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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丰事件”是“富田事变“的余音
受“左”的思想影响，1930年5月，赣西南苏区的肃反进一步扩大化，子虚乌有的AB团事件不断发酵升级，反AB团的斗争从党外转入党内，苏区党政机关和军队内部一些同志被误为AB团的人被捕、杀。12月初，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毛泽东为书记）根据严刑逼供下的“口供”，决定派李韶九（湖南嘉和县人，1903年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受留党察看处分，被分派到基层做群众工作，后下落不明。）率一个红军连队到吉安县富田（现为青原区）“帮助”江西省行动委员会肃反（简称行委）。李韶九一到省行委，立即指示省行委和省苏负责人曾山、陈正人拘捕了省行委秘书长李伯芳、省苏军事部长金万邦、省苏财政部长周冕。随后，李韶九又带了一个红军排到吉安县东固（现为青原区）红二十军肃反，并首先把政治部主任谢汉昌关押审查。同时怀疑174团政治委员刘敌也是AB团成员。李韶九亲自找刘敌谈话，因李与刘是同乡，谈话过程中刘敌利用这一关系略施小计，摆脱了李韶九的看管，但在心中已暗暗作了事变的准备。12日早饭后，刘敌来到独立营，同营的两个负责人开会，三人一致认为李韶九等人的抓AB团是打击赣西南党政干部的一个重大阴谋，于是决定逮捕李韶九等人。随后，刘敌率部分指战员到东固，包围了军部，释放了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捆绑了军长刘铁超，李韶九趁机逃跑了。接着，刘敌、谢汉昌率部冲到富田，包围了江西省行委和省苏机关，缴了警卫连的枪械，误抓了中央特派员易尔士，释放了被关押的所谓AB团人员。事变后，刘敌、谢汉昌把队伍带队湘赣苏区永新、莲花、安福一带坚持斗争，在部队转移途中提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朱德）彭（彭德怀）黄（黄公略）”的口号。20日刘敌等人在吉安县永阳镇，以省行委的名义写了“致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信”，揭露了李韶九肃反扩大化的事实。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富田事变”。1931年7月，在项英的劝告下，刘敌、谢汉昌、李白芳、王怀等人回到中央局参加会议，处理解决富田事变相关问题，但最终以“AB团头子”、“富田事变的罪魁”名义被抓起来，后被处决。红二十军也被宣布解散，副排长以上干部大部分先后被处决，这就是富田事变的结局。
“信丰事件”的经过
也许是出于正义或老乡情，想以自己的行为帮他们一把；也许是受富田事变的影响，认为抓AB团确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打击赣西南干部的一个重大阴谋。1930年底，上任不久的中共赣南行动委员会书记郭承禄、共青团团委书记萧国璋、行委宣传部部长马荣兰（澜）等人，也提出“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反对毛泽东”的错误主张，制造了“信丰事件”。
大约在1930年12月中下旬，当时三十五军刚成立一个多月，军政治委员是罗贵波，军长是邓毅刚，部队驻扎在信丰县城附近。郭承禄等人连续几次来到三十五军，先是在领导层中散布一些反对毛泽东的言论。说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是党内最大的危险，是反革命等，继而游说罗贵波、邓毅刚等人起来反对毛泽东。他们的这些举动和言论引起了红三十五军领导人的怀疑和警惕。据罗贵波回忆，当时他与毛泽东虽未曾谋面，在工作上也没有直接接触，但通过他人的介绍，对毛泽东早已有所了解。由于处于被封锁、割裂、包围的困难环境中，难以同上级和外界取得联系，对事件的来龙去脉根本不清楚。为了把情况弄清楚，罗贵波他们立即给赣西南特委书记陈毅写了封信，反映郭承禄的问题。不久，交通员带回了“陈毅”的复信，信是用药水密写的，内容是劝说罗贵波他们支持郭承禄，反对毛泽东。罗贵波等人觉得此复信有问题，反复审视，发现字迹不像陈毅的笔体，经过分析，认定信是郭承禄等人伪造的。为了将郭承禄他们的做法及时报告上级，罗贵波、邓毅刚等人派三十五军政治部主任谢家福去上海找党中央，派文子勤去宁都找红军总前委，派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驻赣南办事处干部朱明去赣西南持委找陈毅，并分别带去情况报告和请示。但由于敌人封锁严密，这三个同志都没到达目的地，报告请示均未送到。
