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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界的眼里，我是从政的（或者还是画画儿的）；在绘画界的眼里，我也是从政的（或者还是写作的）；而在从政的同事当中，我又是写作和画画儿的。这情形，十足就像老故事当中那只似鸟飞鸟、似兽非兽的蝙蝠。”——刘斯奋
正值2014年“两会”召开进行时，中国美术馆“贯通融会——刘斯奋书画诗文艺术展”开幕式引人瞩目，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广东省委宣传部等部门领导人纷纷到场致辞。
刘斯奋与文人画
“古风遥想”“都市偶拾”“丘壑寄情”“《白门柳》人物选画及自书诗”等不同主题的70余幅作品被分别陈列在中国美术馆的2号厅和4号厅，吸引了无数观众驻足欣赏，其中不乏学术界、业界的专业人士。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专业人士眼中不仅有作品表面的线条、色彩、用墨、空间等，还有作品背后的艺术功力和艺术家的造诣修养。
3月7日下午，来自中国美协、中国美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学会、中国美术馆、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等多个机构的知名学者在中国美术馆参加“贯通融会——刘斯奋书画诗文艺术展”学术研讨会，全面审视刘斯奋多年从事书画创作的途径，以及中国画在经过很多转变及改良之后发生的变化。
如果要为当日的研讨核心找一个关键词，非“文人画”莫属。
与油画、水彩画、水墨画等从材料上界定的画种不同，文人画是极其少见的从艺术主体上界定的画种，带有鲜明的主体特征。
“文人”是雅号，不是谁都能担得起“文人”的称号，须得有精神上的高度独立和自由。苏东坡是典型的文人画家，从不循规蹈矩，宁愿歪着写字，也不愿像王羲之那样遵从许多要求和规矩。文人还须有雅趣，无论是古代文人还是当代文人，内在都追求一种雅趣。深处俗世的人们是否能在大俗与大雅之间进行微妙的转换，取决于他们的修养。
刘斯奋精通诗文书画，是文人画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追求发挥个性与独创的审美模式，认为文人画的最高标准是追求精神、发扬个性。因而，欣赏他的国画作品，无论是山水画抑或人物画，均在诗境上达到了理与情、象与境、技与道的和谐共生。
“都市偶拾”主题展部分是刘斯奋创作的一批当代人物画，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甚至被评价为其最独树一帜的作品。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中华书法家》主编王镛非常欣赏这些现代都市女性形象，“她们给人感觉自然、率真、平实、可爱，既不像旧文人画的仕女那样弱不禁风，也不像少数新文人画的女性形象那样病态、畸形”。对当代绘画中女性形象颇有研究的中国美术馆研究员徐虹进一步指出，“他笔下的女性既不是古代用概念符号表达的被无限美化的形象，也不是革命话语叙事中被无限拔高的工农兵、英雄人物或者铁姑娘形象，而是平视下非常正常的现实人物形象，背后充满了一个现代文人对女性的理解、关怀和尊重，反映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看待人生和把握世界的方式和态度”。
“他的画不是看重技术的传承，不是简单的笔墨，而是基于丰厚的修养，表现精神的超越，个性的发挥，不受束缚的创造力，是传统文人画的现代整合，体现了吴昌硕说的‘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中央美院教授薛永年梳理了从20世纪初到现在百年间文人画的发展史后，对刘斯奋的画作寄予了较高评价。
古代文人画是文人在业余状态、诗文之外的精神生活，重在抒发心性。20世纪以来，在“西学东渐”影响下，专业院校走出的艺术家开始研习西方写实画法，重技术、轻精神，以致很多画家被专业所限，而丢失了文人画的精神。随后有识之士不断提出文人画可以继承的因素。到上世纪80年代，南北两地的新文人画开始发展，专业画家开始重视对传统精神的继承。21世纪以来，以刘斯奋为代表的非学院派写意画引发了业内对文人画价值的新探讨。
薛永年教授愿意把这次展览看作是非学院派对学院派画家发出的挑战。他认为刘斯奋画作的长远意义在于全面发挥人的本质和才能，而现实意义是挑战西学标准，为当代培养跨界通才、重新整合文人写意画提供了新道路。
