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监会于12月4日下发《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求规范银行理财业务，化解银行在理财业务上的潜在风险，推动理财业务回归资产管理业务本质。直接看，本理财业务新规旨在打破目前存在于理财市场的“刚性兑付”现象，然而，如果从银行业自身角度考虑，可以认为这是银监会对银行业的一次去杠杆行为。
　　实际上，2014年以来，监管部门针对银行业的相关法规措施层出不穷，例如，4月份出台的关于商业银行发行优先股补充一级资本的规定，5月份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127号文）以及11月份出台的资产证券化三份规定，这些措施的着眼点都旨在于降低银行业广义杠杆，分散风险。可以说，这种做法无论是对银行业自身，还是对社会而言，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都具备十分重要的意义。
　　间接融资占比过高积累大量风险
　　一直以来，中国信用评级体系建设处于停滞状态，对于金融市场而言，由于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信用评级体系的这种缺失容易导致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在此情况下，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相对于直接融资具备无法比拟的相对优势。简单说，对于资金供给方而言，由于有央行的背书，银行难以产生流动性风险，这使得其成为市场中唯一具备较高信用的金融中介，且长期以来银行的负债一直以存款为主，这种无风险的资金存放方式吸引了大量风险偏好较低的资金，由此给社会形成一个错觉，即只要是银行售卖的产品，都具备刚性兑付的基本属性。而在资金的运用上，由于银行的信贷员能够对企业进行深入的贷前审查与贷后跟踪防范风险，消除信息不对称，其贷出的资金，相对与直接融资而言，违约风险性较低。正因为以上原因，长期以来，中国形成了以间接融资为主融资结构方式。而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直接融资比例目前已经占到金融结构的70%，亚洲中的日本占比也达到同等水平，甚至于许多人均GDP低于中国的经济体，其直接融资占比也高于中国的42%。
　　在间接融资占比过高的情况下，银行作为间接融资的主要中介，可以说在完成信用转换的同时，也将全社会大部分债务违约风险积累在自身身上。据银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6月末，中国商业银行的总资产大约127万亿元，其中贷款资产大约63万亿元。不仅于此，在考查银行体系所承担的社会债务违约风险时，除了目前直接存在于银行体系的贷款外，其资产负债表内以同业形式存在的类贷款业务与表外的理财产品所隐藏的风险也不容忽视。与国外定位于金融机构之间相互拆借的同业业务不同，中国的同业不仅包括简单的同业存放、同业拆借，更泛指除传统存贷业务意外的各种金融市场业务，比如非信贷资产的投资业务、各种金融产品交易业务等，据报道，截至2014年10月末，银监会口径的同业资产总计有23万亿元之多，如果考虑其中存在较多的非同业存放与拆借业务，则可以认为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存在高估的情况，或者说，仅考虑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内，其杠杆被低估。而对存在于银行资产负债表外的理财产品而言，近年来中国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发展迅速，据中国理财产品登记系统显示，截至2014年6月末，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余额为12.65万亿元，达到同期M2余额的10%以上。在理财产品余额较高的同时，目前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所遵循的规范仍然是2005年版的暂行办法以及后续出台的零星的规范性文件，由此引发的问题在于理财产品缺乏核算独立性，并引起了关于“刚性兑付”和“权责不明”的问题。在“刚性兑付”的情况下，理财资产表面上存在于银行资产负债表之外，然而因为在出现本金损失时，银行需要予以赔付，其实质上应该存在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之内，换句话说，目前的银行业杠杆远高于其报表披露的程度，如果以2014年6月数据为基准，中国商业银行净资产大约9万亿元，可以说，如果考虑理财产品的刚性兑付，则商业银行杠杆将由14倍提升至15.5倍。同样的，如果从核心资本充足率考虑，如果不打破理财产品的刚兑，则其被大幅高估。
