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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冬的阳光透过巴黎市政厅高大的窗户探进来。
Ian Brossat穿着裁剪得体的素色便西服，坐在光线明亮的文艺复兴风格的会议室。这位年轻的法国共产党员，与其说是一位政客，看上去更像是从刚结束的巴黎时装周上出来的大男孩。“Barjot夫人正是被我们赶走的”，Ian Brossat有些得意地笑了。
Frigide Barjot曾是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所领导的保卫共和联盟党的新闻公关，后因反对同性婚姻在全法发动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而名噪一时。2014年底，她被法院责令退还其在巴黎第十五区的廉租房。这是一套带有阳台的173平方米的复式住宅，Barjot一家以低廉的租金生活了二十年。
将她赶出的Ian Brossat，是负责住房的巴黎市市长助理。紧接着，Ian Brossat将这套豪宅的钥匙给了五位获得奖学金的学生。
法国的居者有其屋政策
社会福利房制度，在法国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福利房的建设经费主要来自国家、地方政府和企业三方。根据三方所投入的资金比例，每一方都得到相对应的住房预留权。也就是说，就住房而言，企业为他们的员工，地方政府为其居民，国家为最底层百姓负责。一般情况下，在法国每一栋社会福利房中，都有这三部分群体。
以企业为例，员工享受到的是“百分之一利率待遇”（1% Logement），也称为住房行动政策（Action Logement）。具体来说，就是在20人以上的私营企业，或50人以上的农业企业里工作的职工，如果该企业以促进住房建设的名义，每年支付相当于上一年全体职工收入的0.45%的附加税，该企业员工就能在租房、建房和购房时享受优惠。
2000年12月，共产党员、时任交通住房部部长Jean-Claude Gayssot颁发了确定法国廉租房发展方向的“城市互助和修缮法”（la Loi de la solidarité et de renouvellement urbain）。该法规定，所有居民人数高于3500人的城镇，其社会福利房的比例必须达到房租总供应量的20%。该法试图从两个方面缓解住房困局：增加福利房供应；平衡各城市之间的差距。
六年后，法国右派曾一度试图删除该法中关于“地方政府有义务提供社会福利房”的条款，但因左派和众多非政府组织的强烈抗议而放弃。
次年3月，旨在帮助赤贫阶层的抗辩居住权法（le Droit au Logement Opposable， 简称达洛法DALO）在法国颁布。该法基于居者有其屋的共和精神，并对处于特殊困境的公民，给予“快通道”处理方式，同时赋予公民上告国家的权力。这从法律层面上，把解决住房问题中所遇到的社会不公平提升至治国方针的高度。
法国的分房委员会在审核申请者资格之际，首先将房租从申请者的月收入中扣除。其标准是，房租不能超过月收入的三分之一比例。如果在扣除房租后，申请者余下的收入被委员会认为不足以维持日常生活，那么申请将被拒绝。
达洛法出台后，最底层的家庭就有可能从国家手里得到住房。但房源数量短缺，在巴黎，适合达洛法的申请者高达17000人，但能调控的住房只有1000套。
法国的廉租房体制并非如南欧国家那样只是针对贫困阶层。“达洛法并非一个选择的标准”，巴黎市政府前住房负责人Jean-Yves Mano表示，“我们不能只安置赤贫的群体”。
廉租房在法国按照申请者的收入差别分三个不同等级：面对单人月收入在1200欧元之内的贫困人口（PLAI）；在2100欧元以内的（PLUS），和在2800欧元左右的中产阶级（PLS）。
在上一次大规模审查中，法国的审计法院（La Cour des Comptes）发现，尽管在2005-2012年之间，每年用在社会住房存量上的经费高达20欧元，但实际上并非“为所需要的人群建房”。调查报告指出，在所有申请者中，70%的申请者属于贫困人口的PLAI等级，但在这七年间，发展最快的则是服务于中产的PLS级别福利房。
一场贫富城市的斗争
在巴黎这样一个被认为是全球最富有的城市之一的地方，按照以上三个福利房等级，有七成巴黎人符合申请廉租房的条件。根据巴黎市政府提供的信息，巴黎每年推出的7500套福利房中，有5000套是留给贫困家庭，余下的2500套属于中产申请者。