中央美院教授邵大箴说：“他是文人型的艺术家，也是学者型的艺术家，在当代画家中要找到这样的学者型画家、文人画家很不容易，要在当代的学者和文人里面找这样的艺术家，也很不容易。”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丁宁说：“把几种才华集于一身是一种文人现象，是古老的现象。刘斯奋的出现让我们确信中国文化的精神之脉仍然是活态的。”
好东西，历史不会忘记
17年前，刘斯奋以一部长篇小说《白门柳》将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茅盾文学奖揽入囊中，并成为广东首位以长篇文学获奖的作家，从此奠定了他在广东文艺界乃至全国文坛的地位。
没有借势宣传，也不用大肆炒作，已经连续再版8次的《白门柳》，各种版本分别静静地躺在中国美术馆的陈列柜里，似乎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与永恒。
时间在流逝，新作不断涌现，旧作不断退出，岁月就像一个永动的“大筛子”，把优质的留下，把劣次的筛掉。纵然人为有办法为劣次品包上优质光鲜的外壳，劣次品终归是劣次品，终究抵住岁月的风化，也无法在历史长河中持久发光；而优质品不同，纵然历尽淘洗，也会被历史留住。
在当下时代，文艺创作者大抵没有几个人敢对速成的作品拍胸脯保证“一定能经得住历史考验”，但是，刘斯奋敢对自己的作品拍胸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知道这部书所承载的分量。
《白门柳》是一部充满文化批判和历史反思小说，长达130万字，分“夕阳芳草”“秋露危城”“鸡鸣风雨”三部。作品通过明末清初著名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及其他一些富有改革意识的知识分子在“天崩地解”式的社会巨变中所走过的道路，真实而鲜活地再现了17世纪中叶中国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腐朽中孕育新生的进程。
1997年3月13日，刘斯奋校改完《白门柳》最后一个字，对着即将送出的稿子，终于长舒出一口气。因为这意味着，长达十六个年头的创作旅程总算有始有终地结束了。他坐在电脑前，准备为《白门柳》写跋的时候，一种复杂的心情涌上心头。蓦然回首，从37岁到53岁，他几乎把人生命中精力最旺盛，也许还是创造力最强的一段岁月都奉献给了这部小说。 然而，这种心情与其说是遗憾，还不如说是庆幸。刘斯奋在《白门柳·跋》中写道：“庆幸生逢一个太平的时世，使我在如此长跨度的岁月里，得以始终保有着一个虽有间歇、却基本上持续不断的创作环境，一种从容沉着的著述心态。而对于文艺创作、尤其是多卷本长篇创作来说，应当是十分必要的这种环境和心态，远的不说，起码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五十多年间，恐怕还没有过。”
不止是创作环境和心态的稀有，文学成就也十分瞩目。有文学评论家指出，与广东省目前唯一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价值定位相比，《白门柳》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更重要。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广具影响的专家教授程文超曾撰文《文人心灵的巨大浮雕——读刘斯奋长篇<白门柳>》，评价其将中国当代历史小说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里程。更重要的是，它以一群文人作为“历史”的载体，而不是惯常所见的“农民”或“帝王将相”，它通过当时文人心灵里的“天崩地解”写出历史的天崩地解。而对文人心灵的深刻解读，又使作品从历史走进了更大的思想艺术空间。
即使到今天，《白门柳》小说的结构、人物、思想等，都经常令文艺界思考。因此，虽然获奖的小说有很多，但《白门柳》却是一部被时间证明的小说。刘斯奋本人也对这部著作十分自信，他说“《白门柳》是一个严肃而长效的作品，我相信好东西，历史会是不会忘记的，人们有眼光、有能力要点严肃的东西，我也相信即便没有炒作，《白门柳》也还会再版。”
贯通融会的秘密
“贯通融会”是本次展览的主题，也凝聚着刘斯奋在艺术创作和为官从政方面的特色。
“很多人可能以为当官要整天开会，怎么有时间写小说、画画呢？”刘斯奋笑着说，“其实，这些并不是矛盾的，反而是互相促进的。画画讲究画外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当官要有宏观思维，对复杂的人和事要能掌控局面。这种胸襟、视野、精神状态必然会反映到创作中，也会使自己和作品有别于纯粹的艺术家及其创作。”
