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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中村改造的空间模式选择，对于城中村生命延续及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具有基础性的根本意义。本文结合西安市的改造实践，提出了西安市城中村改造空间模式的思路、原则和途径。
【关键词】城中村；改造模式；思路；原则；途径
所谓城中村改造的空间模式，是在指城中村改造中，对城中村已形成空间布局改造的思路、原则和途径，涉及到对城中村原有空间物体的保留、拆除或其他行为，其实质问题是空间发展权利的公平分享。城中村改造的空间模式选择，对于城中村生命延续及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具有基础性的根本意义。
一、整村拆除空间模式评价
目前城中村改造的空间模式，尽管有因村而异不同模式的经验，但更多城市在城中村改造的空间模式似乎更倾向于对原村落整村拆除后推倒重建。目前，西安市普遍采取整村拆除模式，并把整村拆除作为“西安模式”的重要特征和成功经验，兰州市、太原市等城市到西安市学习城中村改造经验。
所谓整村拆除，就是将城中村的建筑全部拆除，然后重新进行规划建设。必须承认，整村拆除在城中村改造中有其积极的意义：一是全部推倒重建，在旧址上重新进行规划建设，排除了原有建筑物对规划布局的影响，可以在一张没有负担的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画”；二是可以重新进行空间布局，可以对土地资源重新进行整合，实现土地资源空间价值最大化；三是消防、天然气、给排水、电力、环卫、教育、文化、卫生等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可以一步到位。
这种模式，对大城市建成区的城中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适应性。大城市建成区的城中村，已被城市建筑包围，成为城市功能区的一部分，城中村的建筑密度和容积率比较高，但由于布局混乱，脏乱差和安全隐患比较严重，需要重新进行规划建设。
但城市建成区以外、只是被纳入城市规划而并未建成的近郊行政村，与城市建成区城中村相比，并没有被城市建筑包围。如果采取整村拆除的推倒重建模式，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首先，近郊城中村有比较丰富的优秀历史文化。如长安区曾是历史上曾是京畿之地，很多村落的形成，都有古老的历史人文背景列入城市（开发区规划范围）的206个行政村，属于汉、秦、西周和上古的59 个，占28. 64 %；汉朝以后到唐朝的63个，占30.58 %；唐朝以后到明朝的56个，占27.18%；明朝以后到清朝的28个，占13.6%。这些村落，有的是名人出生、活动、安葬的地方；有些是重要落历史事件或重要活动遗址；有些有民俗、民间文化形成的古会、庙宇祠堂、节庆活动等；还有珍贵的古树名木。西安市第三次古树名木普查共登记建档古树名木18584株，其中，长安区12887株，占全市总量的81.2%。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陕西省规划委员会委员吕仁义曾建议，为保持西安市的历史文化特色，在充分保护川塬地貌（尤其是少陵、白鹿、神禾、五陵诸塬）和历史文化环境的前提下，应在中心城区周边选取几处（主要在长安区地界内）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古村落（如皇子陂、沈家桥、细柳等），加以改造和恢复，打造彰显西安城市特色的“都市村庄”。整村拆除可能拆掉村落的很多历史记忆，中断村落人文资源传承。而这些人文资源，是村落的灵魂，还可能成为城市的文化魅力。
其次，整村拆除使原有的建筑物全部变为废物，还诱发村民为获得拆迁补偿普遍加盖强盖度，形成大量的建筑垃圾，加大了拆迁补偿成本，人为加大了对建筑材料市场的需求，扩大了建筑材料市场供求矛盾，严重浪费社会资源，破坏生态环境。建设部原副部长、两院院士周干峙就严肃指出，大拆大建带来的是巨大的浪费。我们拆的是过去的财富，用现在的角度看，就是碳。拆一平方米再建一平方米，就是两份的碳。既破坏了过去的财富，又浪费了现在的资源。
第三，一刀切的整村拆除，很可能忽视少数村民的建筑的特殊情况及合理诉求，导致个别村民因特殊原因奋不顾身抗争而形成“钉子户”，少数无良企业老板或公职人员，利用政府加快改造进度的心里，实施明显侵犯人权的野蛮拆迁，逼使个别村民采取自残、自焚、跳楼等过激方式以死抗争，最后攘成重大社会事件，引起社会不满，损害党和政府形象，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第四，政府主导下的运动式整村拆除城中村改造活动，可能也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和公共收益，但由于政府、老板、村民都急于求成，也很可能自觉不自觉被房地产开发企业企业老板的趋利操纵，很难通过真正意义上的公开竞争形式，实现土地效率和公共收益的最大化。