“我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房制度也要同时面对中产阶层”，Ian Brossat分析，“ 诸如警察、教师、工人、护士这些中产，他们越来越难找到合适的房子，因为巴黎的房租达到很离谱的高价。所以，如果我们希望中产继续在巴黎生活，我们就需要为这个阶层提供社会福利房”。
在左派的社会党政府执政十三年后，巴黎的福利房比例从13%增长到21%，得益于巴黎市政府很坚定的左派住房政治。才使得目前住房总量100万套的巴黎，福利房超过20万套。
如果把廉租房比例放大到全法国，问题就不容乐观。一些右派执政的市政府，长年以来，顽固反对在其管辖区域内兴建廉租房，认为后者会带来诸多社会问题。15年前就执行的“城市互助和修缮法”所规定的两成福利房比例，始终受到这部分城市抵制。根据去年春季公布的数据，该法适用范畴内的1022个城镇中，有三分之一没达标，其中221座城市受到處罚。在2014年，国家开出的罚金单子高达5000万欧元，比上一年猛增2000万。以地中海沿岸Agde这座人口只有2.5万的城市为例，它宁愿为其区区7%的福利房比例支付45万欧元的罚金。而最坏的典型在巴黎郊区，马恩河畔奥尔梅松城（Ormesson-sur-Marne）内的廉租房甚至不到1%。
“我个人的观点是，国家应该强化措施。如果地方政府不愿意，那么国家来执行”，Ian Brossat指出，“国家可以在这些地区直接购置土地建福利房，这点上，国家完全可以做到，而且无需经过地方政府同意”。 此外，法国也在考虑一些对应的制裁措施。在一座城镇福利房不足的情况下，强制地方政府在私人的出租房中安置廉租房申请者，两者的差价由该地方政府支付；强制执行福利房中必须有30%预留给赤贫家庭；彻底剥夺不遵守法律的地方政府手中对福利房的分配权。
在最近一次民调中，超过八成的法国人认为，应该在富裕城市和区域提高福利房的安置比例。但是实际上，廉租房比例高居不下的，往往是在一些共产党领导的城市。比如离巴黎不远的Gennevilliers，这里的廉租房比例高达66%。但是，这种将更多穷人集中在一起的做法，将造成新一批的贫民区，加剧社会不平等状况。
在欧洲严峻的反恐形势下，社会福利房的地区平衡再次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2015年1月20日，“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的几天后，法国总理瓦尔斯指出：“在蚕食我们国家的，是区域的隔离，社会阶层的隔离和种族的隔离”。而社会各阶层混居，就是瓦尔斯政府开出的治病良方。
解困计划
根据法国住房部的消息，在2011-2013年间，全法的1022座城镇推出了14万套社会福利房，超出政府9万套预计目标的156%。但问题是，由于经济危机和房价剧增，僧多粥少的形势却在恶化。目前申请廉租房的法国人为170万，而每年推出的可分配房源仅有48000套。以至于从申请到得到的平均周期长达六年，而最漫长的则需要十年多的耐心等待。
不透明是廉租房体制中的一大问题。2014年2月爆出的丑闻就是一个典型。尽管月收入高达9000欧元，法国网球协会副总经理Alain Riou还是能得到一套尊贵的廉租房：位于巴黎三区昂贵的Vosges广场边上100平方米的复式套房。为清除这一弊端，共产党员Ian Brossat推出的措施是：匿名申请资料，和以社会、家庭及经济条件为主要参数的积分评估机制。
解决住房问题的最大障碍，就是建设福利房所需要的钱。本届巴黎市政府承诺，在六年任期内，将有30亿欧元用于住房领域，即每年相当于5亿欧元的投资，这也是巴黎市政府最大一笔预算开支。巴黎左派政府对社会福利房的用心，表现在自2001年以来，政府购入了400多栋公寓，改造将近1，3万套住房。这也要归功于法国的一项房产销售政策：任何私人住房出手，当地政府拥有优先购买权。
在已经高度城市化的地区，很难找到建房所需空地是一个现实问题。巴黎市政府因此盯上了位于公寓顶楼的117000间佣人房，其中的85%目前是闲置的。“但这并不容易，因为很多是非常小的单间，所以要将几个佣人房打通合并成一间”，Ian Brossat介绍。这项将从今年暑期开始规模化执行的工程，就是为拥有闲置佣人房的房东提供装修改造工程所需的资金帮助，但以确保廉价出租为前提。