如果细细研究刘斯奋在写小说、做学问、作书画和担任行政领导方面的成就，就会发现，其实他在每一个方面的成就都渗透融合了其他三个方面的经验。
以《白门柳》为例，有评论者指出，《白门柳》不仅具有真切的历史感，还有鲜明的画面感和得体的分寸感，之所以如此突出，是与作者身份的多样性和人文气息融通息息相关的。据说，《白门柳》中写的历史故事，连明史研究专家都挑不出毛病，而其中大量以文言方式进行的对话，则非普通作家所能娴熟驾驭，没有对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深入研究的人很难驾驭这样大视野的历史小说；而且，作品对人物姿态动作、服饰打扮、活动场景以及许多具体的细枝末节都刻画得十分真切，犹如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绘画的一幅明末历史生活画卷，足见作者的美术修养；另外，作品之所以将钱谦益、史可法、阮大铖等人物对象的细微情感和心理活动描写得如此惟妙惟肖，对当时中庸思想指导下的处事分寸拿捏得如此恰到好处，则源于刘斯奋的从政经历和在官场的亲身体验。若是品赏刘斯奋的山水画，也会被其气势宏大而又含蓄内敛的风格所吸引，而他则会把这种特色归功于诗文书等艺术修养和从政经历的贯通融合。
刘斯奋把贯通融合的“秘密”原因归结于忠于内心感受的悟性。他认为，一般进入艺术之门的道路有两种：一种是考入专业艺术院校，接受专业的学习训练；另一种是自学，通过学习、临摹各种作品，掌握核心技法和精神。但是他走的是第三条路——“我既不拜师，也不临摹，我就是看，感觉有东西跳进我的脑子，我就想办法表现。这时候不论是学院派的专业技法，还是临摹作品，都可以为我所用，如果实在找不到技法表现我想表现的东西，我就想办法创造”。
回想绘画《热带雨林》，刘斯奋坦言，在创作之前他随同很多职业画家出去采风，到山林游览，最后只有他针对那次采风创作了作品。为此他还专门琢磨了其中缘由，“因为他们心里装了一套传统的既成的技法，无法装进当时的新感觉，也不知道怎么表现。”刘斯奋说，由于自己没有受过专业的学院派训练，反倒可以忠于内心感受来创作，而且能凸显原创价值。
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徐南铁评价：“刘斯奋的作品在创作方式上为我们提供了与传统职业化创作不同的样式，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避免了传统职业化创作易于凝聚的僵化和匠气；但是与此同时，他又以温柔敦厚、中规中矩而符合中国文学艺术传统和典范的穿凿，与时下大行其道的市井气十足的民间创作文本拉开了距离。”
正值2014年“两会”召开进行时，中国美术馆“贯通融会——刘斯奋书画诗文艺术展”开幕式引人瞩目，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广东省委宣传部等部门领导人纷纷到场致辞。
刘斯奋与文人画
“古风遥想”“都市偶拾”“丘壑寄情”“《白门柳》人物选画及自书诗”等不同主题的70余幅作品被分别陈列在中国美术馆的2号厅和4号厅，吸引了无数观众驻足欣赏，其中不乏学术界、业界的专业人士。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专业人士眼中不仅有作品表面的线条、色彩、用墨、空间等，还有作品背后的艺术功力和艺术家的造诣修养。
3月7日下午，来自中国美协、中国美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学会、中国美术馆、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等多个机构的知名学者在中国美术馆参加“贯通融会——刘斯奋书画诗文艺术展”学术研讨会，全面审视刘斯奋多年从事书画创作的途径，以及中国画在经过很多转变及改良之后发生的变化。
如果要为当日的研讨核心找一个关键词，非“文人画”莫属。
与油画、水彩画、水墨画等从材料上界定的画种不同，文人画是极其少见的从艺术主体上界定的画种，带有鲜明的主体特征。
“文人”是雅号，不是谁都能担得起“文人”的称号，须得有精神上的高度独立和自由。苏东坡是典型的文人画家，从不循规蹈矩，宁愿歪着写字，也不愿像王羲之那样遵从许多要求和规矩。文人还须有雅趣，无论是古代文人还是当代文人，内在都追求一种雅趣。深处俗世的人们是否能在大俗与大雅之间进行微妙的转换，取决于他们的修养。
刘斯奋精通诗文书画，是文人画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追求发挥个性与独创的审美模式，认为文人画的最高标准是追求精神、发扬个性。因而，欣赏他的国画作品，无论是山水画抑或人物画，均在诗境上达到了理与情、象与境、技与道的和谐共生。
