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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近期海外资本唱空、做空中国的现象，本刊记者专访了华林证券研究中心副主任胡宇。胡宇认为，三大评级机构充当“鼓手”唱空呐喊，对冲基金充当“打手”沽空打压。他们的目的很简单，要保住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和美元在全球的霸主地位。
记者：近期，外资唱空中国声音不断，并伴随着在周边市场抛空中国资产，对于这种现象，您是如何看待的？
胡宇：目前市场对中国经济的担忧主要源于次贷危机之后对全球金融市场的担忧。尤其是美国投资者在经受了次贷危机之后，他们对全球的债务问题过度担忧，甚至出现恶意做空的现象，包括三大评级机构充当了“鼓手”，纷纷参与到了对全球主权债务的唱空行动中，而美国的对冲基金正好充当了“打手”的角色。他们的目的很简单，要保住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和美元在全球的霸主地位。
所以，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制造金融混乱，趁火打劫。一方面，他们将债务危机扩大到了欧洲市场，先从欧洲的薄弱环节着手，包括对希腊、葡萄牙等欧猪五国进行重点攻击，降低他们的国债评级，另一方面，他们要对欧元市场进行激烈的做空，制造欧洲市场的混乱。
现在他们将目标扩大到了中国，将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过度扩大化，危言耸听，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做空竞争对手的货币和债务，夸大各国资产的风险隐患，降低各国债务的评级标准，最终保证美国的核心利益。
记者：外资唱空中国的逻辑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地方融资平台风险、房地产市场风险、产能过剩风险、高通胀风险。对上述四大风险，你怎么看？
胡宇：不可否认，一切的唱空都或多或少存在逻辑上的合理性。
地方融资平台的确暴露出我们在最近两年地方政府大幅扩张债务的风险，但这种风险是可控的，可解决的。由于多数地方贷款都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等固定资产，这无疑有利于未来当地经济的发展，尽管短期来看，可能存在项目收入不足的问题，但长期而言，还是有现金流做保证的。中国地方债务有税收、资产和中央政府的三重担保，可通过发债、资产证券化、资产剥离等多种方式解决。与当下地方债务的规模和风险相比，曾经在1999年之后的金融机构的改革显得更为困难而复杂。因此，地方债务危机的问题更多是外资唱空中国的一个立足点。但中国未来继续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也需要调整了。
房地产风险是中国经济现存的最大风险。房地产风险主要源于四点：1、对耕地的破坏和占用；2、金融杠杆过大；3、资源配置的浪费；4、土地财政的畸形。中国房地产的过度繁荣导致了未来空置率的大幅上升，浪费了全民资源，而城市化的过度扩张导致了农地的减少，更助推中国农产品价格长期向上的趋势。土地财政导致地价的大幅上升，不仅仅是损害中低层老百姓的利益，更是损害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使得地方政府过度依赖以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模式。最后，保障房建设不是彻底解决中国房地产危机的最佳方案，仅仅是解决短期社会矛盾的一剂退烧药而已。
产能过剩的风险是经济周期运行过程的产物。如果总供给过度扩张，而总需求不足，必然会导致产能过剩。中国目前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主要体现在：钢铁业、水泥、汽车等与房地产相关行业的产能过剩，也包括造船、电解铝、煤炭、化工等高污染、高能耗的重工业。产能过剩的原因，如要归结为：第一，由于政府配置资源，冲淡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引发了诸多产业的产能过剩；第二，众多垄断企业盲目扩张导致产能过剩，这是体制性原因；第三，投资冲动加剧了产能过剩。
高通胀风险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是货币超发的后遗症。要解决通胀问题，就需要从货币政策着手，提高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但上述政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也是较为明显的。二元利率结构的出现表明，通胀治理不能光靠货币政策，还需要靠行政手段。只有做到了利率市场化之后，利率等工具的采用才能起到治理通胀的效果。否则，用盲目的加息未必能够完成控制物价上涨的目标。
记者：金融战争已经打响。对于外资频频出手，从政府和企业层面，有何对策？
胡宇：从宏观角度而言，将资产泡沫主动释放有利于从宏观层面缓解各种压力，包括通胀、产能过剩、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风险均与资产泡沫相关联。通胀预期的加剧来源于房地产泡沫带来的财富效应的积累，来自于货币超发之后对房地产泡沫的推动，从而刺激开放商和各地方政府加大投资力度，各地不断扩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开工潮与之有关。
主动去杠杆的过程，就是限制信贷，加收物业税来限制房地产的投机，减少非理性需求，使得手中持有多套房的投机者提前套现，从而扩大房地产的供给，房价必然保持稳中有降。当房地产泡沫消除之后，地方政府想依靠融资和贷款来进一步投资的冲动会下降，钢铁、水泥行业的产能和库存亦会下降，产能过剩的局面会逐步消除。
当然，要解决房地产泡沫的问题，还需要彻底解决土地财政问题。
同时，中国需要主动进行调结构，这种结构的调整就是主动降低资产泡沫，降低杠杆，降低投资冲动。当然，保持适当的节奏是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关键，避免一棒子打死。
企业要进一步有危机意识，尽快调整思路，适应市场变化，避免过度扩张，导致最终难以把握。具体而言，就要主动节约现金流，保证能够有足够的现金流来生存。强势企业要在未来调整过程中，应通过兼并收购的机会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也需要有足够的现金流。历史经验表明，现金为王才是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的生存之道。
