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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海派书画史视野中，陆维钊先生的艺术人生，无疑是文史学科与书画艺术整体交融的人生演绎。他是一位从中国文史学术传统脉络里走过来的书画家，他的身上有着浓郁的书卷气与宽博的学者气象。他是20世纪海上现代学人中，以传统诗画一体文人观念为实践基石的一类典型。这是他与众多以书画为业的20世纪书画家们所不同的地方。他的学人生涯，始终围绕两条主线展开一为诗词创作与研究，一为书画创作与研习。陆维钊先生深以为重的，是诗词创作与研究，于此积学丰厚，而成就其声名的则是书画艺术，尽管他仅以琴棋书画为不可或缺之个人业余修行。
陆维钊是20世纪重要的书法大家与中国书法高等教育创建者之一。学界多关注其六十岁后在中国美院创建书法专业的经历，而对他青壮年的学人生涯则知之甚少。其实陆维钊从1927年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曾经长期在松江及上海生活工作，前后达十八年，度过了他学人生涯最宝贵的时光。这当中又以在江苏省立松江女子中学长达十年的教员生涯最为丰富。在这十年中，他不但参与了松江女中的创建，编写《当代国文》教材，辑录《三国晋南北朝文选》，撰写《中国书法》（1985年更名《书法述要》出版），同时还致力于诗文书画创作，当时的同事即有丰子恺、郎静山、徐震谔、施蛰存、王季思等，女中迁入租界及圣约翰大学任教时，他又与马公愚、吴湖帆、叶恭绰、樊少云、王蘧常等，有着频繁的诗文书画交游。对近现代海派书法史、绘画史与人文史的建构，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是，有关上海时期陆维钊学人生涯的相关史料挖掘与研究，至今仍有很多的空白，特别是其在松江女中坚持书法与国文教学并重的实践，很少有研究者涉及。本文即以松江女中时期现存相关史料及松江一地有关史料为基础，对此作一论析。
一、松江女中的新学规制
1925年，陆维钊先生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毕业，他被举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王国维先生的助教，校方亦有意向选派青年助教出国深造，而陆维钊先生“自报到之日起，已被列入推荐名单”，然而，早年失去父佑的陆维钊，因祖父病危，不得不暂时告归故里，脱离了清华的学术圈，同时也失去了大学教职与进一步深造的机缘。此后即开始执教于沪杭一带的中等学校十余年。
近代以来在开了埠的上海，受西学影响，传统书院发生了变革，注重实学的书院逐渐增多，龙门书院、广方言馆等即为其中的代表，一种新型的中西学结合的书院模式在上海难逐渐发展起来，并波及上海地区更多的书院。随着晚清科举制的废除，松江一地的新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传播，松江府城的云间书院、景贤书院、融斋书院等传统书院，也在逐步向新式学堂过渡。1904年松江府中学堂借云间书院的旧地创设，学制为四年一贯制，不分初中高中，分级不是很明晰，继后1913年的江苏省立第三中学，也同样实行四年一贯制，不分初中高中（至1926年夏，才改为六年制）。当然，依照传统书院精神，新式学校依然非常重视品德修为的训导，定“诚敬”为校训，以“朴实、勤恳、忠信、勇敢、端庄、谨慎、专一、谦和”为校训子目。当时的学校已有较为完整的学科课程表与课程要求，但是，由于是新学，尚无本土教员编写的教材，无奈只能用国外出版的教材，“高中部所有教科书，除国文外，其余都是英文版，例如数学课本就是采用美国原版布利氏混合数学”。19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是新学蓬勃发展的时代，学校教育渐为更多人所接受，民间有识之士和饱学硕儒，亦皆以教育救国为己任，各类中小学与职业教育等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于各地纷纷建立。
