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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中最精彩的部分是战例
1996年4月23日至5月4日，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委会常务委员王政柱来到兰州军区，检查指导一野战史办公室编写的战例、画册和文献资料汇编等工作。
在兰州期间，时任军区司令员刘精松上将、副政委张树田中将和军区政治部主任肖怀枢中将、副主任祖书勤少将，到王政柱下榻的昆仑宾馆看望，并听取编委对编写工作的要求、意见和建议。5月2日和3日下午，王政柱就三本书的编写和修改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战例是战史中最精彩部分。一般讲，军事学院注重战例的研究。主要通过具体战役战斗来体现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现彭总在西北战场上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建国初期，我们的军事学校照搬照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战例。毛主席讲，老学人家的战例有啥意思，我们要搞自己的战例。
“编战例，要提炼，从深层次总结带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和平时期，很多指挥员没有打过仗，只好纸上谈兵，来提高指挥艺术。
“战例是作战的范例，是指一个时期内一个单独的、比较大的、能够体现作战特点的、又在当时的历史时期起到突出作用的战役战斗。写战例，分四个部分：一是敌我态势，二是兵力部署，三是作战经过，四是主要经验教训。”
此前(即1991年9月12日至16日)，王政柱在兰州军区约见一野战史办的工作人员时，对西北战场有关战役就作出过评论。他的见解精辟、独到，成为军(战)史界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王政柱说：
“一、西华池战斗。这个战斗，是中央下达的命令。参战的部队是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员张宗逊，政委习仲勋，副司令王世泰，参谋长阎揆要。这一仗，是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的侦察战。我军经一天两夜激战，歼敌1000余人，击毙廖昂(时任七十六师师长)指挥的四十八旅旅长何奇，推迟了敌人进攻延安的计划。写一野战史不能说参战部队不属西北野战军编制序列而丢掉。西北野战军的前身，原来是什么番号，不用管。因为部队的作战目的，都是为了保卫边区。这样与此后敌人进攻延安时间衔接得很紧。当时王世泰同志带两个团在南面关中地区作战，根本不可能参加作战会议，也不可能与他商量打仗的事，直到部队撤离时他才知道这件事。
“另外，张宗逊同志说，西华池南面的耀县两边都是深沟，中间有一条小路，北面是城墙，城墙的外面是一片开阔地。如果指挥员当时在一起商量一下，对复杂的地形提出一些新的打法，情况可能会好些，战果可能更大一点，可是当时我们都稀里糊涂。这些情况要写进战史。黄新廷提出，一野战史要从爷台山写起。那是1945年的事，年代太远了。我的意见，一野战史从西华池写起。
“二、三战三捷。国防大学等高等院校的教科书里都把三战三捷选作一个战例去讲。把青化砭、羊马河、蟠龙连在一起讲。一野战史可把这三个战役分开，单独写比较好。当时胡宗南进攻延安，寻找我军主力决战，要消灭我们，趾高气扬得很。结果，他到边区以后，这里守，那里守。老百姓对敌人封锁消息，所以他那么大的力量，没能战胜我们力量这么小的部队。三战三捷中央评价很高。它沉重打击了国民党胡宗南集团，从而稳定了陕北的战局，对尔后转入战略进攻奠定了基础。因为当时中央放弃延安，在全军波动很大。从青化砭战役开始，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简直是个奇迹。特别是打蟠龙，中央也很担心。打到中间，我们停下来，开展火线民主，出主意，研究打法。敌人的前沿阵地险要，把山头挖成悬崖峭壁，外面又有壕沟、铁丝网、雷区，什么母碉子碉，虽说是土木结构，显然硬拼不行。在彭总的指挥下，我们的部队不怕鬼，不信邪，前仆后继，英勇战斗，硬是打掉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硬是消灭了胡宗南的有生力量。战局的发展，比预料的要好得多。蟠龙是敌人在陕北的重要补给站。打了胜仗，我军在蟠龙缴获敌人四万多套军衣，大米、面粉堆积成山。
“当时，彭总在王家湾，看到部队怎么也搞不走那么多的东西，就让部队动员当地老百姓帮助部队运东西，结果，部队还是没有运完。彭总说，我们不光向老百姓要粮食；粮食多，搬不走，不能留给敌人，让老百姓拿走。他还特别交代，分战利品，不能忘记党中央和总部。后来周总理代表中央、军委从安塞以北的王家湾来到真武洞马王滩召开五万多人参加的祝捷大会时，高兴地对彭总说，三战三捷，战果辉煌。中央机关分享了你们的战利品，白面也吃到了。
“三、陇东、三边战役。三战三捷以后，敌人力量还很强大。除陕北以外，侵占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以及三边分区的马鸿逵也蠢蠢欲动。为了收复失地，打击‘宁马’，西野决定出击陇东，挺进三边。战役开始，先攻合水，是二纵和教导旅打的，但没有打好。陇东战役结束后，在召开旅以上干部会总结时，二纵受到批评。以后打环县，又出了一点问题：被包围的敌人晚上从独四旅与三五九旅的接合部突围逃掉了一个多团。发觉后，王震打电话向彭老总请示。彭老总说，敌人从你那里跑掉，你非要追击把它消灭掉不可!王震的部队向来号称‘飞毛腿’、‘铁脚板’，百里猛进，一直追到同心镇，才撵上，‘吃’掉了敌人。
“四、两打榆林。第一次打榆林，叫‘围点打援’。主要目的是配合陈赓部队南下，策应刘邓的晋冀鲁豫战场。中央明确指示陈赓南渡黄河，截断陇海路，挺进豫西。过去把榆林、沙家店写成两个战役，现在写在一起，叫榆沙战役。榆沙战役敌军的态势是：东面到佳县是刘戡，西面是郑传甫，米脂为董钊，再加上钟松的三十六师由北向南驰来，敌情的确严重。‘打援’具体打哪一个?开始说打三十六师最有利，没有实现。
“后来，三十六师由北向南马不停蹄地到了榆林，始终没能抓住它。也曾考虑到董钊由西面增援，需要一些时间。刘戡由东向西增援到沙家店、乌龙铺这个地区。由此看来，榆林、沙家店是一个战役，一个意图。以后消灭三十六师时，许光达同志的部队位于最东面，命令他一定要保证中央机关的安全。对此，彭总非常担心，派了一个旅长带兵保卫中央，因为中央在陕北，确实是最危险的。榆沙战役，钟松师少数漏网了。胡宗南三个主力师，没有三十六师了，只有九十师和第一师。其他部队的兵力、装备以及战斗力都不如这三个师。所以消灭三个师中的一个，意义重大。
“8月21日，毛主席来到西北野战军总部视察，彭总正在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打榆林、沙家店战役的经验教训。毛主席在接见与会代表时说，我们离开延安，转战陕北，你们打了三个胜仗，战争形势大有改观。现在我们由内线防御转为内线反攻。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此后西野又打了延(川)清(涧)战役。这一仗，在作战水平上升了一级，消灭了国民党一个整编师(七十六师)师部和一个建制旅(二十四旅)，俘虏敌师长廖昂、参谋长李学超和旅长张新。
“清涧是个攻坚战。战后，彭老总请示中央，第二次打榆林。因对敌情估计不足，没有想到马鸿逵从三边倾巢出动，骑兵、步 兵、保安军都上来了；没有想到飞机也出动了，一天飞机竟起落上百架次；我军在袁大滩消灭两个保安团，撤出战斗以后，没有想到它绕过沙漠，跑到北面庙子，由北向南逼近榆林。这‘三个没有想到’，是轻敌麻痹思想在作怪。何况，当时我们没有飞机，情报也掌握得不准。尽管指战员打榆林的决心很大，但战术技术仍沿用第一次打榆林的老办法，结果战役的原定目标没有达到。以后，总结榆林战役经验教训时，彭老总深有体会地说：‘当指挥员的，要关心爱护部队。战士来到部队，不是来送死的。打仗不是儿戏，指挥员要多动脑筋，取得胜利的把握就大，伤亡就小，千万不能喊空口号。’