第五，我们不能认为，农村改革开放发展到现在，每个城中村目前的规划建设现状都到了必须整村拆除的状态。特别是按照统筹城乡发展规划建设新农村社区，似乎更没有拆除的理由。
第六，城中村改造整村拆除产生的刀下见菜的土地收益和房地产收益，可能使地方政府和企业老板忽视支柱产业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不利于地方支柱产业的发展培育和产业健康成长。
从国外情况看，大都市发展未必要把乡村气质的建筑全部拆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曾以欧洲为例写道：“欧洲各国大城市当中的那些老城区，也是拥挤着一起的4-5层的‘握手楼’，也是那样窄窄的小街道，当年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城中村，（也是在类似的条件下很无序的发展起来的）经过几十年，几百年的发展，现在反倒成了现代化城市中最有味道、最有文化的部分，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晓阳在法国巴黎、日本东京，都看到具有非常多乡村气质类似中国城中村的建筑：在东京，从下榻的旅馆出来，无论朝哪个方向走，每一条街道都有数所寺院；街道除了少数交通干道外，都只有不到10米宽度，街两边的房子毫无整体“规划”，所有建筑都是“各自乱建”的。在大批三四层的建筑中夹着一两幢十来层高的公寓或写字楼，精彩的是这些楼的邻居经常会是一些仅有两层的传统日式木结构房子，或者是类似高度的乡村民居，感觉像些坚守了半个世纪的钉子户。在巴黎，朱晓阳“住的这个四合院是在一条小胡同里，胡同仅有五六米宽，两边全是高达六层以上的民宅。它们看上去与我拍的小村的新村照片中的房子一样，这就是所谓“握手楼”和“接吻楼”了。我刚到一两天以为这里是什么被遗漏下的城中村，后来在巴黎跑了好多地方，发现这样的胡同和建筑比比皆是。现在的印象是，除了城郊新开发的地区外，老巴黎到处都是城中村。” 2011年12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组织“中国城中村改造案例分析与经验交流会”，会上通过取解剖个案经验：认为拆平重建（即整村拆除）模式的城中村改造面临着诸多问题，已经陷入困境。陈双在他的《中西部大城市城中村空间形态的和谐嬗变》一书中指出：“空间与社会是有机统一体，而‘拆除——重建’为统一的正规商品房的空间改造方式是一种简单、机械的空间置换式改造，虽然完成了空间的物质转型，但社会文化转型却往往滞后”。“因此，大规模、纯粹市场化的改造不仅会造成社会空间转型的不适应，而这都是与和谐社会目标相背离的”。
二、城市有机发展思想的启示
城市有机发展的思想，较早可见于《雅典宪章》，即国际建筑协会（C.I.M.）于1933年8月在雅典会议上制定的一份关于城市规划的纲领性文件——“城市规划大纲”。《雅典宪章》中多次提到城市“订立各种计划，使各区依照它们的需要和有机律而发展”。“城市单位中所有的各部分都应该能够作有机性的发展。而且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都应该保证各种活动间平衡的状态。”“有机的城市之各构成部分的大小范围，应该依照人的尺度和需要来估量”。
被誉为有机规划和人文主义规划大师的美国城市理论家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多次论述：城市是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生命体内部结构之间是“积极的共生关系”，“城市是按照有机的方法发展的”，有它的一贯性，“其特点是内部缓慢而复杂地相互影响”；有机联系的城市发展的目的，“不是想谋求尽可能多的可以出售的地块”，不能“被当作一个私人的商业冒险事业，为了增加营业额和土地价格”；城市作为生命有机体或组织，其生长发展都有其天然限制，如果一个城市要维持它居民的不可缺少的功能，这个城市必须显示出自己有机的控制和对任何别的有机体的遏止。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张天新副教授提出，对城中村的改造应当遵循其生活特性和空间机理，保留其中不规范但有意思的空间，并通过技术改进和管理保障其安全。通过这样的设计，貌似杂乱的城中村大有变得“绚烂”之希望。
