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代戏剧叙事体现出了多元融合与自由开放的新特点。正是这两大特点，使得当代西方戏剧舞台呈现枝繁叶茂的荣景，涌现出大批优秀作品。德国戏剧《金龙》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本文通过对《金龙》戏剧文本的分析，结合实际舞台演出，归纳出其主要叙事特点，体现为现实与象征，真实与虚幻，幻觉与反幻觉三个方面。并以《金龙》为例，探究当代戏剧叙事的新发展与新思路。
　　关键词：德国戏剧；叙事观念；叙事手法
　　当代德国剧作家罗兰·希梅芬尼（Roland Schimmelpfennig）的作品向来以叙事精巧著称，他一直致力于探索戏剧叙事新形式，致力于在尖锐而深刻的现实题材中挖掘出浪漫主义的美感。其编剧作品《金龙》，整个故事叙事手法多样，像一场盛宴，源源不断地带给观众一种意料之外的趣味。
　　一、 现实与象征
　　《金龙》的故事发生在一间地点不明的东方（中式/泰式/越南）餐厅——“金龙”中，狭窄的厨房里挤了五个亚裔移民在忙着出菜，其中一个新来的年轻人牙痛难忍，却因为是非法移民不能看医生。餐厅楼上的不同楼层分别住着不同的房客，隔壁则是一间杂货铺。餐厅、楼上、杂货铺三个地点的故事交错发生，同时还并行地演绎着一个关于蚂蚁与蟋蟀的寓言（在舞台上直接由区别于餐厅人员的演员进行扮演，演员上场后直接以自报家门的方式告诉观众所饰演的动物形象）。错综复杂的故事线索背后，体现的是剧作家罗兰·希梅芬尼高超而精妙的叙事技巧，它给人的第一个深刻印象，就是将现实性叙事与象征性叙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首先，从表面来看，这个故事若走纯粹写实路线似乎并无不可，然而这样的处理不仅流于俗套，也大大地局限了作者想要表达的生活面与更广泛的思考。因此，本剧在现实叙事基础上别出心裁地融入了另一种叙事方式。
　　《金龙》以一颗隐藏在一位亚裔移民小伙口中的“蛀牙”为线索，从开场的小伙牙痛到餐厅里全体亚裔移民帮忙拔牙，再到牙齿飞落进空姐顾客的酸辣汤中，最后被她抛进海中的过程，不难发现这颗坏掉的牙齿贯穿了剧情发展的始終，而牙齿在《金龙》中也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物质存在那样简单。
　　之前小伙子在餐厅工作中一直被牙疼所困扰，常常叫出声来，这种由蛀牙带来的对人、对厨房环境的影响还只是表面，随后蛀牙被拔出后飞入菜里，其他的同事在小伙被拔掉牙齿的空洞里发现了一圈“人”时，故事突然发生转折，蛀牙的意义豁然就得到了升华。前期是隐隐地疼，发展至间歇疼痛，最后变成没日没夜的剧痛，这一疼痛过程隐喻的无疑是这个“非法移民”小伙的思乡之痛，是对家人的牵挂与思念之苦。最后，舞台呈现了小伙子与地球另一端家人的隔空对话，空洞里有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不同人的声音从这个魔幻的黑洞中交叠传出，“蛀牙”进而成为一种象征性的意象，随着剧情的推进，寓意逐渐扩大与深化。这颗蛀牙不只是长在这个小伙子嘴里，更是一颗长在所有亚裔移民嘴里的“蛀牙”，是因东西方不同价值观碰撞而带来的文化疼痛。“蛀牙”作为象征参与了叙事，而且没有流于表面。它的象征意义也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情节不断变化，正是这种变化让该剧主题一步步得到升华。
　　故事前期以蛀牙与人的冲突为线索发展剧情，后期则更巧妙地以蛀牙连接了两类人的精神世界。牙痛前期象征乡愁，这是从亚裔移民角度来体会的疼痛，那么同时与亚裔移民一起生存在这个城市的当地居民对于蛀牙又作何感受呢？作者让这颗蛀牙飞进了空姐的酸辣汤中。奇怪的空姐住在“金龙”楼上，上楼后又偷偷躲在自己房间里品尝这颗混杂着酸辣汤味道的牙齿。蛀牙到这里的象征又变了，通过这种味道，空姐想像这颗牙齿在别人口腔里的样子，咀嚼出和那些亚裔移民一样的孤独，这是一种畸形的共情，或者说这才是一种最无能为力的孤独。透过一颗蛀牙，我们看到了不同层次却共通的两种感受，蛀牙和疼痛是表层，人类精神的孤独才是最深层的艺术意蕴。
　　二、真实与虚幻
　　该剧除了金龙餐厅和楼上、杂货铺的现实情节之外，还创新加入了蚂蚁与蟋蟀的寓言故事。在现实部分故事演出的同时，寓言故事也在悄悄展开。这是出自伊索寓言的《蚂蚁与蝉》：蚂蚁夏天辛勤劳作，储备粮食；蝉则整日歌唱舞蹈，导致冬天没有食物，遭到蚂蚁耻笑。剧作家将蝉置换成了蟋蟀，并丰富了故事的内容与含义。最有意思的是，剧中并没有将寓言故事孤立地表现，而是随着剧情的发展，让寓言流入现实——蟋蟀与蚂蚁的故事渐次与祖父、情侣、酗酒男和空姐的故事交叠，这样的设置在全剧中最能体现真实性与虚幻性交融的艺术特色。