“五、宜瓦战役。打宜川，一方面有好的条件，一方面也是逼出来的，非打不可，非胜不可。如果宜川解决不了，粮食成了问题，部队就没有办法待下去。倘若再出陇东，也搞不上粮食。由此可见，宜川不得手，整个战局没有办法改变。宜瓦战役的胜利，正像毛主席以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名义发表重要讲话时所指出的那样：宜瓦大捷，改变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整个中原的形势。证明人民解放军将无敌于天下!因为胡宗南当时的力量还是强大的，董钊的整编第一军、刘戡的整编第二十九军。彭总指挥部队包围宜川，胡宗南坐不住了，急催刘戡东援。他带着二十七师、九十师共4个旅8个团的兵力由洛川经瓦子街驰援，接着二十九军也经过瓦子街东进。这时，我军扎紧口袋，从山上往下一冲，敌人招架不住，死的死，逃的逃，伤的伤，打死国民党两个中将、两个少将，俘虏了一个中将、两个少将。此后拿下宜川，全歼守敌。
“打了宜川以后，蒋介石把原来赶到榆林的部队，泾南的第一军，还有郑州、开封、洛阳这一线的部队，能抽调的都运到西安。这样就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他迫不得已呀!把西安作为北部屏障，妄想扼制我军大踏步地前进。我们消灭刘戡一个建制军，对其他战区鼓舞很大。尤其是刘邓、陈谢高兴得不行。宜川胜利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军在冬季整训中改造俘虏，教育俘虏，使他们成为人民的军队。《毛泽东军事文选》中有个通报，说在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领导下，在这么长时间内，没有得到解放区的新兵补充，西北部队主要靠俘虏……评价很高。同时要求其他解放区要树立‘一切为了打胜仗’这么一观念。
“本来打了宜川，准备向洛川、黄陵、宜君、耀县出击，扩大战果。但扩大战果不能全线平推，打中间的洛川，用的还是‘围点打援’战术，结果敌人一是吸取教训，不敢轻视我军，再则刘戡部队被消灭，敌人没有力量去援助。你不给援兵，他就大喊大叫。最后派了援兵，白天只走30里，晚上缩回一半，摇旗呐喊，援而不进。南面的援兵看到宜川被我们打掉了，就沿着澄城、合阳最东面到韩城，向西再到富平、蒲城，构成一道封锁线，让我们不要出黄龙，不要威胁到西安。根据敌情，彭总决定由三纵和六纵去打洛川，其他部队向南向西寻找战机。打洛川时，敌人不派援兵，就得改变部署。
“六、扶眉战役。四军打了翻身仗，彭总表扬是‘好部队’。他们长期在边区担任守备任务，没有大兵团作战的经验。王震在渭河南岸河滩上一次俘敌8000人，结果敌人的头头没俘虏一个，全跑了。此役，是在全国大进军的形势下举行的，一次消灭了敌人四个军。这既是经验，又是特点，围绕特点做文章。消灭了胡宗南的四个军之后，他就再没翻过身。
“七、兰州战役。1949年国民党政府像风雨飘摇中的破船，快要沉没了。为了支撑这破败的政治局面，在西北战场上，‘宁马’、‘青马’与胡宗南搞什么‘军事联盟’。对此，马步芳一反常态，非常积极。为什么?一是蒋介石拼命给马步芳加官晋级，对马步芳的要求满口答应；二是马步芳也看出从1949年4月23日我军占领南京，国民党大势已去，就拼命把胡宗南拽上，意思是让胡宗南不要走，最好不要走得那么快。扶眉战役，胡军四个军被歼，退往汉中，把秦岭作为前哨。一兵团、二兵团、十八兵团、十九兵团分路向甘肃、宁夏和川北进军。
“写战史时，要写平凉战役，作战命令的电报都有。我们计划在六盘山打一个大歼灭战。马步芳把马鸿逵推到第一线，马鸿逵不干，向北撤，马步芳遂向西撤兵兰州。毛主席有个电报说(大意)，你们若能在平凉消灭两马的主力，以后向西进军只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大的战斗不会有。后来，得到准确情报，马步芳在兰州抗日时的国防工事，比较坚固，又凭黄河天险，坚决死守，守到一定时候就让马鸿逵、胡宗南支援，达到把我们消灭在兰州城下的目的。
“当时指挥员持丽种意见，一是马步芳的部队守在兰州，不好收拾；二是敌人在兰州是个好事，求之不得。彭总将计就计，决心硬攻兰州。如果我们得手，西北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打兰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下的决心。我们把作战计划向中央作了报告，有批示，告诫我们不要大意、轻敌。这时彭总做了两手准备：一是一个星期把兰州拿下来；二是兰州拿不下来，就采取围困的办法，不让马家军跑了。但也考虑到敌人跑了怎么办的问题。因为黄河铁桥完全是敌人控制的。25日黄昏，黄新廷的三军从七里河沿河打过来，他发现敌人从铁桥往北撤，向彭总作了汇报。所以彭总让四军从营盘岭西面压下来，三军从七里河插过来，组织火力封锁黄河铁桥，王震的一兵团迂回到河口，防止马家军窜回西宁。打兰州，彭总再三强调，宁可多花点时间，做好战斗准备，决不要让敌人跑掉。如果跑掉的话，敌人是骑兵，又在回民地区，将来剿匪就麻烦了。兰州战役下决心打，这是好事，把敌人主力消灭在兰州。打下兰州，情况大变。马步芳在洮河沿岸组织新的骑兵军，王震部队一过河，这个部队刚成立，马也没有，装备也没有，就溃散了。9月5日，一兵团占领西宁，从兰州跑到西宁的败兵，基本上被收拾掉了；还有一部分跑到河西走廊。
“兰州战役把‘青马’搞掉了，西北门户大开。兰州战役和扶眉战役是西北战场两个关键战役，意义重大。兰州战役是城市攻坚战，千里追击是举行平凉战役。原来决定进行平凉战役，以后马鸿逵不干。彭总讲，敌人守兰州求之不得，在兰州消灭敌人是最理想的，将计就计，太好了。兰州伤亡大，主要是试攻造成的。试攻的部队不是一野的老部队，是十九兵团。他们有榴弹炮，主要炮轰敌人的前沿阵地。过去不叫试攻，叫‘围点侦察’。黄新廷在兰州战役中首先发现敌人溃散逃跑，当机立断指挥部队与敌人争夺黄河铁桥，是有功绩的。”
黄新廷说：
“兰州战役中，三军以第七师由西向东配合兄弟部队攻击狗娃山之敌，得手后由南向北对发电厂、骆驼巷西端之敌攻击并夺取西关，控制黄河铁桥，断敌退路，配合兄弟部队攻歼城内之敌；以第九师(欠二十五团)于阿干镇西南向兰(州)洮(州)公路警戒，一部控制七里河并警戒王家堡之敌，保证第七师左翼安全，主力集结于龚家湾、杨家桥、西京，待第七师攻击狗娃山得手 后，由南向北攻击王家堡、七里河、面粉公司、小西湖之敌，并配合第七师夺取西关，控制铁桥；第八师以第二十四团位于西古城、西柳沟向西构筑工事，警戒可能由黄河南岸东援之敌，并以火力确实封锁河北兰新公路，断敌往来交通，主力集结于崔家崖、蒋家坪，为军的第二梯队，待机参加战斗；全军炮兵统归军炮工团指挥，于25日晚完成一切射击准备，26日晨首先参加第七师对狗娃山阵地之攻击，完成任务后，分成两个炮兵群，掩护第七、九两师对王家堡、骆驼巷、西关之敌攻击。
“四军担任对沈家岭、狗娃山主攻任务，打得很好。我就到四军和张达志、张仲良一起看地形，被敌发现遭到炮击。回来后研究作战部署时，张达志提出要三军抽调兵力援四军，我没同意。因为三军的任务是向东占领西关，控制黄河铁桥，一打就暴露目标，把敌人吸引过来了。我同意以火力支援四军战斗，如果缺弹药也可以支援一些。
“东南山久攻不下，许光达(时任第二兵团司令员)打电话给我，问我消灭敌人一个营有没有把握，我说消灭敌人一个团也有把握，但一打就会暴露企图，把敌人的主力吸到西南面了。
“我带七师师长、政委去现地勘察，了解情况，黄河上只有一座铁桥，没有渡船，黄河铁桥是敌人唯一的退路。回来后我对梁仁芥(七师政委)、张开基(七师师长)讲：‘敌人要覆灭就在这黄河铁桥上!你们要特别注意黄河铁桥的动向，发现敌人有撤退的迹象，部队(就)马上出击，堵住敌人的退路并报告军部，将敌消灭在黄河以南。
“战斗中，七师抓住敌人一个俘虏，得知敌人开始从黄河铁桥撤退。七师马上报告军部并立即出击，敌人大批拥上桥头，铁桥上一片混乱。在七师坚决阻击下，敌人死伤落水很多，有很多敌人泅渡黄河被淹死。还有一个骑兵营涉水过河被冲走了。七师完全控制了黄河铁桥，切断了敌人的退路。七师还有两个连一直打到敌人的飞机场。
“战斗结束后，因敌人一台汽车着火，把黄河铁桥引着，火势很大。我从玉门油矿办事处回来看到铁桥燃烧没人管，就命令七师和炮兵部队立即扑灭大火。”
和平解放新疆
1949年9月25日，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率领7万多名官兵起义。9月26日，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率领省府要员，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
新疆国民党军政当局宣布和平起义，实现了新疆和平解放的第一步。因为当时新疆的反动势力还有相当大的影响，所以要巩固新疆和平解放成果，使新疆真正获得解放，奉命“快走快到”的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六军，做好了两手准备：一是力争和平进军新疆，二是不放松战斗的准备。
