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男”:女性渴望的“小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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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文青大概都有作死地爱才子的阶段,被对方的文字、思想、歌曲所打动,不顾一切地爱过去,母性大发,承受着和才华相伴的自我、阴沉、冷漠和不可理喻。女人基本是在很年轻的时候才爱得动才子,那时给自己下迷药比较容易,觉得对才华的仰慕可以超越生活所有的血泪。终有一天,当另一个男人把眼光聚焦在你身上,把你看得比他自己重要的时候,就有一种圣母时代可以结束的感觉”。
  7月末,杭州一名叫鲁瑾的电台主播在自己微信公众号上贴出这么一篇算是“随笔”的文章,用不到千字的短文配以女性情感专栏的调调提出了“暖男”这个概念,称“一个经济和精神上独立的女性或许更倾向于选择温文尔雅、体贴善良的男人”。如此,或许可以实现“小确幸”:微小而确实的幸福。
  这篇呼吁“微小而确实的幸福”的文字在如今过剩的心灵鸡汤市场中一下脱颖而出,获得身边八成以上女性朋友的转载,“暖床暖脚又暖心的好男人”头一次地打败了“出任CEO、走向人生巅峰”这样的成功学垃圾,我们终于可以放心地感慨,原来“宁愿在宝马车里哭”的价值观并不能代表所有的适婚中国女青年。
  适婚女青年的“刚需”
  仔细一想,细致贴心又顾家的“好男人”形象似乎也不是什么新东西,前几年叫“经济适用男”,这几年又多了个“暖男”的称谓。名称虽然在变,但适婚女青年们找合适对象的“刚性需求”却一直没变。
  正如香港著名词人黄伟文写到的那样,“小餐台沙发雪柜及两份红茶”的人生理想几乎可以套用到大多数城市白领女青年的身上,如《老友记》里的莫妮卡·盖勒那样,在“非诚勿扰”的人海中寻寻觅觅,蓦然回首才发现原来最适合自己的是身边多年的好友、“暖男”钱德勒·宾。
  回顾莫妮卡的恋爱史,我们可以发现钱德勒几乎是其中最不出众的那一个:幽默他比不过“搞笑鲍比”,成熟稳重比不过理查德,有钱比不过千万富翁彼得,脸蛋身材更是莫妮卡数任男友中平凡的那一个,事实上,钱德勒的“路人”形象本身也是《老友记》的经典设定之一。
  《老友记》播映到第五季时,编剧突然“神走向”地把莫妮卡和钱德勒这么一对撮合在一起,让追了好几年的粉丝大呼“搞什么鬼”!也是,想想“女神”级别的莫妮卡怎么会看上“路人”钱德勒呢?更不曾想到的是这个“伦敦一夜情”乱搞出来的“钱莫组合”最后成了美剧史上最经典的情侣档之一。
  “女神”莫妮卡的极端洁癖与控制欲一直是《老友记》的老梗:对莫妮卡而言,毛巾要分11种用途;每个杯子都有专门用途,混用会让她抓狂;被子上的小花要冲向南面铺在床上,否则小花会因为晒不到太阳而枯死;马桶一天要刷6次;卫生纸要叠出一个小尖尖;房间每一样东西都必须按照她的方式摆放,不能擅自移动;非常好胜,所有的比较哪怕不是比赛都要得第一。
  “暖男”钱德勒就温柔地包容她每一个怪癖和偏执,并以没有人能像他一样包容莫妮卡而骄傲。因为知道莫妮卡有洁癖,他主动要求帮忙打扫;因为知道莫妮卡有好胜心,他刻意输掉乒乓球比赛;因为知道莫妮卡想要盛大的婚礼,他愿意拿出积攒多年的储蓄。
  正如鲁瑾描述的那样,像钱德勒这样的“暖男”会在关心女性的角度上做得很具体,“他会关注你,懂得和理解你的需要。他知道你需要被心疼,被关注,需要知道你是他重要的部分的那种安全感”。
  实际上,这种对“温柔持家关心老婆”好男人的定义在中国更是不新鲜,地域标签虽然不科学,但却有一定程度上的代表性。比如,东北肯定是“直男癌”的高发区域,南方则多出“暖男”,如果说非要细化到一个城市的话,则不得不说“上海男人”。
  “魔都”上海,从1843年正式开埠起就一直拥有和中国其他地带所没有的“洋气”气质,沿海各城大抵都有被“半殖民”的历史,但像上海这样毫无顾忌地拥抱异域文化的还是少数,
  租界里以英国人为首的外国佬们在攻城略地的同时还带来了“绅士气质”这种东西,上海人自然也是全盘接受并认为“为女性服务”是有教养的表现、是“洋气”的表现,除此以外还把这东西杂糅进本地的“小男人、妻管严”文化,简直发扬光大。
  龙应台曾这样描述上海男人:“我对大陆男女关系的平等是有心理准备的,只是没有想到上海男人在大陆男人中还自成一格,是一个世界稀有的品种。”她说,“上海男人”温柔、体贴、善于家务、对妻子言听计从,真是“暖男”遍布上海滩。
  一场关于话语权的战争
  正如范冰冰所说,“受得起多大的赞美就经得住多大的诋毁”,“暖男”在被女性们一边倒地“点赞”的同时,遭遇到来自“直男癌”们的恶意。
  妖艳如花的万人迷们通常会被隔壁大妈在背后恶毒地冠以“婊”字,而以“上海男人”为代表的“暖男”们也会被自诩为“北方糙爷们儿”的“真男人”们大骂一声“娘炮”。异性喜欢的,同性就要相斥,这或许是男人和女人的共性。
  鲁瑾发表文章后不久,一些鄙视《暖男》的文章应运而生,譬如《什么样的女人需要暖男》,《暖男,没钱的暖男你要么?》、《我想暖你,可你是周迅陈红林青霞么?》,更有评论称“男人眼中的暖男就相当于女人眼中的绿茶婊”。
  女性渴望李大仁那样的“暖男”来抚慰心灵,但上天却选中了中国作为“直男癌”的高发区域。你以为你是莫妮卡他是钱德勒,但实际上你是艾米他是“谢耳朵”。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与“暖男”差不多同时流行起来的,是另一个名词:直男癌。显而易见,后者在字面意义上含有贬损甚至绝望的意味。它指的是大男子主义的、处处以自我为中心的处事方式,与“暖男”所指涉的绅士作风似是天差地别。
  1997年龙应台在《文汇报》上刊出《啊,上海男人!》一文时,曾引起了很多男性的反感,认为这是在“抹黑”男性形象,甚至长期以来的社会舆论也乐此不疲地用“上海男人”作为不够“爷们儿”的经典梗,电视节目中正宗北方人巩汉林也仗着自己的小细胳膊小细腿说着全是齿音的普通话做了上海男人的活标本,以至于让全体男女老少乐不可支。
  这些存在多年的文化建构大多从男性角度出发,教育社会大众男性应该怎么在另一半面前表现才能算是“男人”,却很少考虑到作为另一半的女性的真实需求。
  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爆炸式上升,以鲁瑾为代表的城市知识女性在反物化女性的同时为男性贴上一类类的标签,“宅男”“凤凰男”“经济适用男”“暖男”这些一个又一个的名字开始将男性物化,两性之间的话语权争夺变得异常激烈。
  面对各种反“暖男”的声音,鲁瑾显得不怎么在意,她在自己最近的一篇文章写到:“还是那句话,别给自己找借口了,暖是一种气质,自己不暖别以为暖的都是岳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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