受《雅典宪章》和芒福德等的启示，城中村改造的空间模式应该按照 “有机改造”的思路：把城中村作为一个生命有机体，尊重他古老的历史和它的生命未来，从它的精神文化、生态环境、人际关系中看到它今天仍然存在的生命活力，而不是把它仅仅看作一大堆急待拆除的建筑物；把城中村改造视为对一个古老生命有机体在现代生存环境下的健康延续，重视对村落文化、生态、人际等有生命力资源的保护传承，而不是简单地推倒重来；把城中村的人们“看成一个忙碌、活跃与多面的角色，而不是看成一架满足享乐主义的理性计算器（芒福德语）”，重视城中村改造后在社区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多元性、依存性和平衡性，将城中村改造成为“一個能夠容納居住者感情和认同感的地方”；在此基础上，突破村落文化的封闭性和排斥性，引入开放性的城市文化，使改造后的城中村成为，真正如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城市》所憧憬的，城市和乡村愉快的成婚结合后，“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
基于以上思考，选择和评价城中村改造空间模式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一）行政村的自然村空间构成
即组成行政村的几个自然村数量，自然村之间的距离，自然村的相对独立性等等。如果一个行政村有几个自然村组成，且有的自然村还保留文化、习俗上的相对独立性，就不宜全部整村拆除。
（二）村民就业与收入构成
即村民从非农产业就业和收入获取情况，如果村庄并没有被城市所包围，村民劳动就业直接参与非农产业的程度很低，村民没有或很少依托家庭财产从城市发展中获取收入（典型的如住房租赁）非农产业对农民收入的贡献很小，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的基本关系没有改变，村民还不可能有条件有信心的离开土地，还不能依靠城市化生存，整村拆除就要慎重。
（三）村落规划建设情况
即城中村规划建设是不是在服从城市统一规划或在城市总体规划指导下规划建设的，村内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如果是或甚至是近几年在城乡统筹发展政策下规划建设的新农村，面貌基本上的焕然一新，村民居住舒适，村内道路、给排水、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基本完善，就应对它进行保留而不必急于整村拆除。例如，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者参与修改，村民们自己设计云南省昆明市昆明市官渡区矣六街道宏仁村，距离昆明市区不到20公里，人口2000余，分为宏仁新村与宏仁老村。新村历时5年刚刚建成，不再进行改造，重建只针对老村。
（四）文化资源空间分布情况。
即村落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文化资源分布和保护传承的要求。包括名人轶事、重要事件或重要活动遗址、民俗、民间文化形成的古会、庙宇祠堂、节庆活动、古树名木等等。如果有些文化遗产是不可移动需原址保护的，城中村改造就应该服从于文化资源保护。根据台湾地区对城市更新的立法，“文物古迹占有的地域范围设定为严格控制区，严格保存环境的历史原貌，除了维护外不得改变原状，以使历史信息安全传承，市民集体记忆不会被抹煞。文物古迹所处范围的周边地区为环境协调区，区内新建建筑必须与历史建筑协调，并控制其高度、体量、结构、色彩、建筑风格与使用性质等，可以通过特定专用区城市设计准则来保证”。2004年，深圳市进行大规模城中村改造时，政府意识到大芬村的特殊文化价值，也将之以特例对待。
在科学进行以上因素评价的同时，还要避免和遏制政府领导急于追求功利产生的情绪化整村拆除冲动：一是单纯为了换取建设用地，进行开发区建设；二是为了以地生财，提高土地收益，增加财政收入；二是为了城市形象建设的大马路、大广场、大水大绿等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官赏过程等。
三、因村而异的空间模式选择
根据以上因素考虑和广州市、深圳市等地区的成功经验，城中村改造的空间模式可以采取不同类型。
（一）综合整治 是指不改变城中村建筑主体结构和使用功能的前提下，以改善环境为目，对规划建设基本合理，但环境较差、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不完善的城中村，以改善居住环境为目的，打通交通道路和消防通道，加强环境整治和立面整饰，特别要完善环境、卫生、消防、房屋安全、市政等公共设施。按照《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总体规划纲要》，综合整治项目中，除了极少量的市政、公用设施及环境小品外，基本不涉及房屋拆建，主要是要实现居住环境品质的提升。
（二）功能改变类更新
即对空间布局基本合理，但需要调整功能的村落，在不改变土地使用权的权利主体和使用期限、保留建筑物的原主体结构的基础上，改变部分或者全部建筑物使用功能，按照消除安全隐患、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需要加建附属设施，满足城市规划、环境保护、建筑设计、建筑节能及消防安全等规范的要求，优先满足增加公共空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三）全面改造