10月10日，先遣支队战车团由甘肃玉门向新疆挺进，于20日15时进入迪化(今乌鲁木齐)，接管了城市。
10月12日，王震率兵团部和第二、六军，从空中到陆地，向新疆开展了大进军。
12月1日，第二军军部和第四师到达南疆重镇喀什，与民族军一部会师，尔后奉命接管了千里边防哨所。
1950年1月13日前，第六军出动了飞机1033架次，运兵9500多人，尔后又车运兵员抵达北疆重镇伊宁、绥来、塔城等地，也与民族军一部会师。
第一兵团第二、六军神速进军新疆，“这是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1943年8月，国民党军入疆，3年准备，用时两年半进军才到了迪化、喀什等地，而第一兵团第二、六军的7万大军，在严寒冬季，只用了6个月便进驻全疆各重要城市和军事要地。
第一兵团的胜利进军，实现了新疆的真正和平。当年第一兵团和民族军的部分军、师、团干部，在一野战史审稿会上或是在工作人员采访时，都谈了个人的见解。
1992年9月5日至10日，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常务委员王政柱在兰州主持召开《向新疆进军》书稿评审会。新疆军区原司令员高焕昌，在发言中说解放军进军新疆，民族军只起到了“配合”的作用。
高焕昌说：
“在中国民主革命斗争中，民族军团结新疆各族人民，跟国民党进行了长达五年卓有成效的斗争，解放了伊犁、塔城、阿勒泰3个专区，动摇了国民党在新疆的统治，牵制了国民党部队不能东调，对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配合作用。只能讲‘配合’，这是因为：(1)民族军没有共产党的组织；(2)不是我党领导的军队；(3)民族军的编制是按照苏军的建制编成的，受苏军的影响比较深。(王恩茂插话：解放新疆，陶、包不是主导作用，根本原因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三区革命只起到了‘配合’作用。解放军挺进新疆，需加大篇幅，大力宣传。)
“进疆的决心和部署，促成了新疆和平起义；打到新疆去，促成了新疆的和平解放。历史不能颠倒。我掌握着一些历史档案资料，能证明这个问题。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和彭(德怀)、贺(龙)等领导当面把解放新疆的任务交给了‘王胡子’。中央首长勉励王震，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精神，克服艰难险阻，解放新疆，完成解放祖国大业。七届二中全会以后，第一兵团作出决议：‘打到新疆去，将革命进行到底!’
“5月23日，毛主席在《对各野战军进军部署》中，要求第一野战军年底前占领兰州、宁夏、青海，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年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
“8月4日，毛主席转发彭老总的一份电报说，8月底或9月初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8月6日，毛主席给彭老总、贺老总和习仲勋来电指示说，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毛主席进一步明确，陶峙岳现在动摇，有和平解决新疆的意向。
“从这些电报中不难看出，新疆问题。全在他老人家的运筹帷幄之中。
“当然，陶峙岳、包尔汉的起义，张治中先生做了很多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最主要的是毛主席的指挥和部署，再就是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大军压境，西北战争形势才急骤发展和变化。”
张希钦说：
“新疆问题很复杂。一些民族分裂分子和伊敏、麦斯武德等人，得到了美、英帝国主义的支持。而国民党的一些将领，如叶成、马呈祥等，又是听命于胡宗南和马步芳的调遣。只有以陶峙岳将军和整编第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将军为首的‘主和派’，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昭示下，听从张治中先生的忠告，率部起义。他们脱离国民党阵营，投向人民，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我当时是第一兵团参谋长，对党中央、毛主席和一野前委的决策、部署是清楚的。只有我们第一、二兵团的第二、三、六军成功举行河西战役，10万大军进驻武威、张掖、酒泉等地之后，新疆国民党部队唯恐被歼，他们要活命，只有起义这条路了。这是不可变更的历史，国民党军起义，是解放军力量强大的结果。
“当时，一野前委和西北军区对第一兵团二、六军挺进新疆很重视。为什么?因为新疆的战略位置很重要。有一小撮民族分裂 分子想搞‘独立’，成立什么‘东土耳其斯坦’，活动也很猖狂。第一兵团的两个军进去了，二军驻南疆，六军驻北疆、东疆，第五军分驻南、北疆，再加上陶峙岳起义部队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总兵力不下20万。这么多部队驻扎在新疆，民族分裂分子能不怕吗?能翻天吗?第一兵团是忠诚的，可靠的，打仗是一流部队，正确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
王恩茂说：
“党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关于进军新疆的决心、任务和部署是正确的。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在所作的报告中指出，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王震参加了七届二中全会，他给毛主席有封信，提出要到青海、西康、新疆等艰苦地区去。毛主席称赞王震很有战略眼光。用天津方式解决新疆，是要做好战斗准备，要打仗的。同时采取北平方式，解放新疆。
“王震开完会，在关中召开干部会，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会议精神。
“搞战史的同志，要写出解放新疆的重大意义和执行任务的艰巨性。意义是什么呢?(1)不进军新疆，不能完成解放西北大业。(2)新疆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永远使新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3)西北是祖国的后方，新疆是祖国的大后方，祖国的西大门，对加强和巩固祖国安宁有很大的作用。(4)新疆占全国面积的1／6，资源丰富。解放新疆，对建设新疆、发展新疆有战略意义。
“解放新疆的艰巨性：(1)路线长。兰州到迪化1800公里，从迪化到伊犁800公里，迪化到喀什1500公里，从兰州到喀什3300公里，到阿里5000公里。对二军来说，又是一次长征。(2)交通很困难。没有火车，没有公路，要靠‘11’号。沙漠大、戈壁大，人烟稀少，千把公里中没有人烟，10月10日进军，下雪，装备差，任务确实是艰巨的。
“酒泉会谈后，王震下达进军命令。原来二军去北疆，六军去南疆。二军是右路纵队，六军是左路纵队。王震请示彭总，把二军作为左路纵队去南疆。为什么?二军是第一兵团建制，六军原是第二兵团建制。执行任务都是艰巨的。但比较起来，南疆更艰巨。王震司令员长期领导二军，就把南疆给了二军。二军基本上是步行的，六军是坐飞机。”
王世泰说：
“最近从内参看到一篇文章，有人以联合国名义，调查从内蒙古到外蒙的路线。这家伙叫‘学者’，实际上别有用心。一些国家80多人，把我们的记者排斥在外。他们搞挑拨离间，鼓动把长城的边界划到西安。他们不是学者，而是特务，搞民族分裂。
“进军新疆，我没参加，但大的部署、情况是清楚的。解放新疆是个大事情，毛主席、党中央领导和指挥，电报指示得非常具体。新疆的重要性，从过去到今天都重要，将来更重要。敌人挑拨离间，有人闹‘独立’。王震坚决执行命令，我们军队相当快，是用铁脚板走过去的，敌人根本没想到。我们第一兵团把帕米尔、阿里占领了，毛主席高兴得拍手，鼓励王震说，你们搞得好，这么短的时间，把部队深入到那里，很好嘛!”