縮减福利房和私人出租房之间的巨大租金差价，也是政府考虑的措施。目前，法国福利房的租金价格位于6-11欧元/平方米，而私人房的房租价格从1998年的138欧元/平方米，猛增到2011年的234欧元/平方米，每年以3.4%的增幅上调。对私人住房出租租金的封顶限制，就是前住房部部长Cécile Duflot在2014年颁发的杜弗洛法（Loi Duflot）的主要精神。
昂贵的私人房房租，也导致了廉租房房客一旦入住不愿放手的局面。根据法国审计法院的报告，在2011年，47%的廉租房房客，也就是52万个家庭，他们的收入已超过福利房申请上限的60%。换句话说，这些还住在廉租房中的家庭，实际上已不具备享受廉租房的资格，应该退房。与此同时，在因为得不到廉租房而租用私人住宅的房客中，有36%的人收入低于福利房的最高上限，这部分是43万户人家。
在巴黎，愿意从社会福利房中抽身离开的只有2%的房客。“有的房客已经住了三十年的廉租房，他们有的有很高的收入，完全可以租私人房。目前的问题是，法律尚未给予权力。比如，目前的法律规定不足以使一位缴纳巨富税的（Import sur fortune）的房客自动退房。它没有将房客的其他房产纳入衡量标准，而这正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觉得当一个人支付巨富税，或者他已经继承了很不错的遗产，他显然就不需要福利房。”Ian Brossat指出。让不具备享受廉租房的房客离开，是法国住房解困途中的一大难题。
巴黎市市长承诺，到2030年，巴黎的福利房比例要从目前的21%增长到30%。要达到这个目标，市政府必须每年推出至少7000套福利房。在廉租房问题上，新上任的法国住房部部长Emmanuelle Cosse有良好的纪录。她与大巴黎地区前主席Jean-Paul Huchon的合作，使得该地区在去年新建的社会福利房达到十年以来的最好成绩，达到30101套。但是，从她上任到201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仅仅剩下一年多时间，一位新的部长能有时间做出成绩吗？ 巴黎市政府内的一位人士表示怀疑。
暖冬的阳光还照在巴黎市政厅门前的一位妇女身上。这位无固定居所的五十来岁女子，衣着整洁地蹲坐在市政厅入口处，手举的牌子上写着：请帮助我。她身后还有一张马拉松般的漫长名单，170万巴黎人在等待他们的福利房。（本文作者系法国国际邮报记者）
Ian Brossat穿着裁剪得体的素色便西服，坐在光线明亮的文艺复兴风格的会议室。这位年轻的法国共产党员，与其说是一位政客，看上去更像是从刚结束的巴黎时装周上出来的大男孩。“Barjot夫人正是被我们赶走的”，Ian Brossat有些得意地笑了。
Frigide Barjot曾是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所领导的保卫共和联盟党的新闻公关，后因反对同性婚姻在全法发动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而名噪一时。2014年底，她被法院责令退还其在巴黎第十五区的廉租房。这是一套带有阳台的173平方米的复式住宅，Barjot一家以低廉的租金生活了二十年。
将她赶出的Ian Brossat，是负责住房的巴黎市市长助理。紧接着，Ian Brossat将这套豪宅的钥匙给了五位获得奖学金的学生。
法国的居者有其屋政策
社会福利房制度，在法国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福利房的建设经费主要来自国家、地方政府和企业三方。根据三方所投入的资金比例，每一方都得到相对应的住房预留权。也就是说，就住房而言，企业为他们的员工，地方政府为其居民，国家为最底层百姓负责。一般情况下，在法国每一栋社会福利房中，都有这三部分群体。
以企业为例，员工享受到的是“百分之一利率待遇”（1% Logement），也称为住房行动政策（Action Logement）。具体来说，就是在20人以上的私营企业，或50人以上的农业企业里工作的职工，如果该企业以促进住房建设的名义，每年支付相当于上一年全体职工收入的0.45%的附加税，该企业员工就能在租房、建房和购房时享受优惠。
2000年12月，共产党员、时任交通住房部部长Jean-Claude Gayssot颁发了确定法国廉租房发展方向的“城市互助和修缮法”（la Loi de la solidarité et de renouvellement urbain）。该法规定，所有居民人数高于3500人的城镇，其社会福利房的比例必须达到房租总供应量的20%。该法试图从两个方面缓解住房困局：增加福利房供应；平衡各城市之间的差距。