　　如此庞大的资产规模首先对银行自身而言是一种极大的负担。由于资产增速过快，以及监管的越加严格，银行被迫不断地通过融资，以维持合理的杠杆，据统计，过去几年银行业每年的再融资规模都在千亿之上的。然而即便如此，由上文可知，银行业的实际杠杆仍然远高于监管所指定的红线，究其原因，在于作为经济人的银行，有内在的冲动去表外加杠杆以赚取更多的利润。更为严重的是，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债务契约施加在银行身上，极大的加剧了银行业的风险，毕竟，债权累积的越多，银行业与社会经济波动的联系就越紧密，而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在宏观经济下行周期，其所受到的伤害也最大。
　　当然，如果在宏观经济下行周期，受损的只是银行业自身，问题并不大，然而银行作为信用转换的中介机构，其在信用创造的同时，也同样容易导致由信用收缩所引起的信用毁灭，这对社会而言无异于一场金融核爆炸。如果以银行体系的资产与理财规模作为银行所承担的社会债务总额，那么这意味着只要出现6%的债务违约，银行体系的净资产将回归于零。当然这种假设过于极端，实际上，在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限制下，如此大规模的债务只要出现轻微的违约，对银行的净资产出现10%的损害，都将引起银行提供资金能力的下降，这种提供资金能力的下降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在于银行净资产受到损害而导致在符合监管指标下其无法支持更高额度的资产;另一方面，由于出现资产受损而可能导致的负债流失。无论是出现哪两种情况都会导致银行出现资产抛售的非理性行为，由此引发社会资产价格坍塌情况的发生，进而导致经济体陷入通货紧缩。
　　经济实体去杠杆阻力加大
　　银行业的这种特性，对中国目前社会去杠杆的进程形成极大的阻力。众所周知，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主要存在的问题在于债务杠杆过高，自2008年“四万亿”以来，中国社会的总杠杆已经由170%提高到221%，而在杠杆不断提高的背后，实质是经济体中形成的大量过剩与落后产能，不仅占用了极大的社会资金，更抬高了资金价格，对社会其他产业形成挤出效应。可以说如果不能让过剩与落后产能顺利出清，中国经济难以走出高杠杆低效率的泥塘，也就无法迎来新的宏观经济周期。
　　然而间接融资占比过高加大了经济体去杠杆的难度。一般而言，无论是个体还是社会，去杠杆的方式有多种途径，包括增加股权融资、扩大市场范围（产能输出）等等，但是无论有多少种途径，其中有一点是无法逃避的，即已经成为不良的债务必须得以核销，换句话说，一部分过剩与落后的产能必须予以出清。在间接融资下，这种债务的核销必然侵蚀到银行的净资产，而一旦银行的净资产出现侵蚀，其资产负债表就进入衰退周期，就会发生上文所提到的社会资产价格坍塌，经济体陷入通缩的情况，在此情况下，政府经济工作中所提及的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便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有鉴于此，在社会进入实质去杠杆之前，有必要先降低银行业杠杆，将银行业与经济中的债权做最大程度的剥离，以求社会去杠杆对银行的伤害达到最小化，从而最大程度地降低经济去杠杆的成本。
　　如果认识到银行业去杠杆对其自身以及对经济转型的重要性，就不难理解政府部门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的背后用意。比如在此次理财新规中，银监会强力推进理财产品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相分离，明确了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是代客资产管理，推动理财产品由预期收益型向净值型产品转变，亦即接近12万亿的理财产品所代表的债权已经由银行转移到社会中分散的理财产品购买者自身。而在资产证券化方面，证监会也于11月发布了三项相关规定，取消了事前行政审批，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加速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推进进程，这有助于银行将长期固化的资产盘活，可以在去杠杆的同时，根据情况释放新的信贷额度，在促进新产业发展中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国内银行业优先股发行在2014年亦全面提速，据目前的数据统计，已有10家上市银行公布优先股发行方案，融资总规模达4200亿元，由于优先股具备偏股权的属性，加上监管部门对银行业优先股的特殊规定，其可以补偿银行的一级核心资本，从股权角度降低银行的杠杆，增强其抗风险能力。可以预想，2015年将是社会加速去杠杆的关键时间点，银行业去杠杆将为全社会去杠杆提供可行性基础，而新的宏观经济周期也将在去杠杆过程中得以孕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