王政柱说：
“兰州战役胜利后，新疆孤立了。这时张治中从上面做工作，还有宜瓦战役中被俘的刘振世做陶峙岳的工作，邓力群也做陶峙岳、包尔汉的工作。这叫政治攻势，或者说以军事进攻为主，辅以政治攻势，争取和平解决。一兵团进军新疆，这是中央决定的。部队进多少，要有战略眼光。进少了，怕人家变卦，没有达到促进起义的目的。因为曾震五说陶峙岳对解放军进疆的事很着急，怕时间一拖长，他的部队巩固不了。我们也想快，但军委意图要把进军新疆列入第二年(即1950年)，1949年解决甘、宁、青。酒泉会谈，彭总、王震与陶峙岳主要谈判部队进疆的问题。我们一方面将情况报告中央，一方面让部队做好进疆的各项准备。主要是运输工具不行。河西起义部队准备了400台汽车，华北来了2个汽车团，从苏联搞了40多架飞机，四野调拨了1个战车团。2个军加上1个兵团部，近10万人，主要靠步行。许光达和王世泰的二兵团虽然没有进军新疆的任务，但也参加了入疆的重要会议。
“从酒泉进疆，特别是南疆，要到喀什，路程远，只靠步行，要走到什么时候?彭总征求王震意见，他二话没说，满口答应，说要进新疆，就赶快行动，越往后拖对我越不利。王震那时还有个考虑，1949年底进新疆，1950年部队投入大规模生产，当年解决部队一半到2／3的口粮。军委最后批准了和平解放新疆方案。严冬季节进疆，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语言不同，民情地理生疏，部队吃了苦，进军也挺顺利的。部队每到一地，少数民族群众就来欢迎。这说明，陶峙岳、包尔汉等人做了不少工作。”
曹达诺夫·扎伊尔(曾任民族军政治部主任、五军副政治委员、乌鲁木齐军区副政治委员。开国少将)说：
“民族军在新疆和平解放，促使新疆国民党将领率部起义方面是有贡献的。1945年秋，民族军已经解放了伊犁、塔城和阿山，把国民党部队撵跑了，在北疆第一次建立了人民的政权，成为新疆民主革命的中坚力量。后来，邓力群来了，沟通了我们与党中央的联系，从此长期坚持独立武装斗争的民族军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力量。‘王胡子’带领第一兵团二、六军来到新疆以后，遵照毛主席的命令，建政剿匪，进行大生产。1949年12月，民族军按照解放军编制，编入解放军序列，称第五军，我当上了五军的副政委。”
熊晃(新疆军区原副政治委员。进疆时任第一兵团二军六师政治委员。开国少将)说：
“第一兵团进军新疆和解放新疆是有功劳的。我参加了西府、胡梯山、永丰镇等战役战斗，解放了天水、宝鸡、西宁和甘肃河西走廊张掖、武威诸城，这对新疆国民党部队是有威慑作用的。我们到了他们的家门口，他们能不紧张吗?
“二、六军进军南疆和北疆，在历史上是个创举。当时是个冬天，多数情况下是步行，沿途还平息了哈密、焉耆、库车、和田等地国民党起义部队的武装暴乱。五师十五团横穿‘死亡之海’很了不起。我是六师政委，行军、打仗、平叛、剿匪和大生产都参加了，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见证人，有发言权。”
杨秀山说：
“西北战场的敌人是胡宗南、马家军，主要还是胡宗南，他是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队。胡、马反共一致，也有矛盾。马是地方部队、封建军阀。彭总利用矛盾，‘牵马打胡’。‘牵马打胡’，每仗必胜，为什么?牵马家部队，是可以牵住的。你打胡，他是中央军，马家军不一定支援。‘牵胡打马’，胡会增援的。我们把胡宗南的主力消灭到一定的时候，再打马。马家军比较难打，他是骑兵。
“我们部队挺进新疆，到达轮台，国民党部队一个团的官兵，无恶不作，烧杀强 奸。在阿克苏，李祖堂(国民党整编第四十二师六十五旅旅长)设‘鸿门宴’。他们的副旅长来接我，行前告诉马森(时任该师参谋长)，一小时不回来，你就给我打电话。”
傅崇碧说：
“‘王胡子’在南泥湾大生产是有名的。进到新疆又搞生产，有成绩。那时如果不搞生产建设兵团，现在的新疆不会是这个样。这对新疆局势的稳定有作用。‘王胡子’搞生产艰苦创业，生活环境很艰苦。这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对后代教育有好处。”
1994年3月，兰州军区纪委委员吕绍堂少将和兰州军区政治部编研室副主任袁志刚大校，在乌鲁木齐赶写一野战史《进军新疆，完成西北解放大业》书稿后，于4月13日前往建国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家属院王恩茂家中，聆听王老对书稿修改的意见。
王恩茂手捧书稿。激情澎湃，说：
“解放了西宁，就开始进军新疆，一兵团为什么不打兰州?彭老总是要保证一兵团养精蓄锐，担任攻打兰州的战略预备队。彭老总的战略部署是有意图的。二兵团、十九兵团打下兰州，一兵团不需要了，就奉命西进准备进入新疆。解放了酒泉、张掖，与二兵团会师，这是进军新疆的必由之路。
“西宁是进军新疆的前奏。从西宁到张掖，也是进军新疆。打了不少仗，消灭了不少敌人。所以，进军新疆从西宁开始。我们插到了张掖，很快就部署进军新疆。这是解放新疆的重要行动。我们这些老同志越来越少了。彭老总去世了，王震去世了，张宗逊身体不太好。我们在世时，你们要把一野战史写好，要把‘进军新疆’写好，把我讲的内容写进去。这不是客气，不是谦虚，我是和平解放新疆的指挥员之一，当然有发言权。”
值得重视研究的几个问题
1991年9月12日，王政柱来兰州军区检查指导一野战史编写情况。在会见战史办工作人员时，他说：编写一野战史，还要重视研究几个问题。这就是：
一、十八、十九兵团过河。“4月24日，太原解放。这时，彭总和王震都不在西北。王震去参加七届二中全会，彭总去太原前线协助徐向前指挥打仗。一野战史，王震参加七届二中全会非写不可。彭总这段时间不在，写不写呢?我看，也要写。5月25日，十八兵团从风陵渡过河。6月5日，十九兵团从禹门口渡河，统归一野建制。彭总离开西北前线的那段时间，部队是由张宗逊同志指挥的。”
二、正确执行民族政策。“西北解放，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执行民族政策，要反对两种倾向。那就是：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又要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当时，主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因为从历史上汉族当权派一直是压迫少数民族的，民族仇恨较深。于是，彭总在兰州把主要精力放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他出席藏族、维吾尔族邀请的会议、活动，从维吾尔族上层人士中调查少数民族的历史，主持制定了各种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规定、意见和要求……彭总的名字与解放大西北是连在一起的，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正像土基工作会议上林伯渠所讲的那样：‘彭德怀的名字，有德可怀，有威可畏。’”
三、改造“解放兵”。“西北战场，改造俘虏兵在全军数第一。最少占60％，一般是80％，‘即俘即补’毛主席都作了肯定。”
四、“一切为了前线”。“西北作战的胜利，离不开边区人民的大力支援。当时地方提出的口号是：‘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这个问题，不能忽视。分量也可重一些。当然，表述时，有的用数字说明，有的英雄事例也可加一点。”
1996年4月23日至5月4日，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委会常务委员王政柱来到兰州军区，检查指导一野战史办公室编写的战例、画册和文献资料汇编等工作。