对位于城市重点功能区、对完善城市功能和提升产业结构有较大影响或与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公共和市政设施建设需要冲突，以及局部地段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原村民局部改造意愿强烈的城中村的城中村，可按照城市（开发区）规划的要求，以整体或局部拆除重建为主实施全面改造。
根据《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总体规划纲要》（2005—2010），深圳5年完成城中村改造拆除建筑面积1150万平方米，综合整治建筑面积3370万平方米，综合整治面积是拆除面积的2.93倍。换言之，深圳市城中村改造拆除面积只占城中村改造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广州市城中村138个，选择整村拆除的只有52个，仅占全部城中村的37.68%。最近广州市政府又发文明确，除52个城中村外，其余城中村改造全部选择综合整治模式，从政府主导上避免了整存拆除的扩大化。
四、空间模式选择的科学决策
为保证城中村改造空间模式符合即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又结合各个城中村的实际，必须改变城中村改造的决策方式，增加城中村改造决策过程的公共性、民主性和群众性。
（一）尊重村民的权利主体地位
城中村改造一般以政府为主导，但村民是城中村的权利主体，依法具有参与权、决策权和执行权。目前，村民参与城中村改造已有一定程度的体现，但主要是围绕涉及村民利益的拆迁补偿安置讨论，现在，必须把空间模式选择作为村民参与讨论的重要方面。村民参与方式除通过代表表达外，政府和改造主体，通过公开的形式，让群众了解情况，广泛吸收群众群众意见，包括：改造工作方案制订、空间模式选择、拆迁安置补偿、资产评估结果、专项控制规划草案；道路交通及市政配套设施等；安置楼建设、安置房选定；集体资产管理与收益分配等方面，群众都有知情权和决策权。
（二）广泛吸收专家参与
为避免村民自身素质和评价能力对空间模式选择的限制，城中村具体的空间模式择，在广泛听取村民意见的基础上，政府应组织规划建设、农村发展、环境保护、社会管理、文化卫生、宗教信仰等方面专家，吸收有参与能力的村民代表参加，在对各村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历史文化、建设形态、发展情况等进行综合评价后，提出包括空间模式在内的工作方案，由专家形成结论性意见，政府按最后专家的通过的文本执行。
（三）扩大社会参与的公共性
方案制定过程，还可以通过互联网、电视、报纸等媒体，公开改造村的基本情况和改造思路，就资源（特别是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评价、规划的空间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请尽可能多的了解村情的人们参与城中村改造方案讨论。
（四）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
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城中村改造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必由之路，但具体改造村和改造时间的选择，只能遵循水到渠成，顺势而为原则，既不可人为的无为而治，更不宜运动式的拔苗助长。
【参考文献】
[1]《西安日报》. 2010年6月7日第九版.
[2]（美）刘易斯·芒福德 著.宋俊岭，倪文彦 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3]樊纲，武良城.城市化：一系列公共政策的集合[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4]陈双 著.中西部大城市城中村空间形态的和谐嬗变[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
[5]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总体规划纲要（2005—2010）.
[6]深圳市政府《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2009.
[7]广州市政府《关于广州市推进“城中村”（旧村）整治改造的实施意见》（2010）.
[8]广州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三旧改造工作的补充意见 [2012].