　　与传统寓言故事的含蓄不同，这个故事一开始就是残酷且直白的。迫于生活压力的蟋蟀在蚂蚁的盘剥下，不得不通过出卖身体换取生存。年迈的爷爷为了“找回年轻的样子”找到蟋蟀，实际是想重振男性“雄风”，却因无能为力而发怒折断了蟋蟀的一根触须；无法接受女友怀孕事实的年轻小伙也成了蟋蟀的客户；因妻子再次出轨而酗酒的男人，用暴力将悲痛转移到蟋蟀身上。蟋蟀倒下的瞬间，它的身份突然间变成了牙疼小伙口中一直要寻找的姐姐，小伙在台前憧憬着姐姐可能过着的幸福生活，但背后蟋蟀这一妓女形象却影射着现实中小伙姐姐的谋生之道。寓言中的动物直接进入了现实故事中，参与叙事并推动剧情发展。
　　与此同时，由一颗蛀牙引起的风波随着小伙的死亡告一段落，故事却没有就此终结，相反的，舞台上原本就存在的虚实不定的幻觉感更加强烈。小伙死后，他的同事们将他的尸体丢入海中，小伙漂洋过海，漂过了四大洋，绕行地球一圈，然后横跨整个西伯利亚，穿过白令海峡，沿着黄河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那是童年成长与现在安息的地方。这段故事的叙述视角就由外向内转到了小伙身上，他在感知世界的过程中出现了幻觉。现实生活的落差使他死后在海底漂游时所产生的幻觉更具神秘和朦胧的美感。
　　虽然《金龙》讲的是一个餐厅里的故事，但没有人知道它在哪个国家哪个城市，也不知道故事发生的时间。看起来似乎是现实，却没有任何物理意义上的时间地点，始终给人一种普遍性、无始无终的虚幻之感，巧妙地打破了真实与虚幻的界线，亦真亦假，虚实莫测，令人称奇。 　　三、幻觉与反幻觉
　　亚里士多德认为戏剧要以真实的场景，让观众在看戏之时产生幻觉，剧场舞台目的在于引发观众产生真实的幻觉，因而被称为幻觉剧场。在《金龙》的舞台上我们看到了生活真实场景的再现，厨房的空间封闭狭小，除去必要的桌子以外空无一物，用真实场景让观众产生幻觉。于此同时，编剧又不想让观众完全沉浸在情节与情感的漩涡之中，于是我们又看到了大量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手法的运用，来打破观众心中的幻觉真实。
　　让我们回到最初，这个故事是怎么开始的呢？
　　“在一家泰式∕中式∕越南餐厅的厨房里。”这句话不是作为舞台提示，而是被角色实实在在地说出来的，不仅如此，台上角色时而一人叙述、一人表演“他牙疼”——于是小伙子捂上了半边脸，时而由角色自己先描述自己行动“我笑了起来”——然后角色开始大笑，时而还带着对舞台本身的指涉“中场休息几分钟”——全场灯亮。这些形式是粗砺的、插入式的，随时强调演员（叙述者）的存在，这都是对布莱希特间离手法的极致运用。更有趣的是，剧中的15个角色由5名演员来扮演，全体演员进行了性别大反串——男饰女、女饰男，在《金龙》的上半部分中几乎泛滥的“打断”究竟是为了什么？
　　由叙事节奏变化而带来的喜剧性是一个较浅显的原因，这其中还有更深层的机制在起作用，那就是反差。它丰富了叙事层次，使叙事张弛有度，同时也刺激了观众进行更多的联想与思考。同时，这种反差也让现实主义题材的故事再添一层悲剧色彩，现实总是打败浪漫想象，底层人群总是悲苦地活着。在现实与想象的搏斗中，现实获得了不痛不痒的胜利，也是因为这些打断，观众才显得更理性。同时由于角色的频繁切换，演员必须对自己的表现进行“间离”，他们身上会不停带有舞台上其他人物的特性。例如扮演蟋蟀的演员下一秒就是金发空姐，而再下一秒又变成被困在仓库里的亚洲女子，说不清是借着蟋蟀映射了后两者的困境，还是借着空姐与女子看到了蟋蟀的影子。
　　幻觉与反幻觉并存的方式使情节产生跳动，整部戏具有较大的延展性。不仅是观众，连演员也在剧中形成了一种冷静的审美与反思，所有参与者都从舞台事件的进展中解脱，在理性状态下领会剧作本身的主题与价值。
　　罗兰·希梅芬尼从不试图接近底层移民这个特殊的人群，他的态度冷漠而疏离，像故事的局外人。在剧中，他安排了空姐在最后站在舞台高处，在月光下凝视自己，然后吐掉那颗意外掉进酸辣汤里的牙齿，那种顾影自怜的、自我与社会之间的疏离让人感伤。希梅芬尼用一种超越了时空、地域和种族的叙事视角，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真实与虚幻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悲伤过后，一切如常，无事被改变，那种无可奈何的境遇，才是人类最根本的悲剧所在。非法移民因孤独和囚禁而死，那么空姐呢？那些居住在餐厅楼上的本地居民呢？孤独无边无际，命运殊途同归。
　　《金龙》中独特而多变的叙事手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戏剧灵活变通的发展趋势，叙事观念的多元融合与自由开放着实令人惊叹，但归根结底，最终关注的点，还是最真实的人类、典型以及种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最终追求的，也还是戲剧的本质和生活的终极真实。