六年后，法国右派曾一度试图删除该法中关于“地方政府有义务提供社会福利房”的条款，但因左派和众多非政府组织的强烈抗议而放弃。
次年3月，旨在帮助赤贫阶层的抗辩居住权法（le Droit au Logement Opposable， 简称达洛法DALO）在法国颁布。该法基于居者有其屋的共和精神，并对处于特殊困境的公民，给予“快通道”处理方式，同时赋予公民上告国家的权力。这从法律层面上，把解决住房问题中所遇到的社会不公平提升至治国方针的高度。
法国的分房委员会在审核申请者资格之际，首先将房租从申请者的月收入中扣除。其标准是，房租不能超过月收入的三分之一比例。如果在扣除房租后，申请者余下的收入被委员会认为不足以维持日常生活，那么申请将被拒绝。
达洛法出台后，最底层的家庭就有可能从国家手里得到住房。但房源数量短缺，在巴黎，适合达洛法的申请者高达17000人，但能调控的住房只有1000套。
法国的廉租房体制并非如南欧国家那样只是针对贫困阶层。“达洛法并非一个选择的标准”，巴黎市政府前住房负责人Jean-Yves Mano表示，“我们不能只安置赤贫的群体”。
廉租房在法国按照申请者的收入差别分三个不同等级：面对单人月收入在1200欧元之内的贫困人口（PLAI）；在2100欧元以内的（PLUS），和在2800欧元左右的中产阶级（PLS）。
在上一次大规模审查中，法国的审计法院（La Cour des Comptes）发现，尽管在2005-2012年之间，每年用在社会住房存量上的经费高达20欧元，但实际上并非“为所需要的人群建房”。调查报告指出，在所有申请者中，70%的申请者属于贫困人口的PLAI等级，但在这七年间，发展最快的则是服务于中产的PLS级别福利房。
一场贫富城市的斗争
在巴黎这样一个被认为是全球最富有的城市之一的地方，按照以上三个福利房等级，有七成巴黎人符合申请廉租房的条件。根据巴黎市政府提供的信息，巴黎每年推出的7500套福利房中，有5000套是留给贫困家庭，余下的2500套属于中产申请者。
“我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房制度也要同时面对中产阶层”，Ian Brossat分析，“ 诸如警察、教师、工人、护士这些中产，他们越来越难找到合适的房子，因为巴黎的房租达到很离谱的高价。所以，如果我们希望中产继续在巴黎生活，我们就需要为这个阶层提供社会福利房”。
在左派的社会党政府执政十三年后，巴黎的福利房比例从13%增长到21%，得益于巴黎市政府很坚定的左派住房政治。才使得目前住房总量100万套的巴黎，福利房超过20万套。
如果把廉租房比例放大到全法国，问题就不容乐观。一些右派执政的市政府，长年以来，顽固反对在其管辖区域内兴建廉租房，认为后者会带来诸多社会问题。15年前就执行的“城市互助和修缮法”所规定的两成福利房比例，始终受到这部分城市抵制。根据去年春季公布的数据，该法适用范畴内的1022个城镇中，有三分之一没达标，其中221座城市受到處罚。在2014年，国家开出的罚金单子高达5000万欧元，比上一年猛增2000万。以地中海沿岸Agde这座人口只有2.5万的城市为例，它宁愿为其区区7%的福利房比例支付45万欧元的罚金。而最坏的典型在巴黎郊区，马恩河畔奥尔梅松城（Ormesson-sur-Marne）内的廉租房甚至不到1%。
“我个人的观点是，国家应该强化措施。如果地方政府不愿意，那么国家来执行”，Ian Brossat指出，“国家可以在这些地区直接购置土地建福利房，这点上，国家完全可以做到，而且无需经过地方政府同意”。 此外，法国也在考虑一些对应的制裁措施。在一座城镇福利房不足的情况下，强制地方政府在私人的出租房中安置廉租房申请者，两者的差价由该地方政府支付；强制执行福利房中必须有30%预留给赤贫家庭；彻底剥夺不遵守法律的地方政府手中对福利房的分配权。
在最近一次民调中，超过八成的法国人认为，应该在富裕城市和区域提高福利房的安置比例。但是实际上，廉租房比例高居不下的，往往是在一些共产党领导的城市。比如离巴黎不远的Gennevilliers，这里的廉租房比例高达66%。但是，这种将更多穷人集中在一起的做法，将造成新一批的贫民区，加剧社会不平等状况。