【作者简介】
徐大明，供职于中共西安市长安区委党校。
【关键词】城中村；改造模式；思路；原则；途径
所谓城中村改造的空间模式，是在指城中村改造中，对城中村已形成空间布局改造的思路、原则和途径，涉及到对城中村原有空间物体的保留、拆除或其他行为，其实质问题是空间发展权利的公平分享。城中村改造的空间模式选择，对于城中村生命延续及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具有基础性的根本意义。
一、整村拆除空间模式评价
目前城中村改造的空间模式，尽管有因村而异不同模式的经验，但更多城市在城中村改造的空间模式似乎更倾向于对原村落整村拆除后推倒重建。目前，西安市普遍采取整村拆除模式，并把整村拆除作为“西安模式”的重要特征和成功经验，兰州市、太原市等城市到西安市学习城中村改造经验。
所谓整村拆除，就是将城中村的建筑全部拆除，然后重新进行规划建设。必须承认，整村拆除在城中村改造中有其积极的意义：一是全部推倒重建，在旧址上重新进行规划建设，排除了原有建筑物对规划布局的影响，可以在一张没有负担的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画”；二是可以重新进行空间布局，可以对土地资源重新进行整合，实现土地资源空间价值最大化；三是消防、天然气、给排水、电力、环卫、教育、文化、卫生等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可以一步到位。
这种模式，对大城市建成区的城中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适应性。大城市建成区的城中村，已被城市建筑包围，成为城市功能区的一部分，城中村的建筑密度和容积率比较高，但由于布局混乱，脏乱差和安全隐患比较严重，需要重新进行规划建设。
但城市建成区以外、只是被纳入城市规划而并未建成的近郊行政村，与城市建成区城中村相比，并没有被城市建筑包围。如果采取整村拆除的推倒重建模式，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首先，近郊城中村有比较丰富的优秀历史文化。如长安区曾是历史上曾是京畿之地，很多村落的形成，都有古老的历史人文背景列入城市（开发区规划范围）的206个行政村，属于汉、秦、西周和上古的59 个，占28. 64 %；汉朝以后到唐朝的63个，占30.58 %；唐朝以后到明朝的56个，占27.18%；明朝以后到清朝的28个，占13.6%。这些村落，有的是名人出生、活动、安葬的地方；有些是重要落历史事件或重要活动遗址；有些有民俗、民间文化形成的古会、庙宇祠堂、节庆活动等；还有珍贵的古树名木。西安市第三次古树名木普查共登记建档古树名木18584株，其中，长安区12887株，占全市总量的81.2%。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陕西省规划委员会委员吕仁义曾建议，为保持西安市的历史文化特色，在充分保护川塬地貌（尤其是少陵、白鹿、神禾、五陵诸塬）和历史文化环境的前提下，应在中心城区周边选取几处（主要在长安区地界内）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古村落（如皇子陂、沈家桥、细柳等），加以改造和恢复，打造彰显西安城市特色的“都市村庄”。整村拆除可能拆掉村落的很多历史记忆，中断村落人文资源传承。而这些人文资源，是村落的灵魂，还可能成为城市的文化魅力。
其次，整村拆除使原有的建筑物全部变为废物，还诱发村民为获得拆迁补偿普遍加盖强盖度，形成大量的建筑垃圾，加大了拆迁补偿成本，人为加大了对建筑材料市场的需求，扩大了建筑材料市场供求矛盾，严重浪费社会资源，破坏生态环境。建设部原副部长、两院院士周干峙就严肃指出，大拆大建带来的是巨大的浪费。我们拆的是过去的财富，用现在的角度看，就是碳。拆一平方米再建一平方米，就是两份的碳。既破坏了过去的财富，又浪费了现在的资源。
第三，一刀切的整村拆除，很可能忽视少数村民的建筑的特殊情况及合理诉求，导致个别村民因特殊原因奋不顾身抗争而形成“钉子户”，少数无良企业老板或公职人员，利用政府加快改造进度的心里，实施明显侵犯人权的野蛮拆迁，逼使个别村民采取自残、自焚、跳楼等过激方式以死抗争，最后攘成重大社会事件，引起社会不满，损害党和政府形象，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第四，政府主导下的运动式整村拆除城中村改造活动，可能也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和公共收益，但由于政府、老板、村民都急于求成，也很可能自觉不自觉被房地产开发企业企业老板的趋利操纵，很难通过真正意义上的公开竞争形式，实现土地效率和公共收益的最大化。
第五，我们不能认为，农村改革开放发展到现在，每个城中村目前的规划建设现状都到了必须整村拆除的状态。特别是按照统筹城乡发展规划建设新农村社区，似乎更没有拆除的理由。