在兰州期间，时任军区司令员刘精松上将、副政委张树田中将和军区政治部主任肖怀枢中将、副主任祖书勤少将，到王政柱下榻的昆仑宾馆看望，并听取编委对编写工作的要求、意见和建议。5月2日和3日下午，王政柱就三本书的编写和修改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战例是战史中最精彩部分。一般讲，军事学院注重战例的研究。主要通过具体战役战斗来体现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现彭总在西北战场上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建国初期，我们的军事学校照搬照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战例。毛主席讲，老学人家的战例有啥意思，我们要搞自己的战例。
“编战例，要提炼，从深层次总结带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和平时期，很多指挥员没有打过仗，只好纸上谈兵，来提高指挥艺术。
“战例是作战的范例，是指一个时期内一个单独的、比较大的、能够体现作战特点的、又在当时的历史时期起到突出作用的战役战斗。写战例，分四个部分：一是敌我态势，二是兵力部署，三是作战经过，四是主要经验教训。”
此前(即1991年9月12日至16日)，王政柱在兰州军区约见一野战史办的工作人员时，对西北战场有关战役就作出过评论。他的见解精辟、独到，成为军(战)史界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王政柱说：
“一、西华池战斗。这个战斗，是中央下达的命令。参战的部队是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员张宗逊，政委习仲勋，副司令王世泰，参谋长阎揆要。这一仗，是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的侦察战。我军经一天两夜激战，歼敌1000余人，击毙廖昂(时任七十六师师长)指挥的四十八旅旅长何奇，推迟了敌人进攻延安的计划。写一野战史不能说参战部队不属西北野战军编制序列而丢掉。西北野战军的前身，原来是什么番号，不用管。因为部队的作战目的，都是为了保卫边区。这样与此后敌人进攻延安时间衔接得很紧。当时王世泰同志带两个团在南面关中地区作战，根本不可能参加作战会议，也不可能与他商量打仗的事，直到部队撤离时他才知道这件事。
“另外，张宗逊同志说，西华池南面的耀县两边都是深沟，中间有一条小路，北面是城墙，城墙的外面是一片开阔地。如果指挥员当时在一起商量一下，对复杂的地形提出一些新的打法，情况可能会好些，战果可能更大一点，可是当时我们都稀里糊涂。这些情况要写进战史。黄新廷提出，一野战史要从爷台山写起。那是1945年的事，年代太远了。我的意见，一野战史从西华池写起。
“二、三战三捷。国防大学等高等院校的教科书里都把三战三捷选作一个战例去讲。把青化砭、羊马河、蟠龙连在一起讲。一野战史可把这三个战役分开，单独写比较好。当时胡宗南进攻延安，寻找我军主力决战，要消灭我们，趾高气扬得很。结果，他到边区以后，这里守，那里守。老百姓对敌人封锁消息，所以他那么大的力量，没能战胜我们力量这么小的部队。三战三捷中央评价很高。它沉重打击了国民党胡宗南集团，从而稳定了陕北的战局，对尔后转入战略进攻奠定了基础。因为当时中央放弃延安，在全军波动很大。从青化砭战役开始，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简直是个奇迹。特别是打蟠龙，中央也很担心。打到中间，我们停下来，开展火线民主，出主意，研究打法。敌人的前沿阵地险要，把山头挖成悬崖峭壁，外面又有壕沟、铁丝网、雷区，什么母碉子碉，虽说是土木结构，显然硬拼不行。在彭总的指挥下，我们的部队不怕鬼，不信邪，前仆后继，英勇战斗，硬是打掉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硬是消灭了胡宗南的有生力量。战局的发展，比预料的要好得多。蟠龙是敌人在陕北的重要补给站。打了胜仗，我军在蟠龙缴获敌人四万多套军衣，大米、面粉堆积成山。
“当时，彭总在王家湾，看到部队怎么也搞不走那么多的东西，就让部队动员当地老百姓帮助部队运东西，结果，部队还是没有运完。彭总说，我们不光向老百姓要粮食；粮食多，搬不走，不能留给敌人，让老百姓拿走。他还特别交代，分战利品，不能忘记党中央和总部。后来周总理代表中央、军委从安塞以北的王家湾来到真武洞马王滩召开五万多人参加的祝捷大会时，高兴地对彭总说，三战三捷，战果辉煌。中央机关分享了你们的战利品，白面也吃到了。
“三、陇东、三边战役。三战三捷以后，敌人力量还很强大。除陕北以外，侵占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以及三边分区的马鸿逵也蠢蠢欲动。为了收复失地，打击‘宁马’，西野决定出击陇东，挺进三边。战役开始，先攻合水，是二纵和教导旅打的，但没有打好。陇东战役结束后，在召开旅以上干部会总结时，二纵受到批评。以后打环县，又出了一点问题：被包围的敌人晚上从独四旅与三五九旅的接合部突围逃掉了一个多团。发觉后，王震打电话向彭老总请示。彭老总说，敌人从你那里跑掉，你非要追击把它消灭掉不可!王震的部队向来号称‘飞毛腿’、‘铁脚板’，百里猛进，一直追到同心镇，才撵上，‘吃’掉了敌人。
“四、两打榆林。第一次打榆林，叫‘围点打援’。主要目的是配合陈赓部队南下，策应刘邓的晋冀鲁豫战场。中央明确指示陈赓南渡黄河，截断陇海路，挺进豫西。过去把榆林、沙家店写成两个战役，现在写在一起，叫榆沙战役。榆沙战役敌军的态势是：东面到佳县是刘戡，西面是郑传甫，米脂为董钊，再加上钟松的三十六师由北向南驰来，敌情的确严重。‘打援’具体打哪一个?开始说打三十六师最有利，没有实现。
“后来，三十六师由北向南马不停蹄地到了榆林，始终没能抓住它。也曾考虑到董钊由西面增援，需要一些时间。刘戡由东向西增援到沙家店、乌龙铺这个地区。由此看来，榆林、沙家店是一个战役，一个意图。以后消灭三十六师时，许光达同志的部队位于最东面，命令他一定要保证中央机关的安全。对此，彭总非常担心，派了一个旅长带兵保卫中央，因为中央在陕北，确实是最危险的。榆沙战役，钟松师少数漏网了。胡宗南三个主力师，没有三十六师了，只有九十师和第一师。其他部队的兵力、装备以及战斗力都不如这三个师。所以消灭三个师中的一个，意义重大。
“8月21日，毛主席来到西北野战军总部视察，彭总正在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打榆林、沙家店战役的经验教训。毛主席在接见与会代表时说，我们离开延安，转战陕北，你们打了三个胜仗，战争形势大有改观。现在我们由内线防御转为内线反攻。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此后西野又打了延(川)清(涧)战役。这一仗，在作战水平上升了一级，消灭了国民党一个整编师(七十六师)师部和一个建制旅(二十四旅)，俘虏敌师长廖昂、参谋长李学超和旅长张新。
“清涧是个攻坚战。战后，彭老总请示中央，第二次打榆林。因对敌情估计不足，没有想到马鸿逵从三边倾巢出动，骑兵、步 兵、保安军都上来了；没有想到飞机也出动了，一天飞机竟起落上百架次；我军在袁大滩消灭两个保安团，撤出战斗以后，没有想到它绕过沙漠，跑到北面庙子，由北向南逼近榆林。这‘三个没有想到’，是轻敌麻痹思想在作怪。何况，当时我们没有飞机，情报也掌握得不准。尽管指战员打榆林的决心很大，但战术技术仍沿用第一次打榆林的老办法，结果战役的原定目标没有达到。以后，总结榆林战役经验教训时，彭老总深有体会地说：‘当指挥员的，要关心爱护部队。战士来到部队，不是来送死的。打仗不是儿戏，指挥员要多动脑筋，取得胜利的把握就大，伤亡就小，千万不能喊空口号。’
“五、宜瓦战役。打宜川，一方面有好的条件，一方面也是逼出来的，非打不可，非胜不可。如果宜川解决不了，粮食成了问题，部队就没有办法待下去。倘若再出陇东，也搞不上粮食。由此可见，宜川不得手，整个战局没有办法改变。宜瓦战役的胜利，正像毛主席以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名义发表重要讲话时所指出的那样：宜瓦大捷，改变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整个中原的形势。证明人民解放军将无敌于天下!因为胡宗南当时的力量还是强大的，董钊的整编第一军、刘戡的整编第二十九军。彭总指挥部队包围宜川，胡宗南坐不住了，急催刘戡东援。他带着二十七师、九十师共4个旅8个团的兵力由洛川经瓦子街驰援，接着二十九军也经过瓦子街东进。这时，我军扎紧口袋，从山上往下一冲，敌人招架不住，死的死，逃的逃，伤的伤，打死国民党两个中将、两个少将，俘虏了一个中将、两个少将。此后拿下宜川，全歼守敌。