从研究员角度而言，要学会理性分析各种经济问题，学会批判性思维，避免人云亦云，努力看清事物发展的本质和真相。各大外资评级机构的作用可以当作是谏言者，但并不能作为中国经济决策判断的依据。
记者：近期，外资唱空中国声音不断，并伴随着在周边市场抛空中国资产，对于这种现象，您是如何看待的？
胡宇：目前市场对中国经济的担忧主要源于次贷危机之后对全球金融市场的担忧。尤其是美国投资者在经受了次贷危机之后，他们对全球的债务问题过度担忧，甚至出现恶意做空的现象，包括三大评级机构充当了“鼓手”，纷纷参与到了对全球主权债务的唱空行动中，而美国的对冲基金正好充当了“打手”的角色。他们的目的很简单，要保住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和美元在全球的霸主地位。
所以，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制造金融混乱，趁火打劫。一方面，他们将债务危机扩大到了欧洲市场，先从欧洲的薄弱环节着手，包括对希腊、葡萄牙等欧猪五国进行重点攻击，降低他们的国债评级，另一方面，他们要对欧元市场进行激烈的做空，制造欧洲市场的混乱。
现在他们将目标扩大到了中国，将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过度扩大化，危言耸听，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做空竞争对手的货币和债务，夸大各国资产的风险隐患，降低各国债务的评级标准，最终保证美国的核心利益。
记者：外资唱空中国的逻辑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地方融资平台风险、房地产市场风险、产能过剩风险、高通胀风险。对上述四大风险，你怎么看？
胡宇：不可否认，一切的唱空都或多或少存在逻辑上的合理性。
地方融资平台的确暴露出我们在最近两年地方政府大幅扩张债务的风险，但这种风险是可控的，可解决的。由于多数地方贷款都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等固定资产，这无疑有利于未来当地经济的发展，尽管短期来看，可能存在项目收入不足的问题，但长期而言，还是有现金流做保证的。中国地方债务有税收、资产和中央政府的三重担保，可通过发债、资产证券化、资产剥离等多种方式解决。与当下地方债务的规模和风险相比，曾经在1999年之后的金融机构的改革显得更为困难而复杂。因此，地方债务危机的问题更多是外资唱空中国的一个立足点。但中国未来继续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也需要调整了。
房地产风险是中国经济现存的最大风险。房地产风险主要源于四点：1、对耕地的破坏和占用；2、金融杠杆过大；3、资源配置的浪费；4、土地财政的畸形。中国房地产的过度繁荣导致了未来空置率的大幅上升，浪费了全民资源，而城市化的过度扩张导致了农地的减少，更助推中国农产品价格长期向上的趋势。土地财政导致地价的大幅上升，不仅仅是损害中低层老百姓的利益，更是损害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使得地方政府过度依赖以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模式。最后，保障房建设不是彻底解决中国房地产危机的最佳方案，仅仅是解决短期社会矛盾的一剂退烧药而已。
产能过剩的风险是经济周期运行过程的产物。如果总供给过度扩张，而总需求不足，必然会导致产能过剩。中国目前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主要体现在：钢铁业、水泥、汽车等与房地产相关行业的产能过剩，也包括造船、电解铝、煤炭、化工等高污染、高能耗的重工业。产能过剩的原因，如要归结为：第一，由于政府配置资源，冲淡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引发了诸多产业的产能过剩；第二，众多垄断企业盲目扩张导致产能过剩，这是体制性原因；第三，投资冲动加剧了产能过剩。
高通胀风险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是货币超发的后遗症。要解决通胀问题，就需要从货币政策着手，提高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但上述政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也是较为明显的。二元利率结构的出现表明，通胀治理不能光靠货币政策，还需要靠行政手段。只有做到了利率市场化之后，利率等工具的采用才能起到治理通胀的效果。否则，用盲目的加息未必能够完成控制物价上涨的目标。
记者：金融战争已经打响。对于外资频频出手，从政府和企业层面，有何对策？
胡宇：从宏观角度而言，将资产泡沫主动释放有利于从宏观层面缓解各种压力，包括通胀、产能过剩、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风险均与资产泡沫相关联。通胀预期的加剧来源于房地产泡沫带来的财富效应的积累，来自于货币超发之后对房地产泡沫的推动，从而刺激开放商和各地方政府加大投资力度，各地不断扩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开工潮与之有关。
主动去杠杆的过程，就是限制信贷，加收物业税来限制房地产的投机，减少非理性需求，使得手中持有多套房的投机者提前套现，从而扩大房地产的供给，房价必然保持稳中有降。当房地产泡沫消除之后，地方政府想依靠融资和贷款来进一步投资的冲动会下降，钢铁、水泥行业的产能和库存亦会下降，产能过剩的局面会逐步消除。
当然，要解决房地产泡沫的问题，还需要彻底解决土地财政问题。
同时，中国需要主动进行调结构，这种结构的调整就是主动降低资产泡沫，降低杠杆，降低投资冲动。当然，保持适当的节奏是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关键，避免一棒子打死。
企业要进一步有危机意识，尽快调整思路，适应市场变化，避免过度扩张，导致最终难以把握。具体而言，就要主动节约现金流，保证能够有足够的现金流来生存。强势企业要在未来调整过程中，应通过兼并收购的机会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也需要有足够的现金流。历史经验表明，现金为王才是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的生存之道。
从研究员角度而言，要学会理性分析各种经济问题，学会批判性思维，避免人云亦云，努力看清事物发展的本质和真相。各大外资评级机构的作用可以当作是谏言者，但并不能作为中国经济决策判断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