成认为，温州实体经济的萎缩不应该是由于缺资金而失去发展的动力，恰恰是由于实体经济的周期性决定目前的实体经济没有新的增长点，实体经济已经失去创造高额利润的能力。“当利润率太低时，正常的银行都不会进入实体经济，目前是经济下滑周期，中小企业该死的时候还是要死。中国的实体经济面临产业升级的痛苦转型，但目前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虚拟经济的膨胀与实体经济的萎缩是相伴的。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与扶植实体经济没有必然逻辑。”
实体经济衰退了，而国家还维持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高税收、高利率政策，把实体经济逼入绝境，把民间资金逼向炒房等虚拟经济。何志成认为扶植实体经济产业升级的根本办法是降低利率、减少税收。尹中立也强调，扶植实体经济取决于国家大的宏观经济政策导向，国家应该鼓励创新型产业、高科技产业发展，而不是鼓励炒房等泡沫经济，“中国未来最大的隐忧是产业空心化”。
“如果未来温州的民间资本通过民间金融拧成一股强大力量，去开拓新的产业经济增长点，或许实体经济会有前途。”但何志成对此也并不乐观。
改革进入深水区
虽然对这次金融改革充满极大热情，周德文也对试点方案没有出台各界呼声最高的“利率市场化”和“允许开办民营银行”表示极大遗憾，“中国金融体制的深层次矛盾是高管制、高垄断，只有实行利率市场化和允许开办民营银行，才能使金融市场充分竞争，打破垄断，降低中小企业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才能真正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中国金融市场缺乏充分竞争是共识。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坚持认为，只要银行利率不实现市场化，只要政府对银行进行价格管制及信贷规模管制，那么无论何种资本进入银行业都无法形成有效市场机制，银行业的竞争只能是信贷规模的竞争而不是风险定价的竞争。也就是说，当前银行业的竞争机制，并非是什么样的资本进入，更重要的是政府管理能否放松。
尹中立也认为中国金融体制的根本症结在于行政的权力太强大，如果不改变这种现状，民间金融的发展不可能走太远，温州及其它地方出现的高利贷危机背后的行政腐败（即高利贷很大一部分资金是从银行流出的信贷资金），原因是政府权力太强大，权力寻租导致的腐败。“中国的金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必须要在政治体制、行政体制改革上有所突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正如温总理答记者问所说，经济改革要有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否则的话，到一定时候所取得的经济改革成就都会失去。”
4月9日至10日，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率领调研组赴温州了解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有关工作情况。一时间，温州金融改革引起广泛热议，与温州金融改革相关的类金融概念股飙升，类金融概念股一连几日涨停，成为4月份以来A股市场一道风景线。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温州金融改革试点将分三步走：2012年为试点起步阶；2013年~2014年为全面推进阶段，初步形成完善的地方金融体制；2015年及以后是深化完善阶段。
被倒逼的改革
自去年4月份以来，温州接二连三地发生中小企业老板“跑路”甚至跳楼等恶性事件，到8、9月份时愈演愈烈。
“跑路企业主和停工企业的数据没有办法完全统计，有名有姓的都是比较大的企业，那些小微企业根本不在统计范围内。”周德文说，这些企业主“跑路”或跳楼，有各种因素，但归结到一点都是资金链断裂，债务压力超出了承受能力。这些业主无一不与民间借贷牵连在一起。因此，这场风波被舆论称作“温州式金融危机”。
去年的借贷危机还波及江苏、福建、河南、内蒙古等省份。江苏泗洪的“全民房贷”风潮随着数月后借贷大户失踪，高利贷市场随即崩盘，“全民房贷”变成“全民追债”，甚至发生了血案；内蒙古鄂尔多斯也因高利贷危机不断爆出老板或官员自杀的消息。
借贷危机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去年10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抵达温州，听取温州市委、市政府有关民间借贷问题的汇报。随行的还有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等财经部委高官，阵容强大。
周德文说，在与当地中小企业家座谈会上，他坦诚地向温总理提出现有金融体制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金融体制的高管制、高垄断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已经严重束缚了实体经济发展。”正是在这次座谈会上，周德文向总理谏言，如果进行金融体制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话，可以在温州先搞试点。“温总理当时就表态‘可以考虑’，并叮嘱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会后与人民银行联合进行研究。”
温州市政府抓住温家宝赴温州调研的契机，迅速起草了“1 8”地方金融改革创新方案，并上报浙江省政府及国务院。3月28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4月3日，温家宝又称，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就是要打破垄断，温州试点的有些成功经验要在全国推广。
从总理调研到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获批，总共只用了5个月时间。
破冰意义
“温州金融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金融改革序幕正式拉开，可以说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破冰。”周德文兴奋地告诉记者。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建立温州金融试验区具有四大改革效应，最大的突破是打破银行垄断，重构竞争有序的金融生态。