“打了宜川以后，蒋介石把原来赶到榆林的部队，泾南的第一军，还有郑州、开封、洛阳这一线的部队，能抽调的都运到西安。这样就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他迫不得已呀!把西安作为北部屏障，妄想扼制我军大踏步地前进。我们消灭刘戡一个建制军，对其他战区鼓舞很大。尤其是刘邓、陈谢高兴得不行。宜川胜利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军在冬季整训中改造俘虏，教育俘虏，使他们成为人民的军队。《毛泽东军事文选》中有个通报，说在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领导下，在这么长时间内，没有得到解放区的新兵补充，西北部队主要靠俘虏……评价很高。同时要求其他解放区要树立‘一切为了打胜仗’这么一观念。
“本来打了宜川，准备向洛川、黄陵、宜君、耀县出击，扩大战果。但扩大战果不能全线平推，打中间的洛川，用的还是‘围点打援’战术，结果敌人一是吸取教训，不敢轻视我军，再则刘戡部队被消灭，敌人没有力量去援助。你不给援兵，他就大喊大叫。最后派了援兵，白天只走30里，晚上缩回一半，摇旗呐喊，援而不进。南面的援兵看到宜川被我们打掉了，就沿着澄城、合阳最东面到韩城，向西再到富平、蒲城，构成一道封锁线，让我们不要出黄龙，不要威胁到西安。根据敌情，彭总决定由三纵和六纵去打洛川，其他部队向南向西寻找战机。打洛川时，敌人不派援兵，就得改变部署。
“六、扶眉战役。四军打了翻身仗，彭总表扬是‘好部队’。他们长期在边区担任守备任务，没有大兵团作战的经验。王震在渭河南岸河滩上一次俘敌8000人，结果敌人的头头没俘虏一个，全跑了。此役，是在全国大进军的形势下举行的，一次消灭了敌人四个军。这既是经验，又是特点，围绕特点做文章。消灭了胡宗南的四个军之后，他就再没翻过身。
“七、兰州战役。1949年国民党政府像风雨飘摇中的破船，快要沉没了。为了支撑这破败的政治局面，在西北战场上，‘宁马’、‘青马’与胡宗南搞什么‘军事联盟’。对此，马步芳一反常态，非常积极。为什么?一是蒋介石拼命给马步芳加官晋级，对马步芳的要求满口答应；二是马步芳也看出从1949年4月23日我军占领南京，国民党大势已去，就拼命把胡宗南拽上，意思是让胡宗南不要走，最好不要走得那么快。扶眉战役，胡军四个军被歼，退往汉中，把秦岭作为前哨。一兵团、二兵团、十八兵团、十九兵团分路向甘肃、宁夏和川北进军。
“写战史时，要写平凉战役，作战命令的电报都有。我们计划在六盘山打一个大歼灭战。马步芳把马鸿逵推到第一线，马鸿逵不干，向北撤，马步芳遂向西撤兵兰州。毛主席有个电报说(大意)，你们若能在平凉消灭两马的主力，以后向西进军只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大的战斗不会有。后来，得到准确情报，马步芳在兰州抗日时的国防工事，比较坚固，又凭黄河天险，坚决死守，守到一定时候就让马鸿逵、胡宗南支援，达到把我们消灭在兰州城下的目的。
“当时指挥员持丽种意见，一是马步芳的部队守在兰州，不好收拾；二是敌人在兰州是个好事，求之不得。彭总将计就计，决心硬攻兰州。如果我们得手，西北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打兰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下的决心。我们把作战计划向中央作了报告，有批示，告诫我们不要大意、轻敌。这时彭总做了两手准备：一是一个星期把兰州拿下来；二是兰州拿不下来，就采取围困的办法，不让马家军跑了。但也考虑到敌人跑了怎么办的问题。因为黄河铁桥完全是敌人控制的。25日黄昏，黄新廷的三军从七里河沿河打过来，他发现敌人从铁桥往北撤，向彭总作了汇报。所以彭总让四军从营盘岭西面压下来，三军从七里河插过来，组织火力封锁黄河铁桥，王震的一兵团迂回到河口，防止马家军窜回西宁。打兰州，彭总再三强调，宁可多花点时间，做好战斗准备，决不要让敌人跑掉。如果跑掉的话，敌人是骑兵，又在回民地区，将来剿匪就麻烦了。兰州战役下决心打，这是好事，把敌人主力消灭在兰州。打下兰州，情况大变。马步芳在洮河沿岸组织新的骑兵军，王震部队一过河，这个部队刚成立，马也没有，装备也没有，就溃散了。9月5日，一兵团占领西宁，从兰州跑到西宁的败兵，基本上被收拾掉了；还有一部分跑到河西走廊。
“兰州战役把‘青马’搞掉了，西北门户大开。兰州战役和扶眉战役是西北战场两个关键战役，意义重大。兰州战役是城市攻坚战，千里追击是举行平凉战役。原来决定进行平凉战役，以后马鸿逵不干。彭总讲，敌人守兰州求之不得，在兰州消灭敌人是最理想的，将计就计，太好了。兰州伤亡大，主要是试攻造成的。试攻的部队不是一野的老部队，是十九兵团。他们有榴弹炮，主要炮轰敌人的前沿阵地。过去不叫试攻，叫‘围点侦察’。黄新廷在兰州战役中首先发现敌人溃散逃跑，当机立断指挥部队与敌人争夺黄河铁桥，是有功绩的。”
黄新廷说：
“兰州战役中，三军以第七师由西向东配合兄弟部队攻击狗娃山之敌，得手后由南向北对发电厂、骆驼巷西端之敌攻击并夺取西关，控制黄河铁桥，断敌退路，配合兄弟部队攻歼城内之敌；以第九师(欠二十五团)于阿干镇西南向兰(州)洮(州)公路警戒，一部控制七里河并警戒王家堡之敌，保证第七师左翼安全，主力集结于龚家湾、杨家桥、西京，待第七师攻击狗娃山得手 后，由南向北攻击王家堡、七里河、面粉公司、小西湖之敌，并配合第七师夺取西关，控制铁桥；第八师以第二十四团位于西古城、西柳沟向西构筑工事，警戒可能由黄河南岸东援之敌，并以火力确实封锁河北兰新公路，断敌往来交通，主力集结于崔家崖、蒋家坪，为军的第二梯队，待机参加战斗；全军炮兵统归军炮工团指挥，于25日晚完成一切射击准备，26日晨首先参加第七师对狗娃山阵地之攻击，完成任务后，分成两个炮兵群，掩护第七、九两师对王家堡、骆驼巷、西关之敌攻击。
“四军担任对沈家岭、狗娃山主攻任务，打得很好。我就到四军和张达志、张仲良一起看地形，被敌发现遭到炮击。回来后研究作战部署时，张达志提出要三军抽调兵力援四军，我没同意。因为三军的任务是向东占领西关，控制黄河铁桥，一打就暴露目标，把敌人吸引过来了。我同意以火力支援四军战斗，如果缺弹药也可以支援一些。
“东南山久攻不下，许光达(时任第二兵团司令员)打电话给我，问我消灭敌人一个营有没有把握，我说消灭敌人一个团也有把握，但一打就会暴露企图，把敌人的主力吸到西南面了。
“我带七师师长、政委去现地勘察，了解情况，黄河上只有一座铁桥，没有渡船，黄河铁桥是敌人唯一的退路。回来后我对梁仁芥(七师政委)、张开基(七师师长)讲：‘敌人要覆灭就在这黄河铁桥上!你们要特别注意黄河铁桥的动向，发现敌人有撤退的迹象，部队(就)马上出击，堵住敌人的退路并报告军部，将敌消灭在黄河以南。
“战斗中，七师抓住敌人一个俘虏，得知敌人开始从黄河铁桥撤退。七师马上报告军部并立即出击，敌人大批拥上桥头，铁桥上一片混乱。在七师坚决阻击下，敌人死伤落水很多，有很多敌人泅渡黄河被淹死。还有一个骑兵营涉水过河被冲走了。七师完全控制了黄河铁桥，切断了敌人的退路。七师还有两个连一直打到敌人的飞机场。
“战斗结束后，因敌人一台汽车着火，把黄河铁桥引着，火势很大。我从玉门油矿办事处回来看到铁桥燃烧没人管，就命令七师和炮兵部队立即扑灭大火。”
和平解放新疆
1949年9月25日，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率领7万多名官兵起义。9月26日，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率领省府要员，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
新疆国民党军政当局宣布和平起义，实现了新疆和平解放的第一步。因为当时新疆的反动势力还有相当大的影响，所以要巩固新疆和平解放成果，使新疆真正获得解放，奉命“快走快到”的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六军，做好了两手准备：一是力争和平进军新疆，二是不放松战斗的准备。
10月10日，先遣支队战车团由甘肃玉门向新疆挺进，于20日15时进入迪化(今乌鲁木齐)，接管了城市。