1931年元旦，红三十五军打下了大于县城，两天后部队向信丰开拔。走到距信丰县城二、三十里的禾桥碑时，遇到早已在此等候的郭承禄。简单寒喧后，郭承禄对罗贵波和邓毅刚说：“现在革命斗争形势发展很快，党内斗争很激烈，毛泽东对敌人采取妥协让步政策，这样会把我们几年来积蓄的革命力量葬送掉。现在上面有指示，让我们必须同毛泽东划清界限，我们准备在信丰城等地召开群众大会，贯彻上面的指示，表明我们的态度，你们回来得正好，准备一下，参加大会。”说完后，把已写好的“反毛宣言”拿出来让罗、邓签字，但遭到他们的断然拒绝。
第二天，郭承禄等人置三十五军的反对于不顾，仍然在信丰组织召开“反毛”大会。街心会场已经布置好，主席台上空悬挂着巨幅会标，会场的周围、城墙、路边的树上到处张贴着标语传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是“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红三十五军进入信丰县城后，与会的群众已经陆续进入会场。见此情景，罗贵波、邓毅刚立即命令军政治部和各团政治处派人到街上去把标语、传单统统洗刷干净，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工作，劝大家回去。同时立即召开全军干部会议，在营以上干部中，讲明事情的真相。为了制止事态的蔓延和发展，当晚，罗贵波等人派军部特务营长陈必达带领几十名战士到离信丰城四十里的黄泥排，把赣南行委机关包围起来，将正在开会的郭承禄、萧国璋、马荣澜等人扣押起来，连夜送到红三十五军军部。
翌日，罗贵波以三十五军军委和赣南行委的名义在信丰县城召集了附近几县主要负责人会议，通报了事件情况，推选了陈致中同志临时主持行委工作。几天后，三十五军奉命离开信丰向总前委驻地宁都进发。到宁都后，罗贵波等人把郭承禄三人交给总前委处理，后均以“AB团”骨干分子的罪名被错杀。
“信丰事件”相关主要人物的最后结局
罗贵波（1907—1995），江西南康人。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初组织领导潭口镇农民武装暴动，8月任中共大余矿区工委书记，10月任安远县委书记，参与领导创建了赣南苏区。先后任赣南红军第二十八纵队政委、二十二军第三纵队政委、红三十军军长、政委。“信丰事件”之后，任红一方面军独立三师政委。1934年10月参加红军长征。新中国成立后，罗贵波先后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中国驻越南首任大便、外交部副部长、中共山西省委第二书记、省长。
邓毅刚（1904—1931），湖南汝城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湘南暴动后上井冈山，参加了五斗江、龙源口战斗和历次反“会剿”斗争。1929年1月随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历任红四军一纵队参谋长、红九军军长、红二十一军军长兼参谋长、红三十五军军长。“信丰事件”后，任红一方面军独立第三师师长，同年冬天在战斗中牺牲。
郭承禄（1906-1932），江西吉安人。1926年4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吉安延福地区进行秘密组织发展活动。1928年1月领导了延福暴动，开创了吉安北路武装斗争的新局面。不久为中共延福支部书记。1928年8月任中共延福区委书记，1929年10月，任北路行委书记。1930年3月当选为赣西南特委委员兼任北路行委书记， 10月当选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不久调任赣南行委书记。“信丰事件”后被地定为“反革命分子”，1932年5月30日被作为“AB团”错杀。后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