松江一地的新学，发展至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亟待有新的革新与提高。1927年，循江苏省政府之要求，江苏省立第三中学一分为二，分设男校江苏省立松江中学，和女校江苏省立松江女子中学。女中的校长即是江学珠女士。江校长来校，有意于革古创新，认同有教无类，响亮地提出：“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算不得一乐，得天下庸才而教之使其成为英才，这才是大乐。”，意欲攀登现代教育的一个高峰。
首要的任务，就是招募新教员，她的要求很高也很严格，“一般聘请女的要不结婚者如吴之微、周芬、陶善都、陈咏梅等，要能全身心投入教育工作，男的希望是已婚者，均要有质量有名望的，基本是大学教师的要求”，每聘老师，“必亲自向有关人等三人以上探询其学行生活，并详询毕业后读书及服务情形，必须先考查一番而后下聘书任用”，据1932年该校校刊一份图表显示，该校教员来源有一个分类标准，主要分为“国外大学毕业者”、“大学毕业者”、“国外师大毕业者”、“师大毕业者”、“国外专门学校毕业者”、“专门学校毕业者”、“国外高师毕业者”、“高师毕业者”、“其他”共九类，其中以大学毕业者与高师毕业者为多，据雷平一先生回忆，江学珠女士办事认真，“请的教师也好，经费、设备都优于他校”。陆维钊先生所毕业的南高师，是当时最为权重的高等师范学府之一，而民国时期高等师范学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各类大中小学以及职业学校培养师资。陆维钊先生自清华回浙后，曾短暂教学于杭州嘉兴两地中学，并与江学珠女士相熟于杭州女中，于1927年8月应江学珠女士之邀至松江，参与江苏省立松江女子中学的筹建与教学。两份该校教职员任职年期比较表显示，参与女中创建并长期在校工作的教职员中，处于前十位的分别是江学珠、毛猷、王德芬、张念祖、谢寿鹏、朱庆昇、徐震坞、陆维钊、虞明礼、沈慕茼（兹九），其中担任国文教员的就有两位，即陆维钊先生和徐震坞先生，1932年8月年仅28岁的王起（季思）先生亦来松江女中执教。
其次，就是要摸索一套开放包容务实的教学方法。该校组织大纲明确表示，教学之目标，在于希望
得到充实之学问而能自由运用！故特别反对好高骛远不求实学，或死守书本不能运用之教法。教课以外，欲增进其常识，则各路有布置（社会路：有党国大政，作人方法，以及中西贤哲事象，风景用具起居之说明，自然路有标本照片之陈列，文艺路有诗歌、绘画、音乐、书报、工艺品之特设），每周有出品（学术观摩，校闻周报，时事新闻，艺林选品，战争区域之胜负揭示图） 皆所以补课内之不及。吾人深信欲求学识之广博，决非拘拘于书本上课所能奏效也！
这其实是对教员的真学识与真智慧的一种高要求，反对“不求实学或死守课本”，这一条就可以把很多混日子的教员挡在了门外，教法的最终目的不仅在求得“学识之广博”，更在“得到充实之学问能自由运用”。可见，这种要求，并不仅仅局限于一般的中学知识教育的层面，而是具有探索性研究型大学教育特征的教法要求。笔者认为，彼时的中等学校，多为初建，各项规范尚在建立中，学校的规模、教学的规则、教材的使用、教员的流动等，都较我们时代为灵活，中学教员与大学教员之间流动的鸿沟，也没有我们时代这样壁垒森严。当然，这也与那个时代特殊的时代环境有颇多的关联：a.受教育救国思想影响，众多有识之士大多愿意投身中小学的普及教育；b.这些有识之士有相当一部分都是非常优秀的学者专家，他们的能力可以支撑他们既能做大学的精深教学，又能做中小学的普及教学，以第一流学者的才情来启蒙中学生懵懂初开的心智，这对于当时中国的教育界而言，无疑是非常难得的时代机遇；c.正因为是第一流的学者在做中等学校的教员，他们广博的知识与出众的才情，使得他们的教学方法能够打通知识与学科的边界，纵横捭阖，张弛有度，既能举其大要又能剖析入微，真正能够做到“既能充实学问又能自由运用”，d.民国初期的中学教育，仍处在钱穆先生所描述的新学旧学交织的时代，加上国运初定，尚无统一教材及规范可供全国中学教员使用，教员多半依靠自己学问的底子和兴趣，来编写讲义和教材，国文教学尤其如此，因而，教员的才智与才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某一学科教学水平的高下，这也给很多这样的教员以相对的教学自由度。