在欧洲严峻的反恐形势下，社会福利房的地区平衡再次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2015年1月20日，“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的几天后，法国总理瓦尔斯指出：“在蚕食我们国家的，是区域的隔离，社会阶层的隔离和种族的隔离”。而社会各阶层混居，就是瓦尔斯政府开出的治病良方。
解困计划
根据法国住房部的消息，在2011-2013年间，全法的1022座城镇推出了14万套社会福利房，超出政府9万套预计目标的156%。但问题是，由于经济危机和房价剧增，僧多粥少的形势却在恶化。目前申请廉租房的法国人为170万，而每年推出的可分配房源仅有48000套。以至于从申请到得到的平均周期长达六年，而最漫长的则需要十年多的耐心等待。
不透明是廉租房体制中的一大问题。2014年2月爆出的丑闻就是一个典型。尽管月收入高达9000欧元，法国网球协会副总经理Alain Riou还是能得到一套尊贵的廉租房：位于巴黎三区昂贵的Vosges广场边上100平方米的复式套房。为清除这一弊端，共产党员Ian Brossat推出的措施是：匿名申请资料，和以社会、家庭及经济条件为主要参数的积分评估机制。
解决住房问题的最大障碍，就是建设福利房所需要的钱。本届巴黎市政府承诺，在六年任期内，将有30亿欧元用于住房领域，即每年相当于5亿欧元的投资，这也是巴黎市政府最大一笔预算开支。巴黎左派政府对社会福利房的用心，表现在自2001年以来，政府购入了400多栋公寓，改造将近1，3万套住房。这也要归功于法国的一项房产销售政策：任何私人住房出手，当地政府拥有优先购买权。
在已经高度城市化的地区，很难找到建房所需空地是一个现实问题。巴黎市政府因此盯上了位于公寓顶楼的117000间佣人房，其中的85%目前是闲置的。“但这并不容易，因为很多是非常小的单间，所以要将几个佣人房打通合并成一间”，Ian Brossat介绍。这项将从今年暑期开始规模化执行的工程，就是为拥有闲置佣人房的房东提供装修改造工程所需的资金帮助，但以确保廉价出租为前提。
縮减福利房和私人出租房之间的巨大租金差价，也是政府考虑的措施。目前，法国福利房的租金价格位于6-11欧元/平方米，而私人房的房租价格从1998年的138欧元/平方米，猛增到2011年的234欧元/平方米，每年以3.4%的增幅上调。对私人住房出租租金的封顶限制，就是前住房部部长Cécile Duflot在2014年颁发的杜弗洛法（Loi Duflot）的主要精神。
昂贵的私人房房租，也导致了廉租房房客一旦入住不愿放手的局面。根据法国审计法院的报告，在2011年，47%的廉租房房客，也就是52万个家庭，他们的收入已超过福利房申请上限的60%。换句话说，这些还住在廉租房中的家庭，实际上已不具备享受廉租房的资格，应该退房。与此同时，在因为得不到廉租房而租用私人住宅的房客中，有36%的人收入低于福利房的最高上限，这部分是43万户人家。
在巴黎，愿意从社会福利房中抽身离开的只有2%的房客。“有的房客已经住了三十年的廉租房，他们有的有很高的收入，完全可以租私人房。目前的问题是，法律尚未给予权力。比如，目前的法律规定不足以使一位缴纳巨富税的（Import sur fortune）的房客自动退房。它没有将房客的其他房产纳入衡量标准，而这正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觉得当一个人支付巨富税，或者他已经继承了很不错的遗产，他显然就不需要福利房。”Ian Brossat指出。让不具备享受廉租房的房客离开，是法国住房解困途中的一大难题。
巴黎市市长承诺，到2030年，巴黎的福利房比例要从目前的21%增长到30%。要达到这个目标，市政府必须每年推出至少7000套福利房。在廉租房问题上，新上任的法国住房部部长Emmanuelle Cosse有良好的纪录。她与大巴黎地区前主席Jean-Paul Huchon的合作，使得该地区在去年新建的社会福利房达到十年以来的最好成绩，达到30101套。但是，从她上任到201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仅仅剩下一年多时间，一位新的部长能有时间做出成绩吗？ 巴黎市政府内的一位人士表示怀疑。
暖冬的阳光还照在巴黎市政厅门前的一位妇女身上。这位无固定居所的五十来岁女子，衣着整洁地蹲坐在市政厅入口处，手举的牌子上写着：请帮助我。她身后还有一张马拉松般的漫长名单，170万巴黎人在等待他们的福利房。（本文作者系法国国际邮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