10月12日，王震率兵团部和第二、六军，从空中到陆地，向新疆开展了大进军。
12月1日，第二军军部和第四师到达南疆重镇喀什，与民族军一部会师，尔后奉命接管了千里边防哨所。
1950年1月13日前，第六军出动了飞机1033架次，运兵9500多人，尔后又车运兵员抵达北疆重镇伊宁、绥来、塔城等地，也与民族军一部会师。
第一兵团第二、六军神速进军新疆，“这是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1943年8月，国民党军入疆，3年准备，用时两年半进军才到了迪化、喀什等地，而第一兵团第二、六军的7万大军，在严寒冬季，只用了6个月便进驻全疆各重要城市和军事要地。
第一兵团的胜利进军，实现了新疆的真正和平。当年第一兵团和民族军的部分军、师、团干部，在一野战史审稿会上或是在工作人员采访时，都谈了个人的见解。
1992年9月5日至10日，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常务委员王政柱在兰州主持召开《向新疆进军》书稿评审会。新疆军区原司令员高焕昌，在发言中说解放军进军新疆，民族军只起到了“配合”的作用。
高焕昌说：
“在中国民主革命斗争中，民族军团结新疆各族人民，跟国民党进行了长达五年卓有成效的斗争，解放了伊犁、塔城、阿勒泰3个专区，动摇了国民党在新疆的统治，牵制了国民党部队不能东调，对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配合作用。只能讲‘配合’，这是因为：(1)民族军没有共产党的组织；(2)不是我党领导的军队；(3)民族军的编制是按照苏军的建制编成的，受苏军的影响比较深。(王恩茂插话：解放新疆，陶、包不是主导作用，根本原因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三区革命只起到了‘配合’作用。解放军挺进新疆，需加大篇幅，大力宣传。)
“进疆的决心和部署，促成了新疆和平起义；打到新疆去，促成了新疆的和平解放。历史不能颠倒。我掌握着一些历史档案资料，能证明这个问题。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和彭(德怀)、贺(龙)等领导当面把解放新疆的任务交给了‘王胡子’。中央首长勉励王震，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精神，克服艰难险阻，解放新疆，完成解放祖国大业。七届二中全会以后，第一兵团作出决议：‘打到新疆去，将革命进行到底!’
“5月23日，毛主席在《对各野战军进军部署》中，要求第一野战军年底前占领兰州、宁夏、青海，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年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
“8月4日，毛主席转发彭老总的一份电报说，8月底或9月初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8月6日，毛主席给彭老总、贺老总和习仲勋来电指示说，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毛主席进一步明确，陶峙岳现在动摇，有和平解决新疆的意向。
“从这些电报中不难看出，新疆问题。全在他老人家的运筹帷幄之中。
“当然，陶峙岳、包尔汉的起义，张治中先生做了很多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最主要的是毛主席的指挥和部署，再就是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大军压境，西北战争形势才急骤发展和变化。”
张希钦说：
“新疆问题很复杂。一些民族分裂分子和伊敏、麦斯武德等人，得到了美、英帝国主义的支持。而国民党的一些将领，如叶成、马呈祥等，又是听命于胡宗南和马步芳的调遣。只有以陶峙岳将军和整编第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将军为首的‘主和派’，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昭示下，听从张治中先生的忠告，率部起义。他们脱离国民党阵营，投向人民，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我当时是第一兵团参谋长，对党中央、毛主席和一野前委的决策、部署是清楚的。只有我们第一、二兵团的第二、三、六军成功举行河西战役，10万大军进驻武威、张掖、酒泉等地之后，新疆国民党部队唯恐被歼，他们要活命，只有起义这条路了。这是不可变更的历史，国民党军起义，是解放军力量强大的结果。
“当时，一野前委和西北军区对第一兵团二、六军挺进新疆很重视。为什么?因为新疆的战略位置很重要。有一小撮民族分裂 分子想搞‘独立’，成立什么‘东土耳其斯坦’，活动也很猖狂。第一兵团的两个军进去了，二军驻南疆，六军驻北疆、东疆，第五军分驻南、北疆，再加上陶峙岳起义部队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总兵力不下20万。这么多部队驻扎在新疆，民族分裂分子能不怕吗?能翻天吗?第一兵团是忠诚的，可靠的，打仗是一流部队，正确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
王恩茂说：
“党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关于进军新疆的决心、任务和部署是正确的。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在所作的报告中指出，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王震参加了七届二中全会，他给毛主席有封信，提出要到青海、西康、新疆等艰苦地区去。毛主席称赞王震很有战略眼光。用天津方式解决新疆，是要做好战斗准备，要打仗的。同时采取北平方式，解放新疆。
“王震开完会，在关中召开干部会，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会议精神。
“搞战史的同志，要写出解放新疆的重大意义和执行任务的艰巨性。意义是什么呢?(1)不进军新疆，不能完成解放西北大业。(2)新疆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永远使新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3)西北是祖国的后方，新疆是祖国的大后方，祖国的西大门，对加强和巩固祖国安宁有很大的作用。(4)新疆占全国面积的1／6，资源丰富。解放新疆，对建设新疆、发展新疆有战略意义。
“解放新疆的艰巨性：(1)路线长。兰州到迪化1800公里，从迪化到伊犁800公里，迪化到喀什1500公里，从兰州到喀什3300公里，到阿里5000公里。对二军来说，又是一次长征。(2)交通很困难。没有火车，没有公路，要靠‘11’号。沙漠大、戈壁大，人烟稀少，千把公里中没有人烟，10月10日进军，下雪，装备差，任务确实是艰巨的。
“酒泉会谈后，王震下达进军命令。原来二军去北疆，六军去南疆。二军是右路纵队，六军是左路纵队。王震请示彭总，把二军作为左路纵队去南疆。为什么?二军是第一兵团建制，六军原是第二兵团建制。执行任务都是艰巨的。但比较起来，南疆更艰巨。王震司令员长期领导二军，就把南疆给了二军。二军基本上是步行的，六军是坐飞机。”
王世泰说：
“最近从内参看到一篇文章，有人以联合国名义，调查从内蒙古到外蒙的路线。这家伙叫‘学者’，实际上别有用心。一些国家80多人，把我们的记者排斥在外。他们搞挑拨离间，鼓动把长城的边界划到西安。他们不是学者，而是特务，搞民族分裂。
“进军新疆，我没参加，但大的部署、情况是清楚的。解放新疆是个大事情，毛主席、党中央领导和指挥，电报指示得非常具体。新疆的重要性，从过去到今天都重要，将来更重要。敌人挑拨离间，有人闹‘独立’。王震坚决执行命令，我们军队相当快，是用铁脚板走过去的，敌人根本没想到。我们第一兵团把帕米尔、阿里占领了，毛主席高兴得拍手，鼓励王震说，你们搞得好，这么短的时间，把部队深入到那里，很好嘛!”