再次，就是课程设置和成绩计算法。松江女中选择参用的是我们众多大学在使用的必修选修制与学分制，且不分正副课，皆以所能聘任到之最优秀教员来教习。据该校组织大纲介绍，初中至高普高师，皆用此两种方法计量考核学生，学生的选择空间较大，当然，笔者在比较了该校六个年级的必修选修课表后发现，与大学的选修课制度稍有不同的是，该校的必修课程相对较多，但已非常注意在文理分组、普高师范分组等环节，体现了选课的自由度。大体上，初中选修课程从初中第三学年始开设，高中普通科和师范科，则分散在三年中开设。
二、陆维钊国文教学风格的形成
陆维钊先生在松江女中主要教授国文，兼及师范科部分应用课程教学，此外，还担任～定的校务工作。我们先据当年的部分史料，试着还原陆维钊先生在松江女中国文教学上的一些情况。
松江女中1927年8月创校时，全校教职员仅有23人，而专职教员仅8人（加兼任教员1人，共9人），那一时代男尊女卑观念尚未根除，因而“招收女生较困难，在松江地区及上海市区，分两批招生，始于九月二十日开学，共计初一、初二、高一普通科、高一师范科各一个班，全校学生仅六十多人”，初创期的国文教学任务，基本由陆维钊先生和徐震谔先生两位担任。学生在校人数上升很快，一份建校五年统计表格显示，1928年为一百六十人，1929年为二百五十余人，1930年为三百二十余人，到了1931年已达三百四十余人，1932年为三百二十余人，五年里，包括陆续毕业的，正常学生数翻了近6倍，随之而来的教学任务也相应增加。
陆维钊先生与徐震谔先生从浙江到南高师，一直是同学，如今又为同事，他们二人在国文教学的程式与风格上，有诸多相似的地方，徐植琬为1927年高中师范科一年级学生，她在一篇文章中，回想了女中的多位教师，其中就说到陆徐二人上课的特点，云：“江学珠校长兼任我班的班主任，她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学生学习与生活十分关心，我们当时都很尊敬她。她教我们生物学，我们学得有趣而易记忆。语文老师徐震谔、陆维钊，上起课来口若悬河，融思想性、知识性与故事性于一体，学生成绩提高很快。”但陆徐二人也有不同。大体上，徐震谔先生以激越胜，据1934年慕名投考松女中的高二插班生凌耀星回忆，徐震谔先生当年教她们班国文与历史，徐先生“为人温文尔雅，不苟言笑”，但讲起课来，则完全两样，“不用讲稿，娓娓道来，如行云流水，吐不完的满腹经纶”，甚至不愿受课本限制，经常挑选“诗经、书经、左传等”来讲，为“一般中学所罕见”。而陆维钊先生则以谨严胜，比较重视教法与规则的制定，王淑兰（后改名王作民）为1927年创校的初一新生，初二时她的国文课由陆维钊先生教授，据她后来回忆
第一次上课他就立下规矩：坐要笔直，起立答问时站要笔挺，课桌上只准有三样东西——笔、笔记本和课本。第二天上课，他走上讲台就开始叫名提问：“昨天讲的‘十家’是哪十家？”答不出站着等第二人来答。片刻间，十几名学生中已经是站着的多、坐着的少。算我幸运，偏巧上课前背下从黑板上抄下的“十家”，于是站起来答出了。从此上他的课，谁都不敢懈怠。陆老师布置的课外作业
每周一篇作文，每天一张大楷，四百字小楷，还有课外阅读，初二为《水浒》，初三是《呐喊》和《彷徨》。写小楷是抄课文，要一字不差地抄，不准错字、漏字、涂改或添字，要通篇干干净净。作文错字一个个圈出，每个写十遍，背书要音调铿锵，有板有眼，“课外阅读”考试时也躲不过。
王梦仙为1933年高中二年级学生，她还记得当时学校的布局，并对陆维钊先生的选修课印象深刻，云
1933年暑假，为了省立中学不收学费，我考入了江苏省立松江女子中学高二，入学时见校门向西，紧靠县府大门成直角，显得特别不舒服。进校门是花园，这又使我高兴。向南一座二层楼房，名“一德院”，蛮有气派，这楼是办公用房、老师宿舍、疗养室等。再进去是大操场，后面许多平房教室、学生宿舍、厨房、大膳厅等。教室内贴着“抄袭者可耻”的警惕性标语，使我感觉到女中校风严谨，一定要认真读书。当时高中部有选修课，初步分为文理。我选了《说文解字》陆维钊教授，他教学认真严格，每堂课都要我们上黑板答写问题，写不出，由第二个同学上去写，写出了两人同时回座位，因此，同学们很怕站黑板，自然地特别用功了。学懂这门课易辨认错别字。 另外，松江女中学生许良芸也回忆了沪校时期自己上学的一些情况，云