第六，城中村改造整村拆除产生的刀下见菜的土地收益和房地产收益，可能使地方政府和企业老板忽视支柱产业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不利于地方支柱产业的发展培育和产业健康成长。
从国外情况看，大都市发展未必要把乡村气质的建筑全部拆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曾以欧洲为例写道：“欧洲各国大城市当中的那些老城区，也是拥挤着一起的4-5层的‘握手楼’，也是那样窄窄的小街道，当年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城中村，（也是在类似的条件下很无序的发展起来的）经过几十年，几百年的发展，现在反倒成了现代化城市中最有味道、最有文化的部分，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晓阳在法国巴黎、日本东京，都看到具有非常多乡村气质类似中国城中村的建筑：在东京，从下榻的旅馆出来，无论朝哪个方向走，每一条街道都有数所寺院；街道除了少数交通干道外，都只有不到10米宽度，街两边的房子毫无整体“规划”，所有建筑都是“各自乱建”的。在大批三四层的建筑中夹着一两幢十来层高的公寓或写字楼，精彩的是这些楼的邻居经常会是一些仅有两层的传统日式木结构房子，或者是类似高度的乡村民居，感觉像些坚守了半个世纪的钉子户。在巴黎，朱晓阳“住的这个四合院是在一条小胡同里，胡同仅有五六米宽，两边全是高达六层以上的民宅。它们看上去与我拍的小村的新村照片中的房子一样，这就是所谓“握手楼”和“接吻楼”了。我刚到一两天以为这里是什么被遗漏下的城中村，后来在巴黎跑了好多地方，发现这样的胡同和建筑比比皆是。现在的印象是，除了城郊新开发的地区外，老巴黎到处都是城中村。” 2011年12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组织“中国城中村改造案例分析与经验交流会”，会上通过取解剖个案经验：认为拆平重建（即整村拆除）模式的城中村改造面临着诸多问题，已经陷入困境。陈双在他的《中西部大城市城中村空间形态的和谐嬗变》一书中指出：“空间与社会是有机统一体，而‘拆除——重建’为统一的正规商品房的空间改造方式是一种简单、机械的空间置换式改造，虽然完成了空间的物质转型，但社会文化转型却往往滞后”。“因此，大规模、纯粹市场化的改造不仅会造成社会空间转型的不适应，而这都是与和谐社会目标相背离的”。
二、城市有机发展思想的启示
城市有机发展的思想，较早可见于《雅典宪章》，即国际建筑协会（C.I.M.）于1933年8月在雅典会议上制定的一份关于城市规划的纲领性文件——“城市规划大纲”。《雅典宪章》中多次提到城市“订立各种计划，使各区依照它们的需要和有机律而发展”。“城市单位中所有的各部分都应该能够作有机性的发展。而且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都应该保证各种活动间平衡的状态。”“有机的城市之各构成部分的大小范围，应该依照人的尺度和需要来估量”。
被誉为有机规划和人文主义规划大师的美国城市理论家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多次论述：城市是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生命体内部结构之间是“积极的共生关系”，“城市是按照有机的方法发展的”，有它的一贯性，“其特点是内部缓慢而复杂地相互影响”；有机联系的城市发展的目的，“不是想谋求尽可能多的可以出售的地块”，不能“被当作一个私人的商业冒险事业，为了增加营业额和土地价格”；城市作为生命有机体或组织，其生长发展都有其天然限制，如果一个城市要维持它居民的不可缺少的功能，这个城市必须显示出自己有机的控制和对任何别的有机体的遏止。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张天新副教授提出，对城中村的改造应当遵循其生活特性和空间机理，保留其中不规范但有意思的空间，并通过技术改进和管理保障其安全。通过这样的设计，貌似杂乱的城中村大有变得“绚烂”之希望。
受《雅典宪章》和芒福德等的启示，城中村改造的空间模式应该按照 “有机改造”的思路：把城中村作为一个生命有机体，尊重他古老的历史和它的生命未来，从它的精神文化、生态环境、人际关系中看到它今天仍然存在的生命活力，而不是把它仅仅看作一大堆急待拆除的建筑物；把城中村改造视为对一个古老生命有机体在现代生存环境下的健康延续，重视对村落文化、生态、人际等有生命力资源的保护传承，而不是简单地推倒重来；把城中村的人们“看成一个忙碌、活跃与多面的角色，而不是看成一架满足享乐主义的理性计算器（芒福德语）”，重视城中村改造后在社区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多元性、依存性和平衡性，将城中村改造成为“一個能夠容納居住者感情和认同感的地方”；在此基础上，突破村落文化的封闭性和排斥性，引入开放性的城市文化，使改造后的城中村成为，真正如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城市》所憧憬的，城市和乡村愉快的成婚结合后，“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