“都市偶拾”主题展部分是刘斯奋创作的一批当代人物画，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甚至被评价为其最独树一帜的作品。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中华书法家》主编王镛非常欣赏这些现代都市女性形象，“她们给人感觉自然、率真、平实、可爱，既不像旧文人画的仕女那样弱不禁风，也不像少数新文人画的女性形象那样病态、畸形”。对当代绘画中女性形象颇有研究的中国美术馆研究员徐虹进一步指出，“他笔下的女性既不是古代用概念符号表达的被无限美化的形象，也不是革命话语叙事中被无限拔高的工农兵、英雄人物或者铁姑娘形象，而是平视下非常正常的现实人物形象，背后充满了一个现代文人对女性的理解、关怀和尊重，反映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看待人生和把握世界的方式和态度”。
“他的画不是看重技术的传承，不是简单的笔墨，而是基于丰厚的修养，表现精神的超越，个性的发挥，不受束缚的创造力，是传统文人画的现代整合，体现了吴昌硕说的‘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中央美院教授薛永年梳理了从20世纪初到现在百年间文人画的发展史后，对刘斯奋的画作寄予了较高评价。
古代文人画是文人在业余状态、诗文之外的精神生活，重在抒发心性。20世纪以来，在“西学东渐”影响下，专业院校走出的艺术家开始研习西方写实画法，重技术、轻精神，以致很多画家被专业所限，而丢失了文人画的精神。随后有识之士不断提出文人画可以继承的因素。到上世纪80年代，南北两地的新文人画开始发展，专业画家开始重视对传统精神的继承。21世纪以来，以刘斯奋为代表的非学院派写意画引发了业内对文人画价值的新探讨。
薛永年教授愿意把这次展览看作是非学院派对学院派画家发出的挑战。他认为刘斯奋画作的长远意义在于全面发挥人的本质和才能，而现实意义是挑战西学标准，为当代培养跨界通才、重新整合文人写意画提供了新道路。
中央美院教授邵大箴说：“他是文人型的艺术家，也是学者型的艺术家，在当代画家中要找到这样的学者型画家、文人画家很不容易，要在当代的学者和文人里面找这样的艺术家，也很不容易。”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丁宁说：“把几种才华集于一身是一种文人现象，是古老的现象。刘斯奋的出现让我们确信中国文化的精神之脉仍然是活态的。”
好东西，历史不会忘记
17年前，刘斯奋以一部长篇小说《白门柳》将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茅盾文学奖揽入囊中，并成为广东首位以长篇文学获奖的作家，从此奠定了他在广东文艺界乃至全国文坛的地位。
没有借势宣传，也不用大肆炒作，已经连续再版8次的《白门柳》，各种版本分别静静地躺在中国美术馆的陈列柜里，似乎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与永恒。
时间在流逝，新作不断涌现，旧作不断退出，岁月就像一个永动的“大筛子”，把优质的留下，把劣次的筛掉。纵然人为有办法为劣次品包上优质光鲜的外壳，劣次品终归是劣次品，终究抵住岁月的风化，也无法在历史长河中持久发光；而优质品不同，纵然历尽淘洗，也会被历史留住。
在当下时代，文艺创作者大抵没有几个人敢对速成的作品拍胸脯保证“一定能经得住历史考验”，但是，刘斯奋敢对自己的作品拍胸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知道这部书所承载的分量。
《白门柳》是一部充满文化批判和历史反思小说，长达130万字，分“夕阳芳草”“秋露危城”“鸡鸣风雨”三部。作品通过明末清初著名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及其他一些富有改革意识的知识分子在“天崩地解”式的社会巨变中所走过的道路，真实而鲜活地再现了17世纪中叶中国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腐朽中孕育新生的进程。
1997年3月13日，刘斯奋校改完《白门柳》最后一个字，对着即将送出的稿子，终于长舒出一口气。因为这意味着，长达十六个年头的创作旅程总算有始有终地结束了。他坐在电脑前，准备为《白门柳》写跋的时候，一种复杂的心情涌上心头。蓦然回首，从37岁到53岁，他几乎把人生命中精力最旺盛，也许还是创造力最强的一段岁月都奉献给了这部小说。 然而，这种心情与其说是遗憾，还不如说是庆幸。刘斯奋在《白门柳·跋》中写道：“庆幸生逢一个太平的时世，使我在如此长跨度的岁月里，得以始终保有着一个虽有间歇、却基本上持续不断的创作环境，一种从容沉着的著述心态。而对于文艺创作、尤其是多卷本长篇创作来说，应当是十分必要的这种环境和心态，远的不说，起码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五十多年间，恐怕还没有过。”