那时，我家住在上海新闸路沁园村，每天步行到雁荡路上课，要走很长的路。上午上了四堂课，大约已是中午过后了，就在复兴公园附近的面摊上吃碗阳春面，再赶路回家……到家后还要立即做作业，背书写大小楷，够忙的。对松江女中的校规校纪，我一直十分怀念，女同学一律短发，布衣布鞋，以朴素大方著称。老师身教言教，感染学生。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记得陆维钊老师教历史，一上课先提问，答不出的一律站着，要等有学生回答出了才能坐下，这样就迫着我们养成自学、预习的习惯。所有课程每周都要考试，有些题目是书上注释里的，还有些题是要看参考书才能答出来，英文、国文都是要背的。
由王淑兰、王梦仙等同学的回忆我们约略可以知道，陆维钊先生在松江女中时期于国文科教学的程式与风格，显然是以严谨细致著称。笔者认为，陆维钊先生这一程式与风格的形成，大体缘于如下两个因素，析之如下
1.祖父私塾教育的影响使然。陆维钊先生曾于11岁时由新式学堂转入其祖父执教的私塾攻读四书五经，前后约四年，主要修习古文、吟诗填词、写字画画等，接受了一整套规范的传统私塾教育的训练，背诵古诗文，已成为他自我学习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知道，在晚清新学尚未大兴的时候，传统乡学私塾教育模式仍然为当时江南一带乡村教育的主要形式。而传统私塾教法，通常都是先熟背后讲解的教法，学童一般都被要求先跟随老师熟读数十遍，然后再自行熟读数百遍，再至教师处背诵无误后，方可通过，而在教新课前，“学童又必须将数目甚至前数月所读的书轮流背诵”。但是，陆维钊先生采用的是先讲解后熟背的教法，“从读音到诗意逐字逐句地训过去”，也即，先帮助学生解决生僻字句的理解问题，然后再逐段分析讲解，这样就可以化繁为简、变难为易，学生理解没有障碍了，熟背也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了，再经过反复的诵读，自然可以将诗文融入自身。
2.女中教学规则的要求使然。据史料记载，1933年10月19日下午七时，女中曾于该校会议室开第二十次国文学科会议，一致推定陆维钊先生为主席，徐震谔先生为书记，并议定两个决议，“1.自本学期起，学生之作文及考卷凡书写潦草者不阅，2每学期须指定选文五篇，令学生熟读而教师抽背之，至学期终了时，须五篇全能熟背，至学年终了时，须十篇全能熟背，至毕业时，须三十篇全能熟背。”结合上文王淑兰、王梦仙等同学的回忆，可以推断，书写端正与选文熟背是松江女中国文学科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推动这两项决议议定的，正是陆徐二人，由此亦可知，二人在松江女中国文教学规则制定上是有着重要影响力的。虽然，背诵在我们时代的中学教育中，有进一步弱化的趋势，但对于传统文化的教育而言，能够在理解的基础上，熟读并背诵～定量的经典诗文，并能灵活地“自由运用”，也应当是传承文化、搭建丰富知识结构、提升理解世界与文化之深度的一种方式之一。
国文学科教学的严谨认真，不只是陆维钊先生个人教学风格的～种表现，其背后还与整个松江女中的教学规则与规范，不无联系。正如王季思先生所说，江学珠校长不仅把学校办得井井有条，“为长江下游三角洲沪、杭、苏地区培养出一大批品学兼优的人才，也锻炼出一支高质量的师资队伍。1937年以后，学校几次搬迁，这支队伍也没有被打散。”这背后都是有一种遵循师德规范的精神源动力在驱使的缘故。可以说，事无巨细皆纪律严明，是松江女中的一个重要特点，除了很多校友都提到的统一着装之外，还有学生的日常礼仪、卫生习惯、零用钱管理、课外活动参与度、寒暑假在家的时间安排等，都要过问并制定详细规则，甚至近在隔壁的男校江苏省立松江中学的男同学们都不可以随便来女中串门。结合各科教员教学的严谨得法，不难想象该校校风学风的纯正非一般学校所能比拟。当然，严谨而外，还有活泼的～面，特别是学校举行艺术节或成绩展览会的时候，不仅学生活泼，连一向不苟言笑的老师们也都会非常活跃，不仅可以看展览，还可以参与演戏，可看电影，甚至还可以看到老师表演魔术等，女中师生多才多艺、张弛有度的教学作风，体现了他们内心无比的自信与强大。陆维钊先生会吟诗作词，书画俱佳，亦会弹奏多种器乐，故也常参与其中。