基于以上思考，选择和评价城中村改造空间模式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一）行政村的自然村空间构成
即组成行政村的几个自然村数量，自然村之间的距离，自然村的相对独立性等等。如果一个行政村有几个自然村组成，且有的自然村还保留文化、习俗上的相对独立性，就不宜全部整村拆除。
（二）村民就业与收入构成
即村民从非农产业就业和收入获取情况，如果村庄并没有被城市所包围，村民劳动就业直接参与非农产业的程度很低，村民没有或很少依托家庭财产从城市发展中获取收入（典型的如住房租赁）非农产业对农民收入的贡献很小，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的基本关系没有改变，村民还不可能有条件有信心的离开土地，还不能依靠城市化生存，整村拆除就要慎重。
（三）村落规划建设情况
即城中村规划建设是不是在服从城市统一规划或在城市总体规划指导下规划建设的，村内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如果是或甚至是近几年在城乡统筹发展政策下规划建设的新农村，面貌基本上的焕然一新，村民居住舒适，村内道路、给排水、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基本完善，就应对它进行保留而不必急于整村拆除。例如，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者参与修改，村民们自己设计云南省昆明市昆明市官渡区矣六街道宏仁村，距离昆明市区不到20公里，人口2000余，分为宏仁新村与宏仁老村。新村历时5年刚刚建成，不再进行改造，重建只针对老村。
（四）文化资源空间分布情况。
即村落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文化资源分布和保护传承的要求。包括名人轶事、重要事件或重要活动遗址、民俗、民间文化形成的古会、庙宇祠堂、节庆活动、古树名木等等。如果有些文化遗产是不可移动需原址保护的，城中村改造就应该服从于文化资源保护。根据台湾地区对城市更新的立法，“文物古迹占有的地域范围设定为严格控制区，严格保存环境的历史原貌，除了维护外不得改变原状，以使历史信息安全传承，市民集体记忆不会被抹煞。文物古迹所处范围的周边地区为环境协调区，区内新建建筑必须与历史建筑协调，并控制其高度、体量、结构、色彩、建筑风格与使用性质等，可以通过特定专用区城市设计准则来保证”。2004年，深圳市进行大规模城中村改造时，政府意识到大芬村的特殊文化价值，也将之以特例对待。
在科学进行以上因素评价的同时，还要避免和遏制政府领导急于追求功利产生的情绪化整村拆除冲动：一是单纯为了换取建设用地，进行开发区建设；二是为了以地生财，提高土地收益，增加财政收入；二是为了城市形象建设的大马路、大广场、大水大绿等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官赏过程等。
三、因村而异的空间模式选择
根据以上因素考虑和广州市、深圳市等地区的成功经验，城中村改造的空间模式可以采取不同类型。
（一）综合整治 是指不改变城中村建筑主体结构和使用功能的前提下，以改善环境为目，对规划建设基本合理，但环境较差、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不完善的城中村，以改善居住环境为目的，打通交通道路和消防通道，加强环境整治和立面整饰，特别要完善环境、卫生、消防、房屋安全、市政等公共设施。按照《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总体规划纲要》，综合整治项目中，除了极少量的市政、公用设施及环境小品外，基本不涉及房屋拆建，主要是要实现居住环境品质的提升。
（二）功能改变类更新
即对空间布局基本合理，但需要调整功能的村落，在不改变土地使用权的权利主体和使用期限、保留建筑物的原主体结构的基础上，改变部分或者全部建筑物使用功能，按照消除安全隐患、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需要加建附属设施，满足城市规划、环境保护、建筑设计、建筑节能及消防安全等规范的要求，优先满足增加公共空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三）全面改造