王政柱说：
“兰州战役胜利后，新疆孤立了。这时张治中从上面做工作，还有宜瓦战役中被俘的刘振世做陶峙岳的工作，邓力群也做陶峙岳、包尔汉的工作。这叫政治攻势，或者说以军事进攻为主，辅以政治攻势，争取和平解决。一兵团进军新疆，这是中央决定的。部队进多少，要有战略眼光。进少了，怕人家变卦，没有达到促进起义的目的。因为曾震五说陶峙岳对解放军进疆的事很着急，怕时间一拖长，他的部队巩固不了。我们也想快，但军委意图要把进军新疆列入第二年(即1950年)，1949年解决甘、宁、青。酒泉会谈，彭总、王震与陶峙岳主要谈判部队进疆的问题。我们一方面将情况报告中央，一方面让部队做好进疆的各项准备。主要是运输工具不行。河西起义部队准备了400台汽车，华北来了2个汽车团，从苏联搞了40多架飞机，四野调拨了1个战车团。2个军加上1个兵团部，近10万人，主要靠步行。许光达和王世泰的二兵团虽然没有进军新疆的任务，但也参加了入疆的重要会议。
“从酒泉进疆，特别是南疆，要到喀什，路程远，只靠步行，要走到什么时候?彭总征求王震意见，他二话没说，满口答应，说要进新疆，就赶快行动，越往后拖对我越不利。王震那时还有个考虑，1949年底进新疆，1950年部队投入大规模生产，当年解决部队一半到2／3的口粮。军委最后批准了和平解放新疆方案。严冬季节进疆，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语言不同，民情地理生疏，部队吃了苦，进军也挺顺利的。部队每到一地，少数民族群众就来欢迎。这说明，陶峙岳、包尔汉等人做了不少工作。”
曹达诺夫·扎伊尔(曾任民族军政治部主任、五军副政治委员、乌鲁木齐军区副政治委员。开国少将)说：
“民族军在新疆和平解放，促使新疆国民党将领率部起义方面是有贡献的。1945年秋，民族军已经解放了伊犁、塔城和阿山，把国民党部队撵跑了，在北疆第一次建立了人民的政权，成为新疆民主革命的中坚力量。后来，邓力群来了，沟通了我们与党中央的联系，从此长期坚持独立武装斗争的民族军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力量。‘王胡子’带领第一兵团二、六军来到新疆以后，遵照毛主席的命令，建政剿匪，进行大生产。1949年12月，民族军按照解放军编制，编入解放军序列，称第五军，我当上了五军的副政委。”
熊晃(新疆军区原副政治委员。进疆时任第一兵团二军六师政治委员。开国少将)说：
“第一兵团进军新疆和解放新疆是有功劳的。我参加了西府、胡梯山、永丰镇等战役战斗，解放了天水、宝鸡、西宁和甘肃河西走廊张掖、武威诸城，这对新疆国民党部队是有威慑作用的。我们到了他们的家门口，他们能不紧张吗?
“二、六军进军南疆和北疆，在历史上是个创举。当时是个冬天，多数情况下是步行，沿途还平息了哈密、焉耆、库车、和田等地国民党起义部队的武装暴乱。五师十五团横穿‘死亡之海’很了不起。我是六师政委，行军、打仗、平叛、剿匪和大生产都参加了，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见证人，有发言权。”
杨秀山说：
“西北战场的敌人是胡宗南、马家军，主要还是胡宗南，他是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队。胡、马反共一致，也有矛盾。马是地方部队、封建军阀。彭总利用矛盾，‘牵马打胡’。‘牵马打胡’，每仗必胜，为什么?牵马家部队，是可以牵住的。你打胡，他是中央军，马家军不一定支援。‘牵胡打马’，胡会增援的。我们把胡宗南的主力消灭到一定的时候，再打马。马家军比较难打，他是骑兵。
“我们部队挺进新疆，到达轮台，国民党部队一个团的官兵，无恶不作，烧杀强 奸。在阿克苏，李祖堂(国民党整编第四十二师六十五旅旅长)设‘鸿门宴’。他们的副旅长来接我，行前告诉马森(时任该师参谋长)，一小时不回来，你就给我打电话。”
傅崇碧说：
“‘王胡子’在南泥湾大生产是有名的。进到新疆又搞生产，有成绩。那时如果不搞生产建设兵团，现在的新疆不会是这个样。这对新疆局势的稳定有作用。‘王胡子’搞生产艰苦创业，生活环境很艰苦。这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对后代教育有好处。”
1994年3月，兰州军区纪委委员吕绍堂少将和兰州军区政治部编研室副主任袁志刚大校，在乌鲁木齐赶写一野战史《进军新疆，完成西北解放大业》书稿后，于4月13日前往建国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家属院王恩茂家中，聆听王老对书稿修改的意见。
王恩茂手捧书稿。激情澎湃，说：
“解放了西宁，就开始进军新疆，一兵团为什么不打兰州?彭老总是要保证一兵团养精蓄锐，担任攻打兰州的战略预备队。彭老总的战略部署是有意图的。二兵团、十九兵团打下兰州，一兵团不需要了，就奉命西进准备进入新疆。解放了酒泉、张掖，与二兵团会师，这是进军新疆的必由之路。
“西宁是进军新疆的前奏。从西宁到张掖，也是进军新疆。打了不少仗，消灭了不少敌人。所以，进军新疆从西宁开始。我们插到了张掖，很快就部署进军新疆。这是解放新疆的重要行动。我们这些老同志越来越少了。彭老总去世了，王震去世了，张宗逊身体不太好。我们在世时，你们要把一野战史写好，要把‘进军新疆’写好，把我讲的内容写进去。这不是客气，不是谦虚，我是和平解放新疆的指挥员之一，当然有发言权。”
值得重视研究的几个问题
1991年9月12日，王政柱来兰州军区检查指导一野战史编写情况。在会见战史办工作人员时，他说：编写一野战史，还要重视研究几个问题。这就是：
一、十八、十九兵团过河。“4月24日，太原解放。这时，彭总和王震都不在西北。王震去参加七届二中全会，彭总去太原前线协助徐向前指挥打仗。一野战史，王震参加七届二中全会非写不可。彭总这段时间不在，写不写呢?我看，也要写。5月25日，十八兵团从风陵渡过河。6月5日，十九兵团从禹门口渡河，统归一野建制。彭总离开西北前线的那段时间，部队是由张宗逊同志指挥的。”
二、正确执行民族政策。“西北解放，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执行民族政策，要反对两种倾向。那就是：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又要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当时，主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因为从历史上汉族当权派一直是压迫少数民族的，民族仇恨较深。于是，彭总在兰州把主要精力放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他出席藏族、维吾尔族邀请的会议、活动，从维吾尔族上层人士中调查少数民族的历史，主持制定了各种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规定、意见和要求……彭总的名字与解放大西北是连在一起的，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正像土基工作会议上林伯渠所讲的那样：‘彭德怀的名字，有德可怀，有威可畏。’”
三、改造“解放兵”。“西北战场，改造俘虏兵在全军数第一。最少占60％，一般是80％，‘即俘即补’毛主席都作了肯定。”
四、“一切为了前线”。“西北作战的胜利，离不开边区人民的大力支援。当时地方提出的口号是：‘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这个问题，不能忽视。分量也可重一些。当然，表述时，有的用数字说明，有的英雄事例也可加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