（作者系程十发艺术馆学术部馆员、博士研究生。原文注释未收录。）
陆维钊是20世纪重要的书法大家与中国书法高等教育创建者之一。学界多关注其六十岁后在中国美院创建书法专业的经历，而对他青壮年的学人生涯则知之甚少。其实陆维钊从1927年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曾经长期在松江及上海生活工作，前后达十八年，度过了他学人生涯最宝贵的时光。这当中又以在江苏省立松江女子中学长达十年的教员生涯最为丰富。在这十年中，他不但参与了松江女中的创建，编写《当代国文》教材，辑录《三国晋南北朝文选》，撰写《中国书法》（1985年更名《书法述要》出版），同时还致力于诗文书画创作，当时的同事即有丰子恺、郎静山、徐震谔、施蛰存、王季思等，女中迁入租界及圣约翰大学任教时，他又与马公愚、吴湖帆、叶恭绰、樊少云、王蘧常等，有着频繁的诗文书画交游。对近现代海派书法史、绘画史与人文史的建构，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是，有关上海时期陆维钊学人生涯的相关史料挖掘与研究，至今仍有很多的空白，特别是其在松江女中坚持书法与国文教学并重的实践，很少有研究者涉及。本文即以松江女中时期现存相关史料及松江一地有关史料为基础，对此作一论析。
一、松江女中的新学规制
1925年，陆维钊先生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毕业，他被举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王国维先生的助教，校方亦有意向选派青年助教出国深造，而陆维钊先生“自报到之日起，已被列入推荐名单”，然而，早年失去父佑的陆维钊，因祖父病危，不得不暂时告归故里，脱离了清华的学术圈，同时也失去了大学教职与进一步深造的机缘。此后即开始执教于沪杭一带的中等学校十余年。
近代以来在开了埠的上海，受西学影响，传统书院发生了变革，注重实学的书院逐渐增多，龙门书院、广方言馆等即为其中的代表，一种新型的中西学结合的书院模式在上海难逐渐发展起来，并波及上海地区更多的书院。随着晚清科举制的废除，松江一地的新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传播，松江府城的云间书院、景贤书院、融斋书院等传统书院，也在逐步向新式学堂过渡。1904年松江府中学堂借云间书院的旧地创设，学制为四年一贯制，不分初中高中，分级不是很明晰，继后1913年的江苏省立第三中学，也同样实行四年一贯制，不分初中高中（至1926年夏，才改为六年制）。当然，依照传统书院精神，新式学校依然非常重视品德修为的训导，定“诚敬”为校训，以“朴实、勤恳、忠信、勇敢、端庄、谨慎、专一、谦和”为校训子目。当时的学校已有较为完整的学科课程表与课程要求，但是，由于是新学，尚无本土教员编写的教材，无奈只能用国外出版的教材，“高中部所有教科书，除国文外，其余都是英文版，例如数学课本就是采用美国原版布利氏混合数学”。19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是新学蓬勃发展的时代，学校教育渐为更多人所接受，民间有识之士和饱学硕儒，亦皆以教育救国为己任，各类中小学与职业教育等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于各地纷纷建立。
松江一地的新学，发展至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亟待有新的革新与提高。1927年，循江苏省政府之要求，江苏省立第三中学一分为二，分设男校江苏省立松江中学，和女校江苏省立松江女子中学。女中的校长即是江学珠女士。江校长来校，有意于革古创新，认同有教无类，响亮地提出：“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算不得一乐，得天下庸才而教之使其成为英才，这才是大乐。”，意欲攀登现代教育的一个高峰。
