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金钱本没有高贵低贱之分。在高尚人手中，金钱就会变得高尚，譬如合理投资，制造就业机会，扶助弱者，支持公益、教育等等；在庸俗人手中，其属性也会变得低级庸俗，甚至成为腐化堕落的诱因。同样，“财富的积累”过程也一直成为或被人颂扬或诟病的话题，中国自古就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说。两种不同的赚钱故事，结果却有云泥之别。
　　谁都喝过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公司及其品牌成就了多少人已难以计数，但有一个案例，虽小到如市井传说，却被载入可口可乐公司的史册。最早的可口可乐，人们只能专程到备有饮水机的商店才能喝到一杯，但有个人想，可不可以把可口可乐装进瓶子里，封好瓶口，到处售卖？于是，他前往可口可乐公司，提出想用自己的这个设想入股，获取瓶装可口可乐所获利润的1%。几乎从瓶装可口可乐上市的那一刻起，这个“1%”就让他瞬间成了一个千万富翁。凭借智慧、机遇、知识、技能获得的财富，是充满正能量的，这样的财富也会真正令人快乐。
　　后世提及林语堂，总会先说到他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思想独异的闲谈散文和颇高的英文造诣，然而，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作为文人的林语堂先生却是个看重钱，会赚钱的。这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坛人所共知，他的高收入也是遭人诟病的一大原因，中国文人讲求“君子固穷”，林语堂的所作所为似乎与之完全背道而驰。上海那时的文化出版业竞争很激烈，初闯上海滩的林语堂倦于钩心斗角，尔虞我诈，但吃饭问题决计是头等大事。穷则思变，他想的第一个办法就是“一稿两投”，同样的内容，写一份中文，另写一份英文，这样可以得两份稿费，而不至于有道德上的限制。后来林语堂又看到了一本万利的教科书买卖，以当时学校对英文科的重视程度看，市场不可限量。一系列英文教科书的发行让林语堂每年可得版税6000个银元，按中国银行的比价，一个银元约莫等于20块人民币，也就是12万，这还不包括他办杂志、编辞典和各种类型的股份所得的收益。源源不断的版税让经济窘迫的他摇身一变，成了上海文坛数一数二的富人作家，比起鲁迅等文化巨擘不遑多让。欣赏的人赞他是“教科书大王”，不客气的人则说他是靠教科书起家的“暴发户”。
　　相比几十年前的人们对林语堂先生这种文人赚大钱的不屑与苛责，现代人就开放包容的多，每年的中国作家富豪榜发布后总能成为万众瞩目的热门话题，著名文学评论家何三坡就曾说：“中国作家富豪榜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文人羞于谈钱与怯于露富的传统，使人们知道作家也是可以成为富翁的，财富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于财富的炫耀与鄙夷。中国是道德大国，长期以来，文人的形象清贫落魄，一旦离开了这个形象，大家接受起来就有难度，作家富豪榜可以让人们矫正固有心理，变得更有平常心。”许多人批判这是在用金钱衡量文学，然而，靠笔耕不辍换来的金钱，用点灯熬夜得来的财富，何尝不能被人尊敬和褒奖呢？
　　另一个反面案例则是著名的“庞氏骗局”。1919年，一个名叫查尔斯·庞兹的意大利人在美国开始策划一起阴谋，他骗人向一个事实上子虚乌有的企业投资，许诺投资者将在三个月内得到40%的利润回报，然后，狡猾的旁兹把新投资者的钱作为快速盈利付给最初投资的人，以诱使更多的人上当。由于前期投资的人回报丰厚，庞兹成功地在七个月内吸引了3万名投资者，这场阴谋持续了一年之久，才让被利益冲昏头脑的人们清醒过来，然而在这场骗局最顶端的人，却赚得盆满钵满。
　　利用人性中贪婪的部分骗取财富，以及其它利用暴力方式掠夺的财富，让财富本身变得肮脏，即使再富有，在某种层面依然是贫穷的，也很难拥有真实的快乐。
　　众所周知，工业革命之后，绝大多数资本家是靠压榨的方式快速积累原始资本的。而同样是那个时代的巨富、曾被称作“卑劣的卡耐基”的美国钢铁大王，在功成名就之后，却说出了“一个有钱人如果到死还是很有钱，那就是一件可耻的事情。”的名言。最终，他几乎将自己的全部财富捐献给社会。
　　越来越多的富有阶层开始反省，认真思考财富的意义。企业的社会责任每每被提及，在正确的价值观之下，亿万富豪们认真做公益，思考人类的未来。从富可敌国的比尔·盖茨、巴菲特，到颇受争议的中国慈善家陈光标，虽然慈善的方式方法不同，但意义却相同。
　　2013年福布斯华人富豪榜，李嘉诚以总资产值310亿美元蝉联全球华人首富。早在2006年，李嘉诚就曾表示：会将个人财产的1/3捐作公益慈善之用。他坦言：“基金会是我的第三个儿子。”时至今日，李嘉诚基金会及由李嘉诚先生成立的其它慈善基金会，已对教育、医疗、文化及公益事业支持的款额逾110亿港元。而李嘉诚在慈善事业方面所做的贡献早已无法单纯用这些数字来衡量了。
　　其实人们对钱的不同看法，说到底是因我们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所决定的。有什么样的人生观、价值观，就-g{T么样的金钱观。财富是不是越多越好？阿里巴巴上市的时候，马云只拿了5%的股份，这就是价值观。中国人善于赚钱，也都想要赚钱，除了能力，更重要的是一份健康的金钱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