中国农业银行高级经济师何志成认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最大意义是对国有银行的垄断作一次冲击，“作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破冰之旅，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不能作教条式解读，而要把它看作中国市场化推进的一个关键步骤，联系这次金融改革的出台背景，温总理讲得很明确，银行赚钱太容易了，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就是要打破垄断”。何志成表示，虽然这次温州金融改革试点“12条”方案没有明确讲可以开办民营银行，但这次“12条”出台的背景实质上是让民营资本进入银行，“改革方案模糊一点，原则一些，可以给地方政府更大操作空间”。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指出，“这次金融改革总体设计方案，内容涉及金融组织和机构改革、金融产品创新、风险防范、民间金融发展等多个领域，在全国范围具有典型意义，可以说意在通过温州地区金融改革的探索，为全国金融改革提供经验”。
在“12条”试点方案里，第四条“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探索建立规范便捷的直接投资渠道”是重大突破。何志成称，“个人境外直投相对于其它几条，最具体、最清晰、最有突破。以前个人最高可以带5万美元出境，现在最高可以达到300万美元，合伙项目可以达到5000万美元，这是一个很大突破，温州试点可行的话，全国其它城市也可以推行。”他认为个人境外直投将促进人民幣国际化。
在长期致力于温州中小企业研究的周德文看来，允许个人境外投资的意义更具体，“意味着贯彻走出去战略，意味着国门打开，使民间资本、民营资本走出国门投资、开拓市场，拓展民间资本投资渠道，有利于解决民间资本投资无门问题”。
谨慎乐观
温州金融改革出台的背景之一就是要解决民间借贷危机和中小企业困境，即“民间资金多、投资难；中小企业多、融资难”的“两多两难”问题。10几年来，周德文一直呼吁民间借贷合法化，他就认为，在“12条”试点方案里， 第一条，规范发展民间融资，意味着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合法化，民间借贷正式纳入监管，温州地下1200多亿资本将浮出水面，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这一条对中小企业发展具有突破意义。
但这次综合改革试点真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扶植实体经济问题吗？接受采访的专家多持谨慎乐观态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尹中立就认为，温州以及其他省份去年以来出现的高利贷危机，并不是因为民间金融不发达，“去年温州金融危机的引爆，深层次问题在于2008年底到2009年底信贷过于宽松，2010年下半年信贷又开始紧缩，也就是说由信贷过度宽松回归到正常状态必然导致资金链紧张，可以说，这一轮民间金融风险的引爆与民间金融不发达或跟民间金融是否开放无关，这一轮资金紧张及借贷危机不仅仅局限于温州，是央行宏观经济政策导致的。这在历史上有前车之鉴，1992年中央实行过度宽松货币政策，1993年搞宏观调控，1995年、1996年民间资金链断裂，比这轮冲击更大，当时海南、北海出现了大量烂尾楼”。
尹中立表示，金融改革的方向主要是服务实体经济，但是放得越松，风险可能更大，很容易导致金融传销的陷阱，民间融资更重要的是加强监管。他认为中小企业融资难是正常的，全世界的中小企业融资都是难的，不难才是不正常的，因此对寄希望于通过放开民间金融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不要过于乐观。
“温州中小企业困境的症结在于产业结构太低端，产业成本大幅度提高，利润率太低，民间资金转而投向利润率高的炒房等虚拟经济，失去了产业升级的最佳时期。”
何志成认为，温州实体经济的萎缩不应该是由于缺资金而失去发展的动力，恰恰是由于实体经济的周期性决定目前的实体经济没有新的增长点，实体经济已经失去创造高额利润的能力。“当利润率太低时，正常的银行都不会进入实体经济，目前是经济下滑周期，中小企业该死的时候还是要死。中国的实体经济面临产业升级的痛苦转型，但目前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虚拟经济的膨胀与实体经济的萎缩是相伴的。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与扶植实体经济没有必然逻辑。”
实体经济衰退了，而国家还维持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高税收、高利率政策，把实体经济逼入绝境，把民间资金逼向炒房等虚拟经济。何志成认为扶植实体经济产业升级的根本办法是降低利率、减少税收。尹中立也强调，扶植实体经济取决于国家大的宏观经济政策导向，国家应该鼓励创新型产业、高科技产业发展，而不是鼓励炒房等泡沫经济，“中国未来最大的隐忧是产业空心化”。
“如果未来温州的民间资本通过民间金融拧成一股强大力量，去开拓新的产业经济增长点，或许实体经济会有前途。”但何志成对此也并不乐观。
改革进入深水区
虽然对这次金融改革充满极大热情，周德文也对试点方案没有出台各界呼声最高的“利率市场化”和“允许开办民营银行”表示极大遗憾，“中国金融体制的深层次矛盾是高管制、高垄断，只有实行利率市场化和允许开办民营银行，才能使金融市场充分竞争，打破垄断，降低中小企业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才能真正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中国金融市场缺乏充分竞争是共识。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坚持认为，只要银行利率不实现市场化，只要政府对银行进行价格管制及信贷规模管制，那么无论何种资本进入银行业都无法形成有效市场机制，银行业的竞争只能是信贷规模的竞争而不是风险定价的竞争。也就是说，当前银行业的竞争机制，并非是什么样的资本进入，更重要的是政府管理能否放松。
尹中立也认为中国金融体制的根本症结在于行政的权力太强大，如果不改变这种现状，民间金融的发展不可能走太远，温州及其它地方出现的高利贷危机背后的行政腐败（即高利贷很大一部分资金是从银行流出的信贷资金），原因是政府权力太强大，权力寻租导致的腐败。“中国的金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必须要在政治体制、行政体制改革上有所突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正如温总理答记者问所说，经济改革要有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否则的话，到一定时候所取得的经济改革成就都会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