首要的任务，就是招募新教员，她的要求很高也很严格，“一般聘请女的要不结婚者如吴之微、周芬、陶善都、陈咏梅等，要能全身心投入教育工作，男的希望是已婚者，均要有质量有名望的，基本是大学教师的要求”，每聘老师，“必亲自向有关人等三人以上探询其学行生活，并详询毕业后读书及服务情形，必须先考查一番而后下聘书任用”，据1932年该校校刊一份图表显示，该校教员来源有一个分类标准，主要分为“国外大学毕业者”、“大学毕业者”、“国外师大毕业者”、“师大毕业者”、“国外专门学校毕业者”、“专门学校毕业者”、“国外高师毕业者”、“高师毕业者”、“其他”共九类，其中以大学毕业者与高师毕业者为多，据雷平一先生回忆，江学珠女士办事认真，“请的教师也好，经费、设备都优于他校”。陆维钊先生所毕业的南高师，是当时最为权重的高等师范学府之一，而民国时期高等师范学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各类大中小学以及职业学校培养师资。陆维钊先生自清华回浙后，曾短暂教学于杭州嘉兴两地中学，并与江学珠女士相熟于杭州女中，于1927年8月应江学珠女士之邀至松江，参与江苏省立松江女子中学的筹建与教学。两份该校教职员任职年期比较表显示，参与女中创建并长期在校工作的教职员中，处于前十位的分别是江学珠、毛猷、王德芬、张念祖、谢寿鹏、朱庆昇、徐震坞、陆维钊、虞明礼、沈慕茼（兹九），其中担任国文教员的就有两位，即陆维钊先生和徐震坞先生，1932年8月年仅28岁的王起（季思）先生亦来松江女中执教。
其次，就是要摸索一套开放包容务实的教学方法。该校组织大纲明确表示，教学之目标，在于希望
得到充实之学问而能自由运用！故特别反对好高骛远不求实学，或死守书本不能运用之教法。教课以外，欲增进其常识，则各路有布置（社会路：有党国大政，作人方法，以及中西贤哲事象，风景用具起居之说明，自然路有标本照片之陈列，文艺路有诗歌、绘画、音乐、书报、工艺品之特设），每周有出品（学术观摩，校闻周报，时事新闻，艺林选品，战争区域之胜负揭示图） 皆所以补课内之不及。吾人深信欲求学识之广博，决非拘拘于书本上课所能奏效也！
这其实是对教员的真学识与真智慧的一种高要求，反对“不求实学或死守课本”，这一条就可以把很多混日子的教员挡在了门外，教法的最终目的不仅在求得“学识之广博”，更在“得到充实之学问能自由运用”。可见，这种要求，并不仅仅局限于一般的中学知识教育的层面，而是具有探索性研究型大学教育特征的教法要求。笔者认为，彼时的中等学校，多为初建，各项规范尚在建立中，学校的规模、教学的规则、教材的使用、教员的流动等，都较我们时代为灵活，中学教员与大学教员之间流动的鸿沟，也没有我们时代这样壁垒森严。当然，这也与那个时代特殊的时代环境有颇多的关联：a.受教育救国思想影响，众多有识之士大多愿意投身中小学的普及教育；b.这些有识之士有相当一部分都是非常优秀的学者专家，他们的能力可以支撑他们既能做大学的精深教学，又能做中小学的普及教学，以第一流学者的才情来启蒙中学生懵懂初开的心智，这对于当时中国的教育界而言，无疑是非常难得的时代机遇；c.正因为是第一流的学者在做中等学校的教员，他们广博的知识与出众的才情，使得他们的教学方法能够打通知识与学科的边界，纵横捭阖，张弛有度，既能举其大要又能剖析入微，真正能够做到“既能充实学问又能自由运用”，d.民国初期的中学教育，仍处在钱穆先生所描述的新学旧学交织的时代，加上国运初定，尚无统一教材及规范可供全国中学教员使用，教员多半依靠自己学问的底子和兴趣，来编写讲义和教材，国文教学尤其如此，因而，教员的才智与才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某一学科教学水平的高下，这也给很多这样的教员以相对的教学自由度。
再次，就是课程设置和成绩计算法。松江女中选择参用的是我们众多大学在使用的必修选修制与学分制，且不分正副课，皆以所能聘任到之最优秀教员来教习。据该校组织大纲介绍，初中至高普高师，皆用此两种方法计量考核学生，学生的选择空间较大，当然，笔者在比较了该校六个年级的必修选修课表后发现，与大学的选修课制度稍有不同的是，该校的必修课程相对较多，但已非常注意在文理分组、普高师范分组等环节，体现了选课的自由度。大体上，初中选修课程从初中第三学年始开设，高中普通科和师范科，则分散在三年中开设。