受“左”的思想影响，1930年5月，赣西南苏区的肃反进一步扩大化，子虚乌有的AB团事件不断发酵升级，反AB团的斗争从党外转入党内，苏区党政机关和军队内部一些同志被误为AB团的人被捕、杀。12月初，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毛泽东为书记）根据严刑逼供下的“口供”，决定派李韶九（湖南嘉和县人，1903年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受留党察看处分，被分派到基层做群众工作，后下落不明。）率一个红军连队到吉安县富田（现为青原区）“帮助”江西省行动委员会肃反（简称行委）。李韶九一到省行委，立即指示省行委和省苏负责人曾山、陈正人拘捕了省行委秘书长李伯芳、省苏军事部长金万邦、省苏财政部长周冕。随后，李韶九又带了一个红军排到吉安县东固（现为青原区）红二十军肃反，并首先把政治部主任谢汉昌关押审查。同时怀疑174团政治委员刘敌也是AB团成员。李韶九亲自找刘敌谈话，因李与刘是同乡，谈话过程中刘敌利用这一关系略施小计，摆脱了李韶九的看管，但在心中已暗暗作了事变的准备。12日早饭后，刘敌来到独立营，同营的两个负责人开会，三人一致认为李韶九等人的抓AB团是打击赣西南党政干部的一个重大阴谋，于是决定逮捕李韶九等人。随后，刘敌率部分指战员到东固，包围了军部，释放了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捆绑了军长刘铁超，李韶九趁机逃跑了。接着，刘敌、谢汉昌率部冲到富田，包围了江西省行委和省苏机关，缴了警卫连的枪械，误抓了中央特派员易尔士，释放了被关押的所谓AB团人员。事变后，刘敌、谢汉昌把队伍带队湘赣苏区永新、莲花、安福一带坚持斗争，在部队转移途中提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朱德）彭（彭德怀）黄（黄公略）”的口号。20日刘敌等人在吉安县永阳镇，以省行委的名义写了“致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信”，揭露了李韶九肃反扩大化的事实。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富田事变”。1931年7月，在项英的劝告下，刘敌、谢汉昌、李白芳、王怀等人回到中央局参加会议，处理解决富田事变相关问题，但最终以“AB团头子”、“富田事变的罪魁”名义被抓起来，后被处决。红二十军也被宣布解散，副排长以上干部大部分先后被处决，这就是富田事变的结局。
“信丰事件”的经过
也许是出于正义或老乡情，想以自己的行为帮他们一把；也许是受富田事变的影响，认为抓AB团确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打击赣西南干部的一个重大阴谋。1930年底，上任不久的中共赣南行动委员会书记郭承禄、共青团团委书记萧国璋、行委宣传部部长马荣兰（澜）等人，也提出“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反对毛泽东”的错误主张，制造了“信丰事件”。
大约在1930年12月中下旬，当时三十五军刚成立一个多月，军政治委员是罗贵波，军长是邓毅刚，部队驻扎在信丰县城附近。郭承禄等人连续几次来到三十五军，先是在领导层中散布一些反对毛泽东的言论。说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是党内最大的危险，是反革命等，继而游说罗贵波、邓毅刚等人起来反对毛泽东。他们的这些举动和言论引起了红三十五军领导人的怀疑和警惕。据罗贵波回忆，当时他与毛泽东虽未曾谋面，在工作上也没有直接接触，但通过他人的介绍，对毛泽东早已有所了解。由于处于被封锁、割裂、包围的困难环境中，难以同上级和外界取得联系，对事件的来龙去脉根本不清楚。为了把情况弄清楚，罗贵波他们立即给赣西南特委书记陈毅写了封信，反映郭承禄的问题。不久，交通员带回了“陈毅”的复信，信是用药水密写的，内容是劝说罗贵波他们支持郭承禄，反对毛泽东。罗贵波等人觉得此复信有问题，反复审视，发现字迹不像陈毅的笔体，经过分析，认定信是郭承禄等人伪造的。为了将郭承禄他们的做法及时报告上级，罗贵波、邓毅刚等人派三十五军政治部主任谢家福去上海找党中央，派文子勤去宁都找红军总前委，派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驻赣南办事处干部朱明去赣西南持委找陈毅，并分别带去情况报告和请示。但由于敌人封锁严密，这三个同志都没到达目的地，报告请示均未送到。