对位于城市重点功能区、对完善城市功能和提升产业结构有较大影响或与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公共和市政设施建设需要冲突，以及局部地段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原村民局部改造意愿强烈的城中村的城中村，可按照城市（开发区）规划的要求，以整体或局部拆除重建为主实施全面改造。
根据《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总体规划纲要》（2005—2010），深圳5年完成城中村改造拆除建筑面积1150万平方米，综合整治建筑面积3370万平方米，综合整治面积是拆除面积的2.93倍。换言之，深圳市城中村改造拆除面积只占城中村改造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广州市城中村138个，选择整村拆除的只有52个，仅占全部城中村的37.68%。最近广州市政府又发文明确，除52个城中村外，其余城中村改造全部选择综合整治模式，从政府主导上避免了整存拆除的扩大化。
四、空间模式选择的科学决策
为保证城中村改造空间模式符合即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又结合各个城中村的实际，必须改变城中村改造的决策方式，增加城中村改造决策过程的公共性、民主性和群众性。
（一）尊重村民的权利主体地位
城中村改造一般以政府为主导，但村民是城中村的权利主体，依法具有参与权、决策权和执行权。目前，村民参与城中村改造已有一定程度的体现，但主要是围绕涉及村民利益的拆迁补偿安置讨论，现在，必须把空间模式选择作为村民参与讨论的重要方面。村民参与方式除通过代表表达外，政府和改造主体，通过公开的形式，让群众了解情况，广泛吸收群众群众意见，包括：改造工作方案制订、空间模式选择、拆迁安置补偿、资产评估结果、专项控制规划草案；道路交通及市政配套设施等；安置楼建设、安置房选定；集体资产管理与收益分配等方面，群众都有知情权和决策权。
（二）广泛吸收专家参与
为避免村民自身素质和评价能力对空间模式选择的限制，城中村具体的空间模式择，在广泛听取村民意见的基础上，政府应组织规划建设、农村发展、环境保护、社会管理、文化卫生、宗教信仰等方面专家，吸收有参与能力的村民代表参加，在对各村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历史文化、建设形态、发展情况等进行综合评价后，提出包括空间模式在内的工作方案，由专家形成结论性意见，政府按最后专家的通过的文本执行。
（三）扩大社会参与的公共性
方案制定过程，还可以通过互联网、电视、报纸等媒体，公开改造村的基本情况和改造思路，就资源（特别是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评价、规划的空间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请尽可能多的了解村情的人们参与城中村改造方案讨论。
（四）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
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城中村改造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必由之路，但具体改造村和改造时间的选择，只能遵循水到渠成，顺势而为原则，既不可人为的无为而治，更不宜运动式的拔苗助长。
【参考文献】
[1]《西安日报》. 2010年6月7日第九版.
[2]（美）刘易斯·芒福德 著.宋俊岭，倪文彦 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3]樊纲，武良城.城市化：一系列公共政策的集合[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4]陈双 著.中西部大城市城中村空间形态的和谐嬗变[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
[5]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总体规划纲要（2005—2010）.
[6]深圳市政府《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2009.
[7]广州市政府《关于广州市推进“城中村”（旧村）整治改造的实施意见》（2010）.
[8]广州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三旧改造工作的补充意见 [2012].
【作者简介】
徐大明，供职于中共西安市长安区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