二、陆维钊国文教学风格的形成
陆维钊先生在松江女中主要教授国文，兼及师范科部分应用课程教学，此外，还担任～定的校务工作。我们先据当年的部分史料，试着还原陆维钊先生在松江女中国文教学上的一些情况。
松江女中1927年8月创校时，全校教职员仅有23人，而专职教员仅8人（加兼任教员1人，共9人），那一时代男尊女卑观念尚未根除，因而“招收女生较困难，在松江地区及上海市区，分两批招生，始于九月二十日开学，共计初一、初二、高一普通科、高一师范科各一个班，全校学生仅六十多人”，初创期的国文教学任务，基本由陆维钊先生和徐震谔先生两位担任。学生在校人数上升很快，一份建校五年统计表格显示，1928年为一百六十人，1929年为二百五十余人，1930年为三百二十余人，到了1931年已达三百四十余人，1932年为三百二十余人，五年里，包括陆续毕业的，正常学生数翻了近6倍，随之而来的教学任务也相应增加。
陆维钊先生与徐震谔先生从浙江到南高师，一直是同学，如今又为同事，他们二人在国文教学的程式与风格上，有诸多相似的地方，徐植琬为1927年高中师范科一年级学生，她在一篇文章中，回想了女中的多位教师，其中就说到陆徐二人上课的特点，云：“江学珠校长兼任我班的班主任，她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学生学习与生活十分关心，我们当时都很尊敬她。她教我们生物学，我们学得有趣而易记忆。语文老师徐震谔、陆维钊，上起课来口若悬河，融思想性、知识性与故事性于一体，学生成绩提高很快。”但陆徐二人也有不同。大体上，徐震谔先生以激越胜，据1934年慕名投考松女中的高二插班生凌耀星回忆，徐震谔先生当年教她们班国文与历史，徐先生“为人温文尔雅，不苟言笑”，但讲起课来，则完全两样，“不用讲稿，娓娓道来，如行云流水，吐不完的满腹经纶”，甚至不愿受课本限制，经常挑选“诗经、书经、左传等”来讲，为“一般中学所罕见”。而陆维钊先生则以谨严胜，比较重视教法与规则的制定，王淑兰（后改名王作民）为1927年创校的初一新生，初二时她的国文课由陆维钊先生教授，据她后来回忆
第一次上课他就立下规矩：坐要笔直，起立答问时站要笔挺，课桌上只准有三样东西——笔、笔记本和课本。第二天上课，他走上讲台就开始叫名提问：“昨天讲的‘十家’是哪十家？”答不出站着等第二人来答。片刻间，十几名学生中已经是站着的多、坐着的少。算我幸运，偏巧上课前背下从黑板上抄下的“十家”，于是站起来答出了。从此上他的课，谁都不敢懈怠。陆老师布置的课外作业
每周一篇作文，每天一张大楷，四百字小楷，还有课外阅读，初二为《水浒》，初三是《呐喊》和《彷徨》。写小楷是抄课文，要一字不差地抄，不准错字、漏字、涂改或添字，要通篇干干净净。作文错字一个个圈出，每个写十遍，背书要音调铿锵，有板有眼，“课外阅读”考试时也躲不过。
王梦仙为1933年高中二年级学生，她还记得当时学校的布局，并对陆维钊先生的选修课印象深刻，云
1933年暑假，为了省立中学不收学费，我考入了江苏省立松江女子中学高二，入学时见校门向西，紧靠县府大门成直角，显得特别不舒服。进校门是花园，这又使我高兴。向南一座二层楼房，名“一德院”，蛮有气派，这楼是办公用房、老师宿舍、疗养室等。再进去是大操场，后面许多平房教室、学生宿舍、厨房、大膳厅等。教室内贴着“抄袭者可耻”的警惕性标语，使我感觉到女中校风严谨，一定要认真读书。当时高中部有选修课，初步分为文理。我选了《说文解字》陆维钊教授，他教学认真严格，每堂课都要我们上黑板答写问题，写不出，由第二个同学上去写，写出了两人同时回座位，因此，同学们很怕站黑板，自然地特别用功了。学懂这门课易辨认错别字。 另外，松江女中学生许良芸也回忆了沪校时期自己上学的一些情况，云