1931年元旦，红三十五军打下了大于县城，两天后部队向信丰开拔。走到距信丰县城二、三十里的禾桥碑时，遇到早已在此等候的郭承禄。简单寒喧后，郭承禄对罗贵波和邓毅刚说：“现在革命斗争形势发展很快，党内斗争很激烈，毛泽东对敌人采取妥协让步政策，这样会把我们几年来积蓄的革命力量葬送掉。现在上面有指示，让我们必须同毛泽东划清界限，我们准备在信丰城等地召开群众大会，贯彻上面的指示，表明我们的态度，你们回来得正好，准备一下，参加大会。”说完后，把已写好的“反毛宣言”拿出来让罗、邓签字，但遭到他们的断然拒绝。
第二天，郭承禄等人置三十五军的反对于不顾，仍然在信丰组织召开“反毛”大会。街心会场已经布置好，主席台上空悬挂着巨幅会标，会场的周围、城墙、路边的树上到处张贴着标语传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是“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红三十五军进入信丰县城后，与会的群众已经陆续进入会场。见此情景，罗贵波、邓毅刚立即命令军政治部和各团政治处派人到街上去把标语、传单统统洗刷干净，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工作，劝大家回去。同时立即召开全军干部会议，在营以上干部中，讲明事情的真相。为了制止事态的蔓延和发展，当晚，罗贵波等人派军部特务营长陈必达带领几十名战士到离信丰城四十里的黄泥排，把赣南行委机关包围起来，将正在开会的郭承禄、萧国璋、马荣澜等人扣押起来，连夜送到红三十五军军部。
翌日，罗贵波以三十五军军委和赣南行委的名义在信丰县城召集了附近几县主要负责人会议，通报了事件情况，推选了陈致中同志临时主持行委工作。几天后，三十五军奉命离开信丰向总前委驻地宁都进发。到宁都后，罗贵波等人把郭承禄三人交给总前委处理，后均以“AB团”骨干分子的罪名被错杀。
“信丰事件”相关主要人物的最后结局
罗贵波（1907—1995），江西南康人。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初组织领导潭口镇农民武装暴动，8月任中共大余矿区工委书记，10月任安远县委书记，参与领导创建了赣南苏区。先后任赣南红军第二十八纵队政委、二十二军第三纵队政委、红三十军军长、政委。“信丰事件”之后，任红一方面军独立三师政委。1934年10月参加红军长征。新中国成立后，罗贵波先后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中国驻越南首任大便、外交部副部长、中共山西省委第二书记、省长。
邓毅刚（1904—1931），湖南汝城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湘南暴动后上井冈山，参加了五斗江、龙源口战斗和历次反“会剿”斗争。1929年1月随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历任红四军一纵队参谋长、红九军军长、红二十一军军长兼参谋长、红三十五军军长。“信丰事件”后，任红一方面军独立第三师师长，同年冬天在战斗中牺牲。
郭承禄（1906-1932），江西吉安人。1926年4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吉安延福地区进行秘密组织发展活动。1928年1月领导了延福暴动，开创了吉安北路武装斗争的新局面。不久为中共延福支部书记。1928年8月任中共延福区委书记，1929年10月，任北路行委书记。1930年3月当选为赣西南特委委员兼任北路行委书记， 10月当选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不久调任赣南行委书记。“信丰事件”后被地定为“反革命分子”，1932年5月30日被作为“AB团”错杀。后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