不止是创作环境和心态的稀有，文学成就也十分瞩目。有文学评论家指出，与广东省目前唯一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价值定位相比，《白门柳》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更重要。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广具影响的专家教授程文超曾撰文《文人心灵的巨大浮雕——读刘斯奋长篇<白门柳>》，评价其将中国当代历史小说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里程。更重要的是，它以一群文人作为“历史”的载体，而不是惯常所见的“农民”或“帝王将相”，它通过当时文人心灵里的“天崩地解”写出历史的天崩地解。而对文人心灵的深刻解读，又使作品从历史走进了更大的思想艺术空间。
即使到今天，《白门柳》小说的结构、人物、思想等，都经常令文艺界思考。因此，虽然获奖的小说有很多，但《白门柳》却是一部被时间证明的小说。刘斯奋本人也对这部著作十分自信，他说“《白门柳》是一个严肃而长效的作品，我相信好东西，历史会是不会忘记的，人们有眼光、有能力要点严肃的东西，我也相信即便没有炒作，《白门柳》也还会再版。”
贯通融会的秘密
“贯通融会”是本次展览的主题，也凝聚着刘斯奋在艺术创作和为官从政方面的特色。
“很多人可能以为当官要整天开会，怎么有时间写小说、画画呢？”刘斯奋笑着说，“其实，这些并不是矛盾的，反而是互相促进的。画画讲究画外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当官要有宏观思维，对复杂的人和事要能掌控局面。这种胸襟、视野、精神状态必然会反映到创作中，也会使自己和作品有别于纯粹的艺术家及其创作。”
如果细细研究刘斯奋在写小说、做学问、作书画和担任行政领导方面的成就，就会发现，其实他在每一个方面的成就都渗透融合了其他三个方面的经验。
以《白门柳》为例，有评论者指出，《白门柳》不仅具有真切的历史感，还有鲜明的画面感和得体的分寸感，之所以如此突出，是与作者身份的多样性和人文气息融通息息相关的。据说，《白门柳》中写的历史故事，连明史研究专家都挑不出毛病，而其中大量以文言方式进行的对话，则非普通作家所能娴熟驾驭，没有对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深入研究的人很难驾驭这样大视野的历史小说；而且，作品对人物姿态动作、服饰打扮、活动场景以及许多具体的细枝末节都刻画得十分真切，犹如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绘画的一幅明末历史生活画卷，足见作者的美术修养；另外，作品之所以将钱谦益、史可法、阮大铖等人物对象的细微情感和心理活动描写得如此惟妙惟肖，对当时中庸思想指导下的处事分寸拿捏得如此恰到好处，则源于刘斯奋的从政经历和在官场的亲身体验。若是品赏刘斯奋的山水画，也会被其气势宏大而又含蓄内敛的风格所吸引，而他则会把这种特色归功于诗文书等艺术修养和从政经历的贯通融合。
刘斯奋把贯通融合的“秘密”原因归结于忠于内心感受的悟性。他认为，一般进入艺术之门的道路有两种：一种是考入专业艺术院校，接受专业的学习训练；另一种是自学，通过学习、临摹各种作品，掌握核心技法和精神。但是他走的是第三条路——“我既不拜师，也不临摹，我就是看，感觉有东西跳进我的脑子，我就想办法表现。这时候不论是学院派的专业技法，还是临摹作品，都可以为我所用，如果实在找不到技法表现我想表现的东西，我就想办法创造”。
回想绘画《热带雨林》，刘斯奋坦言，在创作之前他随同很多职业画家出去采风，到山林游览，最后只有他针对那次采风创作了作品。为此他还专门琢磨了其中缘由，“因为他们心里装了一套传统的既成的技法，无法装进当时的新感觉，也不知道怎么表现。”刘斯奋说，由于自己没有受过专业的学院派训练，反倒可以忠于内心感受来创作，而且能凸显原创价值。
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徐南铁评价：“刘斯奋的作品在创作方式上为我们提供了与传统职业化创作不同的样式，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避免了传统职业化创作易于凝聚的僵化和匠气；但是与此同时，他又以温柔敦厚、中规中矩而符合中国文学艺术传统和典范的穿凿，与时下大行其道的市井气十足的民间创作文本拉开了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