那时，我家住在上海新闸路沁园村，每天步行到雁荡路上课，要走很长的路。上午上了四堂课，大约已是中午过后了，就在复兴公园附近的面摊上吃碗阳春面，再赶路回家……到家后还要立即做作业，背书写大小楷，够忙的。对松江女中的校规校纪，我一直十分怀念，女同学一律短发，布衣布鞋，以朴素大方著称。老师身教言教，感染学生。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记得陆维钊老师教历史，一上课先提问，答不出的一律站着，要等有学生回答出了才能坐下，这样就迫着我们养成自学、预习的习惯。所有课程每周都要考试，有些题目是书上注释里的，还有些题是要看参考书才能答出来，英文、国文都是要背的。
由王淑兰、王梦仙等同学的回忆我们约略可以知道，陆维钊先生在松江女中时期于国文科教学的程式与风格，显然是以严谨细致著称。笔者认为，陆维钊先生这一程式与风格的形成，大体缘于如下两个因素，析之如下
1.祖父私塾教育的影响使然。陆维钊先生曾于11岁时由新式学堂转入其祖父执教的私塾攻读四书五经，前后约四年，主要修习古文、吟诗填词、写字画画等，接受了一整套规范的传统私塾教育的训练，背诵古诗文，已成为他自我学习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知道，在晚清新学尚未大兴的时候，传统乡学私塾教育模式仍然为当时江南一带乡村教育的主要形式。而传统私塾教法，通常都是先熟背后讲解的教法，学童一般都被要求先跟随老师熟读数十遍，然后再自行熟读数百遍，再至教师处背诵无误后，方可通过，而在教新课前，“学童又必须将数目甚至前数月所读的书轮流背诵”。但是，陆维钊先生采用的是先讲解后熟背的教法，“从读音到诗意逐字逐句地训过去”，也即，先帮助学生解决生僻字句的理解问题，然后再逐段分析讲解，这样就可以化繁为简、变难为易，学生理解没有障碍了，熟背也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了，再经过反复的诵读，自然可以将诗文融入自身。
2.女中教学规则的要求使然。据史料记载，1933年10月19日下午七时，女中曾于该校会议室开第二十次国文学科会议，一致推定陆维钊先生为主席，徐震谔先生为书记，并议定两个决议，“1.自本学期起，学生之作文及考卷凡书写潦草者不阅，2每学期须指定选文五篇，令学生熟读而教师抽背之，至学期终了时，须五篇全能熟背，至学年终了时，须十篇全能熟背，至毕业时，须三十篇全能熟背。”结合上文王淑兰、王梦仙等同学的回忆，可以推断，书写端正与选文熟背是松江女中国文学科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推动这两项决议议定的，正是陆徐二人，由此亦可知，二人在松江女中国文教学规则制定上是有着重要影响力的。虽然，背诵在我们时代的中学教育中，有进一步弱化的趋势，但对于传统文化的教育而言，能够在理解的基础上，熟读并背诵～定量的经典诗文，并能灵活地“自由运用”，也应当是传承文化、搭建丰富知识结构、提升理解世界与文化之深度的一种方式之一。
国文学科教学的严谨认真，不只是陆维钊先生个人教学风格的～种表现，其背后还与整个松江女中的教学规则与规范，不无联系。正如王季思先生所说，江学珠校长不仅把学校办得井井有条，“为长江下游三角洲沪、杭、苏地区培养出一大批品学兼优的人才，也锻炼出一支高质量的师资队伍。1937年以后，学校几次搬迁，这支队伍也没有被打散。”这背后都是有一种遵循师德规范的精神源动力在驱使的缘故。可以说，事无巨细皆纪律严明，是松江女中的一个重要特点，除了很多校友都提到的统一着装之外，还有学生的日常礼仪、卫生习惯、零用钱管理、课外活动参与度、寒暑假在家的时间安排等，都要过问并制定详细规则，甚至近在隔壁的男校江苏省立松江中学的男同学们都不可以随便来女中串门。结合各科教员教学的严谨得法，不难想象该校校风学风的纯正非一般学校所能比拟。当然，严谨而外，还有活泼的～面，特别是学校举行艺术节或成绩展览会的时候，不仅学生活泼，连一向不苟言笑的老师们也都会非常活跃，不仅可以看展览，还可以参与演戏，可看电影，甚至还可以看到老师表演魔术等，女中师生多才多艺、张弛有度的教学作风，体现了他们内心无比的自信与强大。陆维钊先生会吟诗作词，书画俱佳，亦会弹奏多种器乐，故也常参与其中。
（作者系程十发艺术馆学术部馆员、博士研究生。原文注释未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